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景有因的设计方法
“借景”这个概念，是明代造园理论家计成在《园冶》中提出来的。他在《园冶·借景》中说：“构园无格，借景有因。切要四时，何关八宅。……因借无由，触景即是。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然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笔先，庶几描写之尽哉。” (151) 在这段话中，计成提出了几个看法：第一，借景在园林设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体可分为远借、邻借和仰借等，这体现了借景的丰富性；第二，借景要有所依据，特别是要切合四时的变化，它与风水学中的“八宅” (152) 并没有关系，这体现了借景的客观性；第三，借景无所来由，只要人触景生情，便可瞬间产生，这体现了借景的主观性。
虽然“借景”这个概念是计成提出来的，但作为一种园林设计方法，它在中国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计成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提到或实际运用到借景的方法。柳宗元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一） 以小聚大
柳宗元在《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中说：“昔之所大，蓄在亭内。” (153) “蓄”就是储藏、积蓄，也可以说是“保存”和“持有”。此处的“大”，泛指整个宇宙或大自然，包括天地、山川、动植物和四时变化。柳宗元认为，一座构筑在高爽开阔之地的小小亭子，就能把无穷的景象聚集、容纳、保存起来。这正是一种“以小聚大”的借景方式，即如计成《园冶·园说》所说：“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关于如何灵活运用“以小聚大”的借景方式，柳宗元有过很多论述。首先，他十分注重选址在借景中的作用，认为这是借景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和前提。他说：“乃立游亭，以宅厥中。” (154) 在这里，“宅”就是选择的意思。《释名》谓：“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 (155) 理想的住所就是自然场址与景观环境的最佳组合。毫无疑问，能够将景物融摄统一的视角，只能是“中”。“中”指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中点，而是指具体的中心场域，它是环境设计者特意构建出来的秩序。柳宗元说：“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 (156) 这里的“中”，就是柳宗元精心设计出来的秩序中心。这种秩序的展开，直接关系到借景所产生的效果能否得到最大化的实现。秩序的中心其实也就是美感（观赏）的中心，它能够将天地万物聚集在它的周围。正如吴良镛先生所说：“这里，小丘俨然是环境的中心、宇宙的中心了。作者本人就是这样来欣赏的，在此，可以‘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眼耳心神，都沉醉在美的中心了。” (157) 柳宗元认为，中心的确立和秩序的建构，关键在于“考极相方” (158) 。“考极相方”指的是考察、穷究处在不同方位上的景物及其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一种变化的统一，即设计者通过建筑布景，将自然中本来凌乱的景物容纳到一种有秩序的环境系统中，使之铺陈有序、错落有致、散而不乱、和而不同。
其次，柳宗元指出，要使“昔之所大，蓄在亭内”，即通过“以小聚大”的借景方式获得最大的效果，还依赖于“触景生情”。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景物布置，而是一种境界或意境的营造。在某种意义上说，“蓄”是为人而“蓄”，即为人所保存和持有。自然环境中的花开花谢、云卷云舒，对于亭子而言，都只是与之无关的、瞬息即逝的现象。对于人而言，这一切却转换成了无比动人的意象并保留在人的记忆当中，成为人的生命体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柳宗元说：“境以道情得，人期幽梦寻。层轩隔炎暑，迥野恣窥临。” (159) 在这里，柳宗元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画境：在北楼上与朋友饮酒聊天，重重轩窗将夏日的炎热隔离在外，远处的山野时隐时现，任楼上的人恣情观赏。这样一种超然物外的情境或境界，仿佛只有在隐约的梦境中才能出现。在这里，“道情”指的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情操、情感或情理。它是触景生情的主体因素，也是一种无功利的审美观照，或对主客对立、物我相隔的审美超越。在这个意义上说，柳宗元所说的“昔之所大，蓄在亭内”所呈现的景观，实际上也是景观设计与人的情感体验相互交融、共同感应的场域，即：一方面，美妙的景观设计可以激发人独特的情感反应；另一方面，人的情感反应又进一步促使人参与到更加富有意味的景观设计中。这一点，在西方景观设计史上也有体现，如黑格尔说：“园林艺术不仅替精神创造一种环境，一种第二自然，一开始就用完全新的方式来建造，而且还把自然风景纳入建筑的构图设计中，作为建筑物的环境来加以建筑的处理。” (160) 这一说法，可以说非常准确地揭示了园林设计中借景艺术的真谛。
（二） 远借与仰借
柳宗元在相关论述中，还提到类似计成《园冶》说的主要借景方法——“远借”和“仰借”。
远借即从远处借景。但柳宗元认为，它不是站在平地上向远处看的意思，而是站在一定的高度上远眺。通过这种方法，观赏者可以居高望远，将山原、林麓、江河等尽收眼底。他说：“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 (161) 就是说，韦使君在建造新堂的时候，十分巧妙地将它与外部的环境融合在了一起，近则与绿野相接，远则与碧天相连，由此生出视野宏阔的景观效果。
人们喜欢眺望远方，是因为“远”常常滋生出理想与希望的意味。从哲学上说，“远”是对“近”的超越。“近”通常意味着世俗、遮蔽、有限，“远”则意味着超俗、敞开、无限。在中国哲学中，“远”经常与“玄”联系在一起，称为“玄远”，用以形容奥妙无穷、难以言表的“体道”境界。魏晋时期，玄学家崇尚“玄远”，不仅喜欢谈论“玄远”，而且崇尚对山水景观的“玄远”观照。徐复观说：“以玄对山水，即是以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此时的山水，乃能以其纯净之姿，进入于虚静之心的里面，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因而人与自然相化而相忘；这便在第一自然中呈现出第二自然，而成为美的对象。” (162) 徐复观说的“第二自然”，指的是一种超越形体的气韵或神韵，这种气韵或神韵是构成山水之美的最本质的东西。而这也正是中国园林设计中远借的目的和妙用。“玄远”作为一种艺术境界，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得到了非常集中的体现。如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和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提出的新“三远”， (163) 都是对“玄远”艺术境界的具体阐发。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远借的目的就是要使园林居住者从世俗的、遮蔽的、有限的日常世界或功利世界中超脱出来，走向超俗的、敞开的、无限的艺术世界或审美境界。
仰借即从高处借景，或者说是站在一个平地或平台上从高处借景。仰借的方法，能够使设计者或观赏者把天空的景象与人居环境贯通“一气”。从建筑史的意义上说，建筑是一种遮蔽和围合的人为空间，它的最初目的是遮挡风雨、防御野兽、保障安全，因此它一开始就把人与周围的自然包括天空隔离开了。然而，人类不可能一直居于封闭的屋宇之下，而必须与天空打交道。这是因为：第一，人需要在大地上劳作，因而不得不在天空下活动并受到它的影响；第二，人的生存依赖于大地的资源，而大地资源的有无又与天空的变化息息相关，为了劳作有所收获，人必须观察天空、了解天空，而且必须时常仰望天空，把它的变化记录下来；第三，当人不再为满足生存需求而劳作、不再因天空的神秘莫测而恐惧时，也可以用一种审美的、天真的眼光去看天空，并由此得到感官与精神的愉悦，瑰奇壮美的星空、梦幻飘逸的云彩、绚丽多彩的朝霞与夕阳，都足以让人惊叹和赞美，尤其是当众星拱月与流星划破天际的时候，天空之美更是让人浮想联翩、遐想无限。因此，在建筑设计中，人们特意设计了宽敞的庭院、天井、露台或平台，这不仅仅只是为了在限定的空间内获得充足的空气、阳光和雨水，也是为了在限定的空间内获得广阔的天空向人敞开的无限自由感。在中国古代的园林设计中，高明的设计者都善于把天空的景象吸纳到园林中来，以此营造出无穷的意趣与高远的境界。其中，高悬天空的月亮就是最受设计者青睐的一种借景元素。它常常与庭院、天井、平台等组合成一种变幻莫测、动人心魄的景象。柳宗元在一些诗文中也特别强调月亮在营造环境景观中的意义，比如他说：“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潈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回。” (164) 在此，高台广槛提供了一个具有一定高度和宽度的平台，因此它可以容纳众人赏月。而众人赏月则产生一种快乐、融洽、团圆的特殊氛围。更有趣的是，柳宗元还特别营造了一个月下听泉的优雅环境。流泉哗然，这是听觉的、动态的美；月色粲然，这是视觉的、静态的美。一方面，宁静的月色映照在流泉上变得活泼灵动了；另一方面，流动的泉水笼罩在粲然的月色中变得更有层次和韵律了。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创造出了一种光随波转的流动意境。除了月亮，天上的流云也是仰借的绝妙题材。但与月亮、星辰等景象不同的是，流云是仰借景观中最变幻多端的。正所谓“白云苍狗”，流云能在卷舒中刹那间幻化出各种各样的形象，而这也同时增添了仰借的无穷魅力。柳宗元上文中说的“见天之高，气之回”，其实就是对云气的观赏。“回”，是说云气如流水一般起伏回旋，给人一种曲线运动的美感。柳宗元还说：“以泉池为宅居，以云物为朋徒。” (165) 这个说法与王维所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意境上非常相似，它们体现的是一种“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超然豁达的心境。
在园林或人居环境设计中，仰借与远借各有不同的审美效果。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柳宗元的思想中，仰借与远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他说：“忽然若漂浮上腾，以临云气，万山面内，重江束隘。联岗含辉，旋视具宜……以为飞舞奔走，与游者偕来。……列星下布，颢气回合，邃然万变，若与安期、羡门［传说中的仙人——引注］接于物外。” (166) 在这种相互交融中，欣赏者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景象或景物，而是一片“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 (167) 的宏大景观。在此，仰借与远借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打破日常居住环境的局限，创造出超离世俗、天人合一的境界。柳宗元说：“易为堂亭，峭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两翼。凭空拒江，江化为湖。众山横环，嶛阔瀴湾。当邑居之剧，而忘乎人间，斯亦奇矣。” (168) “邑居”即聚邑而居，柳宗元认为这样的居住环境拥堵闭塞，容易使人身心疲惫。因此，必须借助远借和仰借，以创造出远离人间俗世的空间形态。只有在这样的空间中，人才可以超越功利对身心的束缚，从而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获得对自然环境的审美享受。
(1) 本章由笔者与笔者指导的武汉大学美学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屈志奋共同完成（屈志奋写出初稿，笔者修改定稿）。
(2) 〔汉〕董仲舒撰，袁长江等校注：《董仲舒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3) 〔汉〕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322页。
(4) 《柳宗元集》（二），第365页。
(5) 《柳宗元集》（二），第442页。
(6) 〔唐〕柳宗元：《断刑论下》，见《柳宗元集》（一），第91页。
(7) 〔唐〕柳宗元：《非国语上·三川震》，见《柳宗元集》（四），第1269页。
(8) 〔唐〕柳宗元：《掩役夫张进骸》，见《柳宗元集》（四），第1261页。
(9) 《柳宗元集》（一），第79页。
(10) 〔唐〕柳宗元：《断刑论上》，见《柳宗元集》（一），第91页。
(11) 〔唐〕柳宗元：《贞符并序》，见《柳宗元集》（一），第35页。
(12) 〔唐〕柳宗元：《非国语上·料民》，见《柳宗元集》（四），第1271页。
(13) 〔唐〕柳宗元：《天说》，见《柳宗元集》（二），第442页。
(14) 〔唐〕柳宗元：《天爵论》，见《柳宗元集》（一），第80页。
(15) 〔唐〕柳宗元：《天对》，见《柳宗元集》（二），第366页。
(16) 《柳宗元集》（二），第473—474页。
(17) 〔唐〕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32页。
(18) 参见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9) 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74页。
(20) 〔唐〕柳宗元：《为耆老等请复尊号表》，见《柳宗元集》（三），第942页。
(21)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魏博节度使田悦、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三年（782年），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纳、幽州卢龙节帅朱滔等相继称王。四年（783年），泾原兵在京师长安哗变，拥立太尉朱泚为帝，国号“秦”，唐德宗仓皇出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奉旨讨伐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在平定了田悦、梁崇义之后，与田悦、李纳、朱滔等勾结，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建中四年底（784年初），带兵攻入汴州（治今河南开封），自立为帝，国号“楚”。唐德宗所说的“乱”，就是指这些藩镇谋反的事。又据史载，贞元十九年（803年），天下大旱，唐德宗天天吃斋食素向天祷告。总之，在这一段时间里，人祸天灾不断，这或许也是当时儒家学者们热衷于讨论天人关系的最主要的外部诱因。
(22)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四），第2825页。
(23) 《柳宗元集》（三），第816页。
(24) 〔唐〕刘禹锡：《天论上》，见〔唐〕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上），第68页。
(25) 《柳宗元集》（三），第816页。
(26) 〔唐〕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见《柳宗元集》（三），第817页。
(27) 〔唐〕柳宗元：《王京兆贺雨表三》，见《柳宗元集》（三），第972页。
(28) 〔唐〕柳宗元：《迎长日赋》，见《柳宗元集》（四），第1334页。
(29) 〔唐〕柳宗元：《寿州安丰县孝门铭并序》，见《柳宗元集》（二），第550页。
(30) 〔唐〕柳宗元：《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23—724页。
(31) 《全唐诗》（十），第3577页。
(32) 《全唐诗》（十五），第5893页。
(33) 《全唐诗》（二十），第8012页。
(34) 〔战国〕孟子等：《四书五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6页。
(35) 《柳宗元集》（三），第751页。
(36) 〔明〕计成原著，陈植注释，杨伯超校订，陈从周校阅：《园冶注释（第二版）》，第89页。
(37) 〔唐〕柳宗元：《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51页。
(38) 〔唐〕柳宗元：《序饮》，见《柳宗元集》（二），第647页。
(39) 〔唐〕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见《柳宗元集》（三），第790页。
(40) 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六朝—元）》，第12页。
(41) 《柳宗元集》（三），第730页。
(42) 《柳宗元集》（三），第759页。
(43) 〔唐〕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27页。
(44)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四），第1232页。
(45) ［英］马尔科姆·安德鲁斯著，张翔译：《风景与西方艺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46) ［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47) ［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6页。
(48) 〔唐〕柳宗元：《霹雳琴赞引》，见《柳宗元集》（二），第525页。
(49) 〔唐〕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65—766页。
(50) ［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7页。
(51) 〔唐〕柳宗元：《钴鉧潭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64页。
(52) ［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84页。
(53) 《柳宗元集》（三），第766页。
(54) 《柳宗元集》（三），第767页。
(55) 〔唐〕柳宗元：《石渠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70页。
(56) 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六朝—元）》，第12页。
(57) 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六朝—元）》，第34页。
(58) 〔唐〕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26—727页。
(59) 佛教也讲“心目”“心眼”“心观”。“心目”指的是心与目，即意识与眼识；“心眼”指的是“观念之心，能照了诸法”；“心观”指的是天台宗的一心三观之法，即“以吾人平常之心念为所观之境”。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词典》，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版，第702、707、711页。
(60) 〔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63页。
(61) 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62) 《柳宗元集》（三），第767页。
(63) ［英］马尔科姆·安德鲁斯著，张翔译：《风景与西方艺术》，第18页。
(64) 〔唐〕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见《柳宗元集》（三），第780页。
(65) 《柳宗元集》（三），第886页。
(66) 《柳宗元集》（三），第873页。
(67) 〔唐〕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见《柳宗元集》（三），第824页。
(68) 〔唐〕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33页。
(69) 〔唐〕柳宗元：《零陵三亭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37—738页。
(70) 〔清〕宋荦：《西陂类稿》卷二六，四库全书本。
(71) 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38页。
(72) 〔唐〕柳宗元：《盩县新食堂记》，见《柳宗元集》（二），第699页。
(73) 《柳宗元集》（二），第646—647页。
(74) 〔战国〕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6页。
(75) 〔唐〕柳宗元：《零陵三亭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38页。
(76) 柳宗元：《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见《柳宗元集》（二），第640页。
(77) 〔唐〕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见《柳宗元集》（二），第707页。
(78)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页。
(79) 〔唐〕柳宗元：《零陵三亭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38页。(https://www.daowen.com)
(80) 〔唐〕柳宗元：《与崔策登西山》，见《柳宗元集》（四），第1195页。
(81) 〔唐〕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见《柳宗元集》（四），第1199页。
(82) 〔唐〕柳宗元：《零陵三亭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38页。
(83) 〔唐〕柳宗元：《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见《柳宗元集》（四），第1194页。
(84) 〔唐〕柳宗元：《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见《柳宗元集》（四），第1190页。按：柳宗元“取乐非弦匏”的说法，源自庄子的“天籁”“地籁”之说，与西晋文学家左思《招隐诗二首》之一中的“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左思诗见〔梁〕萧统编，海荣、秦克标校《文选》，第160页。
(85) 《柳宗元集》（四），第1252页。
(86) 《柳宗元集》（四），第1221页。
(87) 〔唐〕柳宗元：《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见《柳宗元集》（四），第1890页。
(88) 〔唐〕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见《柳宗元集》（二），第662页。
(89) 〔唐〕柳宗元：《送僧浩初序》，见《柳宗元集》（二），第674页。
(90) 〔唐〕柳宗元：《赠江华长老》，见《柳宗元集》（四），第1135页。
(91)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105页。
(92) 〔宋〕苏轼著，傅成、穆俦标点：《苏轼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3页。
(93) 〔明〕陈继儒著，罗立刚校注：《小窗幽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70页。
(94) 丁福保编：《佛学大词典》，第1803页。
(95) 〔唐〕柳宗元：《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51页。
(96) 〔唐〕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见《柳宗元集》（四），第1135页。
(97) 《五灯会元·云门文偃禅师》记载：“某弟子问云门文偃：‘如何是佛法大意？’文偃答：‘春来草自青。’”见〔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下），第928页。
(98) 《柳宗元集》（四），第1235—1236页。
(99) 丁福保编：《佛学大词典》，第2489页。
(100) 丁福保编：《佛学大词典》，第658页。
(101) 丁福保说：“如者，如法之各各相也，如法之实相也。如地之坚相，如水之湿相，谓之各各之相是事相之如也。……故如与法性与实际，皆诸法之实相之异名也。又，诸法之理性相同，谓之如……故如者理之异名也。此理真实，故云真如。”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词典》，第1083页。
(102) 《柳宗元集》（三），第801页。
(103) 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上），第64页。
(104)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3页。
(105) 邵忠、李瑾选编：《苏州历代名园记·苏州园林重修记》，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106) 〔唐〕柳宗元：《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51页。
(107) 〔唐〕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见《柳宗元集》（三），第786页。
(108) 〔唐〕柳宗元：《送从弟谋归江陵序》，见《柳宗元集》（二），第633页。
(109) 《柳宗元集》（二），第634页。
(110) 《柳宗元集》（二），第764页。
(111) 邵雍《伊川击壤集序》：“予自壮岁业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见〔宋〕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0页。
(112) 〔唐〕柳宗元：《与杨诲之第二书》，见《柳宗元集》（三），第857—858页。
(113) 〔唐〕柳宗元：《与杨诲之书》，见《柳宗元集》（三），第848页。
(114) 邵雍《安乐窝铭》：“安莫安于王正平，乐莫乐于年谷登。王政不平年不登，窝中何由得安宁。”见〔宋〕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第384页。
(115) 司马光晚年自号“迂叟”。
(116) 〔宋〕司马光撰，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五），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05页。
(117) 邵忠、李瑾选编：《苏州历代名园记·苏州园林重修记》，第27页。
(118) 〔唐〕柳宗元：《愚溪诗序》，见《柳宗元集》（二），第642页。
(119) 〔唐〕柳宗元：《乞巧文》，见《柳宗元集》（二），第488—490页。
(120) 〔唐〕柳宗元：《行路难三首》，见《柳宗元集》（四），第1241页。
(121) 〔唐〕柳宗元：《种柳戏题》，见《柳宗元集》（四），第1171页。
(122) 〔唐〕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48页。
(123) 《柳宗元集》（三），第873页。
(124) 〔清〕钱泳撰，张伟校点：《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5页。
(125) 〔唐〕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26—727页。
(126) 王肃注：《孔子家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127) 〔唐〕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48页。
(128) 〔唐〕柳宗元：《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见《柳宗元集》（四），第1189页。
(129) 〔唐〕柳宗元：《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见《柳宗元集》（四），第1191页。
(130) 〔唐〕柳宗元：《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见《柳宗元集》（二），第645页。
(131) 〔唐〕柳宗元：《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见《柳宗元集》（四），第1187页。
(132) 〔唐〕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48页。
(133) 陈从周：《梓翁说园》，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134) 〔唐〕柳宗元：《石涧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72页。
(135) 〔唐〕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49页。
(136) 〔唐〕柳宗元：《巽公院五咏·苦竹桥》，见《柳宗元集》（四），第1236页。
(137) 〔唐〕柳宗元：《首春逢耕者》，见《柳宗元集》（四），第1212页。
(138) 〔唐〕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见《柳宗元集》（四），第1135页。
(139) 〔唐〕柳宗元：《送玄举归幽泉寺序》，见《柳宗元集》（二），第683页。
(140) 邵忠、李瑾选编：《苏州历代名园记·苏州园林重修记》，第195页。
(141) 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第六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142)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页。
(143) 《柳宗元集》（三），第732页。
(144) 〔唐〕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48页。
(145) 参见〔唐〕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33页。
(146) 〔唐〕柳宗元：《兴州江运记》，见《柳宗元集》（二），第716页。
(147) 〔唐〕柳宗元：《盩厔县新食堂记》，见《柳宗元集》（二），第699页。
(148) 唐人所说的“亭”，有时并非单指一个亭子，而是指一个带亭子的园林或园林化的居所。柳宗元的东亭即是指整个居所。
(149) 《柳宗元集》（三），第774页。
(150) 吴龙辉主编：《中华杂经集成》（第二卷），第630—633页。
(151) 〔明〕计成原著，陈植注释，杨伯超校订，陈从周校阅：《园冶注释（第二版）》，第243—247页。
(152) 中国风水学中的“八宅派”按照八卦方位将住宅分为东四宅、西四宅，合称“八宅”。
(153) 《柳宗元集》（三），第727页。
(154) 〔唐〕柳宗元：《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35页。
(155) 转引自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第559页。
(156) 〔唐〕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65—766页。
(157) 吴良镛：《城市特色美的探求》，《城乡建设》2002年第1期。
(158) 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27页。
(159) 〔唐〕柳宗元：《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中书夏日登北楼十韵之作依本诗韵次用》，见《柳宗元集》（四），第1143页。
(160)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第103页。
(161) 〔唐〕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33页。
(16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
(163) 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在郭熙“三远”的基础上，宋代绘画理论家韩拙又在其《山水纯全集·论山》中提出新的“三远”，即“阔远、迷远、幽远”。见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六朝—元）》，第298、608页。
(164) 〔唐〕柳宗元：《钴鉧潭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64页。
(165) 〔唐〕柳宗元：《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24页。
(166) 〔唐〕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26—727页。
(167) 〔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62页。
(168) 〔唐〕柳宗元：《柳州东亭记》，见《柳宗元集》（三），第7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