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古代出版活动的界定与鉴别
古代区域出版活动的界定与鉴别，主要依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和描述。这种记载和描述在写本时代和雕版时代存在较大的区别。
法国学者戴仁研究书籍史，曾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区别，指出：“由于使用的技术、各自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及出版者的多样性，特别是由于国家在出版事业中的作用，书籍的生产和发行体系都不同。尤其是在中国，出版、生产和销售活动之间很少分离，这与欧洲有重要的区别。” (22) 戴仁这里比较的是近代的情况，在中国古代的写本时代，书籍出版、生产和销售活动之间不仅很少分离，简直难以分离，因为我们从现有的文献记载中没有发现书籍生产和发行的体系。
在中国古代，由于出版业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敏感性质和由政府主导的特殊地位，历代政府都没有将它作为独立的经济产业来管理，因而缺乏系统的出版统计资料。图书目录是古代记载图书编著和流传的主要形式，包括历代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主要反映政府的藏书或当代的著述情况，以及历代官私藏书目录。其他有关编撰出版信息则散见于各体史书，主要是纪传类中的人物传记部分，以及集部类书籍中的序跋。由于大多是间接的信息，故就出版信息的整体来讲是模糊的、不完整的，而且写本时代和雕版时代的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先看写本时代。
南朝刘宋诗人谢灵运（生于东晋末）以清新优美、自然天成的山水诗闻名于世，致使“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23) 。这是“洛阳纸贵”故事的一个标准翻版，是对类似畅销书传播情况的一种诗意的表述。“宿昔之间，士庶皆遍”，其中是否有民间书铺的参与，文中看不到明确的信息。但当时都邑建康的市坊街巷确实开着许多书铺，《南史》中的这段记载可以证实这一点：齐高帝萧道成的第十二子萧锋，“至十岁，便能属文。武帝时，藩邸严急，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 (24) 。期月，就是一整月。“武帝时”，即上文中提到的齐武帝萧赜永明年间，正是南齐经济文化发展最好的时期。从文字看，萧锋需要的书籍品种和数量应该较多，而供他进出淘书的书铺也应该不少。但是什么书，数量多少，书铺的名号是什么，字里行间却没有提供具体信息。
检南朝四朝正史，在众多诗人学者的传记末，大多罗列其著作，且以“皆行于世”或“行于世”数字结句。所谓“行于世”者，就是已经出版并在社会流通。明末太仓学者张溥辑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其中南朝占37家。这些写本时代的别集，就是当时行于世者，后因历代藏家读者的需求，经出版者传抄翻刻，代代相继，方流传至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写本时代，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版活动是活跃的。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支持这一观点。如1924年、1956年，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图1-4）相继在新疆鄯善县和吐鲁番发现，而举世闻名的敦煌六朝写本中发现有晋朝郭璞的《尔雅注》、南朝梁萧统的《文选》、南朝梁刘勰的《刘子》，以及唐写本中的李善的《文选注》、许淹的《文选音》等等。上述这些古籍的原出版地都在江南（南京、扬州地区），其写本不久即出现在千里之外的甘肃、新疆，足见当时出版物传递速度之快、区域之广是相当惊人的。
图1-4 《三国志·吴志》残卷 1956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晋人写本
图1-5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宋衢州州学刻宋元明递修本卷首
可见，写本时代区域出版活动的界定，主要依据为出版物（著述、编纂）见于当时文献记载，出版地点明确可考。如上文所述及的刘宋时期史学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裴松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但其《三国志注》则在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初完成于国都建康。据《宋书·裴松之传》记载，元嘉三年（426），裴松之奉旨巡使湘州。他完成使命后，“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 (25) 。裴松之完成注书之后，有《上三国志注表》（图1-5），称：“写校始讫，谨封上呈。”表末署“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书侍郎西乡侯臣裴松之上”。这证明他注《三国志》，从奉诏至完成，始终在中书侍郎的任上。中书侍郎，中书省属官，专掌诏草，参议朝政大事。《三国志注》完成两年后，秘书监谢灵运撰就《元嘉八年秘阁四部书目》，著录图书1564帙，14582卷。可见裴松之在朝充分利用了如此丰富的秘阁藏书，方能完成这部“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的史学名著。裴注《三国志》流传至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宋衢州州学刻宋元明递修本，已影印辑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史部。
区域出版史料的梳理和鉴别，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出版活动的地点。但是恰巧在写本时代，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处于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各政权边境地区的归属时有变化，而其内部行政区划的增省也十分频繁，加之当时版权意识尚弱，出版体系尚不健全，出版活动的地点大多难以确考。鉴于这样的文献记载状况，本卷关于写本时代即先秦至隋唐时期的论述采取专题类编的体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设置“南朝皇室成员的编撰著述活动”“四部分类法的确立及其意义”“萧统与释僧祐的编纂活动”等专题或专节，以期在充分分析利用史料的基础上，准确反映江苏写本时代出版史的宏观面貌。
出版业由写本时代进入雕版时代的强大历史推动力是技术创新，雕版时代出版物的传递速度和社会影响力呈几何级的增长。朝廷官府、豪门大家各自挟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劲进入出版领域，社会上迅速形成官刻、家刻和坊刻三足鼎立的出版格局。随之，各出版机构、出版商的版权意识逐渐加强，出版信息的披露逐渐增多。较之写本，除了相同的历史文献记载，雕版出版物还有本身披露的出版信息，包括牌记、序跋、刻工姓名等。官方重要出版活动尚有政府管理部门的牒文。此外，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两代藏书家撰写的大量藏书题跋，为我们今天鉴别宋元刻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藏书题跋一般是指藏书家题写在藏书卷末的亲笔文字，侧重反映对书籍的版本识别和校勘成果，注意记录藏书的授受源流。为藏书钤盖藏书印和撰写藏书题跋，是明清藏书家高度重视的工作，已在图书出版收藏研究领域成为学术风尚，许多学者藏家一生精力尽萃其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出版徐蜀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全30册），收录了67种明清及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目录家和学者所撰的重要古籍题跋；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编辑出版《海王村古籍书目题跋丛刊》（全8册），收录30种我国清代学者及日本学者编撰的书目题跋，其中有关宋元时期的出版信息琳琅满目，蔚为大观。鉴于出版史料的相对丰富，本卷关于雕版时代即宋元时期的论述采取按地区设专节的写法，以便较好地反映宋元时期江苏各地区出版活动的历史状况。
(1) ［宋］王若钦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608《学校部·刊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册，第7018页。
(2)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卷2《尚贤下》，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7页。
(3)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卷7《天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06页。
(4)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卷7《天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96页。
(5)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卷12《贵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87页。
(6)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10下《天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02页。(https://www.daowen.com)
(7)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3—74页。
(8) ［清］穆彰阿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72《江苏统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4册，第2978页。
(9) ［美］E.希尔斯著，傅铿等译：《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1页。
(10) ［宋］王若钦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81《总录部·聚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9册，第9437页。
(11)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9，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29页。
(12) ［唐］白行简：《李娃传》，载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中华书局，1963年，第105页。
(13)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90《江南东道二·昇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74页。
(14)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2，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59页。
(15) ［唐］姚思廉：《梁书》卷49，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85页。
(16)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89页。
(17) ［梁］沈约：《宋书》卷92，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1页。
(18)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53，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13页。
(19) ［唐］魏徵：《隋书》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07页。
(20)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39，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14页。
(21)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9“著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3页。
(22) ［法］戴仁：《书是一种商品吗？——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1937）对于书籍的观念》，载韩琦、［意］米盖拉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29页。
(23) ［梁］沈约：《宋书》卷67《谢灵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54页。
(24) ［唐］李延寿：《南史》卷4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88页。
(25) ［梁］沈约：《宋书》卷6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