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环境美的发现

在《白洲五亭记》中，白居易提出了一个与柳宗元“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类似的命题，即“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这个看法，从客观的方面说，是指环境美的发生；而从主观的方面说，也可以说是环境美的发现。他说：

湖州城东南二百步，抵霅溪，溪连汀洲，洲一名白。梁吴兴守柳恽于此赋诗云：“汀洲采白。”因以为名也。前不知几十万年，后又数百载，有名无亭，鞠为荒泽。至大历十一年，颜鲁公真卿为刺史，始剪榛导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旋属灾潦荐至，沼堙台圮。后又数十载，委无隙地。至开成三年，弘农杨君为刺史，乃疏四渠，浚二池，树三园，构五亭，卉木荷竹，舟桥廊室，洎游宴息宿之具，靡不备焉。观其架大溪，跨长汀者，谓之白亭。介二园、阅百卉者，谓之集芳亭。面广池、目列岫者，谓之山光亭。玩晨曦者，谓之朝霞亭。狎清涟者，谓之碧波亭。五亭间开，万象迭入，向背俯仰，胜无遁形。每至汀风春，溪月秋，花繁鸟啼之旦，莲开水香之夕，宾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动，觞咏半酣，飘然恍然。游者相顾，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间也？又不知蓬瀛昆阆，复何如哉？时予守官在洛，杨君缄书赍图，请予为记。予按图握笔，心存目想，覙缕梗概，十不得其二三。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境心相遇，固有时耶？盖是境也，实柳守滥觞之，颜公椎轮之，杨君绘素之：三贤始终，能事毕矣。 (72)

在这篇文章中，白居易描述了白洲五亭的建设过程和白洲由一片荒洲逐渐转变成美景的历史，他认为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人化或文化过程，与南朝梁代太守柳恽对此地的描绘、唐代刺史颜真卿和杨君即杨汉公对此地的改造或经营、建设密切相关。在这个过程中，柳恽是最初的发现者，颜真卿和杨汉公是继起的经营、建设者。而从审美的意义上说，则也可以说，白洲由一片荒洲向美的游憩环境的生成，是柳恽、颜真卿、杨汉公这样一些具有审美心胸的文人共同发现和创造的结果。如果没有他们的发现和创造，那白洲只不过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洲。

在这些论述中，白居易提出了一个在环境美学上具有重要价值的看法，即美的环境并不是纯粹自然的或客观的物质实体，而是人的发现和创造的结果。在美的环境的生成过程中，人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这个“人”，不是随便的什么人，而是像柳恽、颜真卿、杨汉公这样具有美的眼光和心胸的人。因此也可以说，美的环境的生成，关键不在于环境本身，而在于人在环境面前所具有的审美的眼光与心胸，这是环境美得以生成的首要前提。正如19世纪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所说：“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73) (https://www.daowen.com)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关于环境美、自然美或一般来说的美的生成，一般都强调人或“心”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这种看法的出现，与先秦以来的心性理论和唐以后的禅宗思想都有密切的关系。先秦心性理论中虽然没有“一切唯心”之说，但无一例外地强调“心”在人类价值体系构建中的主宰作用。换句话说，外部事物的价值是因人“心”的作用（包括“心”“物”之间的交感互动）而产生的，因此，要从外部事物中发现其对于人的价值，就必须首先从“心”的修治、陶冶即心灵的内在修养工夫做起。禅宗也非常重视“心”的作用，把“自性”或内心的觉悟看作成佛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些看法落实到美学上，就是肯定“心”（具有发现和创造美的心灵）在审美价值生成中的主宰地位。

白居易的“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可以说是继承了先秦以来注重“心”的主宰与创造作用的思想传统，同时，这种看法又与他一直强调的“作主人”的思想相通。如上一节所说，在园林的设计、建设和欣赏方面，白居易自始至终都强调“主人”的重要性，反对对园林的纯粹物质意义上的占有，而主张从精神上拥有、享有园林对人来说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比如他在题赞裴度的园林时说：“南院今秋游宴少，西坊近日往来频。假如宰相池亭好，作客何如作主人？” (74) 在《游云居寺赠穆三十六地主》中说：“胜地本来无定主，大都山属爱山人。” (75)

“胜地本来无定主，大都山属爱山人”，这是白居易提出的对后世文人山水审美观、园林审美观或环境审美观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命题。比如苏轼在给范子丰的一封尺牍（《临皋闲题》）中说：“临皋亭下不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76) 苏轼的这个看法就是直接来自白居易。在苏轼看来，自然的山水本身是客观的存在，而它的意义则有赖于人的发现。这发现的基本前提就是“闲”，也就是超越功利的，即不以功利性的占有为目的的审美态度。在《夜游承天寺》这篇短文中，苏轼进一步发挥了以“闲心”对待客观景物的思想，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77) 苏轼所说的“闲人”，即有“闲心”或具有审美态度和发现美的眼光的人，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