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业的时代特征
大一统是隋唐五代时期主要的时代特征。为了适应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隋唐统治者十分重视有关图书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有意识地强化对图书编辑出版和传播的管理和控制。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图书形制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确立，对编辑出版业的影响甚为重大。
一、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继造纸术后的又一项伟大的发明，它的问世，对广泛传播人类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中国古代印刷术主要包括两种：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雕版印刷术的发展，据文献记载，发明于北宋。本时期主要叙述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应用于出版的基本情况。
雕版印刷术是我国古代书籍印刷出版的主要形式。所谓印刷，是指用油墨把反体或翻转的文字或图形翻印到纸张或其他表面上去的技术。雕版印刷的技术大致可以用基本的操作工序来分解：取一块加工平整的梨木板或枣木板，称为“印板”，一般为长方形，通常宽40厘米，高26厘米，厚2厘米左右，在印板上雕刻出凸起的阳文反字，再把墨均匀地涂在凸起的文字表面，接着铺上纸，用棕刷在纸上刷印，这样印板上的文字就被印到纸上，并由反字翻转为正字。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除去纸的应用、社会书籍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等因素，摹拓技术的产生应该是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关键。《隋书·经籍志》经部小学类著录有《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1卷、熹平石经《周易》《尚书》《春秋》等各经34卷，正始石经《尚书》《春秋》凡17卷，并在小序中对这几种书籍的著录加以说明。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历经时乱，至唐贞观初已经“十不存一”，而“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这些石刻拓本的存在，说明摹拓方法大约出现在南北朝之际，所以早于南北朝的发明之说可以排除。根据文献记载，五代官府私家刻印了大量卷帙繁富的文学总集、类书和儒家经典，说明其时雕版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其发明时代晚于五代之说过于保守。
目前，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学术界比较倾向于唐代贞观年间，即公元627年至649年之间。唐代贞观说的提出，主要以近现代发现的印刷品实物为依据。
1900年，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石室中发现了大量六朝和唐代的珍贵文献，其大部分为抄本，少量是印本。印本中有一卷《金刚经》，长16尺，高1尺，由7张印页粘连而成。经文前有一幅镌刻精美的扉画《祇树给孤独园》，画面是释迦牟尼在祇园精舍的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说法。卷末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18个字。咸通九年是晚唐懿宗李漼的年号，时为公元868年。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咸通本《金刚经》，也是世界上现存题有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原件当年为英国斯坦因劫走，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1966年，韩国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雕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经卷长20尺，卷轴形式，无雕版印刷的日期，卷中发现四个武周时期的制字。据记载，《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由中亚细亚吐火罗僧侣弥陀山首次译为汉文，而公元680—704年，弥陀山寄居在长安。这一时期基本上是武则天在位执政之时，则天女皇大约为了显示至高无上的皇权，特意制造了18个怪诞的所谓“制字”，强行推广使用。神龙元年（705）正月，大臣张柬之、桓彦范等发动政变，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李显复位。制字也就随着武周时代的结束被废止。据此，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当是唐代武周时期的长安印本，由当时入唐求学的新罗僧人携带回国。日本著名汉学家长泽规矩也曾证明，日本藏有中国吐鲁番出土的《妙法华莲经》1卷，内容为《分别功德品》第十七，黄麻纸，行19字，经文中也发现武周制字，系武则天时期的印刷品。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雕印比《金刚经》早160多年，成为世界上现存印刷时间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也为雕版印刷术起源于贞观年间的观点，提供了时间上更为接近，因而也更为有力的实物证据。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发现，说明武周时期已经出现体现较好水平的雕版印刷品，因而可以肯定雕版技术的发明年代还在其前。一项重大的技术从发明到实际开发应用，尤其是生产出比较成熟的产品，通常需要经历较长的实验提高阶段。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文字记载和印刷品实物可以推断，印刷术至迟发明于初唐，即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年代。至于更确切的发明时间和发源地的认定，则有待于更多印刷品实物的发现。
二、 图书形制的发展
印刷术的发明，宣告人类的文化知识传播活动进入印刷新时代。
人类的传播活动，从形式上讲，迄今共经历了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四个历史阶段。印刷传播时代的标志就是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
手写传播时代，书籍的生产只有人工抄写一种方式，费时耗力、差错率高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状态下，书籍的复制量非常有限，“能具书疏者，百无一二”的现象十分普遍。图书复本的稀少，一是使图书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社会传播，从而影响社会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二是造成图书流传保存的困难。图书的传与不传，有幸与不幸，存在复杂的因素，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复本的多少。在抄本时代，即使是国家藏书，一般也只有三份复本，这么少的流通数，使书籍很容易在流通过程中遭受损失。历代正史艺文志的著录，大致反映出历代图书的亡佚情况。汉代及以前，《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凡600家13283卷，根据现代学者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的统计，其中佚书为515家8237卷，分别占总数的85.8%和62%。据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的统计，南北朝至隋朝，佚书总数为1579部17233卷，分别占《隋书·经籍志》著录总数的32.5%和31.6%。清代辑佚大家马国翰所辑《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可考作者时代的历代佚书539种，其中仅一种为宋人著述，其余都是先秦至唐代的著述。曹之曾分析图书亡佚的5种原因，认为“图书制作方式的限制”是图书亡佚最重要的原因，强调“图书亡佚的关键问题是复本太少”。 (1) 印刷术的推广应用，使图书的生产社会化和产业化，出版业逐渐形成，图书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带动书籍编辑业务的进步、装帧样式的革新和图书广告的发展。
可以说，隋唐五代以来古代书籍生产的发展，社会文化传播规模的扩大，都是以印刷术的应用为基础的。因此，印刷术的发明，对于书籍生产和文化传播的意义都是重大和深远的。在形制上，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卷轴装向册页装的过渡与发展。
隋唐时期是书籍卷轴装帧艺术发展的高峰。(https://www.daowen.com)
隋朝的图书都以广陵麻纸抄写，抄手普遍用南朝梁代书法家萧子云字体，笔迹瘦健，装帧都是赤轴绮带，体现出古代卷轴装图书的发展高峰。
唐开元时，朝廷所藏四部库书，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各一套，共125960卷，都以益州麻纸抄写。尤其集贤院所藏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 (2) ，装帧精美，灿然流光。
由于隋唐两代出现卷帙浩繁的大型图书，如类书，经、史和文学总集的集注本，以及主要供人查检使用的韵书、训诂书等，内容超多，卷面过长，因而卷轴装就显得舒卷不便。装帧形式很快进行部分革新，出现旋风装。
宋人在笔记中，多次提及旋风装。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考吴彩鸾大致生活在唐文宗大和（827—835）前后，说明旋风装在唐中期已经出现并十分普及。
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有吴彩鸾手书《唐韵》的旋风装帧本，从实物看，全卷共25叶，除了首叶单面书写，且全部粘裱于底纸外，自第二叶起都双面书写，然后按序逐次向后相错约1厘米，粘在底纸上，各叶都可以自由翻转。这样，虽然仍未摆脱卷轴装的旧制，但是既解决了原来卷轴装不能翻转的问题，又在同样长度的卷面上大大增加了文字的容量。
旋风装仍是抄本装帧形式，但它是书籍装帧形式由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化的过渡形式。旋风装出现的意义在于完成了装帧单位由纸卷向单叶形式的转变，所以当雕版印刷术应用于书籍印刷时，单张的印叶在形式上与旋风装的单叶是一样的，于是就自然过渡到册页制度的蝴蝶装。
三、 科举制度的确立对编辑出版业的影响
自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就成为国学的教科书、国家考试命题的依据。
隋文帝杨坚创立隋朝，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其享国虽然只经历两代，但是隋政权为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所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和措施，多为唐朝统治者所承袭。其中设立秀才、明经、进士三科，以广泛吸纳有才华的士人参政的科举制度，不但为唐王朝沿用，而且为后世历代封建政权沿用。
唐朝以“九经”取士，这“九经”为《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其中又以经文字数的多少分为大、中、小三等：《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为“小经”。
唐代科举，仅明经试就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等科目，《新唐书·选举志》云：“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在大经中，《左传》的字数多于《礼记》，所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都学《礼记》而不习《左传》；在中经、小经中，《周礼》《仪礼》《公羊》《穀梁》难于《毛诗》《周易》《尚书》，故学者多选易避难，争习后者而弃前者。所以，玄宗开元中，国子祭酒杨玚奏言：“今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殆将绝废……请量加优奖。”
唐代科考考生的来源，主要有学馆的生徒和州县的选送，即乡贡。《新唐书·选举志》称：“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著于令者，纳课品子万人，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这应该还不是当时社会逐级参加科举考试人群的总数。
繁复的考试科目，众多的应试考生，对出版业提出了共同的要求，即提供足够的符合科考要求的标准文本和相关参考材料。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朝廷将孔颖达奉诏编定的《五经正义》颁行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五代时北方四朝国子监雕印儒家“十二经”，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这都表明唐五代政府向天下读书人提供符合科考要求的标准文本和经义。
科举考试制度对编辑出版活动的影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参考书的编辑出版。唐代科考，要求考生能熟练使用多种文体，最主要的是策，其他包括诗、赋、箴、铭、论、表等，需要从小进行训练。所以，从民间村塾教授开始，学童就要学习有关的经史知识和作文技法。唐五代时期出现如《兔园册府》这样的类书，应与科考的这种需要有关。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考史》说：“《兔园册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 (3) 所谓“仿应科目策”，就是按照科考科目策文的要求和模式，设计模拟题。蒋王李恽，唐太宗子，用汉枚乘为文帝子梁孝王刘武作《兔园赋》的典故而作书名。敦煌石室曾发现杜嗣先《兔园册府》残卷数帙，以及疑似的古类书残卷数卷。
五代时，北方民间村塾普遍使用《兔园册》教授蒙童，甚至普及到家藏一本的程度。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类书类”著录：“《兔园册》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至五代时，行于民间，村野以授学童，故有‘遗下兔园册’之诮。” (4) 可知《兔园册府》唐五代时流行于民间。《兔园册府》之类的民间流传之本可能出自坊肆，也可能自己手抄，但是这种巨大的社会拥有量，已经显示出科举类书籍的旺盛需求对编辑出版业的刺激和促进作用。所以，到了宋代，刊刻印售科举类书籍已经成为民间出版业的主要业务。
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作为朝廷取士的国家大典，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围绕科举作出了广泛的反应，形成波及各行各业的文化现象，姑且称为科举文化，大量为士子应试而编纂的书籍正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编辑出版业服务社会职能的正常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