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对唐代人居环境的批判

唐代经济的发展曾经带来城市的繁荣，城市中的宫殿、佛寺、道观、住宅和园林等都曾盛极一时。这些东西一方面可以看作唐代兴旺发达的见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社会风气日趋奢靡、腐化的象征。正如吕思勉所说：“隋、唐、五代，为风俗侈靡之世。”“唐初虽失之侈，尚非不可挽救，流连忘返，实始高宗，至武后而大纵，玄宗初，颇有志惩革，后乃变本加厉……其时权戚，为太平公主、李林甫、杨国忠等无论矣。即下于此者，亦复毫无轨范。……至于武人，则尤不可说。郭子仪，元勋也，史称其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传》述其事曰：‘岁入官俸二十万贯，私利不在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 (54) 唐代的城市建设在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达到顶峰，在极度繁荣的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过度奢华的倾向。其不切实际的建设规模，穷奢极欲的建筑装饰和陈设，以及大肆铺张的园林营造，不仅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在社会经济和人口都急剧衰退的情况下，某些帝王和权贵仍然热衷于修筑豪华的宫室、府第和园林，就对唐帝国日渐脆弱的经济社会环境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伤害。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白居易的注意。白居易早年关心社会现实，热衷于救国救民，在诗歌创作方面曾提出过著名的“美刺”说，而且写过很多具有强烈社会批判精神的讽谕诗。他的讽谕诗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对当时城市建设或城市环境建设中奢靡、浪费之风的批判。这种批判，既是基于他一贯坚持的儒家政治伦理观念，也与他中年以后逐渐形成的以道禅为骨干的人生哲学——包括他的“中隐”思想和家园意识——有关。(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