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甄别平反
1961年1月6日，中央指示“对1958年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根据中央指示，7月，中共泸西县委抽调干部专门成立县委甄别办公室，各公社党委也指定专人负责。在县委领导下，首先对1958年以来3年“大跃进”中被处理的党员、干部、社员情况进行摸底掌握，做到心中有数。3年来，当阶级斗争引向党内之后，在全民整风、“反右倾”、改造落后、民主革命补课、“三反”、反“五风”、“掀石板”等政治运动中，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的处理极不严肃，个人可以避开组织处分党员、干部或提拔干部。原有的党员、干部管理制度被废除，是非界限不清，好人好事被当成坏人坏事来批。党员发展多、吸收提拔干部多，受到各种不同处分的党员、干部、社员也多，情况比较复杂。组织人事部门难以掌握全面真实情况。因此，只有充分做好准备工作，甄别工作才能顺利开展。在摸底掌握情况基础上，县委先在中枢等3个公社进行试点，然后全面铺开。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大会对3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总结，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提出：“对1958年以来反右倾运动中处理错的干部，不论是全部处理错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的，都应该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这对各地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农村整风整社的全面开展，泸西县甄别党员、干部便成为整风整社的中心工作，到4月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结束时干部甄别工作也随之基本结束。秧栽插结束后，又对已甄别的干部进行一次全面复查，同时对近几年来错捕、错斗、乱戴政治帽子的社员进行甄别。甄别中，由于坚决执行上级党委有关方针政策，加强领导，深入调查，坚持依靠支部，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各级领导亲自动手，具体安排，全县甄别工作发展正常，进度较快，较为彻底。甄别各级干部1520人（内部批判斗争281人，处理了1239人）；机关、企业、学校313人（批判斗争63人，处理250人）。甄别后属错处的1089人，占71.7％，其中，村基层干部890人，占81.72％；机关、企业、学校199人，占18.2％。属部分有错的114人，占7.5％，机关、企业、学校35人，占2.3 ％。处理正确的317人，占20.5％，其中，农村基层干部238人，占76.2％；机关、企业、学校79人，占23.8％。甄别社员3185人，其中，错处2125人，占66.6％；部分错的185人，占5.8％；正确的879人，占27.6％。通过甄别，属错处、错捕、乱斗乱戴政治帽子的都一一给予平反纠正，领导承担了责任，并向受委屈的干部、社员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政治名誉，安排工作；对因错捕、错斗而造成伤残或死亡的进行抚恤；对经济上遭受损失或生活上有困难的进行补助或赔偿损失。
随着甄别的推进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政策的落实兑现，干部、群众中存在的种种顾虑和怀疑逐步消除，不敢大胆工作的变得积极了，不敢当干部、不愿做党员的也积极起来了，干部、群众称赞道：今年的整风干部甄别有“两好”“三满意”。“两好”是说了心里话，心情舒畅，问题解决好，生产生活好。“三满意”是依靠支部满意，发扬民主、实事求是满意，整风甄别干部、生产两不误满意。有的干部群众高兴地说：“今年的整风甄别干部真正是按毛主席的政策办，做到人人口服心服，是越整越愉快，劲头越足。”通过甄别，打消了几年来党员干部结在心里的疙瘩，过去怀疑是不是党的政策变了，现在明确知道党的政策没变，只因为这几年刮“五风”将政策刮跑了。在开展党内斗争上违反毛主席早就提出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开展党员干部甄别工作后，通过总结近几年来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清是非，调动党员、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增强党的团结，进一步活跃了党内外民主生活，恢复和加强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收到明显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认真总结近几年来党内生活、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清是非，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党的团结。1958年以来，由于在处理案件上缺乏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错处不少案子。在开展党内斗争上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严重破坏党的正常生活，伤害不少好同志、好干部。特别突出的是“反右倾”、划“三派”，“三反”、反“五风”运动，处理人最多，面特别大。全县仅1960年末1961年初的两次运动就批判处理3348人，其中，干部984人、社员2364人，占近几年来处理人数的71％。因此，在广大党员、干部思想上留下害怕、怀疑、紧张、埋怨等思想情绪。他们顾虑重重，提心吊胆，如惊弓之鸟，怕政策变、怕领导不执行党的政策、怕甄别干部不实事求是，怕“过去”加现行、怕重划阶级、怕戴帽子和不依靠支部。他们说“当干部在政治上担惊受怕，在经济上吃亏”，因此产生躺倒不干的想法，不愿搞财经工作，不能讲老实话，执行政策留有余地，工作不能抢先，要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在支部座谈会（出气会）上，旧城公社饶家寨大队干部反映：现在当干部有“三怕两不怕”，“三怕”即一怕逮捕、二怕斗争、三怕辩论，“两不怕”即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不当干部有“三好”，即一是多得睡觉少操心好，二是多得开自留地好，三是少受批评好。类似的想法在农村党员、基层干部中为数不少。甄别前全县农村基层干部中曾有287人不愿做党员、当干部。甄别后，县委、公社党委向受错处的党员、干部作检讨，承担了责任。同时，对错处的干部、社员给予纠正，兑现了党的政策。从而大大提高思想认识，界限清，是非明，错误的思想随之得到澄清，人们看到了希望，感到党的伟大正确。原来躺倒不干的又积极工作了，增强了党的团结，大家懂得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看二帮”，要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对人的处理要持慎重态度。
二是调动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甄别前，有的大队由于干部处理过多，老的班子垮了，新班子又不敢大胆领导管理，曾一度出现无人管现象。由于集体生产失去领导，群众中出现闹单干、做生意的现象。桃笑公社烟光哨大队过去错处了7位干部，干部、群众有意见，虽配齐新的大队领导班子，但支部5位支委、支书不干事，3位委员外出做生意，大队失去党的领导后，80％的社员外出做生意，有的社员提出：“公鸡喔喔叫，各人整的各人要。”旧城公社白勒坝大队也如此，在过去处理的11位干部中就有10位属于错处，形成老的不敢管，新的没有经验，政策贯彻不下去，集体生产搞不起来，结果粮食作物1961年比1960年减产2万千克。干部甄别后，党员、基层干部感到腰杆硬了，胆子大了，加上被错处的老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加强领导，集体生产运作良好。工作比以前好开展，干部好当了，社员闹单干、做生意的少了，不少大队生产均比往年搞得好，呈现出普遍增产的新气象。
三是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活跃党内生活，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近几年来，阶级斗争引向党内后，过火的党内斗争破坏党的正常生活，个人代替组织，一揽子会议代替支部会的情况十分突出，党员有话不敢讲、无处讲。有党员说：“我这个党员没用了。”有的支部党员处分过多，造成党支部几乎瓦解。如桃笑公社石洞党支部，1958～1961年，先后处理支部书记11人，支部会开不起来，党员消沉。甄别前像这样的支部，全县有12个，占3.8％；甄别后，对支部进行整顿，重新选举支委，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党内生活逐步走向正常。
四是改善党群关系，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甄别前，群众怕见干部，特别是怕见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有话不敢对干部说，干部下乡吃不上饭，工作组下乡群众不欢迎。甄别后，干部认真执行政策，违法乱纪、瞎指挥少了，干群关系融洽了。群众反映现在的干部又像1957年以前的了。
甄别工作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有以下原因：
一是领导重视，准备充分，方法得当。甄别工作一开始县委就十分重视，抽调县委班子近半数成员领导甄别，由一位书记专门管理，同时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各公社协助公社党委开展工作，各级党委亲自动手，集中精力狠抓落实，使整个甄别工作自始至终都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保证了甄别工作健康顺利进行。
二是坚持依靠支部、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甄别工作开始时，由于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只抽少数干部组成工作组下去“走过场”，进度慢、效果差、问题不易摸清。通过依靠支部、发动群众，将甄别工作公开交由支部讨论、群众讨论。首先培训支部书记，作出榜样，然后以支部为单位，召开支委会、支部大会，学习讨论甄别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目的，在统一思想认识基础上，列出甄别对象名单逐一进行甄别，作出决议，上报党委批准后，召开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进行公布。这样时间短，影响大，效率高，解决问题彻底。
三是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由于甄别是做人的工作，必须深入细致做透做实才能使思想认识转变。甄别开始时，在部分党员干部、群众中有种种思想顾虑，如新干部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存在着怕“烧香引出鬼来”，怕甄别加深仇恨，怕逮捕放回来的不好见人，怕老干部恢复工作后自己当不成干部，怕报复等。甄别对象本身也存在着怕加重处分，怕群众不相信，怕新老干部不好处，怕今后党的政策又变。因此，各级党委反复召开支书座谈会和甄别对象座谈会，领导再三表示承担责任，县委、公社党委深入甄别对象家中进行慰问和赔礼道歉，不断地进行思想沟通交流，对个别思想不通的采取“三请诸葛亮”登门拜访等方法加以解决，对因错捕还在劳改的派出33人次直接到劳改单位将甄别结果告诉本人，并将人领回，全县先后共领回293人。
四是认真做好善后，巩固甄别成果。首先是政治退赔。被甄别平反的同志，他们有种种顾虑和不少怨气，仅组织上平反纠正还解决不了本人问题，各级党委给他们在支部会、群众大会上恢复名誉，并安排工作。县委、公社党委分别召开座谈会和个别做工作，领导反复承担责任，使他们认识到近几年来出现的错误并非某一个人某一个支部的所为，而是共同吸取教训，化消极为积极。全县先后安排恢复了260人的工作和244人的党籍。其次是经济退赔。甄别平反后，对原来没收财物和多退赃款退还本人；因错处错捕后造成生活困难的给予困难补助；因错斗、错捕后造成残废和死亡的进行抚恤。因此，县委决定，凡属错处没收和多交的赃款一律退还本人，原物在的赔原物，原物不在的折价赔还。全县共退赔实物161件、现金138.62万元，对生活困难的40人补助现金1740元、粮食2250千克、棉布1088尺、棉毡88床，对有病的给予治疗，对已故的给予3万元作为抚恤，但因当时州上未拨下专款未能兑现，后是否兑现无据可查。
五是正确贯彻执行政策，严防错漏。甄别中采用“一锅煮”办法，为加强甄别进度，有的地区是非界限不清。因此，甄别初出现该纠正的没纠正、该甄别的未甄别。县委针对部分问题及时提出纠正，并召开党委书记会讨论一批典型案件，布置全面开展复查。经复查后纠正，全县正确率由原36.8％下降为19.4%。如三塘区共有干部甄别对象90人，原甄别认为处理正确的39人，占43.3%；有部分错18人，占20％；全错的33人，占36.6％。复查后，处理正确的下降为15人，占16.6％；错处和重处的上升为75人，占83.3％。此外，由于中央、省委、地委对甄别工作又有及时、具体、明确的指示，使甄别工作少走弯路，及时完成。
通过干部甄别工作，暴露出历次政治运动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一是对待党内斗争问题必须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分清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采取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1958年后连续几年的政治运动所产生的问题，主要是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施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教育不帮助，动辄关禁闭、丢监狱、跪凳子、打耳光、揪头发、巡回交群众斗争、罚苦役（挑大粪）、划阶级、抄家、没收财产等。逸圃公社纳堡大队原支部书记谢荣恩一家有5人是共产党员，1960年“三反”运动中，被关押2人、被批斗2人。二是工作中必须坚持依靠支部、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深入细致做调查研究，否则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1960年“三反”运动中，县委组织300多人的工作队到公社、生产大队，不依靠支部、群众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脱离群众，人浮于事，结果情况不明，被坏人钻了空子。逸圃公社阿平村政治骗子王世勉，冒充共产党员骗取工作队的信任后，为报复大队干部，捏造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材料，诬陷大队长兼治保主任、总会计、队会计3人是反革命分子遭逮捕，使大队支部4个党员2人错处而瘫痪。三是监委、公检法等部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防止个人代替组织。从甄别案子看，主观臆断、个人代替组织、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情况是严重的。据公安特派员芶连升反映：1958年，为完成县公安局下达的逮捕任务，将路衣大队年仅12岁的杨小书、15岁的赵牙子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逮捕凑数字，法院判刑时，非法地改为18岁而判刑劳改。
经过一年来的甄别，人心大快、成效明显。但由于胡乱批斗、乱逮捕、乱处理的结果，误伤了不少好人，在党员、干部、群众的心理上产生难以忘记的消极影响。一是甄别发现由于手续不全、政法部门管理混乱，属错捕还在劳改的尚有146人，未放回的这些人主要是下落不明、生死不明。县委决定由公、检、法三家组织力量抓紧落实，迅速将人带回。二是善后工作留有尾巴，需进一步做好，特别是对于错捕后本人劳改死亡或劳改后造成伤残的抚恤问题，由于上级未拨款，一般都没有进行抚恤，个别甄别对象存有怨气，还需进一步做好思想工作。三是尚有案情复杂、牵涉面广的9个案子没有结案。县委决定组织力量专门进行调查了解，弄清情况结案。四是由于县委领导主要精力投入甄别平反工作，期间对出现的某些违法乱纪、腐化堕落案子有所放松，未能及时处理而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