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

舆论引导是通过对社会信息的控制、整合，运用传播活动影响社会舆论，引导社会公众的意向，控制人们的思想行为，使他们按照权力部门或社会管理者的意图从事社会活动。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一些公共卫生领域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生，如2003年的SARS、2004年的禽流感、2005年的安徽疫苗事件、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3年的H7N9型禽流感、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都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社会正常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加强对非常规突发事件舆论的引导十分重要。学术界对非常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一般理论探讨。江大伟（2020）在《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中分析了舆论引导的主导力量和基本方针、重大舆论引导机制、舆论传播体系建设与监督体系等。秦汉、涂凌波（2020）在《再造共识：智能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与新宣传》中分析了智能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观念的内涵及其呈现的新特征。付海钲、涂凌波（2019）在《新时代我国舆论引导观的历史溯源与主要特征》中分析了舆论引导观的基本范畴与语境，以及新时代我国舆论引导观的主要特征。郭小安（2019）在《舆论引导中情感资源的利用及反思》中探讨舆情引导中情绪资源使用的可能性及路径，并建构一种新型舆论引导机制。蒙胜军、李明德等（2017）在《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研究：理论分析、效果影响因素与实践模式》中提出协同引导观点。Siwei Fan等（2019）从民粹主义群体说服力视角研究了网络舆情演变。Lu Tang等（2018）综述了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的主要媒介、途径等。

（2）借鉴外媒的舆论引导的经验与教训。赵飞（2009）在《精确化、隐形化：从甲型流感事件看危机传播新思路》中分析了美国卫生部门在甲型流感暴发期间采取的媒体策略和传播手段。Allgaier（2015）总结了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暴发时舆论宣传工作的教训。上述研究大多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用新闻传播学的思维进行，明显存在以下不足。

①阐述网络舆论引导现象多，探求网络舆论引导规律少。公共卫生非常规突发事件是研究者关注的主要焦点，研究者对网络舆论引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多局限于对现象的阐述。

②新闻传播学及相关专业研究者多，其他专业研究者少。公共卫生非常规突发事件往往是热点，非常适合从新闻传播学角度进行研究，但也因此存在理论性与操作性不强等局限。^[24](https://www.daowen.com)

（3）关于网络舆情热点的形成、发展、现状及引导。姜胜洪（2008）认为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赋予社会公众自由表达权利的同时，也带来噪声和有害信息，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在网络舆情热点的引导策略层面提出了几点措施，如增强对热点的预见性、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争取舆论引导“第一落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互动、培养网络意见领袖等。

（4）关于重大突发事件与微信舆论。贾雯宇（2020）针对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结合微信场域的表现进行分析，提出传统媒体和微信平台在新时代下的关系转变，从传统媒体控制到传统媒体与微信平台相互合作，再谈及两者合力可以引爆舆论场的愿景。同时也指出了当下舆情相对模糊、舆论引导的信息源头不够明确的问题。

（5）关于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李泽文（2020）提出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要坚持舆论引导的三重维度。在力度层面，通过全平台传播，把握时度效区；在信度层面，通过提供权威信息，及时平息舆情；在暖度层面，通过发掘事迹引发共鸣。其目的是通过以上举措打造出有信度、有暖度、有力度的新闻作品，真正打好舆论引导主动仗。沈整赋（2020）认为从社会治理层面去看待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创新，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建立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机制、媒体充分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能。对于舆论引导力建设的创新之处在四大机制的建立，包含信息的收集、舆情的分析以及突发事件的协调。^[25]

此外，国外学者将舆情称为“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前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政府、媒体、公众三者关系的宏观解释；舆情演化过程与舆情引导的建模分析与规律验证。^[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