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地区的图书编校活动
自三国东吴开始，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在建业、建康（今江苏南京）建都，成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纸的普及使用，带来了书籍装帧形式的革新和图书抄写发行的兴盛。其次文学进入自觉时代，文学总集、文艺理论著作，以及代表新兴编纂体制的类书等先后出现。
其时，以建康（南京）为中心的江苏地区的图书编辑出版事业进入辉煌时期，在朝廷主持和个人发奋的双轨合力下，名家名著迭出，引领时代潮流。
一、 南朝皇室成员的编纂著述活动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凡立国169年，登帝位者25人（含刘劭），平均在位时间不足7年。其中宋文帝刘义隆在位30年，而梁武帝萧衍则更长达48年。南朝皇室的编纂著述活动当从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说起。
元嘉十五年，朝廷征雷次宗至建康，开馆于鸡笼山，以儒学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当时国子学尚未建立，文帝刘义隆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9) 雷次宗，字仲伦，豫章南昌（今属江西）人。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自建馆鸡笼山后，文帝曾多次驾幸雷次宗的学馆，各项赏赐十分优厚。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刚13岁的萧道成来雷次宗的学馆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40年后，建元元年（479），萧道成建立齐朝，成为齐太祖。又10年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武帝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 (10) 。
萧子良（460—494），字云英，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齐武帝萧赜次子。萧子良好结儒士，常与文友交流学问。他在建康鸡笼山西邸，召天下有才之士，其中以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范云、萧琛、任昉、陆倕最知名，时称“竟陵八友”。此后，他们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
鸡笼山在城西北六七里，北临玄武湖，高30丈，周10里。因其势浑圆，状如鸡笼而得名。明金陵史学家朱之蕃辑《金陵图咏》，有《鸡笼云树图》（图3-1），题咏曰：“孤峰高枕帝城隅，南望纷纶列九衢。联合流云三五片，凄迷远树万千株。白摇雉堞明湖曲，青割虚亭敞奥区。遗址萧梁何用问，禅关分榻供伊蒲。”
图3-1 鸡笼云树图 出明朱之蕃编、陆寿柏画《金陵图咏》
宋文帝元嘉年间在鸡笼山开学馆事，于齐梁文化之灿烂有发端之功，所谓“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
南朝文化的鼎盛期在齐、梁，齐、梁文化集团的核心在皇室——南兰陵萧氏，而其中又以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父子四人最为著名，史称“四萧”。
萧衍（464—549），字叔达。齐和帝中兴二年（502），通过“禅让”的形式代齐即皇帝位，建立梁朝。萧衍博学能文，史称其“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君临天下后，倡导儒学，重用文士。设立士林馆，亲自到国子讲说儒家经义，据《隋书·经籍志》著录，著有《周易大义》21卷、《周易讲疏》35卷、《尚书大义》20卷、《毛诗大义》11卷、《礼记大义》10卷、《孝经义疏》18卷、《孔子正言》20卷等，多达200余卷。武帝的示范，影响全国，由此“四方郡国，趋学向风”。除此，萧衍还有《五礼》《通史》、制文等600卷，《文集》百余卷，佛教经义数百卷。故《梁书·本纪》赞曰：“历观古帝王，艺能博学，罕或有焉。”
萧纲（503—551），梁简文帝，字世缵，萧衍第三子。史称其6岁便能属文，既长，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词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所著《昭明太子传》5卷，《诸王传》30卷、《礼大义》20卷、《老子义》20卷、《庄子义》20卷、《长春义记》100卷、《法宝连璧》300卷、《文集》100卷等，并行于世。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萧统去世，萧纲正位东宫，周围聚集一大批文学才士如徐摛、张率、庾肩吾、王规、刘孝仪、刘孝威等，济济一堂，从此成为梁朝文坛的核心人物。萧纲自称7岁即有诗癖，长而弗倦；提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文学主张，倡导以轻艳为特征的“宫体诗”。徐陵于中大通六年（534）辑成《玉台新咏》10卷，可以视为对萧纲倡导宫体诗的响应。
萧绎（508—555），梁元帝，字世诚，自号金楼子，萧衍第七子。萧绎好学，博极群书，才辨敏速，冠绝一时。著有《孝德传》30卷、《忠臣传》30卷、《丹阳尹传》10卷、注《汉书》115卷、《周易讲疏》10卷、《内典博要》100卷、《连山》30卷、《洞林》3卷、《玉韬》10卷、《老子讲疏》4卷、《金缕子》20卷、《文集》50卷，以及《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等，多已佚。其中《金楼子》，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得元至正间刊本，厘为6卷。其中《聚书篇》详细记载了自己40年聚书的经历，间接反映出当时社会藏书及其流通情况：
初出阁，在西省，蒙敕旨赉《五经》正副本。为琅琊郡时，蒙敕给书，并私有缮写。为东州时，写得《史》《汉》《三国志》《晋书》。又写刘选部孺家、谢通直彦远家书。又遣人至吴兴郡，就夏侯亶写得书。又写得虞太中阐家书。为丹阳时，启请先宫书，又就新渝、上黄、新吴写格五戏，得少许。为扬州时，就吴中诸士大夫写得《起居注》，又得徐简肃勉《起居注》。
于江州江革家，得元嘉前后书五帙。又就姚凯处得三帙，又就江录处得四帙。足为一部，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并是元嘉书，纸墨极精奇。又聚得元嘉《后汉》，并《史记》《续汉春秋》《周官》《尚书》及诸子集等，可一千余卷。又聚得细书《周易》《尚书》《周官》《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写得《前汉》《后汉》《史记》《三国志》《晋阳秋》《庄子》《老子》《肘后方》《离骚》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
还石城为戍军时，写得玄儒众家义疏。为江州时，又写萧谘议贲、刘中纪缓、周录事宏直等书。
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 (11)
此篇既提及梁时各地图书的收藏流通情况，又强调所得宋文帝元嘉时抄传流通之书的精美。不过，在他47岁那年冬天，北方西魏的大军兵临江陵（今湖北荆州）。在城中称帝方3年的萧绎，惊慌失措，竟将国破身亡的结局愚蠢地归罪于读书，丧心病狂地下令将包括从建康城中带来的公私藏书14万卷付之一炬。
萧统是萧衍的长子，以编集《文选》名世。详见下文。
南朝齐、梁皇室成员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就是萧子显。
萧子显（489—537），字景阳，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萧嶷第八子。历任太子中舍人、国子祭酒、侍中、吏部尚书等职。萧子显酷爱史学，毕生才华尽显于史著。他先后撰写了5部历史著作：《后汉书》100卷，《晋史草》30卷，《齐书》60卷，《普通北伐记》5卷，《贵俭传》30卷。其中《齐书》最知名，也是他留存于今的唯一著作。为与唐初李百药所撰《齐书》相区别，按所撰内容，把萧著称为《南齐书》，李作名之《北齐书》。
《南齐书》成书于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萧子显撰写时，在体例和史料取舍上，借鉴了前代史学家檀超等的草创成果。这位皇室成员，去撰写曾经度过少年时期的前朝历史，自有他人无法相比的有利条件。故《南齐书》素为史家所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些南朝皇室成员不只自己，而且吸引当时儒家名流一起，在儒学、史学和文学各方面，推动编纂和著述活动蓬勃开展，成果显著。
二、 经学著作
据《隋书·经籍志》载，吴人所撰的经学类著作十分繁富，主要包括《周易》《毛诗》《春秋》《孝经》等的注疏。在经学诸家之中，东吴太史令韦昭最为著名，被时人称为研治经史的“良才”。韦昭（204—273），字弘嗣，《三国志》因避晋讳，改名为曜，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历官太子中庶子。景帝孙休时，任中书郎，奉命校定群书。韦昭好学，博通经史，所撰经学著作有《毛诗答杂问》7卷，《辩释名》《孝经解赞》各1卷。
东晋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是这一时期经学集注类代表性著述之一。范宁（339—401），字武子，祖籍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东晋南渡后定居江南。孝武帝时官临淮（今江苏盱眙）太守、中书侍郎、豫章太守。因江州刺史王凝之不满范宁在豫章所为，将其免官。《晋书》本传称范宁“既免官，家于丹阳，犹勤经学，终年不辍。年六十三，卒于家。初，宁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释，遂沉思积年，为之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 (12) 。清钟文烝在《晋书》“沉思积年，为之集解”句后，以为“此当在豫章免郡后” (13) 。则此书最终完成于江苏丹阳。《春秋穀梁传集解》是今存最早的《穀梁传》注解，保留了汉、魏以来《春秋穀梁传》的研究成果。清阮元收入《十三经注疏》。
徐邈（344—397），字仙民，东莞姑幕（今山东莒县）人。永嘉之乱南渡，家京口（今江苏镇江）。孝武帝时为中书舍人，迁散骑侍郎。与范宁同朝为官，意气相投。治经学，“开释文义，标明指趣，撰下《五经》音训，学者宗之”。清阮元在《春秋穀梁传注疏校勘记序》中指出：“《晋书·范传》云：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似徐在范后，而书中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书在前，范宁得以捃拾也。” (14) 可见徐邈所注《穀梁传》本自独立行世，故也见重于时。
其他尚有如吴太常姚信注《周易》10卷，吴郁林太守陆绩注《周易》15卷，吴郡陆机撰《毛诗草木虫鱼疏》2卷，东晋乐安亭侯李颙撰《周易卦象数旨》6卷、《尚书新释》2卷、注《集解尚书》11卷，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撰《礼论》300卷，梁何胤注《周易》并撰《毛诗总集》6卷、《毛诗隐义》10卷，陈国子博士沈文阿撰《春秋左氏经传义略》25卷、《经典大义》12卷，等等。
南朝的儒学鼎盛一时，其中“三礼”最为发达，梁国子助教皇侃著有《礼记义疏》50卷。皇侃（488—545），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少好学，师事五经博士贺玚，通经学，尤明“三礼”、《孝经》《论语》。梁武帝时任国子助教。著《礼记义疏》50卷，书成奏上。召入寿光殿讲《礼记》，武帝十分满意，拜散骑侍郎。又著《论语义疏》10卷（有敦煌写本，存卷一、卷二两卷），史称两书并重于世。梁五经博士沈重有《周官义疏》40卷和《仪礼义疏》40卷。
图3-2 顾侍郎著《玉篇》图
《吴江志》卷首
明弘治元年（1488）刊本(https://www.daowen.com)
音韵方面有齐国子博士周颙的《四声切韵》、沈约的《四声韵谱》。文字训诂方面，有顾野王的《玉篇》30卷（图3-2）。顾野王（519—581），字希冯，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自幼好学，博通经史。梁末侯景之乱爆发，曾在家乡募义军北上救建康。入陈，官黄门侍郎、光禄卿。著述颇富，有《舆地志》30卷、《顾氏谱传》10卷、《通史要略》100卷、《国史纪传》200卷，未成而卒。顾野王非常强调文字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指出“文遗百代，则礼乐可知；驿宣万里，则心言可述”，由于当时社会语言文字使用比较混乱，《玉篇》就是他为纠正这种现象而作的一部专著。
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芳，笃志经学，家贫，白天佣书谋生，夜晚则读经达旦，时人有“刘石经”之誉。北魏朝仕至中书令，撰有《礼记义证》10卷等。
二、 编修史书
曹魏代汉之初，文帝曹丕就恢复秘书监的建制，后设著作郎专任朝廷编纂事务。吴、蜀汉则设史官，据记载，吴国曾多次由太史令承担编撰本朝国史的任务。东晋、南朝时期，朝廷编修史书的职责转由秘书监著作局承担。秘书监作为朝廷的专任机构，其编纂活动主要包括整理国家藏书并编目，以及承担朝廷的编修任务。
本时期的史书编纂具有两大特点：私家修史成风，史书数量剧增。据史籍记载的不完全统计，江苏地区史家的著作众多，如太史令韦昭纂成《吴书》25卷，武陵太守谢承纂成《后汉书》120卷，袁山松著有《后汉书》百篇，袁宏著有《后汉纪》30卷和《竹林名士传》3卷，孙盛撰有《魏氏春秋》和《晋阳秋》，干宝撰有《晋纪》20卷，王隐撰有《晋书》93卷，虞预撰有《晋书》40卷、《会稽典录》20篇、《诸虞传》12篇，徐广撰有《晋纪》46卷，等等。这些史书从编纂性质上讲，大部分是由具有史职的官员编纂的，虽然是撰者署名，但还是具有官方的色彩。其中只有少数传世，大部分已经亡佚。
东晋及南朝由秘书监主持编撰的纪传体史书有东晋秘书郎王隐的《晋书》93卷，刘宋秘书监谢灵运的《晋书》36卷，刘宋著作郎何承天、徐爰的《宋书》，齐著作郎沈约的《宋书》100卷，陈大著作郎许亨的《梁史》53卷等。
魏晋以来，朝廷常以著作郎兼修起居注，梁散骑侍郎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3卷，记武帝萧衍事，开创实录之体。实录是一种编年体大事记，记录各朝皇帝在位时的史事，作为编修国史的基本史料。自梁周兴嗣创例后，自唐至清末，由朝廷组织史官编修实录成为定制。
此外，人物传记和地方志的编纂也风生水起，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南朝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编辑的《世说新语》，梁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南齐任昉的《地志》、顾野王的《舆地志》等，皆有名于时，尤其前三种，流传至今，对研究当时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 子部著作
三国时期，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长江下游两岸的图书编辑业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东晋时期，大批文人南渡，集中在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建康迅速成为南方科学文化中心，天文历法、化学，尤其是医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子部各类著作相继问世。天文历法方面，有吴太常卿姚信《昕天论》1卷、吴中书令阚泽《乾象法注解》3卷和吴散骑中常侍王蕃《浑天象注》1卷。句容人葛洪著述丰富，而以《抱朴子》和《肘后救卒方》最为著名。
葛洪（约283—363），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少好学，家贫，白天伐薪以贸纸笔，入夜辄写书诵习，后以儒学知名。又好神仙导养之法，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兼精医术。以博学多闻腾声江南。所著皆精核是非，才章富赡。计有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30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10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310卷，辑著《玉函方》100卷，后精简为《肘后要急方》（又作《肘后备急方》《肘后救卒方》）。《抱朴子》，今传本8卷，分内、外篇。《内篇》记有关神仙方药、延年养生等道家言论，其中不少文字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外篇》则评论时政，臧否人事，属儒家范畴。《外篇》中有很多崇尚读书求学的言论，其中《勖学》一篇集中反映了葛洪的阅读观。《肘后备急方》，今存本8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解题称：“书凡分五十一类，有方无论，不用难得之药，简要易明。虽颇经后来增损，而大旨精切，犹未尽失其本旨焉。”其卷二《治卒霍乱诸急方第十二》中有一段描述：“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世人云，永徽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这一描述，被认为是全世界有关天花的最早记载。
图3-3 《刘涓子鬼遗方》书影
宋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外科学专著《刘涓子鬼遗方》也成书于本时期江苏籍作者之手。刘涓子（约370—450），京口（今江苏镇江）人。善医学，尤精外科方术。东晋末曾任彭城（今江苏徐州）内史。《刘涓子鬼遗方》今存5卷，共载录治疗金疮、痈疽、疮疖、瘰疬、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之处方140张，既主外治，又强调内治，较全面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科水平。相传刘氏郊猎，遇“黄父鬼”而得《痈疽方》一部，因而有“鬼遗”之名。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著录《刘涓子神仙遗论》10卷，解题曰：“东蜀刺史李
录。按《中兴书目》引《崇文总目》云宋龚庆宣撰。刘涓子者，晋末人，于丹阳县得《鬼遗方》一卷，皆治痈疽之法。庆宣得而次第之。今按：《唐志》有龚庆宣《刘涓子男方》十卷，未知即此书否？卷或一板，或止数行。名为十卷，实不多也。” (15) 有论者以为刘氏另有《神仙遗论》之作，其实二者为一。龚庆宣，齐梁间外科医家，事迹无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刘涓子鬼遗方》的宋刻本（图3-3），已影印辑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
《本草经集注》是梁陶弘景编集的一部古代药学名著。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人称“山中宰相”，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博物学家。《本草经集注》7卷，系陶弘景整理古代的《神农百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而成。全书载药物730种，分为草、木、米食、虫兽、玉石、果菜和有名未用等7类，首创按药物的自然和治疗属性分类的新方法，在以后1000多年间一直被本草类著作所沿用。唐代的《新修本草》就是在此书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的。
敦煌石室发现《本草经集注序录》1卷，卷后题：“本草经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书题后又字二行，曰：“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1914年，罗振玉影印刊入《吉石庵丛书》。
陶弘景一生著书很多，约223篇。其中关于医药学者，除《本草经集注》外，尚增补《肘后百一方》3卷，《梦书》1卷，《效验施用药方》5卷，《服食草木杂药法》1卷，《断谷秘方》1卷，《消除三尺要法》1卷，《服气导引》1卷，《养性延命录》2卷，《人间却灾患法》1卷，《集药诀》1卷等，多已散佚。
类书是一种根据一定的意图，辑录群书中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按类别或韵目编排，主要供寻检查考的图书品种。在体例上，区分门类，事类相从；内容上，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靡所不载。萧规曹随，类书这种编纂上的传统特征，为后世编辑者遵行不易。类书的编纂以汇集前人著述、保存传统文化为主要目的，求全是它的编辑宗旨。可以说，它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的渊薮，客观上成为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文献范围的知识的总汇，与起自西方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百科全书在性质上有相似之处。所以，类书又有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之称。
据文献记载，类书起源于三国曹魏，已知最早的类书是《皇览》。
魏黄初元年（220），魏文帝曹丕召集群儒，要求编纂一部在当时书籍体制上是完全新型的书籍——《皇览》。《皇览》全书凡40余部，1000余卷，编成后“藏于秘府”。由于卷帙浩繁，靠传抄，难得全帙，故当时使用者往往采取节录或合并的抄写方法。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何承天合《皇览》123卷，徐爰合《皇览》84卷，萧琛抄《皇览抄》。上述所谓“合”“抄”，就是指这种“抄合本”。
稍后见于记载的类书，有梁武帝时尚书左臣刘杳领撰的《寿光书苑》200卷，刘孝标为萧秀编纂《类苑》120卷，梁武帝命诸学士编纂的《华林遍略》700卷，等等。
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献唐写本中，发现一种古类书的残纸，存259行。经学者考证，可能是《华林遍略》，或系北齐后主高纬时代祖珽、魏收、阳休之等编纂的《修文殿御览》。
四、 集部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集部典籍的结集抄传呈超常增长的态势。《隋书·经籍志》著录集部别集类典籍437部，4381卷。通计亡书，合886部，8126卷。总集170部，2213卷。通计亡书，合249部，5224卷。所谓亡书，指见于梁代书目著录，而唐修《隋书·经籍志》时已经散佚者。上述著作的作者，大多为江南或占籍江南的文士。
《隋书·经籍志》分析其繁盛的原因时指出：“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而由于别集如雨后春笋，“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16) 文中所谓“《流别》”，即挚虞《文章流别集》41卷，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总集尚有谢灵运《赋集》92卷，宋明帝《赋集》40卷，梁武帝《历代赋》10卷，宋侍中张敷、袁淑《补谢灵运诗集》100卷，颜峻《诗集》100卷并《例录》2卷等近百种，甚为壮观。
编集总集，首先要确定选文的标准。面对社会上令人应接不暇的作品，如何指导读者去欣赏，进而引导诗人的创作，人们期待着文学批评的出现。魏曹丕的《典论·论文》，晋陆机的《文赋》，就是对这一时代召唤的回应。齐梁间，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锺嵘的《诗品》先后问世，成为本时期集部著述中创新的亮点。
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祖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永嘉乱后，南渡避难，遂家京口（今江苏镇江）。家贫无依，投靠钟山定林寺沙门僧祐，10余年间在定林寺博览群书，佐僧祐编定经藏。齐和帝中兴年间（501—502）结撰完成《文心雕龙》。梁天监初入仕，任东宫通事舍人，与萧统“讨论篇籍，商榷古今”，在文学观念上甚为默契。萧统去世，刘勰奉敕与沙门慧震于上定林寺撰经。经成，刘勰即弃官为僧，不久离世。《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文学评论专著。全书50篇：原道第一，征圣第二，宗经第三，正纬第四，辩骚第五，明诗第六，乐府第七，诠赋第八，颂赞第九，祝盟第十，铭箴第十一，诔碑第十二，哀吊第十三，杂文第十四，谐隐第十五，史传第十六，诸子第十七，论说第十八，诏策第十九，檄移第二十，封禅第二十一，章表第二十二，奏启第二十三，议对第二十四，书记第二十五，神思第二十六，体性第二十七，风骨第二十八，通变第二十九，定势第三十，情采第三十一，镕裁第三十二，声律第三十三，章句第三十四，丽辞第三十五，比兴第三十六，夸饰第三十七，事类第三十八，练字第三十九，隐秀第四十，指瑕第四十一，养气第四十二，附会第四十三，总术第四十四，时序第四十五，物色第四十六，才略第四十七，知音第四十八，程器第四十九，序志第五十。该书叙述各种文体的特征与渊源流变，并系统探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原则、方法，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鉴赏等问题，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敦煌石室唐写本中发现《文心雕龙》的残卷（图3-4），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残卷起《征圣》篇，讫《杂文》篇，《原道》篇存赞曰末13字，《谐隐》篇仅见篇题。赵万里称：“卷中渊字、世字、民字均阙笔，笔势遒劲，盖出中唐学士大夫所书，西陲所出古卷轴，未能或之先也。”盛赞道：“彦和一书，传诵于人世者殆遍，然未有如此卷之完善者也。” (17)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七卷收录此残卷影印件。
图3-4 《文心雕龙》残卷 敦煌写本（S.5478）
为纪念刘勰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2005年，南京市在钟山南麓定林山庄内开设刘勰纪念馆，馆内前、中、后三个展厅，分别布置 “钟山与六朝都城”“钟山定林寺”“刘勰与《文心雕龙》”三个展览单元，以展示刘勰及《文心雕龙》与南京钟山、定林寺之间的文化关联。
《诗品》，南朝齐梁间锺嵘撰，是一部专论五言诗创作的诗论专著。全书论述汉魏至梁代诗人122名，按作品艺术性的高下将其分为上中下三品，各加创作渊源的考订和艺术评价，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诗歌品评标准。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和齐梁间庾肩吾的《书品》是书画艺术的批评专著，前者首创绘画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并以此六法，将三国吴至萧梁300多年间的27位名画家分为六品，进行艺术品评。后者将汉魏至梁代的128位书法家分为九品，详加艺术品评。从编纂体例和手法上看，两书与《诗品》相仿，这一点可以视为早期文艺品论著作在编纂上体现的时代特色。
锺嵘（约468—约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齐代官至司徒行参军。入梁，历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结撰《诗品》。庾肩吾（487—551），字子慎，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庾信父。初任晋安王萧纲常侍，随府历任记室参军。中大通三年（531），萧纲为太子，兼东宫通事舍人。萧纲即帝位，任度支尚书。谢赫，齐梁间画家，事迹无考。钟、庾二人主要仕于梁皇室成员，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京师建康及周边地区，其写作地点也应该离不开这些地方，故三书一并著录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