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
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为赢得抗战胜利，不仅需要国人在精神意志上战胜敌人，在物质技术层面同样也需要找到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西南联大人对此不仅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还积极投身理论实践，不仅对学科设置做了相应调整，在应用科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
为适应战时需要，1938年秋，遵教育部令，联大以工学院机械系航空组为基础，增设航空工程学系[11]，由王德荣、周惠久、金希武、刘治谨、李锦安、宁榥、丁履德、王宏基、冯桂连、秦大钧等担任教授。航空系的课程设置参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课程编制，设置了飞机工程与发动机工程两组，开设了“兵工学” （庄前鼎）、 “要塞建筑” （施嘉炀）等21门战时课程。
航空系是在战争环境中创建的，设备既少，又十分简陋，仅有发动机实验室、风洞及飞机机架实验室。尽管如此，在国难深重的残酷条件下，依旧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积极报考。
值得一提的是，联大时期的清华航空研究所在昆明也克服种种困难，做了许多与现实需要紧密联系的科研工作。除了风洞实验，师生们还进行了飞机构造、飞机材料、航空气象等方面的研究。航空研究所空气动力学组曾与航空学校等单位合作，为航空委员会及所属的两个飞机制造厂设计了数种飞机模型，其中有为航委会第二飞机制造厂设计的轰炸机模型。为了培训空军部队和普及防空知识，师生们还编译了20余种航空教材，并完成了飞机实验、高空气象等实验报告或论文。[12]
航空工程学系实验设备——风洞(https://www.daowen.com)
梅贻琦指出： “电讯工程为沟通声气传播消息之利器，其在军事上之为用尤属重要。”[13]为此，1939年，为培养抗战急需的电讯人才，西南联大电机工程学系特别附设了电讯专修科，学制初为一年半，1940年改为两年。虽然课程设置比电机系大为压缩，但加强了实用性，二年级必修课开设有通信电路、通信电器制造、实用电报电话学、应用技术（电台管理及修理）等应用课程，先后培养专业技术人才170余人。[14]这些技术人才毕业后大多服务于广播、电台等抗战急需的通信、宣传岗位。
联大时期的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则在范绪筠、叶楷、张景廉、任之恭等一批人的努力下，进行了真空管制造、汞弧整流器、长波无线电定向器以及军用无线电通讯器等项目的研究和开发，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除了以上专业设置上的调整外，各学院各学系也结合战时所需，克服种种困难，与社会各界合作，在学科应用方面做了系列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以强有力的技术力量及时支援了抗战事业。
1944年，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组成了“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经过两年的努力，由施嘉炀主持的这项工作共完成了两期的勘测任务，提出了水力资源开发计划，设计出一批小型水电站；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作，勘测设计了腾冲水电站、富民水电站，还改造了石龙坝水电站；与云南省建设厅林业处合作成立“滇产木材实验室”，对云南所产木材的种类、性能等进行实验；与交通部合作成立“公路研究实验室”，创办《公路月刊》，对路面的改善、土壤的稳定、代用材料等进行科学研究。[15]
理学院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与理科研究所也因地制宜对西南各省的地质、地层、矿产等进行调查。袁复礼和冯景兰等到西康地区进行矿产调查，发现麻哈金矿、荥经铜矿。1942年，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组建“云南地质调查所”，重点对云南中部及昆明附近各县地质矿产进行调查，收获颇丰。气象组则侧重研究云南天气及气候，先后发表文章20多篇，其中就有赵九章的《大气涡旋运动》。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对云南农业、战时航空和军事都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16]
化学系及化学工程系的师生也创新应用技术，将应用化学研究重心转向硝酸、纤维、汽油、橡胶等军用物资方面。开办实业以适应战时需要，协助经济部建设了昆明中央化工材料厂、利滇化工厂、恒通酒精厂等，将科研成果直接用于生产建设。[17]其中，化工系苏国桢教授创建的恒通酒精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汽油严重缺乏而岀现的燃料问题。
在昆明八年间，西南联大人怀着抗战报国的坚定信念，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在中国现代学术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由于特殊的战时背景，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凸显着强烈的救亡意识，成为中国现代科技及思想文化领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