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古代出版业的区域特点
历史上，与全国各地一样，江苏的出版业受到朝廷思想文化政策和社会物质技术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然而与其他地区相比较，还是具有自己的区域特点。这一特点，就本卷先秦至宋元时期而言，主要体现为国都的文化优势和区域经济优势对出版业的传导。
一、 国都的文化优势
两汉时期，西汉建都长安，史称西都或西京；东汉定都雒阳（今洛阳），史称东都或东京。东汉班固撰《两都赋》，张衡撰《两京赋》，先后用铺张扬厉的赋体，描绘出气势恢宏的都城景象——崔巍环列的宫殿，笼盖四野的苑囿，星罗棋布的街市，熙攘往来的人群，淋漓尽致地传扬出“海内一统”的时代气息和社会百态。国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其优势是全方位的。从出版事业角度来看，国都的文化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国家有关文化、出版和教育的最高管理部门和实施机构，二是拥有儒雅学者和文化精英施展才华的历史舞台。由于国都具备这些优势，全国各地渴望求学仕进的学子蜂拥而至，因而拥有大规模的读者群。这么大的书籍需求群体，自然成为书肆的催生力量。
“书肆”一词，最早见于扬雄《法言·吾子》，其文曰：“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这是说，如果博览群书而不能按照圣人的学说去理解文义，那就犹如开设杂陈群书的书铺，多读无益。扬雄（前53—18）生活在西汉末年，40余岁自蜀地来游长安。东汉初，学者王充（27—约97）游洛阳书肆，自学成才。《后汉书·王充传》称：“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 (11) 这位家贫无书的学者，是靠在书肆阅读所卖书籍，才得以“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关于洛阳书肆的持续发展，我们还能从诗人文士的作品中得到一点信息。唐代吕温的《上官昭容书楼歌》诗中有句云：“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自注称：“贞元十四年（798），友人崔仁亮于东都买得《研神记》一卷，有昭容列名书缝处，因用感叹而作是歌。” 如果从东汉王充早年常游洛阳书肆阅览所卖书籍的记述算起，可知洛阳书肆已经存在了700多年。与崔仁亮洛阳买书几乎同时，白行简传奇名篇《李娃传》中有李娃带书生在长安书肆购书的细节：“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 (12) 作为古代社会图书交易的主要场所，都城洛阳书肆对推动促进书籍出版流通的作用是十分显见的。
公元220年，曹魏代汉不久，刘蜀、孙吴裂土为王，形成魏、蜀汉、吴三国鼎立的割据局面，中国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229年，吴主孙权在武昌即皇帝位，改元黄龙，秋九月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晋武帝司马炎平吴后，改建业为秣陵，晋末又改为建康。东晋南渡，建都建康。南北朝时，南朝宋、齐、梁、陈四朝皆因之。
汉献帝建安末年，政局大乱。中原人士为避战乱，纷纷南下江东。东吴国都建业遂成为理想的寓居之地。为了朝廷的文化出版事业，吴主孙权又征调各地大雅之士进京任职，充分展现国都的文化优势。汝南南顿（故城在今河南项城北）人程秉曾师事郑玄，问学刘熙，博通五经。汉末避乱交州（汉置，包括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各一部）。孙权闻其名，以礼征至京师，拜太子太傅。所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3万余言。又有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严畯，善《诗》《书》及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在朝廷出任骑都尉、从事中郎。所著《孝经传》《潮水论》等，皆传于世。《三国志·吴志》中，此类记载甚多。又月氏国僧支谦世居中国，博览经籍，精通六国语言。汉末，支谦自北奔吴避乱，自黄武元年（222）至建兴二年（253），30余年间，翻译《大明度经》等数十部佛经，“曲得圣义，辞皆文雅”，都流传于世，开江南佛经翻译之风。赤乌十年（247），天竺康僧会（祖先为康居人）杖锡东游入吴，到达建业。吴主孙权为建佛寺，号建初寺，造舍利塔。康僧会在寺中翻译《六度集经》等7部佛经。
自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建立东晋政权，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灭陈，前后凡272年。东晋、南朝四朝的政权更迭，都是外禅的形式，干戈未兴，除了梁末侯景之乱等，大抵平静无战事。建康作为国都，其规模迅速扩大。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引《金陵记》的记载：“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 (13) 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晋及南朝政府在建康组织进行了持久的出版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组织政府机构整理政府藏书，校勘编目，钞补残缺。其编目的成果有东晋大著作郎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宋秘书监谢灵运《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秘书丞王俭《元徽元年四部目录》，齐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四部书目》，梁秘书监任昉、殷钧《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以及秘书监刘孝绰《梁天监四年文德殿四部目录》，中国古代图书的四部分类法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并确立的。其二，帝王积极倡导编纂出版活动。据史书记载，东晋、南朝曾有两次规模较大的官修谱书的编纂活动：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命贾弼之编纂《姓氏簿状》712篇，集18州116郡氏姓；梁武帝曾命王僧孺编纂《梁武帝总集境内十八州谱》710卷。宋文帝刘义隆命裴松之采集三国史事，以注释陈寿的《三国志》，补救原书叙事过于简略之憾。元嘉六年（429）书成奏进。据清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的统计，注文博采群书210种。裴松之这样详史事之委曲、补史事之缺佚的广搜博取式的注解，既开创了史书作注的新例，又间接反映出当时书籍出版、保存和流传的繁荣景象。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齐梁之君多才学”条中指出：“创业之君，兼擅才学，曹魏父子，固已旷绝百代，其次则齐、梁二朝，亦不可及也。” (14) 据史书记载，齐永明五年（487），竟陵王萧子良移居建康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编为《四部要略》千卷。而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和梁元帝萧绎父子四人在编著、创作和出版方面更是成果累累，所以赵翼由衷地发出“尤为独擅千古”的赞叹。萧氏父子的著述，据《梁书》的记载，都各有数十种，数百上千卷。帝王的编纂和创作热情，极大地带动了文人学者，尤其是促使朝廷文化管理机构官员倾情投入。古代文人的个人作品一般编为文集，在分类上归入集部别集类。集部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重要部类，其中别集类收书凡437部4381卷，其中79部为萧梁时人所著，占总数的18%。梁代立国56年，而梁武帝在位就达48年。《梁书·文学传序》称，梁武帝“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 (15) 。其他如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平原刘杳等一时俊彦，鸾翔凤集，都置身于萧衍父子主导的文学创作和编纂出版的活动中，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刘杳等的《华林遍略》、萧统的《文选》、刘勰的《文心雕龙》等重要著作先后问世，精彩纷呈，充分体现出建康作为国都在编纂出版上的文化优势。(https://www.daowen.com)
东晋、南朝时期建康的出版活动，在江苏古代出版史上书写了极其灿烂的一页。
二、 区域经济优势对出版业的传导
汉末以来，尤其是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族及大量民众为避战乱而南迁，他们将先进的生产方式、文化风尚等一并带入南方，大幅提升了长江流域生产和文化的水准。正如史学家范文澜所指出的：“长江流域比起黄河流域来，一向是落后地区，东晋时期，北方汉族人大量南迁，长江流域经济有很大的发展，逐渐接近黄河流域未遭破坏时的经济水平，文化的兴盛，更远远超过当时的北方。南朝文化为隋唐统一时期高度文化奠定了基础。” (16)
南朝的史学家对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有所观察，有所记载。刘宋是南朝的首个政权，沈约在《宋书·良吏列传序》中记载称，从宋武帝刘裕开国，至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七年（450），30年间，“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17) 。萧子显在《南齐书·良政列传序》中有类似的文字：“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 (18) 永明（483—493）为齐武帝萧赜的年号，前后11年。两位史学家都提到“家给人足”的社会经济环境下都市歌舞游处的繁荣景象。而梁朝的情况，《隋书·经籍志》在序中更是直接记载道：“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 (19) 可以为梁武帝时期“四境之内，家有文史”一语作注脚的是《北齐书·祖珽传》中的一段记载：东魏孝静帝武定中（543—547），祖珽出任秘书丞，事中书监高澄。“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 (20) 文襄，北齐初，高澄被追谥为文襄皇帝。扬州书贾（州客）北上售卖《华林遍略》这件事的意义十分重大。其一，《华林遍略》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类书，其抄录绝非少数人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说明当时书铺经营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其二，《华林遍略》是南方文士编纂的书籍，梁天监十五年（516）由梁武帝命学士编纂，不到30年，已有书贾将其贩至北方，反映出其时书籍的社会传播和南北交流都十分活跃。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朝廷发动数百万民工，开掘大运河，打通南北水路交通。大运河不仅有力地加强了南北的经济联系，也像是一条南北文化交流的诗意走廊，途经的城市如润州（今江苏镇江）、扬州、苏州等经济文化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版活动也随之活跃。隋文帝开皇十年（590），晋王杨广出任扬州总管，直到开皇二十年入朝即太子位。在扬州的10年中，杨广引吴郡（今江苏苏州）学者潘徽为扬州博士，命与诸儒编撰《江都集礼》120卷。隋唐之际，《文选》在扬州形成专门之学，蓬勃兴起。唐刘肃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
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疋。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 (21)
文选楼故址在扬州旧城旌忠寺旁，因当年由曹宪会同魏模、李善诸人居楼中教习研注《文选》而得名。又如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润州刺史樊晃编集杜甫《小集》6卷，成为江南最早流行的杜甫诗集。唐文宗开成四年（839），白居易在离任苏州刺史13年后，将本人编纂的一部《白氏文集》写本置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这些出版活动都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