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
联大师范学院是当时教育部增设的六所师范学院之一。师范学院的教授，除少数由本院专聘外，绝大多数从联大的相关院系聘请。共设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学系、教育学系和公民训育学系7个系。先后有授课教授80余人。师院学制为5年，比其他学院多1年。联大期间共毕业本科生170余人，专科生80余人。院长由黄钰生担任。
黄钰生（1898—1990），字子坚，湖北仙桃人。早年由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学堂，后公费留美，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25年起受聘担任南开大学教授。1932年担任南开大学秘书长兼南开小学导师。抗战开始后，随校迁长沙筹办临大。长沙临大迁往昆明时他任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委员会主席。1938年秋联大增设师范学院，一直担任院长。三校复员后，回南开大学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后担任天津图书馆馆长。
黄钰生
1938年7月27日，西南联大在昆明落下根来后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致信黄钰生： “南大与北大、清华合作，我弟代表愚兄与彼等周旋，且由各方得来报告，皆称我弟在联大为最能干之职员，苓闻之甚慰，实南大之光荣也。弟对于南开之贡献，不为小矣。”确实，黄钰生的出色工作，使他成为南开办学精神在西南联大的一面旗帜。
七七事变后，南开大学毁于日寇的炮火。黄钰生不顾个人安危，最后撤离南开，并很快和张伯苓等一起代表南开参加了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建工作。临大11月1日在长沙开课，然而不到3个月，又不得不再迁昆明。临大的迁昆，师生成三路分批进行，其中最艰苦的一路是由200多名身体强健体力较好的男生及11名男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大公报》记者齐长诚一路随行采访）。本来，黄钰生作为南开的主要代表、名教授，加上夫人梅美德体弱，完全可以按规定乘坐车船或飞机到昆明，但他还是坚持参加了旅行团。他说： “前方将士在打仗，在流血牺牲，我走点路算什么？”(https://www.daowen.com)
旅行团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团长，学校本身则由参加旅行团的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领导并任旅行团辅导委员会主席。邢公畹和陈珍回忆： “这样一来，黄先生不仅自己要跋山涉水，而且还要为全团师生的行路、食宿、健康等操劳。旅行团成员平均日行65里，而他与曾昭抡等有时还要多走一些路，以照顾走得慢的和掉队的团员们，所以团员们说，他们是走得最多的人。”[114]在步行途中搜集民歌最多的刘兆吉后来也写诗纪念黄钰生： “风风雨雨山重山，步行三月路三千。师生三百食住行，领队日夜筹措难。诗人结伴多谐趣，村头小歇扪虱谈。面渐憔悴须渐长，堪与诗人比美髯。”
湘黔滇旅行团从1938年2月19日登船待发，20日离开长沙，横跨湘、黔、滇三省，经68天3500里长途跋涉，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城。此次步行，黄钰生曾在演讲时表示： “同学步行者，就风俗之考察，民歌之搜集……所得殊多。”抵达昆明后，刚满40岁的黄钰生在圆通山的欢迎会上讲了话。他高声大气地“表扬学生的毅力，推却自己的首功，并把‘西游记’来比拟他们此次的长征”。不久，他特地刻了一枚“行年四十，徒步三千”的印章，以纪念这一举世罕见的教育壮举。
为解决西南地区的师资问题，经云南地方与联大协商并报教育部同意，1938年8月，联大增设师范学院。作为联大师院的首任院长，黄钰生受聘后，白手起家，尽心操劳，保证了师院12月12日和其他学院一起如期开课。联大常委给他的慰勉信中说： “一切筹划，煞费精神，任劳任怨。”他始终把南开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经验贯穿在师院的办学过程中，曾立志“要把师院办成类似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为此，他重视学生博览群书、纪律和礼节礼仪观念、道德修养和团体生活等方面综合能力的培养，并亲做表率影响学生。在学生遇到生活问题时，他除了积极想办法解决，还特别鼓励同学们“钻到书本里”去，用更好的学习状态直面现实。由于联大经费有限，师院成立后，并未能多设教员，因此“膳食、庶务、卫生等类工作，皆利用学生自己去做，同时亦即练习管理校务之能力”。他还套用《卿云歌》的曲调，创作了一首旋律轻快的院歌： “春风熙熙时雨滋兮，桃李向荣实累累兮。”短短两句歌词，对全院师生都是潜移默化的熏陶。联大在昆明八年，师范学院将教师种子撒到了云南各地，开花结果，促进了边疆教育的大发展。
为了给学生提供教育实习和实验的场所，1939年9月，联大开始筹设师院附中、附小及幼稚园，也由黄钰生兼任附校主任。附校于1940年11月1日开学。附校的办学，同样也是全面移植了南开学校的办学经验。在附校，黄钰生对学生有“摸头之乐”，每每见到学生，他总是愿意轻抚孩子们的头，鼓励他们在附校快乐健康学习。他欣慰地说，附小的“路边栽满了鲜花。我们经过附小时，嗅着花香，看着花色，便想到在这儿有个花园，里面培养着中国最宝贵的花朵”。由于他的倾心扶植，附校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了非凡的发展，一时驰名全滇。
在黄钰生和师院师生的努力下，整个师院一方面能发扬联大的优秀办学风气，一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为三校复员后师院以“国立昆明师范学院”起步并扎根云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奔走下，边疆人文研究室等南开的研究事业在联大也大放异彩。黄钰生说： “三校的联而为一，一半是所处地位相同，一半也是三校平时之互通声气，彼此间有其情感之联系的缘故。”又说： “曾经在西南联大工作过，学习过的人，无不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