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肿及消瘦病防治
1958年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因缺粮造成营养不良性水肿病及消瘦病。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谈起1958年“大跃进”就会想起水肿病死人的事。其间，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泸西县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大小春合计5250万千克，每人年均有粮350千克，不少地方的生产队都说粮食增产了，生活不成问题。1957年大部分地区都减产，全县大小春合计只有4574.5万千克，比1956年减产20%。当时，县委领导不正视这个事实，虚报上级产量5181.5万千克，虚报972万千克，因此，上交国家公余粮1170.5万千克后，人均分到口粮150千克，最低的只有100千克左右。
1958年10月，中共云南省委批准省粮食厅党组《关于1958年粮食征购任务的报告》，认为云南1957年粮食已获空前丰收，将原定征购9万千克任务提高到13万千克，增加4万千克，并要求确保完成。而泸西县的情况是1957年比1956年减产，1958年大炼钢铁、大干水利运动中，农村中的强劳动力都投入其中，留下老弱妇孺搞农业生产，结果稻谷、包谷成熟无力及时抢收，庄稼枯萎在田间地头，让牛马牲畜糟蹋，损失严重，仅中枢公社就约损失25万千克。金马公社一、二、三管理区属平坝区，主要种植水稻，5个自然村共2009户（汉族1982户、少数民族27户）7643人，有水田6357亩、旱地1.3万亩，1957年粮食总收入184.68万千克，除公粮41.92万千克、余粮26.32万千克、籽种13万千克、饲料6.72万千克外，口粮86万千克，每人平均口粮112.5千克，小春每人实分7.5千克。一般只够吃到次年二三月间。
从全县的情况看，1958年的大春粮食总产量仅有2696万千克，比1956年减产40％，在全县连续2年减产的情况下，还提高征购任务，剥夺了农民的基本口粮。因此，从1958年的2～3月份就开始缺粮，4月份收小春又产量大减，至5、6月粮食的缺口更大。为了活命，只有到山上、野外到处寻找可以充饥的山茅野菜，挖杉松根，摘揪揪粮、苦刺尖和其他无毒野生植物充饥；把米糠、蚕豆秆、豌豆秆磨碎后煮食，很多人吃了米糠解不出大便，用棍掏。个别村子有人把埋在土里边的死猪挖出来煮吃，甚至出现骇人听闻的吃人事件（午街铺达佐村）。泸西中学学生到爵册抗旱支援农业生产时，一女生忍受不了饥饿的痛苦折磨而投井自杀。由于饥饿和劳累的折磨，肿病泛滥，死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县共有33203人因饿肚子缺乏营养导致水肿，其中，死亡11754人，死亡人数占上年度人口161634人的7.27％。1958年，全县有人口143719人，与上年相比减少17915人。是年，云南全省死亡3.4万人，泸西占全省死亡人数的28.9％，近三分之一的死亡人数在泸西，留下不少无依无靠的孤儿。省委作出检讨，上报中央，毛泽东对云南死人事件作题为《一个教训》的重要指示，提出解决办法：“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生产生活同时抓，不要搞片面性。”
当时县委领导未正视全县肿病达80％并开始出现死人这一事实，坚持缺粮的只有7%～8％，下面干部反映缺粮的真实情况都被“替资本主义叫喊”的帽子压下去。特别是1958年春夏季，由于各项任务都提高指标，高进度、高工效，放“卫星”，最后形成高压力，在农业生产上“拔白旗”“抬红旗”和“苦战几昼夜，赶走白旗”的口号下，基层什么稀奇古怪的新点子也就产生了。什么“头可断、血可流、不赶走白旗不罢休，白天干、晚上干、夜间干，灯笼火把照着干”等等。由于没有劳逸结合，搞得人们筋疲力尽，上级要求任务压力大，对干部的“帽子”又多又大，诸如“促退派”“观潮派”“晃荡派”等帽子，可以随便戴。因此，基层干部为完成根本完不成的任务，普遍采取不出工不给饭吃、怕死人的不给饭吃等手段逼着群众出工干活，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相当严重。农民群众缺粮、饿肚子还要挣扎着出工干活、苦战，在一无营养、二无休息、三无精力的情况下，更多的是靠吃树皮、拔野菜、吃糠饭勉强度日。
肿病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发生并蔓延，金马公社爵册一、二、三管理区2月就开始出现肿病，但未引起领导重视，特别是5月下旬～8月上旬死亡人数较为突出，仅山口村一天就死了8人。从2～10月，3个管理区共死亡1404人（包括其他病），占总人口的18.3％。中枢公社桃笑乡6个农业社每人年均口粮125千克左右，入春后，一部分群众口粮已吃完，靠吃糠菜度日，群众反映立即被打回去，说这是“两条道路”的问题。到5月初大部分都已无粮，肿病也多起来，并开始死亡，到15日死亡37人，30日上升至86人，6～7月肿病仍不断上升，病死、饿死的每天都有几人甚至数十人。据统计：5～10月，中枢公社共死亡848人，占全乡总人口的8％。其中，最严重的格来河村，全村532人死亡109人，死亡率达20.1%。面对缺粮严重死人逐日攀升的情况（持续发展近3个月），从区委下放到乡担任总支书记的方××不但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反而压制群众反映，在干部会上有人提到缺粮，立即被他打压回去，并说：“粮食问题一律不准提，谁说缺粮谁就是右派。”
肿病的发生及蔓延对工农业生产、人民生命形成严重威胁，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中共云南省、地委迅速开展了一场扑灭肿病的行动。1958年8月初，省委派刘副省长率检查组对全区肿病情进行检查后同地委研究，认为患肿病死人的情况比较严重，分析研究肿病发生及原因后，要求各县立即转变作风，边检查边行动。并迅速建立健全肿病防治领导机构，采取坚决措施，解决粮食问题，根据各县上报数，地委研究决定：除原拨给各县的粮食外，再拨给各县一批粮食。(https://www.daowen.com)
同年6月24日，省卫生厅组成工作组，筹备药械，星夜兼程赶往曲靖专区协助调查防治肿病。在听取专区卫生科负责同志介绍发现肿病经过，并实地查看肿病病情后，决定前往发病较多、死亡率较高的泸西县进行调查。26日晚，工作组到达泸西，向县委负责同志汇报到来目的，并提出治疗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县委十分重视，积极配合支持协助工作组工作。经过工作组与当地村社干部挨家挨户走访，逐户摸底排查了解，发现中枢镇桃笑乡、石洞村，金马爵册、老鸦召、三岔河、弯腰树等地区发病严重，在卫生科及人民医院主持下，先后两次邀请城镇卫生人员和全县卫生负责干部座谈，对肿病的治疗工作进行深入研究、梳理、分析发现，肿病的发病男多女少，40岁以上发病人数居多，老年及儿童发病较重，死亡较多；初病时肌肉无力、走路困难、四肢发麻，后下肢浮肿，继而混合性营养不良性水肿。产生肿病的原因主要是缺营养、劳累过度、休息时间少，加上天旱缺水，蔬菜少，多数农民采集野生植物充饥，这些野果野菜又导致消化不良，等等。
县委领导亲自挂帅，采取紧急措施组成调查组、医疗组、疫情报告组，要求限期扑灭肿病。在省卫生厅的指导和泸西肿病防治组配合下，先后到各乡镇及肿病多发区宣传、发动群众，集中肿病病人分区巡回治疗和统一治疗。并两次拨补口粮175万千克、黄豆2.5万千克、救济费5000元及大批火腿、红糖、猪油紧急救治。对重病患者集中办伙食，喝大锅药汤药物治疗，用火腿、猪油、红糖熬稀饭给病人补充营养，增加睡眠休息时间；此外，还将酵母片、豆浆分发农业生产队专人管理定时发送，监督服用，经过治疗取得一定的效果。并对参加田间劳动的农民、学生、干部都供给豆浆，进行防治。同时，发动群众搞好生产自救，多种、多栽早熟植物及蔬菜，寻找一些替代食品进行贮存；要求各家各户除“四害”，讲卫生；各农业生产队要合理安排劳动时间，改善劳动强度，改良工具，优化劳动组合，减轻劳动强度，降低肿病的发生和复发。公社、区党委自始至终亲力亲为，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严格按照要求贯彻落实，肿病防治由于采取很多行之有效、切实可行的措施，全县肿病在年底前基本扑灭，死人情况得到有效控制。
1958年9月1日，县委、县政府在东寺开办孤儿院，先后收容父母在“大跃进”中因饿肚致死留下的孤儿501人，这些孤儿直至1968年抚养成人，能自食其力，孤儿院才停办。
【注释】
[1]引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吉林省干部提出的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