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的理学气质
秦汉及以前礼乐教化思想的内容主要从合理性根据、主体性基础、方法和程序、功能和价值等方面而论，后世学者研究礼乐多以此内容为基础。宋代儒学家的礼乐教化思想以朱熹为代表。朱熹的礼乐教化思想是以“理”为核心生发出的一种音乐哲学思想，它以“天理”作为乐教思想的理论依据，以“中和”作为乐教思想的心性基础，以“致知”作为乐教思想的最终归宿。如此，朱熹的乐教思想具有鲜明的理学气质。
朱熹不仅赋予了他的琴律理论以浓郁的教化诉求，同时将理学融于琴律理论以提升哲学气质。朱熹的琴律理论“是哲人—思想家的音乐思想，是其整体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4) 。朱熹的乐教思想是以“理”为核心所生发出的一种音乐哲学思想，它以“天理”作为乐教思想的理论依据，以“中和”作为乐教思想的心性基础，以“致知”作为乐教思想的最终归宿。如此，朱熹的乐教思想具有鲜明的理学气质。
（一） 以“天理”作为乐教思想的理论依据
目睹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目睹战乱所导致的礼崩乐坏，朱熹迫切地为危机四伏的南宋王朝寻找各种资源来复兴礼乐。无论是来自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首先是要找到复兴礼乐的理论依据。朱熹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理”，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理气上》卷1）因此，朱熹将礼乐与“理”沟通，以“理”释“礼”，以“理”释“乐”，“理”决定礼乐的产生，礼乐的形成即天理之流行，天理的正确性决定了礼乐的正确性，故以“天理”作为礼乐的本体，作为复兴乐教思想的理论依据。在朱熹的世界观中，“理”统摄万物，是决定天地万物的空间关系的终极存在，在逻辑上是产生天地万物的第一原因，而天地万物必须遵循“理”的规则与秩序，故天理是绝对正确的价值本体。因此，圣人依天理制定礼、乐、刑、政教化万民，礼、乐、刑、政都是“理”的载体，“理”通过乐“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融其查滓” (65) 。礼乐本身就是天理之衍生。圣人依天理之自然规律而制礼乐，保证了礼乐教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兼顾了礼乐教化在现实中的实施。“理”存在于天下万物和日常生活中，故礼乐具有一定的广泛性。有人问：“‘先进于礼乐’，此礼乐还说宗庙、朝廷以至州、闾、乡、党之礼乐？”朱熹回答说：“也不只是这般礼乐。凡日用之间，一礼一乐，皆是礼乐。”（《朱子语类·论语二十一》卷39）从根本上说，朱熹是从总体来把握礼乐的特点，而对州间乡党的具体礼乐之差异并不十分在意，只要与其背后的天理一致即可。“所谓礼乐，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则无不可行也。”（《朱子语类·乐记》卷87）在确定了“天理”为乐教思想的理论依据后，现实中的乐教便有了推行的价值和改革的依据。虽然朱熹有如孔子“吾从周”的理想，但他更多的还是寄希望于把握乐教背后的天理，从而推行适合于当时社会的乐教。其思路虽然与儒家传统乐教“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的思路一致，但其更注重的是挖掘乐教背后的本原，也是为现实中乐教实施找到合理性证明。
（二） 以“中和”作为乐教思想的心性基础
将乐教行之于世的前提是行之于人，即考虑推及乐教实施于主体的可行性，如果主体善于接受而不排斥，那么就容易达到“中和”的状态。此外还需要乐顺乎情、合乎理，以内在于人的方式，由主体“心”“性”“情”激发，使其自觉遵守乐教而至“中和”之境界。因此朱熹通过主体自身内在情感“未发”与“已发”是否达到“中和”状态来探析“心”“性”“情”三者的关系，将其作为乐教思想的心性基础。“心”贯通于“性”与“情”动静状态之中，居于主宰地位，朱熹说：“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乐未发则谓之中，发而皆中节则谓之和’，心是做工夫处。”（《朱子语类·性理二》卷5）未发则谓中，中即不偏不倚之意，体现为天理之寂然的状态；发而皆中节，则事得其宜，不相凌夺，固感而遂通之和也，即天理与性发用的状态，也是人之行为天然地符合天理的理想状态。朱熹认同《乐记》乐起于“心”的思想，他说：“古者礼乐之书具在，人皆识其器数，至录云：‘人人诵习，识其器数。’却怕他不晓其义，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朱子语类·礼四》卷87）乐是内心活动的表现，声音是乐的形式，文采节奏是声音的组织，君子制乐从内心活动出发。“乐是和气，从中间直出，无所待于外。”（《朱子语类·礼四》卷87）因此，“乐”要发挥其积极作用，必须不偏不倚，朱熹说：“才是胜时，不惟至于流与离，即礼乐便不在了。这正在‘胜’字紧要。只才有些子差处，则礼失其节，乐失其和。”（《朱子语类·礼四》卷87）只要稍有所偏，“乐”便失其和。因此，只有“中和”之“心”才能与“乐”相通，因为“中和”有助于人的德性修养，而“中和”之“心”又必须由“仁”规定。朱熹说：“人而不仁，灭天理，夫何有礼乐？”（《朱文公文集》卷41）可见，乐、心、仁的关系密切，“乐”内在地为“仁”所规定，从而使人的行为符合天理而达到“中和”的理想状态。如此，乐教的实施便成为一种应当的趋势，“以乐激善”则“以发扬蹈厉为尚，故主盈，能通畅人心。”（《朱子语类·程子之书一》卷95）朱熹从“中和”状态讨论“乐”与心、性、情、仁的关联，并证明其符合天理之自然，“礼乐者，皆天理之自然。节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乐也是天理自然有底。”（《朱子语类·礼四》卷87）至此，朱熹大体上完成了对乐教心性论的构造。
（三） 以“致知”作为乐教思想的最终归宿
以论证“中和”作为乐教思想的心性基础，朱熹为乐教实施找到了理论支撑。其乐教主张既提倡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也追求政教清明的理想社会，朱熹说：“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朱文公文集》卷15）人有偏有蔽、有邪有恶，因而需要开化而明明德，以去其蔽邪而复其本心。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乐教来变化自身的气质以实现朱熹的主张，因为乐教与“变化气质”有着同样的目标。朱熹终生恪守并实践“格物致知”理念，乐教也是格物所要体认的万事万物中之一“物”。通过穷究乐教之理的致知途径以实现笃行，使气质偏异和受物欲蒙蔽的人心恢复其本真，使天赋道德得以发扬，这便是完成了“变化气质”的过程，从而提升个人修养，养君子人格，实现政教清明的理想社会，成就朱熹乐教思想的最终归宿。从朱熹将致知看作“致吾之知”的角度来看，“知行”成为其生平音乐志事的重要特点，他不仅投身于各类音乐实践，还通过实践检验已有的音乐知识。从朱熹与蔡元定的一系列书信（《朱文公文集》续集卷2）中可见，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验证古籍中记载的磬制尺寸，检验自己的构想，朱熹在从提出问题、寻访原料、乐器制作到打磨定型这一过程中付出了艰巨劳动，遵循了即物穷理到躬行理则的要求，在否定之否定的锤炼中，完成了从格物致知到致知力行的跨越，至此，朱熹的乐教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总的来说，朱熹研究音乐绝不是单纯为了提升音乐水平，他的音乐理论蕴含着儒家传统乐教的那种浓郁的伦理教化意蕴，他试图通过其来诠释一种充满王者气象的理想政治状态，并由此开辟出一条传统儒家所向往的乐教之道。为了让这种乐教之道更具“天理”合理性，他又将理学精髓融入其中，赋予了这种溯向传统乐教的理论以鲜明的理学气质。这就使得他的音乐理论既具有儒家传统乐教的历史合理性，亦具有以理学作为哲学指导的理论合理性，更富含着希冀服务于当时南宋社会需求的现实合理性。因此，理解朱熹的乐教理论不能单从音乐学角度来评判，更要理解它背后所承载的文化背景、伦理意蕴以及现实需要。
(1) 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2) 琴曲《胡笳》有以《大胡笳》《胡笳》《十八拍》而命名，但均表示《胡笳十八拍》。
(3) （清）徐祺：《五知斋琴谱》（《琴曲集成》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85—386页。
(4) （宋）田芝翁：《太古遗音》（《琴曲集成》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页。
(5) （宋）刘昺：《大晟乐书》（王应麟《玉海》卷100）。
(6) （汉）桓谭：《新论·琴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4页。
(7) （汉）班固撰：《白虎通义》，北京：中国书店，2018年，第59页。
(8) （宋）应劭撰，吴树平校译：《风俗通义校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5页。
(9) 同上。
(10) （宋）朱长文：《琴史》卷六，钦定四库全书本。
(11)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7页。
(12) （宋）朱长文：《琴史》卷5，钦定四库全书本。
(13)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2。
(14)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2。
(15) （宋）范仲淹：《和杨畋孤琴咏》（《全宋诗》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72页。
(16) （宋）朱长文：《琴史》卷5，钦定四库全书本。
(17) （宋）朱长文：《琴史》卷5，钦定四库全书本。
(18)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10。
(19) （宋）朱长文：《琴史》卷5，钦定四库全书本。
(20) （宋）朱长文：《琴史》卷1，钦定四库全书本。
(21)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33页。
(22) （汉）杨雄：《琴清英》（范煜梅《历代琴学资料选》），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23) （汉）蔡邕：《琴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24) （唐）全唐诗：增订本（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767页。
(25) （宋）朱长文：《琴史》卷5，钦定四库全书本。
(26) 朱杰人等：《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88—3989页。
(27) 朱杰人等：《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94页。
(28) （明）蒋克谦：《琴书大全》（《琴曲集成》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页。
(29) （宋）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8页。(https://www.daowen.com)
(30)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6页。
(31) 朱杰人等：《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53页。
(32)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7页。
(3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4页。
(34)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
(35) 范煜梅：《历代琴学资料选》，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1页。
(36) 查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年，第8页。
(37) （宋）朱长文：《琴史》卷三，钦定四库全书本。
(38) （清）徐祺：《五知斋琴谱》（《琴曲集成》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58页。
(39)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10。
(40)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11页）。
(41) （宋）朱熹：《周易本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42)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33页。
(43)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22页。
(44)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8页。
(45) （汉）蔡邕：《琴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46) （元）脱脱：《宋史》（《孝义传》）卷456。
(47)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48)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7。
(49)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5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112。
(51) （宋）范仲淹：《与人约访林处士阻雨因寄》（《全宋诗》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86页。
(52) （宋）朱熹：《楚辞集注·辨证后语》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95—198页。
(53) （清）徐祺：《五知斋琴谱》（《琴曲集成》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63页。
(54)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5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8页。
(55)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2页。
(56) （清）严可均：《全后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1页。
(57) （清）严可均：《全后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页。
(58)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2页。
(59) 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页。
(60) （清）王懋竑：《朱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1页。
(61) （清）程允基：《诚一堂琴谱》（《琴曲集成》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45页。
(62)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0页。
(6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页。
(64) 郑锦扬：《朱熹音乐思想论稿》，《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3期。
(65)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