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与文选学
唐初，尤其在贞观年间，扬州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社会稳定。宋人洪迈有言：“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祜诗（《纵游淮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夜看扬州市》）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忆扬州》）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矣。” (15)
唐初，李袭誉出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袭誉字茂实，陇西（今属甘肃）人。贞观八年（634），任观风俗使，巡省天下，观风俗，察政刑，延向疾苦。李袭誉“性严整，在职庄严，素好读书，手不释卷。居家以俭约自处，所得俸禄，散给宗亲，余赀写书数万卷。每谓子孙曰：‘吾不好货财，以至贫乏。京城有赐田一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树，事之可以充衣；所写得书，可以求官。吾殁之后，尔曹勤此三事，可以无求于人矣。’时论尤善之” (16) 。李袭誉不仅自己好读书，且礼贤儒士。在扬州任上，向朝廷举荐曹宪。
这是扬州文选学产生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条件和社会基础。
一、 文选学的确立
隋大业三年（607），炀帝杨广定十科举人，其中进士科要求“文才秀美”，故以考试诗赋为主。这无疑进一步激发士人攻习荟萃古代诗赋佳作的《文选》之热情。于是，隋唐之际，《文选》研究作为专门之学在扬州蓬勃兴起，刘肃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
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疋。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王智明、金吾卫佐李玄成、进士陈居等注《文选》。先是，东宫卫佐冯光震入院校《文选》，兼复注释。解“蹲鸱”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葡。”院中学士向挺之、萧嵩抚掌大笑。智明等学术非深，素无修撰之艺，其后或迁，功竟不就。 (17)
刘肃此语成于元和二年（807），上距显庆三年（658）李善进《文选注》149年，《旧唐书·儒林传》中有关选学之记载即征引于此。清代学者赵翼论选学：“梁昭明太子《文选》之学，亦自萧该撰《音义》始。入唐则曹宪撰《文选音义》，最为世所重，江淮间为选学者悉本之。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行，淹、罗各撰《文选音义》行世，善撰《文选注解》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选》者，以善本为定。” (18)
《隋书·儒学传》有曹宪等文选学者的传记。
曹宪，扬州江都人。仕隋为秘书学士。常聚徒教授，学生数百人，多有朝廷官员从之受业。他精通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宪而此学复兴。曾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10卷，炀帝令藏于秘阁。又撰《尔雅音义》2卷。卢照邻10余岁时曾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大业中，炀帝令曹宪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100卷，时人称其“该博”。贞观中，太宗征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江、淮间为文选学者，皆出于曹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许淹者，润州句容人也。少出家为僧，后又还俗。博物洽闻，尤精诂训。撰《文选音》10卷。公孙罗，江都人也。历沛王府参军，无锡县丞。撰《文选音义》10卷，行于代。
这几位学者都撰有《文选音（义）》，今敦煌写本有《文选音》残卷（P.2833），周祖谟论证其所作音与江都选学大师所作音合，以为系许淹《文选音》残卷。但要确证尚待进一步的例证。敦煌写本的发现，证明《旧唐书》中这些著作“行于代”的记载是准确的，所谓“行于代”，就是当代（唐代）流行的意思。
上引赵翼的评论发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上距李善《文选》注本行世已过千年，而独标举李善注本，正说明李善注本对千年来选学的发展和《文选》的阅读传播具有重大贡献。
二、 李善及其《文选注》
李善（？—689），江都（今属江苏扬州）人。性好学，学问淹博，通贯古今，然不能属辞，时人号为“书簏”。显庆中，累擢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显庆三年（658），表上所撰《文选注》，诏藏于秘阁。除潞王府记室参军，转秘书郎，乾封中出为泾城令。咸亨二年（671），左侍极、兰台太史贺兰敏之以罪流放雷州，李善因贺兰敏之举荐而为崇贤馆直学士，故连坐配流姚州。后遇赦得还，居汴、郑间，以教授《文选》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润州丹徒（今属江苏镇江）人马怀素，寓居江都，曾师事李善。后举进士，三迁秘书监，主持朝廷图书文献征集、整理事务。
李善注《文选》，以广征旧注见长，所谓“释事而忘义”，就是偏重于语源、典故的诠释，而略于文义的疏通。其体例主要是：（1） 凡有旧注者，逐篇存之，如《楚辞》用汉王逸注，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用晋郭璞注，张衡《二京赋》用三国吴薛综注。（2） 如无旧注，必广征四部典籍，博引相关文献而成注，并详题原作者和书名、篇名。（3） 如果旧注或征引文献未备，则标以“善曰”推出新意或补正，以示分别。李善注《文选》共征引1551种古籍或篇目 (19) ，如此广泛的搜集征引，为《文选》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https://www.daowen.com)
《文选》在唐世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是时君的钦重，唐高宗曾以绢素百卷，令工于草书的裴行俭草书《文选》一部，书成，赐帛500段。诗歌中也经常流露对《文选》的景仰之意，如李颀《送皇甫曾游襄阳山水兼谒韦太守》：“元凯春秋传，昭明文选堂。风流满今古，烟岛思微茫。”杜甫《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雨槛卧花丛，风床展书卷。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又《宗武生日》：“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李益《送襄阳李尚书》：“俗尚春秋学，词称文选楼。都门送旌节，符竹领诸侯。”
武后朝因为诗赋取士，更增强了《文选》在书香社会的地位，以至于家置一部。虽然无文献记载证明当时家置的《文选》都是李善注本，但是若推断大部分是李善注本应该离事实不远。敦煌《文选》李善注本残卷有二：张衡《西京赋》（P.2528），东方朔《答客难》及扬雄《解嘲》（P.2527）（图4-5）。其中P.2528卷末别有题款“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一行。永隆为高宗年号，凡2年（680—681），上距显庆三年李善注表进仅20余年。弘济寺在长安，而此卷在敦煌发现，这对我们推断李善注本当时的社会流传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图4-5 《文选》李善注残卷书影 敦煌写本（P.2527）
李善注《文选》流传60年后，五臣注本问世。
开元六年（718），工部侍郎吕延祚进《五臣集注文选表》，声称自己阅读《文选》，发现李善注旨在征引旧文，而不释述作意义，所谓“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因而召集常山县尉吕延济，以及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位“艺术精远”之士重作训释，并针对善注之短，扬己注之长：“相与三复乃词，周知秘旨，一贯于理。”“作者为志，森乎可观。”俨然已经解决李善注专于引事、不说意义的不足。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上有“非五臣”条，其说“世人多谓李氏立意注《文选》，过为迂繁，徒自骋学，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者”。 李匡乂晚唐昭宗时历官宗正少卿、南漳守，说明《五臣注》在问世后一个多世纪中流传一度盛于《李善注》。
《文选》有两种不同注本同时流传，其孰优孰劣的问题自然就会产生。李匡乂首发扬李善抑五臣之论，他在“非五臣”条中，备摘五臣窃据善注巧为颠倒的例据，条分缕析，言之甚详。其后，宋代学者如苏轼、姚宽、王楙等都在其著述中提出对五臣注空疏、误导读者的批评，其中尤以苏轼的影响最大。他说：“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所谓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矣。谢瞻《张子房》诗曰：‘苛慝暴三殇。’此礼所谓上中下殇。言暴秦无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于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于是。’谓夫与父为殇，此岂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诸如此类甚多，不足言，故不言。” (20) 苏轼这里指出五臣注“三殇”出典有误是对的，但是五臣此注恰巧本自李善注，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六臣文选六十卷”条已经指出这一点，陈氏说：“东坡谓五臣乃俚儒之荒陋者，反不及善，如谢瞻诗‘苛慝暴三殇’，引‘苛政猛于虎’，以夫与父为殇，非是。然此说乃实本于善也。”这正证明李匡乂五臣注因袭善注的观点。
李善注《文选》，采用注事不注义的体例，究竟对阅读有何影响？清初吴江朱鹤龄长于笺疏之学，撰有《杜工部集辑注》《李义山诗集笺注》。在古籍注释上，他在《与李太史论杜注书》一文中明确反对“章为之解，句为之释”的烦琐之法，认为“李善注《文选》，止考某事出某书，若其意义所在，贯穿联络，则俟索解人自得之，此正引而不发之旨” (21) 。康熙时徐乾学等奉敕编注《御选古文渊鉴》，陈廷敬等奉敕编注《御选唐诗》，其体例都声明以李善注《文选》为范式，前者是“名物训诂，各有笺释，用李善注文选例”，后者为“逐句笺释，分注行间，悉引他书，旁推互证，不加疏解，并用李善注文选例也”。朱鹤龄“意义所在，贯穿联络，则俟索解人自得之”的观点，是学者注书之论，也就是说，注释“引而不发”，留出给“解人自得”的空间，那是适合具有相当欣赏水平和美学修养之人阅读的注本。若从普及社会阅读的角度立论，李善“在事不在义”的注释方式似尚嫌不够。
《文选》作为一部文学选本，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高雅鲜活的身姿活跃在广大读者的心中，鲁迅对此发表过精到的见解。他在《选本》一文中说：“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一部就是《文选》。”他进而分析道：“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者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轶本了，而《文选》却在的……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22) 我们需要补充的是，李善注对《文选》传播的长久不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注与本文已经融为一体，不能分开。
扬州旧有文选楼，始建于隋。唐杜宪在《大业拾遗记》中记载隋炀帝游江都，“尝幸昭明文选楼”，此时上距萧统去世尚不及百年。文选楼故址在扬州旧城旌忠寺旁，人皆以为即萧统当年遍选《文选》之处。其实此楼因由曹宪会同魏模、李善诸人居楼中教习研注《文选》而得名。清代学者阮元曾在文选楼旧址西侧立家祠，因出资重建“隋文选楼”，并作《扬州隋文选楼记》，对其中史实考证甚明。
历代文人咏文选楼的作品甚多，其中晚唐杨夔的《文选楼铭》，辞诚意切，尤见深致。杨夔在铭序中对扬州隋时古迹唯文选楼巍巍独存、历久弥新的原因，提出这样的推测：“其不由以学而立道者，道则不朽；以文而经业者，业则不磨乎？”把文选楼历500年仍“清风懿号，蔼然不泯”的原因，归结为萧统弘扬文化，以道德文章传授后世而产生的历史影响，是颇有见地的。其铭文曰：
峨峨万宇，匪歌则舞。美哉此楼，独以文修。自由名贵，不以华致。虽超千古，靡有颠坠。孰堪其登，必精必诚。孰可以居，必贤必明。无聚优以为娱，无习伎以称荣。吾恐其素德，怀辱于冥冥。 (23)
不难领悟，杨夔所表达的，不仅是对萧统，对文选楼，对李善，更是对他们所从事、所代表的文化事业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