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理学诠释
在儒家伦理思想史上，原始儒家重点探讨了“孝”伦理的践行。“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尚书》）“夫孝，德之举，教之所由生。”（《孝经》）“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礼记·祭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左传》）“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悌，善兄弟也。”（《说文解字》）“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但未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对孝存在的正当性进行研究，朱熹继前人之观点从“理”的高度为“孝”存在之正当性进行了论证。
（一） “孝”是理之分殊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宇宙万物都是由理与气构成的，但理在气之先，“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卷58）“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世间万事万物都依据“理”而产生，故“理”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和规则。“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先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程子之书一》卷95）父子之理先于父子关系而存在，君臣之理也先于君臣关系而存在，这一切都是天下之定理。朱熹在二程“理一分殊”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理”丰富“孝”的内涵，主张“以理统孝”，“理”既是宇宙起源之实然，又是人伦道德应然之本源，“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子语类·学七》卷13）人伦道德源于天理，是天理的社会化外现，“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朱子语类·大学五或问下》卷18）由此可见，父子之理便是“理”的“分殊”，也是天理件数之一，父子之理的践行就是“为子须孝，为父须慈”。朱熹认为“‘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得看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朱子语类》卷18）又曰：“仁为四端之首。”朱熹说：“仁、义、礼、智，性也”，也即天理，“理即是性”，以天理为本原，朱熹认为仁统四德，统兼仁、义、礼、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是本体，规范与制约四德，仁又为“爱之理”，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行仁自孝弟始。盖仁自事亲、从兄，以至亲亲、仁民，仁民、爱物，无非仁。”（《朱子语类·论语二》卷20）理作为体，“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便是用，仁义道德通过具体的伦理实践而表现出来。
（二） “孝”乃为仁之本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自汉唐学者将此解读为“孝是仁之本”后，到了宋代，程颐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二程遗书》）相较于汉唐学者的解读看似仅多一“为”字，但在理解上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孝是仁之本”变化到“孝弟是仁之一事”。朱熹引用程子的话：“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62) 朱熹继承二程的观点，把“为仁”解释为“行仁”，“为仁，犹曰行仁。”他认为“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人若不孝弟，便是这道理中间断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来，所以说孝弟仁之本。”（《朱子语类·论语二》卷20）朱熹明确了仁与孝弟是体用关系，“爱是仁之发，谓爱是仁，却不得。论性，则仁是孝弟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弟。仁是根，孝弟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弟是用；仁是性，孝弟是仁里面事。”（《朱子语类·朱子十六》卷119）(https://www.daowen.com)
朱熹进一步说：“‘仁者爱之理’，仁只是爱之道理，犹言生之性，爱则是理之见于用者也。盖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爱是情，情则发于用。性者指其未发，故曰‘仁者爱之理’。情既已发，故曰‘爱者仁之用’”。（《朱子语类·论语二》卷20）他从“未发”和“已发”对性情关系作出说明，指“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朱熹对张载所提出的“心统性情”进行了阐述，对仁与孝有了进一步的论述，问：“伊川曰：‘仁是性也。’仁便是性否？”曰：“‘仁，性也。’‘仁，人心也。’皆如所谓‘乾卦’相似。卦自有乾坤之类，性与心便有仁义礼智，却不是把性与心便作仁看。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孝悌者，性之用也。”（《朱子语类·论语二》卷20）朱熹称“心兼性情”，他以心兼容性与情论述了心性情的关系，从形而上的层面把仁看作其为人的心之本体，更好地理解孝与仁的关系。
在论证了“孝”是理之分殊和“孝”乃为仁之本之后，朱熹进而认为，在实践过程中，仁和孝是有先后之别的。他在回答学生提问伊川“仁是本，孝悌是用”相关问题上曰：“仁是理，孝悌是事。有是仁，后有孝悌。”孝是仁之先发，“孝弟固具于仁。以其先发，故是行仁之本。”（《朱子语类·论语二》卷20）“仁是孝弟之母子，有仁方发得出孝弟出来，无仁则何处得孝弟！”（《朱子语类·论语二》卷20）仁与孝是“未发”和“已发”的关系，正如母与子的关系。
将“未发”和“已发”转换成“知”与“行”的知行互发的修养途径，也是朱熹格物致知论的重要体现。“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见于事”，朱熹认为应当先把握“理”，再加以“行”的功夫。“古之圣人，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朱文公文集》卷15）“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63) 圣人通过建立学校来变化天下之人的气质，以“气质之性”达成“天命之性”便能实现朱熹的主张，复其天命之性，尽其人伦，自然就成为“忠孝”两全的道德高尚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