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颂汪洋，追求天下一统
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再次侵扰大宋，但景德二年（1005年）宋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妥协协议，并每年缴纳银、绢给辽国。这首词是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所作，面对“澶渊之盟”妥协协议的签订，宋真宗也深感天下为己任的重担，通过礼乐活动祭祀天地，祭拜祖先，宣扬太平，展示帝王威权，寄希望于获得上天的眷顾和先祖的庇佑，来完成先祖的事业，更好巩固与继承帝王基业。这种目的与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是臣服天下、教化天下百姓的有力武器。
八纮统域，九服要荒。沐浴惠泽，祗畏典常。隔谷分壤，望斗辨方。并袭冠带，来奉圭璋。峨峨双阙，济济明堂。诸侯执帛，天后当阳。何以辨等？衮衣绣裳。何以褒德？辂车乘黄。声明焕赫，雅颂汪洋。启兹丕绪，祐我无疆。大统斯集，大乐斯扬。俯隆宗祏，仰继穹苍。 (80)
此段词主要歌颂先祖功业带给全国及远方之国的惠泽，而他们通过郊礼仪式，朝贡贵重礼品来感恩先祖的崇高厚德。高大庄严肃穆的祠庙两旁高台上的楼台观，端庄礼敬的明堂上，各位诸侯双手执帛来参加朝拜。如何分辨他们的身份呢？通过他们祭祀时所穿的带有龙图案的礼服和所乘坐的御马驾驶的车子来区分。天下一统，全国各地和远方之国的臣民都沐浴在大宋王朝开创的伟大功业的恩泽之下，敬畏王者的常业，穿上华丽的衣裳，戴上帽子与腰带，来贡献贵重的玉制礼器。仪式奏起的雅乐光亮显赫广阔无边，象征着国家大业的发展与兴盛，祈求上天保佑大宋帝业显赫绵延，也希望先祖庇佑大宋天下一统。
宋徽宗即位时北宋王朝已经历了160多年的发展，此时“太平日久，人物繁阜” (81) ，宋徽宗本人对此也洋洋自得，在《良岳记》中说：“昔我艺祖，拨乱造邦”“且使俊世子孙，世世修德，为万世不拔之基”“祖宗功德”“社稷流长”“足以跨周轶汉”。即位之初，宋徽宗在继承“祖宗家法”的基础上，又对财政、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如改变财政体制，并对盐法、茶法进行改革，实施方田均税法，设置居养院，注重农田水利，对学校与科举进行了改革等。在宋徽宗的多项改革中多有粉饰王朝太平的一面，这正如他制作《大晟乐》宣扬德政一般，追求太平盛世和赞美。《大晟乐》的制作是伴随宋代雅乐复兴的一种突出现象，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间，经历了从“和岘乐”“李照乐”“阮逸乐”“杨杰、刘几乐”“范缜乐”“魏汉津乐”6次乐律变革，直至宋徽宗朝钦定颁布实施才真正制作成功，可以说，《大晟乐》的制作贯穿北宋发展的始终。“乐成，赐名《大晟》，谓之雅乐，颁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 (82) 《大晟乐》的成功也意味着王权不断得到巩固，彰显了北宋朝廷的政治气象，也是统治者在国家祭祀的雅颂汪洋中追求四夷来朝，国祚永久，天下一统的表现。
综上所述，作为帝王总是希望在执政期间将国家治理得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政教清明。宋太宗虽然两次征辽失败，无法通过军事建立功勋，但他内心仍然渴望天下大治，他曾说：“国家承累世干戈之后，朕孜孜求治，惟望上天垂佑，福此下民” (83) 。“天纵睿明，博综文学，尤重儒术” (84) 的宋真宗就执政前10年的政绩而论，不失为一位开明君主，用宽容优厚的方式解决皇室内部矛盾，减免赋税，还田与农，劝课农桑，发展生产，亲幸澶州，宋军士气大振，遂成“澶渊之盟”，出现了“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的和平局面，生产得以恢复与发展。同时宋真宗也被后世学者称为古代统治者中“惩治贪污腐败之最成功者。”宋徽宗即位初以来，对西夏的战争节节胜利，后又置燕山府等，他沿袭哲宗的“绍述”之志，立元祐党人碑，惩罚反对变法派，在“祖宗家法”的基础上又实行了一系列新政等。但在与向太后就执政权力反复博弈后，他越来越关注转向礼制文化，力求达上古“圣王”的目标，并从中引申出至治之权，行有为之政，努力改造社会。因此“徽宗再不像史臣所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而是一个极具政治手腕，统治技艺高超的君王了” (85) 。
总之，从古琴曲词或乐中可以窥探出以上帝王的王道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重视史鉴，继续统一战争，取得中原地区的统一，为百姓的安居乐业提供基础；以民为本，减免赋税，还田与农，减轻劳役，重视劝课农桑，积极发展生产；尊孔崇儒，教化大兴，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右文政策，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雅颂汪洋，彰显太平，追求四夷来朝，国祚永久，天下一统。宋代礼乐的复兴以西周时期《周礼》为基础，整体向儒家经典的礼乐制度靠近，同样的这些王道政治思想都体现了宋代的“复古”追求，其主要内容是以孔子和儒家的经典著作为依据，体现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王道政治思想，在目标上追求儒家所宣扬的“仁政”，方法上坚持儒家提倡的“民惟邦本”，法度次之，在思想上强调君臣同心，礼乐教化等，因此在实际治理国家中也具有较高的实效性。
(1) （汉）班固：《汉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3页。
(2)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2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2页）。
(3) （宋）罗泌：《路史》，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9—56页。
(4)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81页）。
(5)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81页）。
(6)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9—1100页）。
(7)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03页）。
(8)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10页）。
(9)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1页）。
(10)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77页）。
(1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78页）。
(12)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80页）。
(13) （元）脱脱：《宋史》（《乐一》）卷126。
(14)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19页）。
(15) 朱承：《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15页。
(16)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9，（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45页）。
(17)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99页。
(18) （汉）司马迁著：《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5页。
(19) （魏）阮籍撰，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4—85页。
(20)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76页）。
(2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86—1087页）。
(22) 刘畅：《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以〈洪范政鉴〉为中心》，《天府新论》2019年第5期。
(23) 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67页。
(24) （汉）孔安国：《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9页。
(25) （汉）孔安国：《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0页。
(26) 吴震：《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极”解释—以朱熹〈皇极辨〉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7) （元）脱脱：《宋史》（《乐一》）卷126。
(28)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乐志下》）卷145。
(29)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乐志下》）卷145。
(30) （元）脱脱：《宋史》（《乐一》）卷126。
(3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02页）。
(32) （元）脱脱：《宋史》（《志第八十四》）卷131。
(33) 罗旻：《宋代雅乐复兴与郊庙朝会乐歌制作》，《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34) （宋）朱长文：《续书断》（《墨池编》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宋）赵匡义：《缘识》（《全宋诗》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5页。
(36) （宋）赵匡义：《缘识》（《全宋诗》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8页。
(37) （宋）朱长文：《续书断》（见《墨池编》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 （宋）朱长文：《琴史》卷5，钦定四库全书本。
(39) （元）脱脱：《宋史》（《乐一》）卷126。
(40)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18，钦定四库全书本。(https://www.daowen.com)
(41) （元）脱脱：《宋史》（《乐九》）卷134。
(42)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87页）。
(43) （宋）蔡絛撰，沈锡麟校：《铁围山丛谈》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6页。
(44) （宋）邓椿：《画继》卷1（《画史丛书》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第5页。
(45) （宋）赵佶：《宫词》（其八八）（《全宋诗》第2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056页。
(46) （宋）赵佶：《宫词》（其八三）（《全宋诗》第2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054页。
(47)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7页。
(48) （元）脱脱：《宋史》（《乐一》）卷126。
(49) 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第316页。
(50) （宋）周輝：《清波杂志校注》卷11。
(51) （清）徐松著：《宋会要辑稿》（第2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027页。
(52) （元）脱脱：《宋史》（《乐四》）卷129。
(53) （明）毛晋：《二家宫祠》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 （宋）刘昺：《大晟乐书》（王应麟《玉海》卷100）。
(55) （宋）朱长文：《琴史》卷2，钦定四库全书本。
(56)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1页）。
(57)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4页）。
(5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
(59) （元）脱脱：《宋史》（《乐九》）卷134。
(6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
(6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
(6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
(6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
(64) 邓小南：《宋代“祖宗之法”治国得失考》，《人民论坛》2013年第6期。
(65) （元）脱脱：《宋史》（《乐九》）卷134。
(66)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
(6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
(6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
(6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
(7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
(7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
(7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
(7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
(7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
(75)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
(76)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3。
(7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
(78) 虞文霞：《宋太宗“右文政策”与宋代文化昌盛》，《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79) 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80) （元）脱脱：《宋史》（《乐九》）卷134。
(81)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82) （元）脱脱：《宋史》（《乐一》）卷126。
(8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
(84)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
(85) 包伟民：《宋徽宗：“昏庸之君”与他的时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