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组织
关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制度特征和组织行为，有来自经济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领域的多元理论视角加以解释。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即已成形，如公共财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信任相关理论、创业家理论以及资源依赖理论。政治学视角出发的理论涉及政府失灵与志愿失灵理论等。经济学假设认为，市场是提供服务与物品的最优机制，但由于外部性、公共财、资讯不对称等问题会引发市场失灵，因而需要政府部门介入，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物品与服务，弥补市场的缺陷。萨拉蒙认为，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变迁，以及民主政治本身的特性，政府本身亦有可能发生失灵危机。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之下，非营利组织便成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时最佳的服务提供者。当然，非营利组织也会面临“志愿失灵”情况，具体表现为慈善的不足性、慈善的特殊性、慈善的家长制以及慈善的业余性，进而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改善非营利组织的缺失并辅助其发展。
有关经济学、政治学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分析，虽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本章之篇幅，不展开详述。本节重点介绍社会学领域阐释非营利组织的理论视角，从历史观点、制度理论以及组织生态学理论解释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
（一）历史观点
从历史的观点，非营利组织的出现并非以单一形态的组织模式出现，而是因应不同目标，由各类不同团体集结而成的一种组织模式。据DiMaggio与Anheier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三种重要的实体解释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分别是身份团体（status groups）、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与国家（the state）。
在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早期阶段，福利服务主要由身份团体发起的慈善组织提供。随着政府开始资助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早期慈善组织对于身份团体的依赖逐渐减少，而更多诉诸专业人士的支持进入志愿组织发展阶段。步入20世纪60年代，国家承担起福利领域的主要责任，非政府组织在政府力量推动之下渐渐转变为“第三者政府”（third party government），配合政府扮演福利服务输送者角色，直至福利国家出现危机。
1.慈善组织阶段
几个世纪以来，在政府没有承担起福利供给方面的责任之前，社会福利一直是由身份团体发起的慈善组织提供。这些身份团体包括上层阶级、工人阶级以及种族与宗教群体，它们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早期推动力。以英国为例，1601年以前，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的作用微乎其微，贫穷者的生计主要依赖他们的家庭或者善心人士得以维持。身份团体参与社会福利提供的动机各有不同。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他们担心失业带来生存危机，因而成立互助组织。对于富裕人士而言，慈善动机则更加多元。有些为了彰显其身份地位，有些出于宗教信仰。Lewis认为，对于早期上层阶级的女性而言，她们的主要生活领域是家庭，鲜有与外界接触的渠道，参加慈善活动为她们提供了更多社交机会。不过，虽然这些慈善的背后可以解读出这些自利动机，驱使他们参与慈善捐助与志愿服务更重要的还是利他精神。
2.志愿组织阶段
在非营利组织发展过程中，专业人士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美国的进步年代（the Progressive Era），专业人士逐渐取代早期身份团体成为非营利组织发展背后的关键力量。进步年代的中间力量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都是活跃于各自领域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社会工作者。20世纪20年代，专业人士已然成为医院、大学及社会服务机构的主导力量，他们和上层阶级一样开始影响组织的管治。
3.第三者政府时期
一战后，新生的苏联社会主义体系、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工人运动使得资本主义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此时，志愿组织募集的资金有限，覆盖不了需要服务的对象，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也不足以缓解社会冲突。动荡的经济与社会局势最终促使政府肩负起应对社会问题的主要责任。从20世纪40年代起，英国政府逐渐承担起在教育、健康、社会福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的责任。政府不仅提供财政支持，也提供直接服务与服务督导。英国的福利体制逐渐转变为福利国家，直到70年代福利国家出现危机。在福利国家时期，非政府部门依赖政府的资助提供服务，经历了其黄金发展阶段。至70年代，美国的福利体制本质上即为一种政府与志愿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者政府”，协助政府提供福利服务。政府资助替代传统慈善捐助，成为非营利组织最主要的财政来源。70年代，福利国家陷入危机。民众埋怨税收过重，但同时他们又期望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而政府已无法动员到足够的资源去维持不断扩大的社会福利需求。政府提供的标准化服务也无法满足中产阶级多元化的需求，更无力回应层出不穷的新社会问题。撒切尔夫人当选为英国首相后直到90年代，保守党一直致力于减少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主张应当让民众依靠自身的力量。美国自1980年里根带领的保守党执政后，也认为大政府束缚了民间活力，应当减少政府在福利领域的支出，让民间公益力量来分担部分责任。政府福利理念的转变，意味着推动志愿部门发展背后的驱动力再次转变。政府意在复兴私部门的力量，倡导私部门在福利领域承担更多。80年代对于英美两国的非营利组织而言意义重大，虽然政府对于它们的资助减少，但却更加重视它们的发展。过去几十年间，英美志愿部门无论在规模还是范围上都有所扩展。虽然这些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慈善团体身份，而它们作为非营利组织被广为认识，并成为与政府、市场并立的部门是在70年代才出现的。(https://www.daowen.com)
本奈尔与桂提出研究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整合视角，认为非营利组织因服务、市场及社会环境性质的变化而转变。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制度都影响着对非营利组织组织形式的需求与供给。信息的日益可及性、对利益相关人权益保护的重视以及科技的进步减少了对非营利组织这种组织形式的需求。而影响到对非营利组织组织需求增加的因素则包括了政府资源的削减，以及日益扩大的社会种族、宗教及文化差异。同时，当社会需求的特性从物质的、简单易量度转向无形、复杂与难以界定的产品时，也更加需要非营利组织组织。从供应面向来看，交流的畅通、捐助的增加都强化了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可能性；而邻舍间的疏离网络、居住流动性的加大却限制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过去三十年间，政府逐渐将社会福利领域的责任转向私领域。政府削减福利资助力求减少财政支出。长久以来，政府资助已经成为非营利组织最主要的财政来源，政府资助的减少使非营利组织面临巨大压力。伴随新的人口结构变迁引发的社会需求增加，需要非营利组织提供更多有多样化的服务。鉴于此背景，非营利组织开始将它们的服务市场化，拓展更多收费项目，市场成为非营利组织发展背后最显著的力量。
（二）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认为现代社会具有高制度化特征，这样的社会所形成的制度环境，对于组织的结构、运作、存活有显著的影响。这些制度是公认的普遍的社会规则、规范和价值观，制度通过限制合法的可用选择来限制和形成个人和组织行为。制度环境中的组织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合法性，以取得充分资源、资讯与支持。制度视角下对于组织行为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经济学有限理性组织模式所强调的工具与目标的成本效益关系。
合法性，在本质上是符合制度期望的，因此成为组织长期生存所需要的中心资源。此外，由于某一特定组织领域内的所有组织都受到相同的体制期望和限制，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趋向于同质化，这一过程称为同构。Powell和DiMaggio区分了三种制度同构变化机制。其一，强制性同构是对直接或间接压力的反应，以遵守机构的期望，而这种压力通常是由受压力的组织所依赖的组织施加的。例如，政府和其他资助者施加的强制性压力，使承受压力的组织从非正式的、自愿的和业余的组织转变为越来越官僚和专业化的组织。同样地，随着服务专业人士取代志愿者，规范性压力的影响也在向同一个方向变化。其二，模仿性同构，即面对技术或环境不确定的情况，组织可能会模仿其他成功的组织。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非营利组织面临相当大的财务不确定性时会开始使用商业技术和营利活动。其三，规范性同构来自指导组织中专业人员工作的专业规范和标准，从而塑造组织行为。例如，无论组织形式如何，社会工作职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都有助于社会服务机构和福利机构之间的相似性。
制度学派强调组织的存在意义、组织目标的设定和组织的结构都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中逐渐发展而成，是一种社会建构关系，组织行动与其制度环境密不可分。一般而言，非营利组织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普遍发展与“重要的决定”“公共政策”“观念风潮”三种制度结构密切相关。
（三）组织生态学理论
组织生态学关注组织选择的过程，主张变迁模式是由选择过程的行动所构成。这种分析角度被称为“适应观点”。根据适应观点，组织内的次级单位，会搜寻相关环境中的机会与威胁，并采取应有的策略作为回应，据此调整组织内部结构。组织在因应环境变迁的过程中，也可能遭遇组织结构惯性压力。面对环境动态变化，组织的变迁速度慢于环境变化，就被认定为组织具有高度惯性。
从生态学角度出发，政府组织、营利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组织会参考其相关环境因素，做出对组织最有利的决定。生态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时间演进过程中三者之间的此消彼长及其影响因素。
（四）社会资本理论
美国学者普特南出版《使民主运转起来》以及《独自打保龄球》两本著作，提出社会资本理论概念涉及三个面向：网络、规范价值与信任。人们共同投身于公共事务或形成团体，进而产生互动关系、联结网络与共同价值规范，使参与者的行动有所依托，并由此基础形成对彼此的信任。他认为，传统社会制度的崩溃、人际关系的冷漠、信任感的降低、低度政治参与率、婚姻制度的不稳定、高犯罪率等问题，皆受到了人民不愿意积极参与社会的影响，从而导致社会资本无法持续有效累积。公民之间的自愿结社有利于社会公众之间相互联结互惠，共同为集体目标合作；这种存在于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互动，甚至可构成整体社会的运作基石。
社会组织在社会资本共享上有其重要的正向意义与角色。社会组织发挥的中介角色及其公益属性，能让人们有共同结社与讨论的机会与管道，产生并凝聚活跃的网络关系。这些社会资本的产生与积累，也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由参与者共同分享，而非个人所能独自占有，这就使得个人的私利有转化为集体公共利益的可能。社会组织的开放性参与与自发性社交，为人们提供相互了解的机会，形成多元的互动关系，参与者彼此的网络关系也有交叉叠加的可能，使得彼此间的社会资本可以流动，扩展社会信任的范围与程度。如此将有利于更大规模的合作与集体行动的产生，促进社会和谐运转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