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地区的图书编撰出版活动
隋唐政治上的统一，必然带来思想和文化学术上总结统一的要求。这种思想和文化学术上的总结统一，主要通过文化学术典籍的整理和传播来实现。经过隋初征集天下遗书和炀帝时的大规模整理抄录，至唐初，进行总结统一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诏令名儒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稍后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统一南北朝时期的经学，传承汉代学术文化的传统。高宗永徽四年（653），朝廷将《五经正义》颁示天下，并将其规定为官学教学和科举考试使用的统一文本。经学以外，唐初兴盛的三礼学、汉书学、文选学等，同样反映出学术总结的鲜亮色彩，如颜师古的《汉书注》，李善的《文选注》等，都具有集前代著述大成的学术特点。同时，朝廷又规定《礼记》《春秋左氏传》《诗》《周礼》《仪礼》《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九经”，以及《孝经》《论语》等经书，《史记》《汉书》《东观汉纪》等“三史”，《文选》、诸子百家等书，为各科考试必读书。于是，“九经”“三史”成为具有特别意义的名词，不仅如大臣张说在《上东宫请讲学》中要求“表正九经，刊考三史”，连赫赫有名的诗僧释齐己也在《酬九经者》中吟出了这样的诗句：“九经三史学，穷妙又穷微。长白山初出，青云路欲飞。”
这就是隋唐朝廷在思想文化领域制定的纲领，是指引各地文化出版活动的明确的政策导向。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朝廷分天下为十道，今江苏大致归属江南道、淮南道和河南道。其中润州（时辖丹徒、丹阳、金坛、延陵、上元、句容六县）、常州（时辖晋陵、武进、江阴、无锡、义兴五县）、苏州（时辖吴县、长洲、嘉兴、海盐、常熟、昆山、华亭七县）属江南道，扬州（时辖江都、江阳、六合、海陵、高邮、扬子、天长七县）、楚州（时辖山阳、盐城、宝应、淮阴四县）属淮南道，徐州（时辖彭城、萧县、丰县、沛县、滕县、宿迁、下邳七县）、泗州（时辖临淮、涟水、盱眙、徐城四县）属河南道。在朝廷的号召和推动下，江南、淮南等地的青年才俊纷纷响应，积极投身治学和科举之业，形成读书向学、著书立说的良好社会风尚。
一、 文化学术活动概况
《隋书》、新旧《唐书》中《儒林传》《文学传》等篇章记载了大量江苏籍文人学者读书治学的事迹。现择要列举如下：
元善“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遂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
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多礼”，“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
包恺，字和乐，隋东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人。“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卒，门人为起坟立碣焉。”
吴郡褚辉，字高明。“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炀帝时，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辉博辩，无能屈者，由是擢为太学博士。撰《礼疏》一百卷。”
吴郡张冲，字叔玄。“仕陈为左中郎将，非其好也，乃覃思经典，撰《春秋义略》，异于杜氏七十余事，《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官至汉王侍读。”（以上出自《隋书·儒林传》）
丹阳建康诸葛颍“习《周易》、图纬、《仓》《雅》《庄》《老》，颇得其要”。
吴郡潘徽，字伯彦。“性聪敏，少受《礼》于郑灼，受《毛诗》于施公，受《书》于张冲，讲《庄》《老》于张讥，并通大义，尤精三史。”（以上出自《隋书·文学传》）
丁公著，字平子，苏州吴郡人。“年二十一，五经及第，明年又通《开元礼》，授集贤校书郎……著《礼志》十卷。”（以上出自《旧唐书·孝友传》）
朱子奢（？—641），苏州吴人也。“少从乡人顾彪习《春秋左氏传》，后博观子史，善属文。隋大业中，直秘书学士。”
许叔牙（？—649），润州句容人。“少精于《毛诗》《礼记》，尤善讽咏。贞观初，累授晋王文学兼侍读，寻迁太常博士。尝撰《毛诗纂义》十卷……御史大夫高智周尝谓人曰：‘凡欲言《诗》者，必须先读此书。’”
刘伯庄，徐州彭城人。“贞观中，累除国子助教。与其舅太学博士侯孝遵齐为弘文馆学士，当代荣之。寻迁国子博士，其后又与许敬宗等参修《文思博要》及《文馆词林》。龙朔中，兼授崇贤馆学士。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二十卷，行于代。”
秦景通，常州晋陵人。“与弟
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
为小秦君。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景通，贞观中累迁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
陆质（？—805），吴郡人。“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助、匡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是知名。陈少游镇扬州，爱其才，辟为从事。后荐于朝。拜左拾遗……质著《集注春秋》二十卷、《类礼》二十卷、《君臣图翼》二十五卷，并行于代。”（以上出自《旧唐书·儒学传》）
朝廷素知河北、江南读书成风，人才济济。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有《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曰：“然则齐、赵、魏、鲁，礼义自出；江、淮、吴、会，英髦斯在。山川所感，古今宁殊，载伫风猷，实劳梦想。宜令河北、淮南诸州长官，于所部之内，精加访采。其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词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治体，可委字民；并志行修立，为乡里所推者，举送洛阳宫……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 (5)
隋唐，尤其是初、盛唐时期，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事业高速发展，大量读书士子踊跃参加科举考试。科举成为一项由成千上万家庭从童蒙修学开始就精心规划应对的社会活动，熟读规定的经史典籍自然成为叩开科举仕进之门的隆重开端。打开《隋书》、新旧《唐书》和一部部厚重的唐人别集，字里行间总有少通三礼、博涉汉史、遍讲五经之类的词语跳入我们的眼帘，成为那个时代文臣名儒少年读书习学情况的几乎是千篇一律的评价。自幼读书有成，是精彩人生最初那令人羡慕的亮色。于是，社会上图书的需求和保藏量大幅度上升，古代写本书的生产进入鼎盛时期，带动图书流通和贸易活动不断扩张。
二、 图书的抄录与编撰
隋唐时期的官、私撰述和藏书，仍以写本为主。盛唐开元十四年（726），史官吴兢因所撰《唐书》《唐春秋》“卷轴稍广，缮写甚难”，奏请朝廷特派“楷书手三数人，并纸墨等”。当时抄书，除了官方组织和藏家自抄外，有的豪富之家，常专门雇人佣书。唐时有以抄写书籍为职业的“书工”，又名“书手”“抄手”或“书生”，如是专门抄佛经的则名为“写经生”或“经生”。当时在城市中，出现了“抄书铺”（代书处），受雇佣抄书的有大文化人，也有小文化人。正如李肇《东林寺经藏碑》中所说：“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设书写之肆。”在唐代的佛教典籍和志怪小说如《法苑珠林》《冥报记》《冥祥记》等中，有大量关于佛寺雇佣“书工”抄写佛经的记载。
1. 图书的抄录
图书的编集主要有三种情况。其一是朝廷征集。吴兴释皎然诗才飞扬，以诗作“缘情绮靡，辞多芳泽”驰名江南。贞元十九年（803），集贤殿御书院行文征其文集。吴兴刺史于
采得他的诗作546首，抄录编成《杼山集》10卷，上纳于朝廷复命。其二是子嗣友朋弟子在作者身后编集。这是唐人别集编录的主要形式，目的在于追悼故人之先志，传播英名于后世。其三则是诗人生前自编，最著名的就是白居易三编《白氏文集》。大和九年（835），白居易编成《白氏文集》60卷，辑录作品2964首，藏之庐山东林寺经藏中。第二年改元开成，再编《白氏文集》65卷，作品增至3255首，藏洛阳圣善寺律疏库楼，李绅《题白乐天文集》“寄玉莲花藏，缄珠贝叶扃。院闲容客读，讲倦许僧听”，赞美的就是这部圣善寺藏本。开成四年（839），三编《白氏文集》67卷，作品3487首，藏苏州南禅寺千佛堂。
除了为编集而抄书，更多的是，青年士子为读书而抄书。李绅（772—846），字公垂，润州无锡人。元和元年（806）进士，唐武宗会昌中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绅曾读书惠山，据李濬《慧山寺家山记》记述，李绅在慧山寺僧房“犹孜孜勤经史，洎十年手写书籍前后约五百轴”。又如扬州江都人王绍宗，自少勤学，遍览经史，尤工草隶。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性澹雅，以儒素见称，当时朝廷之士，咸敬慕之。武则天时擢拜太子文学累转秘书少监。名登《旧唐书·儒学传》。
图4-1 观榜图（局部） 明仇英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科举取士制度下，读书人有登上仕途、进入上层社会的希望。一旦科场得意，荣登仕途，其光耀门庭的荣耀是经商或借其他途径富贵者所无法享有的。正如刘禹锡《宣上人远寄贺礼部王侍郎放榜后诗因而继和》所言：“礼闱新榜动长安，九陌人人走马看。一日声名遍天下，满城桃李属春官。”（图4-1）唐代的名门望族大多秉承家规门风，以科举仕进为念，费金抄书藏书，实施诗书教子的百年大计，极大地促进了唐代书籍的数量增长和传播。如晚唐苏州诗人陆龟蒙家有藏书万卷，皆手抄正副二本。
陆龟蒙（？—约881），字鲁望，苏州人。唐武周朝宰相陆元方七世孙。居城东临顿里。自幼聪悟善学，好读书属文，早有诗名。然而仕途多舛，“哀吾材之不试，徒抱影以中泣”。在经历了一段艰难的人生之旅后，他摒弃了举业，退居松江甫里（今苏州市吴中区甪直），自号天随子，以读书著述自娱。
咸通十年（869），清河崔璞来守苏州，诗人皮日休为从事。皮日休与陆龟蒙很快结为诗友，常过访临顿里陆宅，为其“不出郛郭，旷若郊墅”的自然风景深深吸引，因此赋五言10首，其中有“绕屋亲栽竹，堆床手写书”“经岁岸乌纱，读书三十车”之句，足见陆龟蒙藏书之富。
陆龟蒙在《甫里先生传》中，详细描述自己“好洁，几格、窗户、砚席，剪然无尘埃。得一书，详熟然后置于方册，值本即校，不以再三为限，朱黄二毫，未尝一日去手”。由于平日勤于校勘整理，他的藏书以文字的精审闻名，而且他乐于借人阅读传抄。
与陆龟蒙同时，苏州还有一位藏书万卷的藏书家徐修矩。徐修矩，吴县人，曾任恩王府参军等职。家世藏书万卷，皮日休一年之中曾经借读数千卷，自称“酣饫经史，或日晏忘饮食”。据皮日休在《二游诗序》中的记述，徐氏本为东莞著姓，后徙居吴中。其祖先中有人以科举出仕，喜藏书，“唯写坟籍多，必云清俸绝”，为后代积下万卷藏书。徐修矩守家传藏书万卷，优游自适。
唐代书籍的积累传播就是靠这些勤奋的读书人和著述家的坚持。
2. 图书的编撰
（1） 陆德明与《经典释文》
陆德明（约550—630），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人。唐代经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初受学于周弘正，善言玄理。南朝陈时任国子助教。陈亡后，归于故里。隋炀帝嗣位，召为秘书学士，授国子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辟为文学馆学士，贞观初年，迁国子博士，封吴县男。“撰《经典释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并行于世。太宗后尝阅德明《经典释文》，甚嘉之，赐其家束帛二百段。” (6)
《经典释文》是一部解释儒家经典文字音义的专著，《四库全书总目》入经部五经总义类。凡30卷，首为《序录》1卷，以下依次为《周易》1卷，《古文尚书》2卷，《毛诗》3卷，《周礼》2卷，《仪礼》1卷，《礼记》4卷，《春秋左氏传》6卷，《公羊传》1卷，《穀梁传》1卷，《孝经》1卷，《论语》1卷，《老子》1卷，《庄子》3卷，《尔雅》2卷。《孟子》因唐代尚未列为经书，故未收入。而《老子》《庄子》因魏晋以后玄学影响很大，故予收入。《序录》主要说明本书的内容安排和经学的传授源流，继承《七略》《汉书·艺文志》的传统，通过对每种经典演变史的研究，选用流行且较好的注本，阐明自己编撰《经典释文》的主要依据。其体例为“摘字为音”，就是摘出各经典正文和注文中的单字，加以音释。一般不仅摘出单字，还连带摘录两三字，以便读者按字寻检。原稿注经文者，用墨书；注注文者，用朱书，以示分别。唐后期的写本已经简省成一色墨书而在经文上面点朱砂的方法，宋以来就变成经注一例，不分朱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五经总义类》评价曰：“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研经之士终以是为考证之根柢焉。” (7)
《经典释文》现存最早的版本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已影印辑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敦煌写本中发现法藏唐写本《周易经典释文》的残卷1卷（图4-2），卷末有“开元廿六年九月九日于蒲州赵全岳本写”等题记，罗振玉、马叙伦皆撰有校跋，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
图4-2 《周易经典释文》书影 唐写本（P.2617）
（2） 刘知几与《史通》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撰著了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首部对史著体例进行系统探讨研究的史学巨著《史通》。(https://www.daowen.com)
刘知几弱冠擢进士第，调获嘉尉，迁凤阁舍人兼修国史。唐中宗时擢太子率更令，累迁秘书监、太子左庶子、崇文馆学士。开元初官至左散骑常侍，九年（721）因替其子犯罪辩解，贬安州别驾，卒于贬所。刘知几自幼勤于读书，12岁已经读毕《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年十七，《史记》《汉书》《三国志》以及历代实录，浏览略周而大义略知。登第出仕后，更是利用馆阁丰富的藏书，恣情披阅。
出仕为官，刘知几20年间主要从事国史的纂修，于史学有很高的造诣。当时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问刘知几：“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他回答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8) 闻者都以为至理名言，于是“三才”之说盛传于世。
刘知几对古代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撰著《史通》。《史通》完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全书分内外篇，内篇10卷39篇，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10卷13篇，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贯穿今古，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其缕析条分，如别白黑，一经抉摘，司马迁、班固几无词以自解免，亦可云载笔之法家，著书之监史矣。”推崇之意溢于言表。《史通》内篇第二十六为《鉴识》，所谓鉴识，就是阐释史学“三才论”中的“识”。篇中刘知几提出了探赜索隐的阅读法，指出：“史传为文，渊源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之语本出《周易·系辞上》：“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文中“探赜索隐”，据孔颖达《正义》解释，是指窥探幽昧之理，求索隐藏之处。刘知几取喻于阅读方法，强调要在阅读中探求典籍中精微深奥之意，寻找文字背后隐秘的事迹。
图4-3 《河岳英灵集》书影
宋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3） 唐人选唐诗
唐代社会阅读活动中，唐诗无疑是最普及、最受欢迎的；而唐诗的持久繁荣在于能被广泛地阅读、传扬。从现存文献分析，选诗是唐代为当代诗歌的阅读欣赏进行的推广阐释活动主要形式之一。所谓选诗，是指唐人选唐诗。现存唐人选唐诗9种，其中润州丹阳人殷璠所编选的《河岳英灵集》（图4-3）影响较大。
殷璠，自题进士，生平事迹未详。《河岳英灵集》3卷，编选于天宝十一载（752），据自序中“爰因退迹，得遂宿心”之语，或为其退归故里之作。全书凡集录常建至阎防24人诗234首，姓名之下各著品题，仿锺嵘《诗品》之体。《四库全书总目》称“凡所品题，类多精惬”。唐末诗人郑谷在《读前集》诗中曾评价道：“殷璠裁鉴英灵集，颇觉同才得旨深。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郑谷推崇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而贬抑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钱起至张南史等26人诗132首，皆肃宗、代宗朝人。先不说郑谷的意见是否中肯，这种褒贬出现的本身正说明诗选已经引起注意。其实，诗选正是时代诗风和选家旨趣的产物，《河岳英灵集》等9种唐人选唐诗流传至今的事实说明，作为有影响的诗歌读本，它们在当时推动唐诗传抄和社会诗歌阅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导向作用。
敦煌古籍中发现有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图4-4），1913年，罗振玉影印刊入《鸣沙石室佚书》，并撰《敦煌本唐人选唐诗跋》，曰：“唐人总集，当代选本传世者仅《箧中》《国秀》诸集，此卷作者均开、天间人，更在元、芮所集之前。以卷中避讳诸字考之，尚为唐中叶写本，亟付影印。而书名不可知，姑署之曰《唐人选唐诗》。” (9) 其实芮挺章所选《国秀集》与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都选编于盛唐天宝年间，假如敦煌本《唐人选唐诗》中有芮、殷选本的残卷，则盛唐的选本，中唐已经出现在西北的敦煌，正说明唐诗出版传播的迅速。
图4-4 《唐人选唐诗》 唐写本（P.2552、P.2567）
清吴任臣所撰《十国春秋》卷七十三载石文德事迹，记曰：石文德，五代十国时楚国连州（今属广东清远）人。好学，博览坟史，过目不忘。然而不擅长草隶、诗律。一日，得晋帖数纸，及阅殷璠《诗选》，极力摹仿，久之书法精进，并工于诗。石文德在楚王马希范（932—947年在位）时曾以文才授官。可见《河岳英灵集》传抄和影响的范围。
（4） 白居易与苏州唐诗汇刻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大名鼎鼎的白居易来守苏州，五月到任，次年秋以眼病离职。白居易欣赏苏州的美景，尤其是虎丘。到任当年，他就修筑虎丘山塘，沿堤栽种桃李莲荷，后世称为白公堤。相处一年多，他给苏州印上了永不褪色的记忆，苏州在他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思恋。
开成四年（839），白居易离开苏州13年后，将自己亲手编纂的一部《白氏文集》写本置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宋代苏州曾两刻《白氏文集》，一为大字本，一为苏州守李伯修所刻。现存白集的最早本子为南宋绍兴初年所刻，入明以来，先后为苏州藏书家文徵明、太仓王世懋、常熟钱曾、昆山徐乾学、常熟张金吾、苏州汪士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收藏，数百年间流传不出苏州，瞿氏以为这是白公之神“默为呵护”的结果。其卷首钤玉兰堂、徐乾学健庵、汪士钟藏书、铁琴铜剑楼诸家藏印，印证了这段出版传播史上的佳话。
白居易在苏州的诗歌创作和传播活动，使苏州文人一直偏爱唐诗。
明弘治以来，苏州的藏书刻书活动逐渐进入高峰期，而此时的两位苏州进士、诗人徐祯卿、王世贞分别成为前后七子的代表人物，这无疑激起了苏州刻书家编刊唐人诗集的热情。从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自正德年间起，苏州编刊的唐诗合集陆续行世，成为当时出版物中的一抹亮色。
正德十四年（1519），吴门陆氏刊印《唐五家诗》，辑录中山郎士元，丹阳皇甫冉、皇甫曾兄弟，延陵包何、包佶兄弟五人诗6卷。正德、嘉靖间，苏州黄省曾、黄贯曾先后刻印《三十六家唐诗》和《唐诗二十六家》。
嘉靖中苏州刻印唐诗合集最有名的是吴县徐缙的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其书汇集唐太宗、虞世南、许敬宗等50家诗集。
万历三十一年（1603），吴县甫里许自昌霏玉轩辑刻《前唐十二家诗》24卷，录“初唐四杰”、陈子昂、杜审言及岑参等初唐12家诗各2卷。
崇祯间，常熟毛晋汲古阁先后辑刻《唐人八家诗》，《五唐人集》，《唐六名家集》42卷，《唐四名家集》12卷，《唐三高僧诗》47卷，《唐人选唐诗八种》等。
苏州这种合刻唐诗的风气，绵延入清，其规模扩大至百家，蔚为壮观。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洞庭席启寓琴川书屋辑刻《唐诗百名家全集》326卷，录刘长卿以下百家诗。据宋刊本募工雕版，取大历、贞元讫唐末，广搜博征。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称：“唐人诗集各有原书，名目一时汇萃不易，赖有此集得见宋刊规模。”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元和江标灵鹣阁又辑刻《唐人五十家小集》72卷。
更为人称奇的是，清修《全唐诗》也是在江苏完成的。康熙四十四年（1705），江宁织造曹寅奉敕在扬州设诗局编修《全唐诗》，苏州状元彭定求主持编校，而底稿则取用泰兴藏书家季振宜所辑《唐诗》稿本。康熙四十六年（1707），扬州诗局刻印《全唐诗》900卷，120册。
这项对唐诗进行的持续的出版活动，不仅在江苏出版史上，也在中国出版史上独领风骚。
三、 民间图书的流通与贸易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有关雕版印刷术起源的文字，多出于唐宋时期。其中比较重要的几则都涉及唐代江苏地区。
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元稹为好友白居易《长庆集》作序，序中称白居易的作品“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并自注曰：“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 (10) 清代学者赵翼认为模勒就是刊刻。王国维也认为“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镂板不可”，并进而断定“则唐之中叶，吾浙已有刊板矣”。 (11)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东川节度使冯宿奏请禁止民间私刻日历，其文见载于《册府元龟·帝王部》“革弊第二”中：“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可知其时四川民间已经形成雕印时宪书的传统，并具有一定的规模。
上文中提到的“扬、越间”“淮南道”部分都在今江苏境内。虽然关于元稹《长庆集序》中“模勒”一词，经曹之考证，确非刊刻之意 (12) ，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中晚唐时期的雕版印刷已经广泛涉及佛经、日书、字书，及阴阳占梦相宅之类社会有需求的迷信书籍。这些集中在唐懿宗咸通前后的历史记载和印刷品实物，使向达提出了“咸通时代”的概念。
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考察分析，李唐一代民间雕版印刷业分布的范围绝不会仅仅局限于一地。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不少研究者指出，在西京洛阳，江南的扬州、越州（今浙江绍兴）、金陵、苏州、洪州（今江西南昌）、福州等地都存在民间书坊刻书的可能，例如上述冯宿在请禁板印时宪书的奏章中提到的“剑南、两川及淮南道”，就包括今四川、云南一部，以及地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水以东的湖北、安徽、江苏的部分地区，只是迄今尚未发现更多有力的证据和实物。五代十国时，南京有李氏刻印的《史通》《玉台新咏》，以及保大本《韩集》的记载。
江南地区民间既然有出版业的存在，就有贸易与流通。
唐代社会图书生产大致以人工手抄为主，交流和贸易活动可能是互相或雇人传抄和书肆买卖两种形式平分秋色。前者涉及图书品种以四部书为主。后者则以日用生活类杂书和通俗文学读物较多。
书肆是古代社会图书交易的主要场所。关于唐代书肆，我们能从诗人文士的作品中得到一点信息。吕温的《上官昭容书楼歌》诗中有句云：“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自注称：“贞元十四年（798），友人崔仁亮于东都买得《研神记》一卷，有昭容列名书缝处，因用感叹而作是歌。”据记载，当时江南扬州的书肆交易也十分活跃。日本学问僧圆仁公元838年至847年入唐求法9年，写下了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中有他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在扬州买书的记载：“买维摩《关中疏》四卷，价四百五十文。” (13)
图书贸易的方式和价格，是图书市场构成的要件，而销售价格与图书的制作方式和成本有关。由于缺乏起码的文献记载，现在很难详细具体地了解隋唐五代时期图书的制作成本和交易价格，只能作一个大概的勾勒。
本时期图书贸易的方式大致有两种，即实物交换和直接售卖。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描述了民间白居易诗作的交易情况：“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这里两种交易方式齐全，售卖者或直接售出，或者将书与酒、茶叶交换。实物交换是一种传统的商品交换流通方式，明代文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谈丛一》中谈到自己一开始不相信元稹的话，后来读到《丰年录》的记载“开成中，物价至贱。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才相信元稹关于“交酒茗”的描述。开成是唐文宗年号，据日本《文德实录》记载，元稹、白居易的《元白诗笔》传入日本的时间也在文宗开成年间。这应该不是巧合，至少说明两点事实：其一，当时民间的图书交易十分活跃；其二，以语言通俗、内容合事为特色的元稹、白居易诗在社会大众中十分受欢迎。元稹、白居易多年在江南苏州、杭州两地为官，长庆三年（823），罢相后的元稹赴任路过杭州，杭州民众闻信竞相观睹。刺史白居易怪而问之，皆曰：“非欲观宰相，盖欲观曩所闻之元白耳。” (14) 足见元白诗歌传播之广，其诗歌深受两地民众的喜爱。所以元稹所描述的民间白居易诗作的交易情况，很可能就发生在江南。
在一般情况下，直接售卖是商品贸易活动的主要方式，图书也不例外。唐五代时期写本和印本同时流通，因为生产成本不同，价格也相应出现差别。
从已知历史记载来看，唐代写本书的价格大致为每卷1000文。据北宋《宣和书谱·正书》“小字三教经”条的记载，唐末女子吴彩鸾“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糊口计”。《唐韵》凡5卷，则平均每卷1000钱。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写本经卷中，有的附注出当时的写书价。如《药师经》1卷，酬资1吊（合1000文），《大涅槃经》40卷，酬资30吊，《法华经》7卷，酬资10吊。由于每卷文字有所差别，反映在书价上略有高低是正常的。从总体上讲，敦煌写本经卷的酬资相当于每卷1000文左右，这就从现存实物证据的层面，肯定了北宋《宣和书谱》记载的中晚唐时期的写本售价。
印本书的价格，与生产成本直接相关。下面一例可以间接了解晚唐印本书的价格。日本学问僧圆仁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在扬州买书，他记道：“买维摩《关中疏》四卷，价四百五十文。”平均每卷约110文，相当于上述写本的十分之一。由于圆仁买书与吴彩鸾卖书都在唐文宗时期，书价不应该如此悬殊，有学者因而推断圆仁所买乃印本书，应该是可信的。
雕版印刷术使图书的生产实现批量化，当印刷数达到一定批量时，其生产成本会大幅度下降，书价就随之下降。从上述情况来看，印本书在价格上的优势，晚唐五代时期已经得到十分明显的体现。所以，当北宋王朝建立，社会再次进入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雕版印刷业很快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图书出版事业进入崭新的高速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