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师院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师范教育十分薄弱。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经济、文化落后，更迫切需要教师。然而，云南中等学校的师资来源，历来靠国内外公立及私立大学和专科滇籍毕业生回省服务，但因本省学生升学人数不多，中等师资十分匮乏。1912至1937年这25年间，云南全省曾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过2500余人，[21]其中能够或愿意从事中等教育者，更是寥寥无几。同时，云南本土教育能够培训中等师资的院校也不充裕。1924年，云南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但该校仅招收过一届学生，后因故停办。在20世纪30年代初，云南曾筹办云南省立师范学院。1934年，省教育厅将私立东陆大学、云南省立师范学院和云南法政专门学校合并，改组为省立云南大学。至此，云南省的高等师范教育又成为空白。[22]
因缺少高等师范教育，中等学校师资严重缺乏，许多课程无法开设，教育质量得不到提升，高中毕业能升大学的寥寥可数；而升学人数稀少，又造成中等学校师资缺乏，形成恶性循环。至1937年8月，云南全省中等教育学校共158所，但全省教职员总数仅有331人，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1936年，全省失学儿童就达125万之多。[23]增加教师，发展师范教育，成为云南省社会各界呼吁奔走的重要内容。
为解云南中学师资之急，1938年8月，在云南省政府的商请下，西南联大奉教育部令，成立联大师范学院，是当时教育部增设的6所师范学院之一。西南联大呈请教育部后，聘请黄钰生为师范学院院长。新增设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租用大西门文林街昆华中学的旧址为校舍。1940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大西门一带，校舍受损严重，师范学院又迁至龙翔街昆华工校。[24]
作为师范学院的院长，黄钰生力图吸取中外办师范教育的学院之长处，设想联大师范学院要办成像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或像中国古代的一个书院；在学习上，上大课的时候少，与辅导老师交谈的时候多，学生在学习正课之外，要博览群书，充实自己。为此，他在师院特别开辟一个阅览室，陈列一套《四部备要》，指定专人管理并辅导学生阅读；在校园里利用原有的建筑，布置了一个读书亭，以便学生平时练习朗读；他还亲自主讲“诗文朗读与欣赏”的课程。在品德修养方面，黄钰生要求学生“衣着整齐而不华丽，仪表端庄而不放荡，口不出秽语，行不习恶人”。他编写了《师范学院院歌》，歌词有： “春风熙熙时雨滋兮，桃李向荣实累累兮。”勉励师生像春风时雨那样辛勤育人，使桃李芬芳结出累累硕果。[25]每年12月12日“院庆日”时，师范学院要举行篝火晚会，名为“传播光明”，师生围着篝火边跳边唱“传播光明”的歌曲，教师把点燃的火把分给学生，意喻教师为传播光明的使者，启发学生的师范意识，使之热爱教育、献身教育。
张伯苓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师生合影(https://www.daowen.com)
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以培养健全的合格的中学教员为任务，系科设置既需从中学课程的实际需要出发，同时还考虑到西南联大的师资条件。为此，师范学院设立了7个学系：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史地学系、数学系、理化学系、教育学系和公民训育学系。任课教师则由联大其他四个学院的知名教授兼任。一两年后，由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各系分别聘任少数教授、专任讲师和助教，如沈从文、黄钰生、樊际昌、查良钊、沈履等，便作为专任教师来聘任。
为了培养资质优良的教师人才，师范学院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其学制为5年，比其他各学院多1年。师范学院还制定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学生毕业标准及考试办法》，规定：在5年内，必须修满规定的学分。学生的知识、思想、态度、理念与其整个人格，必须足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在考核上，除规定的各种考试之外，师范学院学生还须进行三次甄别审核，三次审核不通过者，分别予以警告、留级或退学、不得毕业三种结果。[26]
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十分关注云南当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关注云南当地对于教育服务的需求及满足等问题。为此，学院鼓励在校师范生积极关注社会需求，参与地方教育服务，提倡师范生积极利用暑假时间传播学术、促进地方教育发展。为此，师范学院学生自发成立了若干学生组织，如“生活教育团” “边疆教育考察团” “暑期服务队”等。这类学生团体成员大多是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旨在组织师范学院学生赴云南边远各县考察教育及社会实际等情况，让学生走出校园的深墙去与边疆民族生活充分接触，到现实生活中学习。[27]1939年7月， “教育团”全体团员自昆明联大校区启程，走过滇南地区共计14个县市，历时40天。通过这些“在地式”的教育调査活动，唤起了联大师院学生参与实际公共生活的热情，锻炼了他们的教育服务能力，也为地方教育服务注入了活力。
除此之外，联大师范学院还积极支持学生参加社教活动。1939年7月，联大师范学院曾与昆明市政府联系，拟开展普教工作，得到市教育局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在洪庙乡麻园村和李家堆等地乡村小学开办社教实验班，轮流指派师院学生上课，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并进行扫盲活动，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市区翠湖小学和文林小学内，师院学生曾开办民众夜校，招收贫苦失学青少年，对其进行识字和文化教育，开展抗日宣传。类似的活动，还扩展到路南圭山地区。[28]
这类联大师范学院学生自发组织的社会教育服务活动，在教育服务过程中注重对边疆民族地区大众的知识、技能及观念方面的训练，以期达到开通民智、提升生产技能及强化国家意识的目标，在云南边疆地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时间成为战时内迁院校培育人才与地方服务有效结合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