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本，重视劝课农桑

公元979年和986年宋太宗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北伐辽国战争，但均以失败告终，因此宋太宗想通过建立功勋树立权威的设想破灭了，也给他的军事信心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从而转向了保守的军事原则。他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合当用也于此” (64) 。自此宋太宗开始着重防范内患，整顿内政。从上文中宋真宗所作《万国朝天》曲之词“物性茂遂，民俗阜昌。甫田多稼，禾黍穰穰。含生嘉育，鸟兽跄跄” (65) 可见宋真宗对宋太宗统治时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家繁荣昌盛的描述，此景构成了万物繁荣滋长，黍稷稻麦等粮食作物岁稔年丰，一切有生命者都得以嘉育，鸟兽都能相率而舞，天地间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相处和谐融洽的一幅生态之美。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也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物质基础，农业的生产状况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经济状况，也决定统治者的帝业根基。因此，宋代统治者在词的创作之中多有对农业生产丰收的祈愿，也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可见宋真宗继承了宋太宗在转向整顿内政期间以民为本，劝课农桑，发展生产的政策。

（一） 以民为本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宋太宗常说：“国家以百姓为本”“朕视万民为赤子。”这样以民为国家本体的观念，反映在其王道政治思想中，则是通过严惩贪官污吏打击豪户滑民改变唐末五代以来百姓受贪官的残害的世风来争取民心。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宋太宗是这样规定的：“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 (66) 。他还规定在职官员只要犯贪污罪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等。对于盘剥残害百姓扰乱社会秩序的豪户滑民，严重者“斩益，籍其家。”对于功臣权臣称霸一方残暴作恶与民夺利的，坚决予以打击；对文武大臣节度使等高级官员子弟所享受的特权也加以限定，取消了五品以上官任子过高的特权，《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宋太宗说：“诏自今止赐同学究出身，依例赴选集” (67) 。此外，宋太宗以民为本的思想还表现为时常从百姓的切身利益思考，认为敛税于民是不得已，将来要减轻甚至取消税赋。由于北宋初年的“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农户和佃户承担了沉重的赋税而导致小规模农民起义时常发生，《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从宋太宗晚年至宋真宗初年，吏部朗中田锡上疏疾呼：“减关租之征，放管榷之利，蠲减租赋，优复流亡” (68) 。直到宋真宗即位初年调整农业政策后，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https://www.daowen.com)

（二） 劝课农桑

宋太宗在任时，曾遴选农师奖励垦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宋太宗要求每一县遴选一名熟悉土地情况和了解种植技术的农民，也即农师来指导与监督本县其他农民的耕作，并给予农师一定的优待：“镯租外，免其他役。”同时，宋太宗也积极奖励恳田，并把垦田的业绩作为官吏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直至“太宗末年的垦田数是3，125，251顷25亩，比起太祖末年的垦田数多了20余万顷。”（《文献通考·田赋四》）宋太宗以民为本的思想为宋真宗所继承，宋真宗即位后继续推进并发展宋太宗民惟邦本的政策，减免赋税还农与田，减轻劳役劝课农桑。咸平元年（998年）宋真宗下诏：“遣使乘传舆诸路转运使、州军长吏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之” (69) 。并免除因未能完税农民的欠款1000余万，释放未完税而受牢狱之灾的农民3000多人。此后，对受自然灾害影响和战乱地区的农民多次免其赋税并开仓救济。因为农业赋税收入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财政收入，如果一直减免赋税势必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于是宋真宗采取减轻劳役、劝课农桑的措施积极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咸平二年（999年）宋真宗下诏：“诏有司，力役之无名，营缮之不急者，悉罢之” (70) 。他还下诏在农时季节由士兵代农民服劳役，让农民安心生产。宋真宗也多次鼓励地方兴修水利为农民生产灌溉做好保障。只有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发展生产，才能够增加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为此宋真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百姓的生产提供有利条件，切实起到了劝课农桑安民于农的作用，最直接的结果是：“景德三年新收户三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八，比咸平六年计算增五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户，赋入总六千三百七十三万一千二百二十九贯、石、匹、斤，数比咸平六年计增三百四十六万五千二百九”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