躯体化与道德主体

1986年出版的《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一书，延续了凯博文在《文化语境下的病人与医生》中涉及的许多基本问题；该书从文化比较推进到了社会分析，不仅厘清了神经衰弱与抑郁症之争，更重要之处在于其对躯体化理论的推进，以及对中国社会的细致观察。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当代医学人类学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标志着凯博文思想的真正成熟。

第三章关于“躯体化”的讨论，虽然是之前思考的延续，却并不只是复述，而是在新的研究中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深化。凯博文对“躯体化”的定义是“缺乏确定的有机病理情况下的生理不适表现（比如，转换症状和疑病症）以及由确定的生理病理导致的症状的扩大化（比如，慢性病）”。躯体化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个体和个体间的苦痛通过一种生理疾病的习惯用语表达出来，包括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求医模式”。这一立意早已脱离了简单的文化比较，而是进入到对社会苦难与身体意义的深度追问：“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都被转化成关于痛苦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https://www.daowen.com)

凯博文还花了三章的篇幅深入介绍了13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被逐层分为三组。第一组中的3个案例相对比较简单。在中国医生看来，这些病人都是神经衰弱患者，但在凯博文看来，患者的身心不适都来自抑郁问题，而且伴随严重的社会问题（家庭和学校压力、工作困难、工作隔离等）。随后的4个案例构成了第二组，该组已经从简单的症状分析上升到社会环境研究。4个案例涉及单位制管理、人际关系、家庭问题、工作问题等，这些问题对疾病行为的开始和延续都有很大影响，但患者精神的脆弱具有更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一组由6个案例组成，患者的身心问题都与曾经经历过的“文革”有关，历史因素由此被引入研究当中。凯博文在深度观察这一时期中国人精神状态的深层肌理之后，做出了相当中肯的评价：这种苦难从结构上来说都是相似的（威胁、伤害、罪责、去道德化），从性质上看可能不是那么严重，它们还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中国精神病的社会根源的情况。我们将把这些案例介绍给读者，因为这些案例显示了社会危机是如何强有力地强化个体本身（和个体的社会网络）潜在的问题，或者导致那些个体（及其社会网络）在别的情况下无法体验到的新的痛苦。

由于西方医学背后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架构，医生（包括中国的西医）将疾病区分为精神疾病与躯体性疾病，这种区分和相应的文化意义会影响到病人对自己身体状况的理解与体验，但“个体只会表达那些与抑郁、焦虑或者愤怒情感关联的具体化的身体症状”。换言之，个体不会以自己的灵魂来对象化自己的身体，敏感、脆弱、苦痛、抑郁的灵魂与有着各种苦痛的身体是完全一体的。这样，通过疾病和躯体化的概念，凯博文重构了对主体的理解，他称之为“道德主体”。道德主体既非笛卡儿二元论模式下的思考主体，也非20世纪生命哲学中的欲望或意志主体，而是一个疾病缠身的灵魂，他背负着社会和文化在其身上的所有复杂烙印，并以此与周围的人和社会发生关系。“作为道德主体的病人也许意识到了这种具体化的病痛含义，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没能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