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名著献给百万将士
爱国主义是西南联大最为鲜明的办学底色。在战火弥漫的抗战时期，联大师生将一腔爱国热忱写在课堂和教学中，写在校园活动里，写在联大师生所到之处。
联大师生始终以笔为缨，以极富时代价值的文艺和学术成果为文化抗战增色。他们或著书立说，弘扬民族文化，激发爱国热忱，雷海宗撰著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卞之琳创作出版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穆旦创作出版了诗集《探险队》；他们或关注时局，多渠道发表助力抗战的言论和著作，刘文典、雷海宗等教授专门对抗战局势进行了深刻分析和论述，伍启元等教授对现实经济保持高度关注，对当时的财政、物价问题进行研究，还提出了一系列恢复战后经济的方法。
钱穆的《国史大纲》和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是联大诸多学术成果中的重要代表。
《国史大纲》是在抗日救亡中宣传爱国主义的一部中国通史教材。全面抗战爆发后，钱穆也跟随广大师生一路迁徙至云南。离开北平前，钱穆将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4年来积累的笔记底稿悉数藏在衣箱底层夹缝中，挟带西迁。这些底稿成为后来撰写《国史大纲》的珍贵文献基础。为满足全国大学青年和时代的急迫需要，唤起民族自信，振奋民族精神，联大迁昆后，钱穆隐居在僻静的宜良县岩泉寺，在北大时期中国通史讲义的基础上，开始撰写《国史大纲》。
钱 穆
1940年6月， 《国史大纲》正式出版，书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全书共8编46章，上启远古，下迄民国。全书开端，钱穆就指出读者“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息”，对本国历史，一是“应该略有所知”，二是应怀着“温情与敬意”，三是不应“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也不应认为“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四是只有读者有以上共识“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6](https://www.daowen.com)
在书中，钱穆认为必须保持中华民族的个性，不必亦步亦趋地学习欧美。他对数十年来革新人士大力讴歌欧美，却视祖国一无是处的现象痛心疾首，认为： “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指出，中西社会历史衍化路径和民族文化精神都有很大差异，因此中国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也不能强用来自西方社会历史的概念硬套中国社会历史。他高呼： “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7]主张发扬以儒家为主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
全书以“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结束，并特别指出， “本节诸项，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抱之蕲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空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8]，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该书一经面世，就以其独特的见解与细致的考证风行一时，成为当时各个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起到了积极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9]
冯友兰代表性的学术著作“贞元六书”，同样也是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而写成的。 “贞元六书”动笔于湖南南岳，到云南蒙自后，完成了第一部著作《新理学》。抵昆之后，又陆续写成和出版了《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他统称这六本书为“贞元之际所著书”，简称“贞元六书”。
冯友兰用“贞元之际”统称这部书是很有用心的。 “贞” “元”出自《周易》卦辞“乾：元亨利贞”，有人将其解释为一年四季的循环， “元”为春， “亨”为夏， “利”为秋， “贞”为冬。 “贞元之际”就是表示冬天就要过去，春天就要到来。冯友兰取“贞下起元”之意，强调抗战时期即为中华民族复兴之际，认为值此民族生死存亡之时，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统思想既能团结全民族，也能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 “出现中兴”。
冯友兰“贞元六书”
“贞元六书”名为“六书”，实际是一部书。其中， 《新理学》一书为总纲， 《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三书为骨干，构制成一个“纯哲学的系统”。 《新事论》谈文化社会问题， 《新世训》论生活方法。新理学体系肯定中国哲学主流，力求会通中西，对传统思想“继往开来”，在抗战大背景下，有着积极的现实价值。特别是在强调服从社会，推崇群体意识的背景下，对于维系民族团结、抗击日本侵略者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