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白居易的“中隐”思想
隐，是中国文人自先秦以来就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也是在君权专制和知识人的命运与政治休戚相关的社会背景下，文人规避风险的一种生活抉择。隐主要是为了在混乱的社会中保持自我的独立（当然也不排除有保命、逃避或孤芳自赏、沽名钓誉等动机在内）。在先秦时期，隐与仕是对立的，隐就是身处江湖或山林，即完全退出到社会体制之外，比如庄子和《庄子》书中提到的那些隐士。而到汉代尤其是魏晋以后，隐与仕开始走向调和，即一个人可以过着亦仕亦隐或即仕即隐的生活。由于仕、隐之间界限的模糊，出现了“大隐”“中隐”“小隐”之差别。“大隐”“小隐”的概念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隐”的概念不知出于何时，但至少可以肯定是在唐代才开始流行起来的。白居易就是倡导“中隐”最积极有力的一个人。
“中隐”也叫“吏隐”，宋之问《蓝田山庄》诗中说：“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 (1) 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中也说：“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 (2) 此外，“中隐”也叫“半隐”，如中唐宰相王起之弟王龟在长安城南永达里建园林，创书斋，名为“半隐亭”。
白居易的诗文作品中，用得最多的是“中隐”这个概念。他把“中隐”当成是一种比“大隐”和“小隐”更理想的生活方式。他在《中隐》一诗中说：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3)
在白居易看来，“大隐”隐于朝市，因为位高权重、风险剧增而难免喧嚣（纠葛、争斗），费心劳力而得不偿失；“小隐”隐于山林，又因为远离城市而显得太过冷清（孤独、荒僻），且不免衣食无着、饥寒交迫而无法做到真正的身心安适。相比之下，最好的莫过于“隐在留司官”，可以仕、隐兼顾，处于入世与出世两可之间，既有作为生活保障的朝廷俸禄，又有用于修养身心的闲暇时间。“留司官”，就是有职无权的闲官，如他44岁时担任的江州司马和58岁时担任的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唐代，司马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主要用来安置贬谪官员的闲职，归地方州郡的刺史管理，位置在别驾、长史等官员之下；太子宾客虽然官衔不低，名义上位居正三品，但主要任务也不过是上书为太子出出主意、讲讲生活礼仪或注意事项（所谓“规谏”），从工作内容上说，实际相当于为东宫太子专门配备的高级参谋或顾问。这样一类官职，在白居易看来，就是最能平衡身心的工作岗位。
从思想上说，白居易的“中隐”实际上是儒道两家思想的一种折中调和，与儒家的“中庸”和道家的“无为”都能扯上关系。从心理上说，这是一种若即若离、灵活而超然的人生态度。从实际生活上说，它也是一种处在忙与闲之间的生活状态，或处在仕与隐之间的生活策略。它的特点是身心俱安，身心俱适，而又以心安、心适为主。
白居易“中隐”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有很多原因：
一是个人仕途的曲折。白居易早年“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志在兼善，行在独善” (4) 。与许多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人一样，白居易年轻时也有匡扶社稷、救国救民的理想。他十五六岁发愤读书，26岁参加乡试，29岁考中进士并进入官场。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和盩厔县尉等低级职务，基本上干的是打杂的活。元和二年至五年（807—810年）即35至38岁时改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才有了一展抱负的机会。同时由于可以接触朝廷并受到了唐宪宗的器重，他在这个时期曾屡次上书批评朝政，并创作了大量讽谕诗和具有批判、建设意义的文章，如《策林》75篇。但在元和五年之后，他的仕途开始出现波折。元和五年，白居易由左拾遗改任京兆府参军，完全失去了直接顾问朝政的权力。元和六年（811年），因母亲病故回故乡渭水北岸的紫兰村丁忧，处在一个远离政治的归隐状态。元和九年（814年），在家守孝三年的白居易回到京城任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不准顾问朝政、专陪太子读书的闲职。元和十年（815年）也即白居易44岁时，因节度使吴元济、李师道叛乱，勾结宦官刺杀宰相武元衡，击伤御史中丞裴度，他以左赞善大夫的名义上书呼吁打击藩镇和宦官势力，受到一些庸碌无为的官员的中伤而被逐出京城，先后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刺史、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地方官（在十多年的贬谪期间，也曾调回长安担任过半年左右的尚书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中书舍人和调回洛阳担任过几个月的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这种仕途上的失意，逐渐让早年意气风发的白居易滋生出人生无常的想法，并开始选择“行在独善”的人生道路。也就是在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后，白居易开始萌生“吏隐”的想法，他说：“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 (5) 在“吏隐”想法的引导下，白居易把贬谪的痛苦转化为纵情诗酒和山水的乐趣，并在庐山营建了自己的庐山草堂。元和十四年（819年），48岁的白居易由江州刺史转迁忠州刺史之后，“中隐”的思想就变得更为强烈，并明确表明自己的处世态度是“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宇” (6) 。大和元年（827年），56岁的白居易结束地方官员生活回到京城任秘书监，这也是一个“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 (7) 的闲职。大和二年（828年），转迁刑部侍郎，这本是一个权力不小的实职，但此时朝廷出现朋党之争，为躲避官场是非，白居易于次年称病退居洛阳履道里，任太子宾客分司。一直到75岁去世，他都未离开洛阳。在此期间，除担任三年的河南尹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半退休或退休的状态。也就是在这期间，他不断完善他引以为豪的履道里宅，并写下了最能代表其晚年心态和思想的《中隐》一诗。
二是日常生活的艰难。白居易晚年担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做的是一个闲散的“留司官”，但依然是官而不是民，因此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隐士”，也不像他所景仰的陶渊明那样彻底归隐山水、田园之间。他的“中隐”，是以物质生活条件有充分保障为前提的。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他对家庭生活境况的感受有直接的关系。如在12—16岁时，为躲避李希烈叛乱，白居易流落苏杭，寄居亲戚家，生活极其艰苦。其曾在诗中感叹：“可怜少壮日，适在贫贱时！” (8) 又如在母亲去世时，他辞官回家守丧。这期间没有官职，日子本来应该过得很悠闲，但他时常为家中生计发愁，并因为失去俸禄，三次接受好友元稹的金钱资助，说：“怜君为谪吏，穷薄家贫褊；三寄衣食资，数盈二十万。” (9) 白居易清醒地认识到，人生在世不免为生计所困，单靠朋友接济并不现实，只有保留一定的官职才不至于让家人陷入贫困。但过分热衷于仕途或过度沉湎于官场事务，又违背了个人追求精神自由的意志和意愿，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折中的人生策略，即尽可能担任不太累也没有是非纷争的“留司官”。在这一点上，他的“中隐”，实际上是理想与现实相妥协和调和的产物，或者说是理想与现实相矛盾和冲突的产物。故陈寅恪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 (10) 同时，他“在仕与隐之间持‘执两用中’的中隐观念，同他在三教之间调和折中一样，反映了他的精神悲剧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11) 。
三是社会现实的混乱。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是在中唐。这是唐帝国开始走向衰微和各种社会乱象纷呈的时代。安史之乱之后，唐帝国曾出现短暂的中兴局面，这一时期以白居易为首的文人热衷于改革朝政弊端，以经世报国为己任，渴望恢复大唐盛世的辉煌景象。但不久之后就开始出现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党争不断、藩镇叛乱等各种社会问题，那些热衷于改革者，包括白居易，都处在一种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的生活状态之中。白居易说：“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 (12) “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 (13) 文人的为官之路非常艰难，仕途的穷达、安危和生死系于君王的一念之间。在这个时候，王维所说的那种“身心相离”的“大隐”，已经不再适合白居易了。白居易认为在朝廷担任要职风险太大，所以他晚年选择急流勇退，称病上书请求分司东都，远离政治中心长安。
而且，中唐时期的官场生态中也确实有一种很诡异的现象，即那些敢于“直言”的官员被不断贬谪、迁流，经常过着颠沛流离、提心吊胆的生活。韩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旧唐书》记载：韩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上书数千言论宫市之弊，德宗皇帝“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宪宗当政时，又上疏谏迎佛骨，“宪宗怒甚”，“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宰相裴度等说情，“乃贬为潮州刺史”。 (14) 因此，儒家之学在刚刚有了点“中兴”气象的时候，就开始打退堂鼓了。面对无休无止的藩镇叛乱、朝廷党争，帝王的昏聩、荒淫（如唐穆宗和唐敬宗）和总的来说让人失望的现实，那些高举儒家思想大旗的学者和文学家也开始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和底气不足了。于是，被韩愈极力排斥的佛道两教从窗户跳出去又从大门溜进来了。很多早年慷慨激昂以“直言”自诩、以“道义”自任的文人，如白居易，最后的精神归宿仍然离不开佛陀老子，而弘扬大道、匡扶正义、变移风俗的政治理想，则悄悄换成文人小圈子里的浅吟低唱，或者个人生活里的宁静、闲适与逍遥了。
四是隐逸自适的传统。在中国，文人隐逸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其间隐士辈出，难以尽述。直到唐代，隐逸仍是文人一种借以躲避祸端、修身养性或借以沽名钓誉的常态。大体上说，魏晋六朝以前，隐逸并无大小之分，“隐”多半是指隐遁、隐匿于远离城市或政治中心的偏远之地。汉魏六朝以后，才有“小隐”与“大隐”的名目，如西晋诗人王康琚在《反招隐》诗中说的：“小隐隐林薮，大隐隐朝市。” (15) 王康琚划分“大隐”与“小隐”的依据是一在“朝市”即朝廷或城市，一在“林薮”即山林或乡村。按照这个标准，魏晋六朝以前的隐逸大多属于“小隐”。“小隐”者就是《庄子》中所说的巢父、许由一类人物，他们过的是穷居野处、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大隐”则相当于“朝隐”，也就是文人士大夫在朝堂之中追求相对独立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理想的一种隐逸方式。这些文人虽然担任朝廷官职，却心向山林或江湖；虽然与现实政治保持密切联系，却追求远离朝廷和权贵阶层的逍遥自适。如西汉的东方朔说：“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16) “金马门”是汉代皇城官署即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正门，代表官场，也可以看作后世所说的“朝市”的代名词。东方朔虽身居朝廷，但常怀遁迹深山的心态，他这种试图调和入世与出世之间矛盾的做法，为后世文人开启了“朝隐”或“吏隐”的先河。这样的处世态度，即西晋郭象《庄子·逍遥游》注中所说的：“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17) 在郭象看来，只要做到内心超越，则身居庙堂也可以与隐居山林无异。由这种看法可以看出，“小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逐渐被文人士大夫抛弃，“大隐”逐渐成为隐逸的主流。(https://www.daowen.com)
隋唐之世，由于朝廷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政府官员，读书人有了进入官场的合法通道。但他们虽然有了步入仕途、一展抱负的机会，却没有之前官僚世袭的保障。在“家天下”的专制体制下，宦海沉浮、穷通显达都充满了各种未知的因素，也意味着各种未知的人生风险。因此，隐逸成了文人心中永远割舍不掉的一种情结。初、盛唐时期，由于经济日趋繁荣且政治相对开明，当时的隐逸多半属于王康琚所说的“大隐”的范畴。如唐中宗时期的韦后胞弟韦嗣立，官至兵部尚书，可谓权倾朝野。但他自称“逍遥公”，并在骊山修筑了逍遥谷别墅，经常与当时的一些著名文人往来酬唱，俨然一副隐士的派头。这种仕隐兼得的隐逸方式，曾经是许多唐代文人的生活理想。韦嗣立本人，也成为当时许多文人追慕的士大夫典范。但这种隐逸方式，发展到一定时期，便逐渐失去了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内涵，而蜕变为一些投机文人混迹官场或自鸣清高的一种托词甚至表演。而且，“大隐”，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和态度，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因此，盛唐以后，文人们对隐逸的看法是更偏重于“适意”或“适性”之类内涵，如王维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 (18) 王维认为，士人的“适意”，首先在于实现自己布仁施义、活国济人的人生理想，只有这条道路走不通，才会有“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的想法。在这里，王维仍然主张入世进取，而所谓隐逸，则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开解。他认为“大隐”的方法是“身心相离”，也就是身居魏阙，心系江湖。但这种方法，只要抱定了布仁施义、活国济人的理想，就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落实。因此，中唐以后，文人们干脆抛弃了“大隐”的概念，而推崇身心一如、身安心适或身心俱适的“中隐”。白居易说：“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 (19) 这种进退自如的灵活态度，在中晚唐时期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和响应，成为许多文人在乱世之中“保身全真”的法宝。
五是道禅思想的影响。在白居易的思想构成中，儒、道、禅三者兼有，而调和三教，也是唐代普遍的思想倾向。这种调和，对于文人来说，主要不是出于宗教信仰的目的，而是出于如何安顿自我的目的。换句话说，他们是调和三者以为己用。但就个体的安身立命来说，道禅思想的比重显然比儒家思想的比重大。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就主要以道禅思想为核心。据记载，白居易参过禅，炼过丹，佛教徒称他为居士，道教徒称他为地仙。在他的诗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道禅兼融的思想的流露，比如他说：
早栖心释梵，浪迹老庄。（《病中诗十五首并序》） (20)
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睡起晏坐》） (21)
外身宗老氏，齐物学蒙庄。……息乱归禅定，存神入坐亡。（《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 (22)
大抵宗庄叟，私心事竺乾。……梵部经十二，玄书字五千。是非都付梦，语默不妨禅。（《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 (23)
就道家和道教方面来说，白居易主要吸取的是庄子“坐忘”“逍遥”“齐物”之类的思想，比如他在《四月池水满》中说：“四月池水满，龟游鱼跃出。吾亦爱吾池，池边开一室。人鱼虽异族，其乐归于一。且与尔为徒，逍遥同过日。尔无羡沧海，蒲藻可委质。吾亦忘青云，衡茅足容膝。况吾与尔辈，本非蛟龙匹。假如云雨来，只是池中物。” (24)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白居易虽然炼过丹，却对人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并不主张并且明确反对求仙，如他在《归田三首》之一中说：“人生何所欲，所欲唯两端。中人爱富贵，高士慕神仙。神仙须有籍，富贵亦在天。莫恋长安道，莫寻方丈山。西京尘浩浩，东海浪漫漫。金门不可入，琪树何由攀。不如归山下，如法种春田。” (25) 又在《题杨颖士西亭》中说：“静得亭上境，远谐尘外踪。……旷然宜真趣，道与心相逢。即此可遗世，何必蓬壶峰。” (26)
相比之下，白居易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似乎更深一些。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晚年隐居洛阳龙门山与佛门中人为伍，被后人视为居士研习佛理的榜样。许多禅宗灯录都记载过他的言行，如《五灯会元》就把他作为著名居士列入其中予以宣扬。白居易也自称“外形骸而内忘忧恚……先禅观而后顺医治” (27) ，并在《赠杓直》一诗中自述其思想历程是：“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 (28)
白居易一生的思想，大抵是由儒而道而禅逐次转变。他早年写的《策林》，思想多以儒家为主，兼取黄老和庄子，而对于佛教，他一开始是不相信的。如在《议释教》中，他认为佛教“以禅定为根，以慈忍为本，以报应为枝，以斋戒为叶”，确实可以改造人心，有利于“王化”。但这种作用，通过儒家的“忠恕”“恻隐”“礼乐”和道家的“无为”等也可以达到，故没有必要借重于“区区西方之教”。而且，“大道惟一”，把西方佛教引入“王化”，反而容易把人心搞乱。更何况，“僧徒日益，佛寺日崇”，劳民伤财，影响经济，对于国家的兴盛也没有任何好处。 (29) 但在中年以后，尤其是在屡遭贬谪而对朝廷失望之余，那种人生无常的幻灭感就逐渐取代了他早年热衷于“美刺”朝廷和时政的忧患意识。他的思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信奉释氏，而且开始练习他曾经反对的禅定。
白居易偏重的是惠能所创立的南宗禅，而且主要受到马祖道一派的“洪州禅”的影响。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正是禅宗中马祖道一派“洪州禅”的兴盛时期。白居易本人就曾同马祖道一的弟子兴善惟宽有过一些交往。马祖道一的禅法，进一步发展了惠能的佛教心性理论，主张“即心即佛”和“平常心是道”，强调将修禅与生活打成一片，不加区分。如马祖道一说：“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 (30) 马祖道一所说的“平常心是道”，是强调修禅和觉悟皆系于不执着于个人欲望和成见的“平常心”，不必脱离行住坐卧之类日常生活行为。正如马祖道一的弟子大珠慧海在回答源律师所提出的“和尚修道，还用功否”以及如何用功的问题时所说的，用功处就在“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日常生活之中，差别只在于有些人“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 (31) 这些人因为欲望和需求太多而遮蔽了人的本性，或失去了本有的佛性，以至于食不甘味，寝不能寐。这种修禅与生活两不误的思想，正好与白居易所向往的“中隐”相契合。他将禅宗尤其是洪州禅法贯彻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以此作为消除精神焦虑、保持身心俱适的独特法门。如他在诗中写道：“腥血与荤蔬，停来一月余；肌肤虽痩损，方寸任清虚。体道通宵坐，头慵隔日梳。眼前无俗物，身外即僧居。” (32) “药销日晏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禅观水月，有时行醉玩风花。净名事理人难解，身不出家心出家。” (33) 坐卧、梳头、吃饭、喝茶，这些本来都是非常平凡的事情，但在白居易看来，只要以清静或虚静的心态去做这些事情，就可以达到“眼前无俗物”的超然境界。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由于有了禅宗思想的渗入而变得更加圆融，并反过来影响到他的生活观念，包括他的园林和园居生活思想。对于白居易来说，园林“就是他所标榜的中隐思想‘物化’的结果，园居乃是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4) 。同时，他将“中隐”思想融入私家宅园的设计和品鉴当中，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萌芽于汉末魏晋之际的文人园林美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