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朱光亚，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很多关键时刻，都凝聚了他的智慧与结晶。他的人生和20世纪中国核地位紧密相连，他曾经说：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朱光亚
1924年12月25日，湖北武汉宜昌镇上一户普通的朱姓人家里降生了一名男孩，取名光亚。还未满6岁，年幼的朱光亚就从汉口第一小学附属幼稚园升入了该校初小一年级。童年的朱光亚，求知欲非常强烈，对老师讲授的知识，一定得弄懂了才罢休。
1938年10月25日，日寇占领武汉，朱光亚全家逃到重庆。考取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朱光亚，于次年转到了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物理系。在名家荟萃的西南联大，他师从周培源、吴大猷等著名物理学家，受到了第一流的学术训练。当时的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众多，每个教授只能分讲到物理学的一部分，所以教授们都把自己最拿手的部分拿来开讲，打造了精品的物理学课程。所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的学术功底非常扎实。
当时的联大实行淘汰制，教学和考试极为严格，物理系的学生考试能得80分以上，就算是佼佼者了。有一次，朱物华教授的无线电学进行年考。朱教授以严格著称，出的题也比较难，不少同学都担心这次考试能否及格。结果成绩公布后，竟然有一个人拿到了满分，全系哗然。由于西南联大公布考试分数时，只把考生的学号公布出来，这次满分一出，引起了大家的好奇，都在纷纷打听这位佼佼者究竟是谁。由此，朱光亚被大家刮目相看，更受到了老师们的青睐。1945年，朱光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成绩优异的他被留校任教。[15]
朱光亚一直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进入大学后，这个想法更加明确和强烈。其间，朱光亚在图书馆除了看专业方面的书籍外，还常常阅读各种报刊上的时事新闻和评论，并积极参加学校进步社团组织的时事演讲会、歌咏会等活动。[16]在西南联大的时事演讲会上，他激动地听着联大教授们对当前局势发表的演讲，认真地思索着中国的未来。他结识了两位友人——王刚和许寿强，这两人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朱光亚曾回忆： “相识王刚、许寿强等同志后，逐渐地有了更多的接触，虽然解放以后才知道他们是党员，但当时受他们的影响和教育，对反动政权渐渐地有了认识。”
1945年8月6日和8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核武器的巨大威力让世界各国对掌握原子弹研制技术以增强国防军事力量都十分重视。经与专家商议，国民政府决定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3位教授和5位优秀青年学生到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朱光亚正是其中之一。
到了美国，一行人才发现，美国当局根本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的研制技术。但朱光亚仍然希望学习核物理知识和先进技术，为中国的核事业发展积蓄知识力量。于是，他辗转到密歇根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他铆足了劲，尽可能地吸收更多的知识和智慧。
朱光亚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的四年中，正是中国大地上两种力量、两种前途决战的年代。他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变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他已经取得博士学位，并拿到留校任教和研究的机会。得知新中国成立后，朱光亚迫切地想要回到祖国，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留美的中国青年回到祖国，用所学的本事，建设自己的国家。他的倡议得到了52名准备近期回国的留学生的支持，他们都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封信发表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信中说：
同学们：(https://www.daowen.com)
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朱光亚热血澎湃的号召，让许多中国留学生同样热血激昂，下定决心，回国报效。同年，朱光亚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他先到北京大学任物理学副教授，朝鲜战争爆发后，又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1953年，29岁的朱光亚被选中担任朝鲜战争和谈的中方翻译，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朝鲜回国后，他又全力以赴振兴吉林大学（由东北人民大学改名）物理系。
1955年，中央成立了原子能研究组，决心发展中国的原子能技术。朱光亚调回北京，两年后，年仅35岁的他被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任研究员，专门领导从事中子物理及反应堆物理的研究工作，开始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岁月。在马兰、金银滩以及与中国核事业研制有关的地方，那里的戈壁荒漠、车间塔下，都留下了朱光亚的足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下深水成功。一连串的核科学发展及应用，使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后的第五个核大国。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到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的最后一次核试验，朱光亚都是组织领导者之一。他一生都在为中国核力量的建设殚精竭虑。
晚年的朱光亚仍不忘关注中国核事业发展中的每一次突破。他组织和指导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等项目的研发，参与组织领导了国家“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1994年，他担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领导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为中国工程院的初创和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工作。
在中国核武器研发那段最忙碌的日子里，朱光亚和家人聚少离多，后来即使在他远离科研一线，致力于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领导工作时，他的闲暇时间也十分有限。自20世纪90年代起，朱光亚身兼数职，每天奔波于不同的办公地点，出入于不同的会场。他的警卫员回忆道： “我有一年统计了一下，他一年参加的会议大概有300多个。”
朱光亚深知，中国的核事业取得如今的成就，并非他一人之功，是所有参与人员倾力奉献的结果。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两弹一星”研制集体中的一员，因此，当组织上多次要为他撰写传记时，他都婉言拒绝。2004年11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命名为“朱光亚星”。
就在2002年朱光亚78岁时，他最后一次返回母校旧址（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校区西南联大旧址），深情地写下了“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其对母校的拳拳之情溢于言表。
81岁时，朱光亚正式退休，但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总觉得还有很多的事情他还没来得及做。2008年时，病重的朱光亚已经不能常去办公室了，但他还总念叨着要去看一看。朱光亚的警卫干事史博回忆说：“首长一到办公室就特别精神，从来不打瞌睡。每天离开办公室以前，还是像以往一样，把办公桌上的文件和书籍摆放整齐，把茶杯里的剩茶水倒掉，把茶杯洗干净。”朱光亚离世的那个早晨，他的警卫干事史博凌晨4点多到病房中时，看到朱光亚的眼中噙满泪水，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限留恋，他还想为国家再多做一点贡献。2011年2月26日，鞠躬尽瘁、一生报国的伟大科学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