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编纂出版的新气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编纂出版业出现新气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纸的广泛使用。
三国时期，书写材料是竹简、缣帛和纸三者并行。
贵素贱纸的观念，东汉已经形成，三国时期仍在宫廷和上层贵族文人中产生影响，典型事例就是魏文帝将自己的著作《典论》用帛和纸各抄一份，帛本赠予吴主孙权，纸本则赠予东吴娄侯张昭，以别尊卑。同时纸开始用于日常公务，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记载：“魏武令曰：‘自今诸椽属侍中别驾常于月朔各进得失，给纸函各一。’”
晋代开始普遍使用纸张，史书或其他文献记载中开始较多出现“纸翰”“纸墨”“纸笔”等专名，以及“临纸悲塞”“伏纸饮泪”等词语。西晋文学家左思创作名篇《三都赋》，构思10年，家中几乎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放好笔纸，每思得一句，随即书录在纸上。完稿后，名流广为传扬，一时“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晋安帝元兴二年（403），权臣桓玄代晋自立，随即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恭。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 (18) 简策自此废除，简帛时代结束，书写材料迎来纸的一统天下，社会流通中开始出现大量纸写本书籍。
东晋初年，著作郎虞预上《请秘府纸表》云：“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吏，书写起居注。” (19) 《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引《语林》的记载：“王右军（羲之）为会稽，谢公乞笺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桓帝云：‘
少不节。’”这说明当时官府贮备大量纸张，以供朝廷多方之用。
由于使用量大，朝廷以外，纸的供应往往捉襟见肘。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抄写用纸之外，书信、书法、公文亦无不用纸。纸的产量有限而售价抬高，造成一般人用纸的困难。南齐高帝萧道成在刘宋任一方诸侯时，仍“家处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所以一般文士往往用纸背抄书，晋干宝欲撰《搜神记》，上表曰：“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又乏纸笔，或书故纸。”诏答云：“今赐纸二百枚。” (20)
纸的社会供应量相对不足，促使部分有条件的人设法自制纸张，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宋书·张茂度传》附载张永事迹就记述了这样的故事。张永，字景云，广涉书史，多才多艺，纸及墨皆自营造。宋武帝刘裕每得张永的表启，就反复欣赏，把玩不已，自叹宫中御制的纸墨不及张永自制的精美。后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出任建康令。 (21)
一、 新编著形式的涌现
纸的广泛使用，大大优化了出版传播的工序和形式，简策时代因体积笨重而难以完成的巨帙书籍，在纸的时代变得相对轻而易举。这为总集等新的编纂体式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面对先秦以来流传的众多著述，需要确定一个艺术性的标准以进行文学或非文学作品的甄别，以及优秀文学作品的选择。《文选》等总集的出现，顺应了时代对文学性出版物的需求。编辑出版工作具有社会引导的作用。编辑者通过编选文学读本，传达出某种艺术审美的倾向，来引导社会阅读的风尚和影响作家创作的选择。所以，自本时期《文选》开创文学选集性总集的编纂先例以后，文学选本的编纂之风，一直劲吹至现代，长盛而不衰，成为历代编辑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总集
总集是指汇集二人以上的作品而成的出版物，可分为全集与选集两种。全集在编纂上力求完备，旨在保存文献。选集则以选取精华为务，旨在推荐佳作。总集的编纂，一般以晋代杜预《善文》、挚虞《文章流别论》为先。杜预、挚虞二人所编之本都已亡佚，而《文章流别论》，清严可均所辑《全晋文》有其佚文，大都为论诗、赋、箴、铭之类文体的内容。《晋书·挚虞传》说他“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小序称，《流别集》“自诗、骚、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从中可以看出早期总集的编纂类例：分体编选诗文，有论或序说明编选的旨趣。
2. 韵书编纂的创例
韵书是一种按照声、韵、调三者的关系编次汉字的字书，在编纂上以分韵编排为特点，以审音辨韵为目的。
汉字的声、韵、调早就存在，汉代文字训诂学家虽然已经注意到古今语在音韵上的差异，但是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是在三国时期。据史料记载，古代最早的韵书是曹魏时期李登所编的《声类》和西晋吕静所编的《韵集》。
古代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注意音调和谐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的时代。当文学创作进入自觉时代之际，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正式提出文章的音乐性问题。这就是音韵和四声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重视的客观条件之一。六朝时期，文风崇尚绮丽。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大力倡导作诗要严格讲究四声和韵律，按照这种要求创作的诗，史称“永明体”。于是，对韵书的社会需求得到拉动，一时韵书的编纂成为热点。据王国维考证，当时出现的韵书有17种之多，可惜都已亡佚。
从古代韵书发展史的角度分析，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具有规范化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属于韵书的草创时期，但是在编纂方法和体例上已经完成了奠基的任务。
二、 旧传注体式的发展
两汉时期，学者注重注经，间有少数注史者，如东汉高诱曾注《战国策》。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及玄学的兴起，学者注书的重点由经书开始转移到史子名著。史著如《史记》《汉书》，都有多家为之作注；以及晋孔晁注《逸周书》，南朝梁刘昭注范晔《后汉书》等。子书如王肃注《老子》，向秀、郭象注《庄子》等。其间名家名注本迭出，形成本时期编辑出版活动的一大特色。
南北朝时期出现三大名注，即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其中裴、刘之作均出南朝。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义熙初，为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令，在县有绩，入为尚书祠部郎，历任世子洗马，零陵内史，国子博士。元嘉三年（426），文帝诛司徒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使湘州。据《宋书》本传记载，裴松之奉使返京后，“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 (22) 。元嘉六年（429），书成。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后所署衔名为“中书侍郎、西乡侯臣裴松之上”。可知裴松之是在建康中书侍郎任上完成《三国志注》的。据清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的统计，注文博采群书210种 (23) ，保存了大量史料。其体例以辨是非、核讹异、详史事之委曲、补史事之缺佚、详人物之生平、补人物之缺佚为宗旨。裴松之上距陈寿的时代不过百余年，当时的史料基本上还能看到，这就为实现作注的宗旨提供了文献保证。所以，裴松之的注并非只是随文释义式的注解，而是已近于补编，开创了史书作注的新例。
刘孝标（462—521），平原（今属山东）人。原名法武，少时曾被掠至北魏，齐永明四年（486）逃离南下，改名峻，字孝标。曾为梁武帝弟萧秀编纂类书《类苑》120卷。梁武帝天监初，召入西省（中书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编撰《梁文德殿正御四部目录》4卷。《世说新语》是古代第一部志人笔记小说集，主要记汉魏以来尤其是两晋人物轶事及言语，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门，涉及各类重要人物达500余人。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博采群书，随文施注，素以引据该洽、注释详密、剪裁得当著称于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曰：“孝标所注，特为典赡。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清光绪十九年（1893），叶德辉在《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序》中，对《世说新语注》的引书数作出统计，曰：“六朝唐人书注最浩博者，梁裴松之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及文选李善注三书而已。……暇日，取《世说注》中所引书，凡得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廿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三十余种，因依阮孝绪《七录》部次，按部分编。其诗赋杂文则从《文选》目次，以二书撰自梁人，皆当时事业。” (24) 引书多达460余种。
虽《梁书》《南史》皆有刘峻传，但叙事较简，未曾提及其注《世说》之事，更无从发现完成于何时何地的线索。余嘉锡最早就此事作出推断。
《世说新语·文学》“康僧渊初过江”一则末，有刘孝标注：“僧渊氏族，所出未详。疑是胡人。尚书令沈约撰《晋书》，亦称其有义学。”余嘉锡对此条注语加出案语，曰：
《梁书武帝纪》二：“天监六年冬闰月（闰十月），以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九年春正月，以尚书令行太子少傅沈约为左光禄大夫，行少傅如故。”计约之为令，不过二年余耳。《刘峻传》云：“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考《广弘明集》三引阮孝绪《七录序》云：“有梁之初，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重加校进。”与本传所云“典校秘书”者合。虽不知为何年之事，然孝绪《序》后所附《古今书最》有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足见孝标于此年已入西省。《武帝纪》云：“天监七年五月，以安成王秀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孝标之为秀所引，当在此时。又可以推知孝标免官之年矣。《世说注》中孝标自叙所见，言必称臣，盖奉梁武敕旨所撰。当沈约迁尚书令之时，孝标正在西省，此处特书其现居之官，亦因奏御之体，固当如此。然则孝标此《注》，盖作于天监六七年之间也。 (25)
其语推理严密，考据确凿，结论可信。后之研究者或以为注书时间过短，当上溯至天监初入西省之时。同时，也只有参与整理政府藏书，方能系统检阅到400多种四部典籍。故此，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是在建康西省参与整理群书期间完成的。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荟萃众家之说的集解性注书体式盛行。如三国吴韦昭的《国语》注本，搜集了东汉郑众、贾逵，三国虞翻、唐固等注本的内容，另有晋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南朝齐梁间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等，都在学术界产生重要的影响。集解性注释以采集详备为主要特征，包括两种体式：一是采撷众说，择善而从，以成一家之言。魏正始间，何晏撰《论语集解》，汇集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等7家之说，何晏在序文中这样解释自己的集解体例：“集诸家之善说，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一是荟萃各家之说，不作选择，但记姓名作“某曰”，以示广闻。东晋范宁撰《春秋穀梁传集解》，自序称：“与二三学士及诸弟子各记所识，并言其意……今撰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传集解》。”(https://www.daowen.com)
三、 郭璞及其注书活动
魏晋时期，学者多从事四部经典的注释工作，名家辈出。郭璞就是其中之一。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西晋末南下渡江，过宣城，太守殷祐引为参军。侨居建康，为王导参军。以所撰《江赋》《南郊赋》出色而授著作佐郎，迁尚书郎。奉诏与王隐同撰晋史。后为王敦记室参军，敦欲反晋，郭璞以卜筮谏阻被杀。敦乱平，追赠弘农太守。明人辑其文集，名《郭弘农集》。其一生在学术上的建树，就是注书。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等数十万言。清修《四库全书》，于郭璞著述，收录有《尔雅注》11卷，《方言注》13卷，《山海经》18卷，《穆天子传》6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者注书蔚然成风。名家作注的程式义例，在编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郭璞注《尔雅》，先搜集已有的10多家注本，“缀集异闻，荟粹旧说”，对旧注不明欠详之处，通过“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征引近50种书籍，重加新注。“其所易了，阙而不论”，书中已经明了的地方，不再加注。郭璞甚至还把《尔雅》中难以识别的字音、物像，辑成《尔雅音》《尔雅图》等专书，集中注明，加以图绘，便于学者掌握习记。这样精心编纂的注本一出，其他各家所注，自然很快在流通中被淘汰。书籍因编辑体例上后出转精而得以流传久远的事例，在出版史上比比皆是。这种现象的存在，促使编辑学家更加重视编辑体例的创新，编辑出版活动也因此而获得持久、旺盛的活力。
图3-5 《尔雅》书影
宋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敦煌石室写本中发现《尔雅郭璞注》残卷（P.2661、P.3735），存《释天》第八至《释水》第十二。卷中唐讳不缺笔，学者论定为六朝写本。有1947年台湾大学《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影印本。
刻本则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本为最古（图3-5），已影印辑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
《山海经》分《山经》《海经》两部分，包含有关上古中国地理、历史、神话、动植物、矿产等内容的丰富资料。其名始见《史记·大宛列传》，司马迁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西汉刘歆《上山海经表》以为大禹、伯益（佐禹治水者）所作。今传本18篇，汉刘歆所校定。然学者多以其所记荒诞不经，视为形法筮书之类。郭璞独具见识，序称：“此书跨世七代，历载三千，虽暂显于汉而寻亦寝废。其山川名号，所在多有舛误，于今不同，师训莫传，遂将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丧，悲夫！余有惧焉，故为之创传。疏其壅阂，辟其茀芜，领其玄致，标其洞涉。”郭璞注后，明清学者续有考释。
郭璞的《山海经》注本，今存以宋淳祐七年（1247）池阳郡斋无锡尤袤刻本最古，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已影印辑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卫辉市）有个名为不准的人盗掘古墓，无意中掘开了战国时魏襄王（一说为魏安釐王）的墓葬，从中发现大量竹简。这批战国竹简后被官府没收，由著名学者束皙、荀勖等整理考订，用当时通行的楷书转写出古书16部75卷，《穆天子传》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这批古书都写存秘阁，郭璞作注，似应与其在朝廷担任著作郎之职有关。
《晋书·王隐传》曰：“大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晋元帝大兴凡4年（318—321），其初当在元年，至迟二年。郭璞此时至出为王敦记室参军被害，应都在建康从事著述活动。上述三书或就在这段时间内最后完成。详情已难确考，一并著录于此，以待来者。
四、 社会传播的扩大
纸的广泛运用，有效地推动了书籍的社会传播，具体表现为佣书业的发达、社会书籍收藏现象的扩大和传播活动的增多。
1. 佣书与书铺的图书贸易活动
本时期史书关于佣书的记载，较两汉时大增，这一现象的出现无疑与纸的广泛使用有关。
三国吴人阚泽，家世农夫，泽好学而居贫无资，所以“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
东晋句容人葛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所著《抱朴子》内外篇，声著于世。
梁代袁峻，“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梁王僧孺“家贫，常佣书以养母，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直到出仕除员外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仍抄《史记》《汉书》各为20卷。梁沈崇傃，“佣书以养母”。
南齐周山图“少贫微，佣书自业”。
佣书不仅能谋生，也能借机饱览群籍，最后出仕为官，或垂名学林，终成大业，所谓“佣书成学”者。东晋释僧肇，早年“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及历观经史，备尽文籍”，后参与名僧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青史留名。
佣书者一般有两类服务对象：一是个体雇佣者，某大家豪门需要抄录书籍或佛教经文，临时招募佣书者为自己服务；一是书铺，专门雇佣抄手为自己的图书贸易活动抄写需要的书籍。南朝刘宋诗人谢灵运以清新优美、自然天成的山水诗闻名于世，致使“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我们有理由相信，建康城中这种“宿昔之间，士庶皆遍”的情况绝不仅仅是相互传抄的结果，应该还有书铺的参与。在史书中，经常有朝廷从私人和民间书铺购买书籍的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铺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数量上的增加，如江南六朝都城建康的市里街巷开着许多书铺，贵为王侯，也经常派员前往购书；更为重要的是，书贾已经开始走南闯北，主动走出去推销图书。据《北史·祖珽传》的记载，扬州书贾到北方向东魏中书监高澄售卖《华林遍略》。
2. 私人藏书的繁荣
我国古代私人藏书的记载始自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藏书在数量、品种和规模上都创造了新纪录，出现了万卷以上的藏书之家，在品种质量上堪与国家藏书媲美。《晋书·张华传》称张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 (26) 。南朝齐梁间，藏书逾万卷的大家特别多。《南史·任昉传》称任昉“博学，于书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及卒后，武帝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无者就其家取之” (27) 。另外，如沈约“聚书至二万卷”，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崔慰祖“聚书至万卷”，梁宗室萧劢“聚书至三万卷”。私人藏书是衡量社会图书出版传播状况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上述藏书大家群体的出现，说明当时社会书籍的抄录条件和传播环境相对比较优越。
即使家藏万卷，还是抄书不已的人也很多，典型者如梁太子洗马、中舍人王筠。《梁书·王筠传》记载，王筠自幼好书，老而弥笃，自称从十三四岁即齐明帝建武二年（495），至梁武帝大同六年（540），40余年间，“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这就是读书泛览求博之举。清学者桂馥曰：“汉时书少，学者皆能专精。晋、宋以后，四部之书，卷帙千万，遂有涉猎之学。《南齐书·柳世隆传》：‘世隆性爱涉猎，启太祖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