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至隋唐时期

在儒家乐教思想中，魏晋至隋唐是儒家乐教思想的衰微期。魏晋时期，南北分裂，战乱频繁，生灵涂炭，士阶层对从人生苦难中解脱与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为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此时，士阶层逐渐抛弃传统哲学中一些过于拘泥的道德说教，由原来“士志于道”的精神转向一种“淡泊宁静”的精神，用自己的生命意义来支配自己的行为，陶渊明和“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等便是其典型的代表。但此时却是琴乐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琴以载“道”的思想由教化性转向了艺术性，体现在琴乐的艺术审美之中，反映了一种更深沉的生命关照和追求道家游心与逍遥的一个过程，融入了“反其天真也”“大音希声”等道家因素的古琴艺术便超出了儒家乐教的教化范围。魏晋士人在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书（书法），提炼出“左琴右书”来作为文人身份的象征。存见琴曲有嵇康的《广陵散》、阮籍的《酒狂》、王徽之与桓伊的《梅花三弄》等。此外，还有反映道家思想的琴曲《庄周梦蝶》《列子御风》《颐真》等。

隋唐时期，强大而统一的国家政权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中外之间各艺术领域的交流与融合，著名的《霓裳羽衣曲》便是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结合的产物。唐代建立了由大乐署、鼓吹署、教坊、梨园组成的音乐机构，也发展出了燕乐、清商、西凉乐、高丽、扶南、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高昌乐等十部乐，在大宴百官或国宾时举行的仪式上演奏。在与外族的交流中，胡乐也随之传入，代表性乐器便是羌笛与琵琶。此时在国内兴起的乐器则是筝（现称古筝），历史上有过八篇《筝赋》，说明筝的发展非常充分，且赢得文人士大夫以至众民的激赏。唐代宫廷不喜琴乐，《羯鼓录》曾记载玄宗听琴未毕，便叱琴师出，而召花奴为其羯鼓之事。唐代儒学衰蔽而佛学昌，儒家乐教思想并无新声产生，一部分士人坚守传统儒家乐教的精神，但更多可见的是琴乐在社会文化和外来音乐影响下受到的冲击和冷落，如白居易的《废琴》诗中所言：“玉徽光彩灭，废弃来已久。”刘长卿的《听弹琴》诗中也写道，“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在这种冲突与共存之下，却出现了多位著名职业琴家，如赵耶利、董庭兰、崔遵度等。在斫琴工艺方面，则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吴地所斫之张越琴，四川雷氏家族所斫之雷琴，且影响深远，尤受宋儒们珍赏。存见琴曲是在民族音乐文化交流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胡笳》《小胡笳》《渭城曲》（后更名为《阳关三叠》）。(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