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认知
通常来说，我们认识世界有两种思维模式。第一种叫自动化思维（automatic thinking），是一种无意识、没有明显意图、不需要努力的思维方式。例如，我们在与朋友聊天时，看一眼别人脸上的表情，就知道朋友的情绪如何；我们吃饭时，看到有汤就知道要用勺子喝，看到有面条就知道有筷子夹。这些都是我们自动化思维的反应。
第二种社会认知的模式叫控制性思维（controlled thinking），这个思维过程通常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仔细地进行思考加工。例如，我们是否要将社会心理学作为未来学习和研究的主要专业，是否要与某个人开始一段亲密的关系等等，这都需要我们付出很大努力和很多时间进行思考与判断，最终做出决定，而这些都是控制性思维。
1.认知偏差
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社会认知中的自动化思维和控制性思维保持着平衡，共同为我们清晰、准确地认知世界而协调努力。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的自动化思维会更加突出，因为它的反应非常迅速，常常是在一瞬之间就已经做出了判断，甚至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然而，也正由于它太快了，并没有进行细致的加工，所以也常常出现一些偏差。
如果我们有一位朋友频繁地更换恋爱对象，我们很容易会认为此人对于爱情的价值观可能会有问题，因而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忠诚。然而，我们很可能会忽略另一种可能性：这个人在更换恋爱对象的事情中是被动的，是别人不愿意与其交往，所以是被迫结束一段感情，而后才与另一个人开始交往。如果我们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直接就认定是人品的问题，那很可能就是错误的归因（misattribution），但我们又常常这样做。因为我们总是会不断地分析和讨论事情是为什么发生的，这就是归因（attribution），即根据行为来推论、解释其背后可能存在却又无法直接观察的原因。为了了解和适应复杂的社会、控制周围的环境、预见他人的行为，其实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世间万物的关系。但我们在进行归因的时候，又很喜欢运用自动化思维。
“归因理论之父”海德认为，人们在尝试解释他人行为的原因时，通常会做出两种倾向的归因。[3]一种是倾向于对行为做内部归因（internal attribution），即行为背后的原因与其个人自身的因素（如人格、价值观、态度等）有关，也被称为个性归因（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就好像我们在看到街边的乞丐时，常常会认为是由于其懒惰而咎由自取。
另一种倾向是对行为做外部归因（external attribution），即行为的出现与当时的情境（诸如天气、地理环境、突发的事件等）有关，因此也被称为情境归因（situational attribution）。如果我们知道乞丐因为工厂倒闭或无力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时，那么我们往往倾向于将其行为归因外部的情境性因素。
伴随着归因的类型不同，我们对他人的印象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当我们对消极事件做内部归因时，通常会对当事人产生负面的印象，如同我们会对前面提到的频繁更换恋爱对象的友人产生“花心”的负面评价。而当我们做外部归因的时候，似乎就更容易理解当事人，例如不仅不会讨厌总是被恋人“抛弃”的朋友，反而还会心生怜悯。
社会心理学家们发现了一种称作“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的社会认知现象，即我们在行为进行解释时，常常高估人们内部的、人格方面的因素，而低估情境方面的因素。前面关于更换恋爱对象的问题便是如此，我们大多数时间会认为是这个人的“花心”，而很少想到其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这也是一种认知偏差，就是说我们会依据一些不完整甚至是虚假的信息对事物做出判断，而因此产生错误。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我们常常不依靠我们的控制性思维，而是习惯性地使用自动化思维，依靠所谓的“直觉”，企图借此寻求认知的捷径，从大量信息中更简单、更快捷地获取一个更好的解释，结果反而忽略了重要的信息。
在一场重要的比赛中输给了对手，我们会做何感想？通常我们会感慨“今天运气不好”或者“场地的条件差”等，很少有人会愿意承认“我的能力不如对手”。相反，如果我们赢了，却很少会说“我的运气太好”或者“对手只是状态不好”之类的话，而是会认为自己确实技高一筹。这种认知偏差叫作“自利性归因偏差”（self-serving attribution error）[4]，即将成功归功于自身因素，而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原因。《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在临死之前仰天长叹六个字“既生瑜，何生亮”，就是这种自利性归因偏差的体现，他在几次交手中都被诸葛亮打败，最后被活活气死。而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造化弄人，是运气不好，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周瑜，为何还要搞出一个诸葛亮呢？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自利性偏差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自动化思维的认知方式，还与我们的动机与需要有关，自利性偏差有助于保护和提高我们的自尊，或者在他人面前保持良好的形象。[5](https://www.daowen.com)
2.启发式认知
我们在社会认知时的“偷懒”习惯，不仅出现在我们对他人的印象，以及对其行为背后原因的理解上，还常常出现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上。在对很多事情进行决策或判断的时候，我们依然喜欢寻找认知的捷径，希望能够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加工众多的复杂信息，得到可靠的结论。因而我们往往使用快速而简单的认知方式，形成印象、建立解释、做出决定。这种我们常常依赖的简单、快捷、高效的认知策略，就叫“启发式（heuristics）判断”。
在很多情境下，启发式认知能够让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做出某种重要的判断，例如对危险的评估、如何躲避灾难等，这对于人类的生活适应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如此，启发式还是会在很多情境中给我们带为错误的判断、失误的决策。
（1）表征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这是指我们根据当前的信息或事件，与典型信息或事件的相似程度来进行判断。例如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大学教授应该是戴着眼镜、捧着书本、头发花白的老年男性。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亭亭玉立、衣着时尚、青春靓丽的年轻女性时，很可能会把她错当成大学生，而不是大学教授。通常来说，某一个群体内的成员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和独特的风格，而我们在日常的社会认知中会在此基础上慢慢形成典型化模型，并将其作为判断的依据。一般情况下，这种利用典型化特征进行判断的表征性启发相对是准确的，但过分强调与典型一致，而忽略某个个体的特殊性时，就会产生偏差了。
（2）易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这是指我们根据某种信息从记忆中被提取的难易程度来进行判断。那些容易被回忆起来的信息，被认为比那些不太容易回忆起来的信息更常见、更容易发生，也更可能是真的。例如由于在媒体报道中常常出现“同性恋”的话题，使其在记忆上更容易提取，结果在2011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美国普通成年人认为美国同性恋比例高达25%[6]，这个比例可能是实际比例的7倍左右[7]。可见，搜索信息的有效性会影响我们的社会认知。当某些信息很容易让人回忆和联想起具体的事例时，我们就倾向于认为其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另一种情况是，当某些事件所引发的信息更加生动、更令人印象深刻时，我们就会认为其发生的频率会比较高。例如我们会对极少发生的儿童绑架案件而忧心忡忡，却常常忽略经常发生的儿童日常受伤案例（如坐车不系安全带等）。[8]每次飞机失事或意外的新闻总是会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因此很多人常常对乘坐飞机有很大的恐惧，认为发生意外的比率很高。2001年“9·11”事件之后，更多的美国人放弃飞机而改为开车旅行。[9]但实际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2008年发布的报告指出，2003—2005年间，在出行距离相同的情况下，汽车发生事故死亡的概率是飞机失事的230倍。
（3）锚定性启发（anchoring heuristic）。在处理不确定的事件时，我们常常会用已知的事物作为起始点进行判断。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判断时，会先抓住某个参照点或锚定点，以此来降低模糊性，然后再逐步地调整，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只给我们5秒的时间，要求我们快速地推测1×2×3×4×5×6×7×8和8×7×6×5×4×3×2×1两组运算的结果，结果发现前者预测的结果是512，而后者的预测结果是2250。[10]虽然两者与标准答案40320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我们可以发现两组运算数列顺序的不同，就造成了预测结果之间巨大的差异，这是由于两组数列的锚定值不一样的结果。1×2×3×4×5×6×7×8数列在5秒之内，可能才算到24，而8×7×6×5×4×3×2×1数列在5秒之内可能还在算56×6，这个336的数字显然比24要大得多。所以，我们的预测是从两个相差很大的数逐渐向上调整的，也必然带来预测结果的差异。
锚定性启发常常被聪明的商家使用（尽管他们并不会知道这种方法叫“锚定性启发”）。比如同样一件衣服，老板开价1000元和开价400元，我们还价的幅度就会完全不同。开价1000元，我们与老板软磨硬泡，终于以800元拿了下来，一定就很高兴了。但如果开价400元，就算还到200元，我们也不一定会开心。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商家喜欢把商品的价格标得高高的，因为顾客还价时往往“锚定”在标出的价格之上，即使还了价，也不会太低。这样既能保证商家赚到较高的利润，又让顾客觉得得到了便宜，格外开心。
表征性、易得性和锚定性三种启发式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可以帮助我们高效、快捷地做出判断，而且节省了大量的加工资源。但如果在决策或判断情境比较模糊、信息比较复杂或不够充分的时候，就可能出现种种认知的偏差了。因此，真正在进行认知加工，特别是非常重要的决策或判断时，我们就需要谨慎地审视自己的认知过程，以尽量减少启发式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