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意义与功能
中国文化极为注重各种事物的象征意义。同样，中国古代的城市和建筑设计，包括对其所处地理环境的选择，也都非常注重其象征意义的表达，如西晋张华在谈到都城设计时说的“山川位象，吉凶有征” (29) ，明代计成在谈到堂、斋等建筑物的设计时说的“堂者，当也。谓当正阳之屋，以取堂堂高显之义”“斋……有使人肃然斋敬之义” (30) 等等，都是明证。这种把意义的考虑纳入城市和建筑设计的思想，与现代的城市和建筑设计偏重于功能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因为意义与功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功能针对的是特定的生活需要，而意义针对的是特定的心理诉求。或者说，功能是身体性的，而意义是精神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城市和建筑设计是一种象征艺术，注重意义的表达——包括注重暗示、隐喻和象征等手法的运用——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它的具体的意义生成，则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为政治性的城市，因此它们在规划设计上特别重视选址、布局、建筑、设施乃至所有构筑物名称的宗教、政治、伦理寓意和心理暗示，以表达统治者企望国泰民安、江山永固的心理诉求，彰显皇权的神圣性与统治的合法性、严肃性。英国学者崔瑞德说，中国古代的都城设计，尤其是国都的设计，都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在内，“国都的位置和设计不但必须符合历史先例，而且必须符合中国人用来适应上天和自然意志的各种象征性的制度” (31) 。
这种设计思想在西周时期，或许在更早的城市规划设计中就有非常明确的体现。但由于中国古人认为世俗统治的真正依据是“天”或“天地”，因此，城市规划设计中所要表达的不是世俗统治者的、某个具体的治国理念，而是带有宗教和政治色彩的、有关“天”或“天地”的观念与信仰（天学、地学以及由此衍生的阴阳、星象、历法、卜筮、风水等观念与信仰）。尤其是在都城的规划设计中，这种以效法天地为主旨的象征手法，从西周以来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运用。到隋唐时期，由宇文恺主导规划设计的大兴城和洛阳城，均体现了这种设计思路。其中，尤以大兴城的规划设计最为典型。
首先，从选址上看，大兴城选址于汉长安故城之南的东西走向的六条土岗之上，这六条土岗在形态上类似于《周易》乾卦的六个爻画。 (32) 在《周易》中，乾卦有生生不已、自强不息之意，其性为阳，为刚，或为健，其象为天，为日，为龙，为君，为父，为首，或为圆，本身即有多种象征意义。乾卦在数字上称为九，故六个爻画自下而上依次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大兴城的六条土岗在高度上是从南到北渐次降低，结合《周易》自下而上排列爻位的惯例和“南面而王”的传统观念， (33) 则从最北的第一条土岗到最南的第六条土岗依次对应于乾卦的初九爻、九二爻、九三爻、九四爻、九五爻和上九爻。由于选址上的这种特殊地理位置，因此大兴城的建筑布局也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如在第一条土岗即乾卦初九的位置上，按《易·乾》的意思是“潜龙勿用”，因此在规划设计时没有在这里布置相应的宫殿建筑；第二条土岗位于乾卦九二的位置，意为“见（现）龙在田”，因此置宫室，以当帝王之居；第三条土岗对应于乾卦九三爻，意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故把百官衙署放在这里，以体现百官居安思危、自强不息、勤勉于政的理念。从整个大兴城的布局来看，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宫城和皇城即分别布置在象征乾卦九二爻和九三爻的坡地上。 (34) 而象征乾卦九五爻的土岗，在《周易》中意为“飞龙在天”，其所处位置至尊至贵，被认为是非常人所能居住的所在，所以在设计时，就在这条高岗的中轴线部位，东西对称地安排了两座规模宏伟的寺观，即东面的兴善寺和西面的玄都观，是希望借助佛道两教神灵的力量来镇压住这个地方的帝王之气。在唐代，这个地方一直被认为是不宜居住的，也是不敢居住的。但也有一些人，如中唐宰相裴度就把宅子建在这条象征乾卦九五爻的高岗上，结果被人诬为有谋反之心。
其次，从整体布局上看，大兴城的空间分割也因依据传统的天学而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大兴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城组成，它们从北向南平行排列，其象征意义是以宫城象征天之中枢——北极、以皇城象征环绕北极星的紫微垣、以外郭城象征向北环拱的群星。而且，据宋敏求《长安志》所引《隋三礼图》的记载，大兴城的里坊数目设计也与此布局一样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 (35) 大兴城由东西、南北交错的25条大街分成两市108坊（含东部一市53坊、西部一市55坊），这108坊象征108颗星曜或108位星官（星神）。各街区的里坊数目和排列也有象征意义，如：皇城以南，东、西各4坊，象征一年四季；皇城以南，南、北各9坊，取法《周礼》的“九逵”之制，同时象征《周易》所说的天数“九”；皇城两侧外郭城，南、北各13坊，象征一年有闰；等等。
再其次，城市和建筑的朝向均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唐代的城市多采用坐北朝南的布局形式，尤其是都城，它象征的是“南面而王”的政治理念，故城市正门都开在南墙的正中位置。也有个别建筑坐南朝北的，如：“御史台门北开，盖取肃杀就阴之义，故京台门北开矣。” (36) 御史台是唐帝国的最高监察机构，负责纠察官员行为，弹劾不法官员，肃清吏治和整肃朝纲。御史台朝北开门，“取肃杀就阴之义”，是为了突出它的威严，让出入其中的官员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最后，大兴城及此后长安城的城市、建筑、街道、里坊等的命名也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隋代的“太极宫”“太极殿”“两仪殿”和唐代的“大明宫”等，均出自《周易》；而“朱雀门”（宫城太极宫的南门）、“朱雀大街”、“玄武门”（宫城太极宫的北门）等，则符合后天八卦方位中的“离南坎北”之说，也与传统风水理论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地理格局相对应。(https://www.daowen.com)
总之，隋代大兴城及唐代长安城的规划设计，是很看重象征意义的。这种赋予城市规划设计以象征意义的想法和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最基本的规划设计理念。而这种象征意义本身，即是构成其城市意象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被人为地赋予了各种象征意义，因此城市及其建筑物给人的就不单单只是外观或形式上的感觉，而同时具有可供联想或想象的审美价值。
与长安城一样，洛阳城的规划设计也非常注重象征意义的表达。如洛河横贯东西，象征银河；宫城坐落在西北的高地之上，象征帝星；城市中轴线上从南到北依次排列着著名的“七天建筑”——天阙（伊阙）、天街、天津（天津桥）、天枢、天门（应天门）、天宫（明堂）、天堂，象征天上的七个星座；城市中的许多建筑皆以行星或天象为名，如“紫微宫”“太初宫”“端门”“应天门”“黄道桥”“左掖”等，更使得整座城市的规划设计图看起来就像是一幅以紫微垣为中心的天象图。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对象征意义的强调是出于抽象的观念或精神上的考虑，它与城市的实际使用功能和城市所处的外部环境并不一定能完全吻合。
事实上，在城市的使用与发展过程中，意义优先的原则常常不得不让位于功能优先的原则。隋代规划设计的大兴城和洛阳城，以及由此辐射开来的其他城市的规划设计，都包含着宣示国家一统、彰显大国地位和复兴汉民族文化传统的政治考量。但从实际生活的角度来看，这种注重象征意义的、过于理想化的城市规划设计并不能完全适应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如大兴城的宫城选址和布置，依据的是“见（现）龙在田”“众星拱辰”“南面而王”之类的抽象观念，以暗示宫城（尤其是太极宫）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政治地位，但宫城由于所处地势偏低，视野受到局限，反而难以给人留下城市中心的印象。而且，也由于地势偏低，宫城内部的小气候不能得到有效的调节，雨季空气潮湿，夏季酷暑难当。所以，到唐代时，便不得不另建帝王的居所和政治中心——大明宫。大明宫由于所处地势高爽，视野非常开阔，置身于其中不仅可以俯瞰全城，而且可以远望城南的终南山，因此更能彰显出国家权力中心的地位和气象恢宏的城市意象。同时，也由于地势高爽，大明宫不再有潮湿或炎热的弊端，比原宫城更适宜居住和生活。
从唐代的城市建设上看，城市功能的考虑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唐代对原有隋代城市的改建和扩建，如增修的长安大明宫、兴庆宫及城东夹城，增修的洛阳上阳宫和金城，增修的扬州罗城，以及在长安、洛阳、扬州等地疏浚、开挖的池沼、沟渠和修筑的桥梁、码头等，基本上都是出于功能的考虑或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生活便利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