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管理与治理
（一）社会组织管理
将社会组织与商业公司、政府组织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组织的行为。这些来自不同部门的组织在目标、服务对象、组织结构、社会参与、激励机制及组织资金来源等方面各有不同，这些区别已为一些研究所讨论并梳理出三类理想型组织的各自特征。就组织目标而言，政府组织一般关心的是通过重新分配资源和提供以其他方式无法满足的基本需要来提升社会福利。商业公司则追求通过生产商品在市场销售或提供服务来实现利益最大化。社会组织的目标通常是在一定价值范围内最大化会员利益（例如会员协会、合作社或互助会），或者出于利他主义动机，最大化服务群体利益（例如无家可归者、环保主义者或传统文化爱好者等）。社会组织也为个人生产个人产品，但这样做只是为了交叉补贴他们的公共产品。就组织结构而言，商业公司利润底线的可测量性允许商业公司设定清晰而具体的目标，这些目标也很容易被监控，因而商业公司可以将目标转化为清晰明确的任务结构，分层设计决策机制，而控制权归属于所有者或股东。相较商业公司，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皆缺乏一个明确的指标来衡量目标实现，组织目标和任务往往既复杂又模棱两可。政府组织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需要和外部利益集团的干预，最终对其选民负责。社会组织则需对其多元利益相关人负责，组织经营控制权被赋予了董事会。就组织资金来源来看，政府组织通过强制征税获得资金，商业公司通过商品或服务销售以及资本运作等方式保障其资金，社会组织则依赖社会捐赠、会员会费、政府补贴及其他服务销售等收入维持组织运作。20世纪70年代非营利管理（nonprofit management）学术领域形成之初，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乃禁忌字眼，因为当时学术社群认为非营利组织应该抵御来自商业主义的污染，这是一种超越财物底线的偏狭考量。Drucker认为，如今多数非营利管理的研究者反而认为恰恰因为非营利组织缺乏财务底线的要求，因而比营利组织更需要“管理”。
一切管理工程的核心工作便是绩效评量（performance measurement）。二战后蓬勃发展的评估研究中，绩效评量是其中相当重要的部分。若将绩效评量置于更宏观的学术脉络之中可知，当代学术界探讨的绩效评量，乃是近年来流行于公、私部门之绩效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的重要部分。
然而，适用于公、私部门的管理原则与方式，特别是绩效管理，与非营利组织的特质格格不入。因为当代一些追求抽象价值与理念的非营利组织的目标可能并不十分明确，而且往往缺乏充分的财力、人力、知识、资讯等资源进行组织评估。即使完成评估，也可能因规模小、结构单纯而无法进行组织调整。因此，基于非营利组织的性质以及资源、规模等诸多限制，非营利组织管理的绩效评量应根据非营利组织的特色和实务做调整。
对于政府而言，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评量不仅是一个组织内部管理的问题，也是一个政策议题（policy issue）。在当前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的思潮之下，公共服务的分权化、民营化与竞争化已成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所依循的原则，非营利组织成为政府执行政策时的伙伴。
（二）社会组织治理和问责
Gies和Shafritz指出，治理是一种监督与管理的功能，当一群人为了非营利的目的共同筹组合法之法人团体时，治理的功能便已产生。治理的含义一般指理事会为了治理免税组织而采取的集体行动，身为理事会成员，理事们应针对组织的有关事务表明自己的态度、信念及价值。Carver视非营利组织治理为一种引领组织成功的决策机制与原则。组织的决策权赋予理事会，以使它的权威与其负有的所有组织活动的社会责任相匹配。非营利组织治理包含了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两方面。内部治理是非营利组织内部理事会、高级管理层、监事会的职责分工以及权力分配与制衡，关键在于理事会与监事会功能的有效发挥。外部治理则是建立在良好法制基础上的有效政府监管和利益相关人监督。这里我们主要探讨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治理，尤其是理事会职责与功能的发挥。理事会需要确保组织合法合理有效地践行使命，对组织服务的社区、组织的捐助者、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人负责。(https://www.daowen.com)
迈尔和迈耶分析比较了非营利组织治理领域不同国别、不同学科、不同组织层面治理研究与实践的关注点之差异，包括这些差异限制带来的研究断层，尝试将这些治理的多元视角与整个治理体系加以综合，从话语分析理论视角提炼出其治理分析框架。[3]如表18-1所示，他们识别出非营利领域的五种组织话语，即管理主义、专业主义、家庭式、草根及公民，分析了这些不同话语对于组织治理相关的三大议题，即“组织向谁问责”“组织达成何种绩效说明其是负责的”“何种结构与过程可以确保问责性”的不同答案。
表18-1 不同治理话语的治理意涵
组织实践过程中，几种话语权重不同，长久以来，非营利组织受到专业主义影响，由专业人士主导，尤其是那些身处社会服务、健康照顾、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组织。专业主义强调融入医疗、教育、社会工作领域这些可能恰好与商业化实践对立之专业人士。[4]而新近受到新管理主义规制影响，管理主义话语显然在非营利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管理主义主张以私营部门的管理技巧来管理公共部门专业人员，这些技巧包括绩效测量与激励制度，非营利组织可以也应该遵循公司管理知识与实践。[5]管理主义话语下的治理，视非营利组织为生产产品或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商业组织，其中心议题是效率、效益、资源、策略。组织应当选择那些导向有效率或有效益达成使命的手段。决策过程也应当遵循理性管理流程，即定义目标，在目标信息与技术知识基础上进行规划，执行措施以达成目标，定期评估措施是否有效率或有效益并进行改善。管理主义是未来导向的，认为组织需要持续快速改变以适应快速变迁的竞争环境。
专业主义话语源自传统医学与法律专业，视非营利组织为一群用其知识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专家，重点关注组织面临的挑战与其实质性工作质量。因组织工作性质复杂需要酌情处理，因此组织决策过程是去中心化的。员工工作很少受到督导即时指导与反馈，而是接受其各自专业理念与方法指导，因而并非完全结果导向而是忠于其专业伦理。服务提供也非因市场需求导向而是基于某种立场与信仰，工作品质至关重要，安全也是关注重点。虽然也接受有效率使用资源的观念，但是用企业化方式获取与增加组织资源的意识较薄弱，在某些组织中，对品质的承诺可能会与其成本效益相矛盾。
组织治理体系包含了确保组织绩效可以向相关利益相关人负责的结构与过程，不同话语对于组织治理体系涉及的向谁问责、问责的表现是什么以及如何确保问责三方面问题的回应不同。首先，所有组织治理皆须回答向谁问责的问题。管理主义话语中，捐赠者与资助机构是中心，两者因对组织的贡献被视为公司股东。专业主义话语中，组织需优先向那些代表着专业标准的人负责。对于社会服务机构而言，其监察机构是其需要负责的对象。其次，问责的表现是什么？总体而言，非营利组织以其组织绩效问责，但不同话语对此问题仍有不同观点。管理主义认为，绩效意味着有成效与有效率地实现明确的目标；而专业主义则视满足专业标准、获得同行好评为绩效达成。再次，如何确保负责？这一问题关注治理体系的结构与过程。管理主义话语推崇商业化治理体系，理事会与执行长是主要人士；而在专业主义话语里，问责是通过同行评价以及与业内的其他组织达成的。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好的声望是最重要的资产。组织运转的项目回应社会需要，社会回报组织以信任与支持。理事会与整个组织一起致力于增强社会对于该机构的信任，这些努力包括如下：①进行公众教育，提升组织知名度；②保证组织接受社会问责；③全体理事、员工与志愿者都应遵守职业道德；④保证组织透明度，对社会公众开放组织信息；⑤平等尊重所有服务对象，维护其尊严；⑥恪守保密原则；⑦重视社区参与及回馈。
公信力是社会组织成功的关键因素。理事会制定政策确保组织的公信力，组织创立者、员工与志愿者共同维护其公信力。当社会公众信任组织时，他们会寻求组织的帮助，参与组织的活动，以其他形式为组织提供志愿服务与支持，称赞机构的工作、员工与领导，提供真诚的意见以帮助改善组织与项目。当然也需要明白，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只要组织能够坚守使命、恪守职业道德，就会赢得社会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