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
法商学院初设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商学4个系。1940年5月，社会学系从历史社会学系中分出，归入法商学院。法商学院先后有教授60余人。每学年平均有在校生700余人，共毕业学生1300余人。院长由陈序经担任（其间，1938年2月至4月由方显廷担任，1944年8月起由周炳琳担任，1942年7月、1943年6月、1944年5月由陈岱孙代职）。
陈序经（1903—1967），字怀民，海南文昌县人，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1925年复旦大学毕业。1928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岭南大学任教。1930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进修。1931年任岭南大学教授。1934—1948年为南开大学教授，主持经济研究所和政治经济学院。西南联大时期任社会学系教授，1938年4月至1944年8月任法商学院院长。三校复员后，回南开大学。1948年8月任岭南大学校长。1952年调中山大学任教授、副校长，兼任暨南大学副校长。1964年回南开大学任教授兼副校长。
七七事变时，陈序经正在广东顺德考察蚕丝工业。事变后，他于7月底北上，但到南京后就已不能再往北去。7月初庐山谈话会确定要建立长沙临时大学后，他于8月20日离开南京前往长沙。他乘江轮到汉口，再前往长沙，与杨石先、黄钰生等参加筹办临时大学。临大才办了几个月，根据战况，又得迁滇。陈序经与方显廷一行又于1938年初乘火车离开长沙到桂林，再乘汽车到梧州，由梧州乘船到广州，再去香港，从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经滇越铁路抵达昆明，转而去蒙自，成为当时联大最年轻的院长（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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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序经回忆： “我们初来昆明的时候，因为昆明所借用校舍，不敷所用，于是文学院与我所掌的法商学院，乃在蒙自上课。蒙自的图书设备更为简陋。研究工作，更谈不上。可是这个富有乡村气味的县城，加以景色宜人的城南南湖，使同人得到一种清闲幽静的生活。而特别是自从七七事件发生以后，同人既备尝流浪紧张的艰难生活。现在能够一得安静，至少在心神上，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休养……我家居近海，素喜水景，南湖的水虽真像沧海一粟，然而在山国的滇黔各处，有了这样的一个小湖，也不容易。以平常的散步的速度来说，南湖的整个周围，差不多要一个钟头，始能走完，而其风景较好的半个周围，约需半个钟头，就能走完。我在蒙自几个月，每天早起，至少围绕南湖的半个周围二次，而下午饭前，往往环绕南湖的整个周围一次。而且，在我所住的哥老斯[104]的洋楼的楼上，有了阳台，对着南湖。平居对湖而坐，近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湖水，远望云烟掠过层叠起伏的山峰，在享受自然景色之余，有时免不了生出不少的感想。我常常想，假使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有了丰富的参考书籍，我们很可以写点东西出来。然而在这里，要等丰富的参考的书籍，而始从事于著作，那是等于缘木求鱼的空想。”[105]在这种境况下，他克服一切困难，在美丽的南湖边，构建了文化学的研究系统，并最终付诸昆明学府的演讲和著述中。
联大法商学院迁回昆明后，陈序经一家住在鸡鸣桥复兴新村南开大学租给其经济研究所部分职工的房子里。在艰苦的环境里，陈序经除了要做好繁忙的学院行政工作，对教学和学术方面的工作也毫不松懈。他回忆： “尽管轰炸得厉害，对我个人的写作工作影响不大。我每天早上4时半左右就起来写作到7时。吃完早餐往往即来警报。每天约有两个半钟头的写作，积之既久，也写了不少。我写了一部文化论丛，约二百多万言，共二十本，从第一至第四本于今年（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抗战时期，整理一本《疍民研究》，十多万言， 《暹罗与中国》约十万言，也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整理一本《乡村建设评议》，约六七万言。此外，还写了一本《南洋与中国、越南问题》及一些文章在各报章杂志发表。1944至1945年，到美国一年。也用英文写了约二十多万言，计在抗战时期约写了三百万言。”[106]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控制联大，规定凡是院长以上的高级行政人员都要加入国民党。按规定，已被任命为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也要加入国民党，但是他不肯加入。于是，教育部让蒋梦麟常委特为此事去劝说他。陈序经的回答是： “如果教育部不任用非国民党员当法商学院院长，那么撤我的职好了，我宁可被撤职不当院长，也不参加国民党。但是我不会自动辞院长职。”最终，由张伯苓、蒋梦麟和教育部商谈圆场，以后也就没有再要他加入国民党了。[107]
联大同学说： “陈先生的所长，除了文化学（狭义的）之外，对社会学、政治学（中的主权论）和华侨问题等等，都有深刻的研究。西装老是穿得那么整齐，待人接物那么谦和有礼，又乐于助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他的刻苦好学知道的人却不多：他的藏书可以开一个图书馆，他虽然也交际，可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书本。天未亮，就起来写文章，这是陈先生多年来所养成的习惯了。”[108]
作为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对联大充满了感情。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六周年纪念感言——谈联大的精神》中写道： “其实，联大不只在名义上是一个联合大学，而且在事实上是等于一个大学，然而联大之所以能够这样，不外是因为这三个大学的当局、同事以至同学，有了真正的合作的精神……我们回想六年以来，每当联大遇着困难较多、环境较劣的时候，如从长沙迁来昆明，如前数年的轰炸，如去年缅甸失陷之后，外间每每传说联大的三校就要分家，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在困难愈多、环境愈劣的时候，我们的合作精神，愈能表现出来……联大的师生，虽然很困苦，然而联大的教授，尤其是三校的同人，很少离开了联大。又自缅甸失守，越南被占之后，交通虽很为不便，可是学生之负笈到联大求学的勇气，并不因之而消沉，比方去年我们招了六百多位新生，本来预备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是因生活太贵与交通不便而不能来的，然而他们差不多通通都来了。结果是使宿舍课堂，都成了很大的问题。联大本来是国难的产儿，而在国难的时期里，学校方面既又有了很多的校难，同人方面又多受了不少的困苦，可是联大之所以成为联大，也就是我们能以真正的合作的精神，去征服我们的困难，去忍受我们的困苦。”[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