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器与儒家思想
古琴，不仅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居于琴棋书画文人高雅艺术四艺之首，更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世界上唯一3000多年不曾中断的一门传统音乐，是中国唯一进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名器。博大浩瀚的古琴文化不仅象征着古代士之精神、境界、情操，更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素养的象征之一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
《五知斋琴谱》中对琴之象形进行了描述：
琴者禁也，禁邪僻而防淫佚，引仁义而归正道，所以修身理性，返其天真，忘形合虚，凝神太合。
琴制长三尺六寸五分，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年岁之三百六十五日也……
其弦者有五，以按五音，象五行也。大弦者君也，缓和而隐。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迨至文武加二弦，所以雅合君臣之恩也。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音画正，天下和平，而兆民宁，雅乐之感人也，性返于正，君臣义，父子亲，消降邪欲，返乎天真。 (3) (https://www.daowen.com)
传说，古琴被舜与神农氏定五弦，“迨至文武加二弦”，后因文王纪念伯邑考加一弦，武王伐纣加一弦，合称文武七弦琴，随后经历多次变革至汉代琴的七弦才基本定型。“十三徽象十二个月，余一徽而象闰，七徽应之。”（《五知斋琴谱》）古琴琴面第一弦的上方镶嵌十三个螺钿为“琴徽”，分别象征一年中十二个月，而多了一徽则代表闰月，是十三徽之中徽即第七徽。十三徽是根据全弦分段振动原理而设置的，其功能是作为琴之按音与泛音取音时的标记。朱熹以第七徽作为琴徽的中心（徽位是全弦长比的1/2）区分琴上三准。其中，龙龈至七徽为下准代表古琴音乐的“低音区”，其特点是身长而气厚，其声中和而节缓，所以弹琴多使用下准区音位；七徽至四徽为中准代表古琴音乐的“中音区”，中准得音虽不及下准音之全盛，但君子犹取此节音；四徽至岳山为上准代表古琴音乐的“高音区”，但上准音区“泛声多取之，而俗曲繁声抑或有取，则亦非君子所宣听也。”（《朱文公文集·琴律说》卷66）朱熹通过限制琴上三准音高的使用来区分君子与小人。以七徽为分界点，朱熹认为七徽之左阳，取以象君，右阴，取以象臣，抚琴时越靠近下准即琴尾取音时效果越好，因为这代表“贤臣”，越靠近上准即琴首取音时效果越不理想，因为那是代表“小人”。他认为下准声和节缓为雅乐所取之声而赞为“君子”，上准声促密耳为俗曲繁声所取而斥为“小人”。取下准之音为“君子”，取中准和上准之音为“二臣”，“二臣”又分左右，左（中准）阳明，为君子而近君，右（上准）阴浊，为小人而在远，“以一君而御二臣，能亲贤臣、远小人，则顺此理而国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则咈此理而世以衰乱。”（《朱文公文集·琴律说》卷66）朱熹还总结了西晋、后周、唐朝等所使用乐的音高与国运兴衰之关系，他说：“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勗造于晋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于周世宗时，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圣特异，初不曾理会乐，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声遂和。唐太宗所定乐及本朝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朱子语类·乐古今》卷92）
宫、商、角、徵、羽五音是中国古代使用的五声音阶，是用以表示调高的名词，一般以宫音的音调高低为准，其余音高根据确定的宫音音高相应计算确定。五音与五行金木水火土、与德仁义礼智信、与身脾胃肝胆肾相对应，所以“夫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者，使人方正面好义。闻角者，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者，使人齐整而好礼” (4)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是按照《礼记·乐记》的思路将五音与社会人事划等，朱熹说：“五声之序，宫最大而沈浊，羽最细而轻清。商之大次宫，徵之细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朱文公文集·声律辨》卷72）他认为，犹如五音十二律的次序那样，人世间的这些人伦次序也是不可僭越的，“以黄钟言之，自第九宫后四宫，若以为角，则是民陵其君矣；若以为商，则是臣陵其君矣。”（《朱子语类·乐古今》卷92）朱熹还赞同为了维护古琴中的这种尊卑秩序，通过设置四个半律的“四清声”来顺应宫商角的尊卑之义，他说：“黄钟之律最长，应钟之律最短，长者浊，短者声清。十二律旋相为宫，宫为君，商为臣。乐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声。”（《朱子语类·论语二十一》卷39）
上古时期，古琴是沟通神人的法器，是“德协天地人神”的反映，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原始雏形。“黄帝鼓清角之琴，以大合鬼神，而凤凰蔽日。尧鼓琴而天神格，舜歌《南风》而天下化。” (5) “戛击鸣球，博附琴瑟以咏，祖考来格。”（《尚书·益稷》）从这两条记录可知，古琴在上古时期便参与了敬神与祭祖的重要活动，而不是为了追求愉悦产生与存在的。周代，古琴逐渐普及到士阶层，成为儒家士君子修身养性，坚持道德情操的道器。“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左传·昭公元年》）“士无故不撤琴瑟。”（《礼记·曲礼篇》）到了汉代，汉儒们认为：“八音广博，琴德最优” (6) 。他们视“琴”为圣贤之器、雅正之德音的代表，尊其为“乐之统”“八音之首”，系于“正心”之功能得到充分发挥。隋唐时期，由于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增多而促进了艺术领域的融合，琴乐在社会文化和外来音乐的影响与冲击下而被冷落置之，但仍有部分士人坚守传统儒家乐教思想。白居易认为“序人伦，安国家”首倡礼，而“和人神，移风俗”首倡乐，礼和乐“二者所以并天地、参阴阳，废一不可也。”（《白氏长庆集·议礼乐》）
两宋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强盛，古琴琴艺与琴理的发展迅速，迎来了一片繁荣的局面，呈现出一幅圣贤气象。这一时期因儒学主张之异，反映在琴学上，则形成了两派。以琴载“道”为一派，即以琴养性，正心穷理，其代表人物自周敦颐、邵雍等至朱熹；还有主张琴即是“道”的另一派，即琴为心之自然流行，其代表人物有程颢、陆九渊等。两宋时期古琴艺术的教化功能更加突出，“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 (7) 。禁，吉凶之忌也。（《说文解字》）儒家提出“琴者，禁也”的命题，实质是突出古琴的非艺术功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琴音之禁，“琴之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哗人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人善心” (8) 。此处之禁要求琴的音量要适中，以儒家的音乐审美观“中和”为标准，达到“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朱文公文集·紫阳琴铭》卷85）的“中和”理想状态。“故琴之为言禁也，雅之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 (9) 此处之禁，即禁淫邪正人心，存雅正之音。另一方面是对琴人之禁，琴人须“志静”“气静”“手静”，“志”与“气”都是对道德品质的要求，“手”则是对抚琴技术层面的要求。“是故君子之于琴也，非徒取其声音而已，达则可以观政焉，穷则于守命焉。” (10) 这也就是对琴人“德性”的要求，强调艺术对人心的感染作用，以道德正人心，以防淫亵人伦，这也是古琴生命力持久的主要原因。
总之，古琴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受社会环境、政治背景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是对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的反映。儒家思想对古琴艺术的影响从未间断过，古琴作为儒家思想的一种载体，与其相融相通，并肩走过3000多年曲折的历史长河。在宋代儒者的理解中，古琴是“三代之音”的遗存，即治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