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学者的爱书情怀

朱自清曾在《给亡妇》一文中写道： “你知道我是最爱书的。”这代表了太多联大人的心声。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爱之物，对西南联大人来说，尤其如此。毕生爱书成性，为了书，愿意倾其所有，倾其所爱，宁愿食无肉，不可居无书，这是许多联大人共有的特点。

来联大之前，有不少教授的爱书之情早已溢于言表。如钱穆，他一生爱书，喜好收藏古籍。曾说： “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在北平的几年里，前后购书逾5万册，约20万卷，历年薪水所得，尽耗于书。他和朋友戏言，一旦学校解聘，自己就摆一个书摊，也不愁生活了。而吴宓在抗战以前也以优厚的薪资购得不少书籍（其中不乏珍本），南下长沙时即选带了4000册，其中1939年即挑了1000余册赠给了联大图书馆。携书辗转迁徙的艰辛自是难以言表。

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合大学，两次迁徙，乃至后来部分学院初始年级在四川叙永短暂办学，从平津而长沙，而昆明、蒙自、叙永，联大人最不忍舍弃的仍然是书。一些教授无法将家中藏书全部带出，只能选择极其珍爱者上路，结果留平津或别处的藏书大多遭劫遭灾，而随身携带的藏书也遭受了种种不同的命运，令人痛心疾首，扼腕叹息，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难以回避的“书厄”之一。

就朱自清来说，从北平迁云南，书的迁徙和保存也有着不凡的经历。据朱自清胞弟朱国华回忆，1938年，朱自清带病南迁昆明时，行装极简，却携带了近万册珍贵的藏书。刚到昆明时，这批书暂存于昆华师范。由于日本飞机轰炸日益频繁，不久，朱自清和闻一多两家搬到乡下，这批书却一时没有办法处理。朱国华考虑到哥哥身体虚弱、食少事繁，便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书籍转移任务。转移书籍的过程可谓惊心动魄。朱国华说： “一次，一前一后两只大口袋刚挎上肩膀，预备警报呜呜拉响了。我想，时间不早，还是赶紧走吧，也许还来得及出城。谁知已望见城门口了，警报大作，一架日本飞机旋即在头顶上盘旋。不好，我瞅见路旁一块低凹的菜地，赶忙伏在路基与菜地之间的浅沟里，一袋书压在身下，一袋甩在一边。片刻间，一声巨响和震动，炸弹在前方不远处爆炸，我闻到一股呛人的硫黄味。战乱之中，天天跑警报，时时轰炸声，但这一次毕竟是最近的了。敌机终于飞远了，我背起沉重的书袋继续赶路，当我带着一身泥巴到达龙院村时，夜幕笼罩了山壑……”1946年春，朱国华调至四川叙永，他收到了大哥朱自清的手书诗稿《寄三弟叙永》，深情地追忆了弟弟为他转移藏书的往事： “铁鹫肆荼毒，邻室无遗痕。赖汝移藏书，插架今纷纶……”^[46]兄弟二人因爱书护书情更浓，实为一段佳话。(https://www.daowen.com)

据皮名举侄子皮崇伟回忆，皮名举从天津南开大学来联大历史系任教并随迁蒙自。到蒙自后，雇了一辆手推车搬运行李，自己则随车步行，手上提一个皮包，包内放有几本心爱的书，途中见一人摆地摊叫卖旧书，便停下来随手拾取一本翻阅。等他猛想起行李车时，车已不知去向，找了许久始终未找着。事后，他居然得意地说： “幸喜我几本书没有放在那车子上。”在蒙自，某晚他去陈寅恪处长谈，回宿舍后发现挂在门背后的一件新呢大衣被盗，他连忙查看书桌、抽屉等处，知道藏书无恙，才放下心来。

冯至回忆： “我从1941年春起始翻译并注释《歌德年谱》，从外文系图书室借用40卷本的《歌德全集》。这部《歌德全集》是德国科塔出版社为了纪念出版歌德著作一百周年于本世纪初期约请研究歌德的专家们编纂的，虽然有些过时，但还有学术上的权威性。那时我下午进城，次日早晨下课后上山，背包里常装着两种东西，一是在菜市上买的菜蔬，一是几本沉甸甸的《歌德全集》。我用完几本，就调换几本，它们不仅帮助我注释《歌德年谱》，也给我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歌德的作品。”^[47]

联大学生中的爱书人，也是不胜枚举。从浙江大学转学西南联大的李政道，在坐火车到联大求学的路上，由于看书入迷，好几次把行李和衣服丢得精光，但书一本也没丢。著名学者王士菁在联大中文系读书时，经历过多次敌机空袭，有的人带着钱财逃警报，也有人带着情书躲避警报，他却带着《鲁迅全集》疏散。邓稼先一次借到一本难得的书，激动得将全书重要的地方一字不漏地誊抄下来。方龄贵回忆，有一位同学在联大时没有哪一天不读书，只有在他接到自己父亲逝世的消息之日，哀毁忒甚，破例停止读书一天。这些，都只是联大诸多爱书故事中的片断。不少联大同学，远离家乡，远离亲友，在昆明，每逢生日，给自己最好的犒劳，倒不是海味山珍和生日蛋糕，而是一本心爱的书籍。他们在书籍的扉页常常写上一句话： “某年某月某日生日购于联大。”有书可读，当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