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与释僧祐的编纂活动
在南朝的编纂出版活动中，萧统与僧祐的贡献十分突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萧统与《文选》
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图3-6）。梁武帝萧衍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曰“昭明”，世称“昭明太子”。《梁书·昭明太子传》称萧统“仁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 (29) 。约在梁普通三年至大通元年间（522—527），萧统主持编撰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诗文选集性总集《文选》，又称《昭明文选》。
图3-6 萧统画像
出《历代古人像赞》
明弘治十一年（1498）刻本
《文选》凡30卷，选录先秦至梁130位作家的各体作品，分为38类：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可大致概括为诗文、辞体赋和杂文三大类。
萧统在《文选序》中为全书的编纂提出了选文的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强调文质并重，内容形式都好。对于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界限，先秦两汉时人们尚无清晰的认识，六朝以后才逐步形成。《文选》以总集的形式体现了当时比较进步的文学观念，并精选了大量代表作品，使后人便于诵习和研究。被称为艺苑秘宝的《文心雕龙》凡10卷50篇，所论几乎涉及《文选》中的全部38类文体。据文献记载，《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可能参加过《文选》的编选工作。那么，文学选集和文学批评专著在选录、评论的品种上出现这样的一致，不能看作巧合，而应该视为向社会宣告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一种联合行动。
《文选》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致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并且形成专学“文选学”。清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有“群书读本”，开列《秦汉文钞》《文选》《六朝文絜》《唐宋诗醇》等9种总集，以为“此类各书，简洁豁目，初学讽诵，可以开发性灵”。
敦煌石室写本中发现多种《文选》写本，有P.2525、P.2542，被认为是萧统所编原本。其中P.2525（图3-7）“存六十九行，起沈休文《恩倖传论》，迄范蔚宗《光武纪赞》，无注，末行题曰‘文选第廿五’，尚是昭明旧第也”。 此本罗振玉以为系初唐武德时写本，王重民则断为陈隋写本。 (30) 《文选》出版传播的高潮在隋唐科举制度确立以后，科举考试科目有诗赋，文人交游亦常吟诗唱酬，《文选》作为历代优秀文学作品的范本，立即成为文士们必备的案头读物。
图3-7 《文选》30卷本 唐前写本（P.2525）
范志新《〈文选〉版刻年表》列举自后蜀（934—965）毋昭裔刊《五臣注》本30卷始，至1942年扫叶山房石印《文选诗补注》8卷，凡227种（不含铅印本、手抄本）。并附录《日本历代〈文选〉刊刻年表》，列举应安七年（1374）俞良甫刊《李善注》（尤本）60卷，至1975年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援会影印《六臣注》（明州本）60卷，凡9种；《朝鲜历代〈文选〉刊刻年表》，著录世宗二年（1420）刊《六臣注》60卷，至1996年韩国文正社重印《六臣注》60卷，凡9种。 (31) 这足以证明萧统《文选》的影响力。
二、 僧祐的编纂活动
佛经翻译是我国古代书籍编辑出版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文化传播活动的重要内容。
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首次听说佛教。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使臣伊存把《浮屠经》传入中国，博士弟子员秦景从使者处听到对佛经的讲解。这是中国传布佛经的开始。东汉明帝曾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次日朝上询问诸臣，傅毅认为是佛。于是明帝派遣使者往西土天竺求经，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并请得西僧摄摩腾、竺法兰一起东归。归途以白马负经，明帝因于洛阳立白马寺。竺法兰开始译经，明帝永平中译出《十住经》。然而东汉之世，由于佛教初入，国人崇佛尚未成风，佛经翻译始终没有形成气候。
图3-8 吴支谦译《维摩诘经》
北朝写本
魏晋之时，西域僧人赍经东来，中国人则西去求经，双向的宣教求经活动逐渐频繁，中国开始有信徒剃发为僧，皈依佛教，佛经翻译事业亦初露繁荣的趋势。佛教东传，至此为盛。
三国吴黄武元年（222），僧支谦开始译经，30年间译出《菩萨本缘》等数十种（图3-8），“曲得圣义，辞旨文雅”，皆流行于世。开江南佛经翻译之风。
晋安帝义熙年间（405—418），僧支法领从西域于阗得《华严经》三万六千偈，东回至金陵宣译。
名僧法显自长安游天竺，得佛教经律，即抄录翻译。还至金陵，与天竺禅师跋罗共同辨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广泛使用，为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反过来，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大量六朝写本和早期雕版印刷品中大部分为佛经的事实来看，佛经和佛教宣传品成为当时社会的大宗需求品。佛经翻译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时佣书、书铺等图书传播交流中介环节的发展，甚至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也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魏晋南北朝译经活动的增多，译出的佛教经典日积月累，各家编纂的经录前后继起。南北朝时期的经录，以梁僧祐所编《出三藏记集》最为知名。
僧祐（445—518），南朝名僧。俗姓俞，原籍彭城下邳（今江苏睢宁），生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幼年出家，投定林上寺法达、法献法师为弟子。具戒后，又受业佛教律师法颖，一生精研律学，精通律部。齐竟陵王萧子良请讲律学，听众常满。晚年有僧俗门徒万余人，智藏、慧廓、宝唱、明彻、临川王宏、南平王伟、刘勰等皆在其列。尤其受纳刘勰10余年，助其博通经论。
图3-9 报恩灯塔图
出明朱之蕃编、陆寿柏画《金陵图咏》
明天启四年（1624）刻本
僧祐先后在建康城内建初寺、钟山定林寺造立经藏，开中国佛寺搜藏佛教典籍之先声。建初寺，明代朱之蕃辑《金陵图咏》，纪金陵山川史迹胜景，有“报恩灯塔”（图3-9），其记建初寺沿革甚详：“在聚宝门外。吴赤乌年间，有康居国异僧来长干里，结茅行道，能致如来舍利。孙权为建塔奉焉。寺名建初，实江南塔寺之始。梁名长干寺，宋改天禧。至永乐时，鼎新恢拓之，赐以今名。其塔最高，金碧琉璃，灯光炫耀，中夜烛天，极称壮观。”
僧祐作为佛教文献学家，生平留心佛教文献，根据所藏经典，编撰《出三藏记集》15卷。《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早的佛教典籍解题性目录，“出”即翻译，“三藏”即佛教文献的经、律、论，“记集”即表示记载东汉至梁所译经、律、论的目录。全书15卷，对佛经的翻译、流传、真伪进行梳理考订，其中著录东汉末至梁代译经2162部，5310卷，基本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佛经翻译的总体概貌。该书还收录经序及后记120篇，撰写32位译经者的传记。其创立的分类和著录方式对后世佛经目录的编纂产生深远影响。宋元以来，传本众多。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苏晋仁等点校本，列入《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为通行本。
僧祐的编纂活动的成果，除《出三藏记集》外，尚有《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5卷、《世界记》5卷、《法苑集》10卷、《弘明集》14卷、《法集杂记传铭》10卷。这8种著述，他曾总名为《释僧祐法集》，其中集录了大量古记遗文，为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资料。可惜现仅存《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书。(https://www.daowen.com)
《弘明集》是一部佛教论文总集，14卷，选录东汉末至梁代颂扬佛教的论著以及少量非难佛教的文章。其作者达百人之多，很多作者并无文集，多赖此书存世。宋元以来多有传本，通行本如《四部丛刊》影印明汪道昆刊本、《四部备要》本等。2013年，中华书局出版刘立夫等译注本，列入《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体现了适应当下社会阅读需求的出版新形式。
(1) ［唐］李延寿：《北史》卷8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09页。
(2)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6页。
(3) 胡逢祥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4) ［唐］李延寿：《北史》卷8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81页。
(5)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22页。
(6)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33页。
(7) 任莉莉：《七录辑证·七录序目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页。
(8)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2“七录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3页。
(9) ［梁］沈约：《宋书》卷9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2页。
(10)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98页。
(11) ［梁］萧绎，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卷2“聚书篇”，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15页。
(12)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75，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4页。
(13) ［清］钟文烝撰，骈宇骞等点校：《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9页。
(14) 夏先培整理，杨向奎审定：《春秋穀梁传注疏》卷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15)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等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7页。
(16) ［唐］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55页。
(17)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4页。
(18) ［宋］苏易简撰，朱学博整理校点：《文房四谱》卷3《纸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19)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18页。
(20) ［宋］苏易简撰，朱学博整理校点：《文房四谱》卷3《纸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21) ［梁］沈约：《宋书》卷5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11页。
(22) ［梁］沈约：《宋书》卷6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01页。
(23) 伍野春在所撰《裴松之评传》中指出：“《三国志注》引用书目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见伍野春：《裴松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0页。
(24) 王逸明主编：《叶德辉集》第4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89页。
(25)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32页。
(26)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4页。
(27) ［唐］李延寿：《南史》卷59，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5页。
(28) ［清］桂馥撰，赵智海点校：《札朴》卷3“涉猎”，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6页。
(29) ［唐］姚思廉：《梁书》卷8，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7页。
(30)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16页。
(31) 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