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邓稼先”这个名字内蕴很深——“稼”者，田野秀穗结实之禾也。邓父为儿子命名，用心良苦。他期盼儿子植根于中华大地，秀实于中华大地。[11]
1924年，邓稼先出生在安徽怀宁县一个普通的书香家庭。1935年，11岁的邓稼先就考入志成中学，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深深的内忧外患当中，邓稼先因此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有着非常深厚的爱国主义情结。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城，强迫青年学生游行庆祝，邓稼先不顾生命危险愤然将日本旗帜踩在脚下，并秘密参加一些抗日聚会，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同时他也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苟且偷生，于是年轻的邓稼先听从父亲的安排，跟着大姐一起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在物理系学习。
邓稼先
当时，杨振宁和邓稼先两人都在西南联大攻读物理，两人有着共同的爱好——诗词，因此人们常常看到他俩在校东墙根的古榕树下一起念古诗。有一次，邓稼先和杨振宁躲入了同一个防空洞，杨振宁不禁脱口而出：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是啊！不过，我还是更喜欢陆游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在校园琅琅的读书声和敌方的炮火声中更加深厚。
邓稼先不仅功课突出，对低年级的同学也总是热心帮助。一次，新生中来了个叫吴鸣锵的同学，说一口北平话，一下子勾起邓稼先的乡情。他总和吴鸣锵聊起北平的事，因此他俩也成了要好的朋友。他时常叮嘱小吴要多看和数学相关的书籍，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小吴讲碰撞、虹吸等物理概念，有时候一讲就到深夜。
和其他埋头苦读的同学不一样的是，邓稼先对政治也相当关注。他经常到虞福春老师那里要《新华日报》，并看一些进步的杂志，逐渐地他越来越多地和进步同学、地下党员往来，并且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在那里接触到了更多先进的思想，这也成为他世界观跃升的推动力和指路明灯。三校复员北返后，他回到北平，被北京大学物理系聘为助教，同时他还继续参加学生运动，担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的主席。(https://www.daowen.com)
1948的秋天，邓稼先来到美国普渡大学求学，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提前修满了全部规定学分，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的邓稼先才26岁，被人亲切地称为“娃娃博士”，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如果留在美国，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然而心系祖国的邓稼先只想回到祖国的怀抱，建设新中国，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是迫切地想回到祖国。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便谢绝了老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克服了重重困难，毅然决然地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 “国家要放一个‘大大的炮仗’，你觉得怎么样？”邓稼先明白钱三强是什么意思，非常激动。钱三强又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了。回家后，邓稼先就对妻子许鹿希说：“要调动工作，以后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了，通信联络也会困难，希望你能够理解。”从小深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当即表示了无条件支持。[12]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对妻子许鹿希来说，他是不知去向，生死未卜。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带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去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有15次是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4年到1967年不到3年时间里，原子弹和氢弹相继问世，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1年，杨振宁曾问邓稼先： “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周恩来后，写信答复杨振宁： “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邓稼先在工作时常常不顾个人安危，达到忘我的境界。一次，在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其中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许鹿希得知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后，在他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在他的小便中发现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但邓稼先却不肯住院，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13]
1985年，邓稼先被诊断为直肠癌。即便是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刻，他仍不忘祖国的国防事业。那时，他住在医院，病情日益加重，可即便这样，他仍忍着极大痛苦，找来了各种文献资料，与于敏合写了一份关乎中国核武器未来发展蓝图和实现途径的《建议书》。[14]当许鹿希捧着这份沉甸甸、关乎国防命脉的《建议书》走出病房时，邓稼先叫住了妻子，他只说了一句话： “这份报告比我的命还珍贵。”而在邓稼先去世后的10年时间里，中国的核武器工作都是按照《建议书》的规划来逐步发展的。
在面对妻子和国防部部长张爱萍的安慰时，他平静地说： “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虽然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邓稼先在临终前，曾留下三句话：第一句是对妻子说的， “苦了你了”，因为他的妻子长年不知丈夫身在何方，独自一人撑持着家；第二句是对自己说的， “永不后悔、死而无憾”，他为国辛劳一生从未后悔；最后一句则是对后人的一份嘱托，“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他的突出贡献。是他让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如一把利剑，啸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强音！他，把生命放在危险之间，把国家领向安全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