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道教的兴盛

唐代道教的兴盛与李氏王朝的一贯倡导和尊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李氏王朝倡导和尊崇道教，有捍卫统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抑制佛教势力过盛等多重政治目的。自开国之君唐高祖李渊开始，唐代君王便自称老子（李耳）后裔，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一：“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 (3) 唐代的历代君王，除了女皇武则天，无一例外地崇尚道教。如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二年（619年）尊老子为“圣祖”，以老子庙为家庙，又于武德八年（625年）颁布《先老后释诏》，明确规定“老先、次孔、末后释宗”的三教次序，钦定道教为国教，并下令在京城和各地方州府塑造老子像，兴建老君庙和道教宫观。李渊之后，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一年（637年）颁布《令道士在僧前诏》，重申“朕之本系，出于柱史”的“李氏血统”，诏令：“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4) 唐高宗李治于乾封元年（666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于上元二年（675年）将《老子》列入科举考试的加试内容，于仪凤二年（677年）定《老子》为“上经”，命百官和贡举人研读学习，并自显庆元年（656年）之后就陆续在京城和外州敕修昊天观、东明观、太清宫、宏道观、紫云观、仙鹤观、万岁观等规模庞大的道教宫观，在京城内的昊天观定期举行国家级的祭祀老子活动。相比于初唐时期的李渊、李世民和李治，之后的唐玄宗李隆基和唐武宗李炎更为崇尚道教。唐玄宗在登基之后，为了捍卫李氏王朝的正统地位，一改武则天崇佛抑道的政策，而重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推行唐初诸帝崇道抑佛的政策。他一方面倡导老子的“无为不言”之教，把它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认为《道德经》“其要在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 (5) ，同时亲注《老子》，设立崇玄学，开设道举，将《老子》列入科举考试的范围。另一方面，则不断敕封老子及道教领袖人物，大修老君庙和各类道教宫观，如开元十年（722年），命长安、洛阳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天宝元年（742年），将其改为“玄元皇帝宫”；次年，又将长安、洛阳玄元宫分别改为“太清宫”和“太微宫”，改各州玄元宫为“紫极宫”，同时追尊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十载（751年），加封老子为“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载（754年），再封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阅玄元天皇大帝”。与此同时，敕令将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等四人“所著书改为《真经》”， (6) 并追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五斗米道”开山祖师张陵为“太师”、茅山宗开山祖师陶弘景为“太保” (7) 。中唐时期的唐武宗对道教的推崇更近乎走火入魔。与先前的皇帝崇道但不排佛不同，唐武宗独尊道教，打压佛教。宋代钱易《南部新书》卷己说：“会昌末，颇好神仙。有道士赵归真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敬之如神。与道士刘玄静力排释氏。” (8) 唐武宗采纳道士赵归真、刘静玄的建议，于会昌二年至五年（842—845年）间推行了一系列“灭佛”政策，包括毁坏佛像，代之以老君像；取缔、拆除自京城到全国各地的大部分寺庙包括招提、兰若、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勒令二十五六万僧尼还俗；等等。这次事件，佛教史上称为“会昌法难”。会昌法难之后一两年，道教可谓一枝独秀。唐武宗优礼道士，经常召见那些自称有法术的道士，并在宫中造望仙观，设置九天道场祭祀道教诸神，在南郊坛建望仙台，高达150尺，又复造降真台，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舂百宝屑以涂其地，瑶楹金栱，银槛玉砌，晶荧炫耀，看之不定” (9) 。至此，唐代帝王的崇道，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巅峰状态。

除了政治上的目的，李氏王朝倡导和尊崇道教，从帝王个人的动机上看，也有试图用道教的方法调理身心，追求延命、长生的目的。从有关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唐代诸帝尊崇道教，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即越到晚年越是格外热心。这不能不说是出于因年老体衰而滋长的对长生的向往。道教自创立之初，就鼓吹自己拥有各种能“长生久视”“羽化登仙”的法术，如辟谷术、导引术、房中术、炼丹术等。这对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希望永享富贵的帝王来说，毫无疑问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秦皇汉武遣使入东海求取仙药以追求长生不死，唐代诸帝则招纳道士到宫中炼制金石丹药。有唐一代，不少皇帝都有服食金石丹药的经历。如唐太宗，他本来对神仙之事是半信半疑的，但自贞观二十年（646年）辽东战役回宫后便因身患重病而开始服用道士提炼的金石丹药。但金石丹药也没能救得了他，三年之后他就真的驾鹤西去了。与唐太宗相比，笃信道教的唐玄宗到晚年更热衷于长生久视之术。当时非常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因深通“符篆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被玄宗迎入宫中封为“国师”，并“亲受法篆”，对其厚加赏赐。与此同时，与司马承祯同师嵩山道士潘师正、被人认为“尽通其术”的吴筠，也被玄宗请到宫中，“问以神仙、修炼之事”。 (10) 另一位“时人传其有延年秘术”的道士张果，则因为征召不来，玄宗专程跑到张果作短暂停留的东都洛阳，“亲访以理道及神仙、药饵之事”，甚至要他做驸马，“尚公主”。 (11) 由于唐玄宗对道教的迷恋，当时的道士竞相奔走于长安、洛阳两都，谈仙说怪之风甚嚣尘上。如范祖禹《唐鉴》所说：“开元之末，明皇怠于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见梦，亦其诚之形也。自是以后，言祥瑞者众，而迂怪之语日闻，谄谀成风，奸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乱矣。” (12) 《旧唐书·礼仪志四》中也说：“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 (13) 总体上说，唐代的帝王多迷信长生不死之术，大多有服食丹药的经历，甚至不乏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者，如唐武宗。

由于帝王的倡导和尊崇，整个唐代的士庶阶层都有崇道的倾向，并因这种风气，举国上下衍生出一种修道德、学道术、服丹药以求养生延命、得道成仙的风尚。神仙思想在唐代宫廷权贵及士人中大为流行，这种经由导引、服食等方法成仙的愿望不仅见于史载，也大量反映在当时的诗歌和笔记小说当中。(https://www.daowen.com)

从有关的史书、诗歌和笔记小说中可以看出，除了帝王，唐代至少还有两类人是非常热衷于道教的：一类是皇帝的近亲，如皇子、公主、嫔妃、驸马等，他们直接受皇帝的影响，对道教尤其是其中的炼养之术趋之若鹜，并且纷纷舍宅为观，不断接引道士，修道服药以求长生。另一类是文人士大夫，他们多半也对道教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唐代诗人刘威《赠道者》中说：“儒生也爱长生术。” (14) 现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也说，唐代文人谈仙说怪蔚然成风，如李泌“公开讲神仙、怪异，以世外之人自居”。 (15) 可以说，在唐代的文人当中，有像韩愈那样排佛的，但很少能找到排道的。当时的文人不仅不排斥道教，而且与道士的交往也非常频繁。他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唐代文化领域的一道独特景观。一方面，唐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向往道教，有的甚至还自己炼制过丹药，如卢照邻、陈子昂、卢藏用、李白、张志和、白居易、李德裕、李贺等人，有的则干脆辞官不做，入山修道，如贺知章、卢鸿一、顾况、刘商等人。另一方面，许多道士同时也是擅长文辞的文人，如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等人，都不是普通的道士，而是能诗能文的著名道教学者。在唐代，道士与文人结交，或文人与道士结交，似乎是一种时髦。文人与道士之间互称“道友”，诗酒唱和，流连玄虚，啸傲林泉，相互激赏，甚至相互吹捧。如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就与当时同样著名的文人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等过从甚密，被当时人称为“仙宗十友”，彼此之间也多有诗文酬唱。

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推崇道教，除了祈求长生、向往神仙，似乎还有一个显得特别高雅的理由，就是可以借此纵情山水、畅游名山，为自先秦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仕进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的矛盾求得一种精神上的解决。这在唐代的许多山水诗和游仙诗中都有反映，如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水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16) 明人胡震亨在评论李白的诗时说：“（其诗）言仙者十有二……亦借以抒其旷思，岂真谓世有神仙哉！” (17) 胡震亨的这个评语，说明李白的“游仙”，不过是为了宣泄内心苦闷、表达出世情怀、标榜精神自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