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思想文化政策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提出：“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 (1) 这段话正是对宋兴70年来实施、以后赵宋历朝继续贯彻的思想文化政策的准确阐释。
一、 尊孔宗经
北宋梅尧臣《书斋》诗中“圣贤有事业，皆在经籍中”一联，极为精辟地道出了儒家经典在封建社会的重要意义。
建宋之初，太祖赵匡胤就在剑指残余割据势力的同时开始尊孔的准备。建隆三年（962），下诏修孔子庙，除了崇饰祠宇外，还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4年后又特命孔子四十四世孙孔宜为曲阜县主簿。赵匡胤在君临天下的17年中，初步建成了高度集权的统一政权，设计了尊孔崇儒的国策。太宗继位，延续太祖的国策，诏孔宜袭封文宣公，并修曲阜文宣王庙。真宗时，孔宜之子孔延世袭封文宣公，并得到了曲阜令的位子，而曲阜孔庙的书楼则得赐九经及先帝御书。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在泰山封禅后，更是专程到曲阜孔庙行礼，以表钦崇之志。尊孔的规格不断得到提升。
在宋代皇帝中，太宗、真宗最以儒雅称，崇尚儒术，手不释卷。他们先后设置翰林侍讲、侍读学士，日由儒臣讲读经史，有勤无怠。真宗曾在4年中遍读十一经、十九代史，并要求南宫、北宅大将军以下，各赴书院讲读经史。诸子10岁以上，必须入学，每日授读经书。更为重要的是，太宗、真宗主持完成了主要儒家经典的校刊工作。
端拱元年（988），太宗命国子司业孔维等校勘唐孔颖达《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印行。至道二年（996），太宗复命李沆等校定唐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春秋公羊传疏》，唐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四经疏，别纂《孝经正义》《论语正义》《尔雅疏》，取唐元行冲、梁皇侃、魏孙炎旧疏，约而修之。咸平三年（1000），真宗命国子祭酒邢昺主持继续校订上述七经疏。景德二年（1005），十二经疏全部新校别纂一遍。大中祥符七年（1014），国子监上新校《孟子》及《音义》印本。
从朝廷的角度考虑，最急于了解政府崇儒宗经意图，阅读经书，进行“一道德”教育的是天下的在读学生。所以，咸平四年真宗下诏：“郡县有学校聚徒讲诵之所，赐九经书一部。”仁宗自天圣九年（1031）至景祐二年（1035），连续赐青州、寿州、楚州州学、大名府学九经书。庆历兴学以后，朝廷更是为州县学选任教授，设置藏书，劝励学子熟读经书。
赵宋王朝是一个高度集权于中央的封建帝国，从太祖赵匡胤开始，重用文臣，抑制武将，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就成为两宋历任皇帝君临天下的重要国策。据记载，建隆中太祖议改年号，要求宰相勿用前世旧号，于是改元乾德。后来发现宫中妆镜背有“乾德”之号，就问学士窦仪。窦仪回答是前蜀王衍的年号。太祖因而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 (2) 太祖以读书学问论大臣，为后世朝廷任人和士人用世确立了一个铁定的标准。百年后，哲宗朝史臣范祖禹对此作出了诠释，他说：太祖既然要求宰相是读书人，那么宰相以下的执政侍从之臣，台谏之职，都必须是文学之士；而州县的行政长官，亦必由进士出身，方可任用。一句话，“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无学也” (3) 。所以，真宗朝以文辞清丽名世的翰林学士钱惟演才有这样的体会：“翰林学士备顾问，司典诰，于天下之书，一有所不观，何以称职？” (4) 北宋历朝名臣辈出，他们大都与钱惟演相仿，勤读经史，学术该贯，容止清雅，属辞秀彻。
终两宋之世，学者的经学著述十分丰富，以清修《四库全书》为例，其经部著录两汉至清初著述667部，其中宋人著述占30%。十三经的最后确定也在宋代，而四书崛起，取得与五经并列的地位，也在宋代。这些都是宗经政策下的重大收获，或者说是实施宗经政策的重大成果。有了代言统治思想的儒家经典，宋王朝就可以继续完善充实自己的思想文化政策。
二、 科举崇儒
宋朝选用官员主要通过科举一途，所以在科举的科目和内容上体现崇儒的思想原则，以确保未来的官员在政治上与朝廷同声合调，就显得十分重要。真宗咸平五年（1002），河阳节度判官张知白上疏，提出科举“正儒术”的建议。张氏认为，与汉代相比，宋代“章句之学弥盛，而异端之书又滋多乎数倍矣，安可不定其成制哉”，进而引汉董仲舒春秋大一统之说，强调科举考试出题，内容应该以儒家经典为限，而参以正史。诸子百家之书，必须是辅于经、合于道者方可兼取。程序则应是先策论，后诗赋，“责治道之大体，舍声病之小疵。如此，则使进士之流，知其所习之书简而有限，知其所学之文正而有要，不施禁防，而非圣之书，自委弃于世矣，不加赏典，而化成之文，自兴行于世矣。” (5) 真宗对张知白这一科举崇儒的建议大为嘉许。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作《崇儒术论》，强调：“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 (6) 朝廷将其刻石于国子监，向天下昭示儒学作为宋朝统治的指导思想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时翰林学士杨亿有“九天下诏崇儒术，好绝韦编待至公”之句，一个半世纪后，南宋绍兴状元王十朋在《集英殿赐第》诗中再次高唱“太平天子崇儒术，寒贱书生荷作成。槐市育才叨舍选，枫宸唱第冠时英”，积极响应朝廷崇儒取士的举措，文字间涌动着参选的热情、中举的期待和登第的自豪。
在科举考试中，朝廷居高临下，始终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不断根据政治需要变易考试的形式和内容。北宋两次重要的革新运动，即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的“新政”和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的“新法”，都将科举法的改革列为重要内容，其要点就是崇儒术，废弃传统的诗赋、墨义，转以经学和策论取士。在庆历兴学和新政酝酿时期，仁宗向天下士子发出《劝学诏》，主要谈到学校教育和科考改革的问题，说“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则吾豪俊奇伟之士，何以奋焉”，所以要“更制革弊，以尽学者之才”，而学者要“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庆历新政实施仅一年多，就因范仲淹的罢政而告失败。而熙宁新法的推行则如火如荼，尤其科举改革，更好地体现了崇儒的性质，对宋代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以及社会阅读和图书的编辑出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熙宁二年（1069），久怀变革大志的翰林学士王安石被年轻有为的神宗皇帝授以参知政事的重任，开始领导酝酿已久的变法，依次推行各项新政，科举改革位列其中。宋代科举以进士科为主，考试诗赋，以声病偶对定优劣；明经科考试帖经、墨义，以记诵字句进退天下之士。王安石认为这种完全着眼于文才辞藻和死记功夫的考试严重偏离朝廷选士的目的，他强调：“今以少壮之士，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7) 他主张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熙宁四年，朝廷颁布了新科举考试法：废除明经科，罢考诗赋、帖经、墨义。士子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本经），兼习《论语》《孟子》（兼经）。其宗旨主要考试本经，兼经的大义，以及论、策。稍后，王安石整顿了太学和州县官学，确立“以经义为主而兼习论策”的教学方针，开设经术和论策课程，取消了诗赋教学。
北宋前期从建隆开国至仁宗庆历80余年间，学者研究经学，多尊汉唐章句注疏之学，守故训而少发明。所以这一时期官学的经学教材主要使用唐代学者的四经注疏本。
庆历后，刘敞首倡新说，撰《七经小传》，对儒家经典作出了新的诠释。同时学者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李觏、晁说之等纷纷撰文，对《周易》《孟子》《周礼》《诗》《书》等儒家经典提出异于传统儒学的新见解，为长期苍白乏力的经学研究注入一股生气，涂出一抹亮色。
承接这股经学新潮的巨大活力，王安石为科举新法准备新的经学教材。熙宁八年，他将自己撰写的《诗义》《书义》《周礼义》进呈神宗，由朝廷颁于学官，号《三经新义》。王安石在书中打破先儒旧注，提出蕴含变法革新思想的儒学新解，一时号为“新学”。于是神宗时期官学的经学教材改为由王安石主持撰述的《三经新义》，以及《易义》《礼记要义》《论语解》《孟子义》《字说》等。熙宁八年，诏付《三经新义》由杭州、成都付转运司镂板。由于科举纯以“新学”取士，一时学者无不争相传习。
神宗以后，科举之制又历经反复，经义诗赋，废兴离合，或专或兼，随时更革，然而士人诵习经义已经成为每日的常课。
宋王朝长期实施崇儒重文的政策，通过科举选拔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阶层。据史料统计，北宋自太祖建隆元年至宣和六年凡八朝69科，共取士35080名，南宋自高宗建炎二年至度宗咸淳十年凡六朝48科，取士约22800名。 (8) 一旦中举，即按不同等第除授大小相应的官职。如是状元登第，更是迁擢荣速，往往10年间即能挟荣出府入相，朝廷的名臣硕辅皆由是出。宋仁宗赵祯在位41年，举行13次科考，共取进士4570人，其高中甲科者凡39人，后除5人外都位至公卿，如天圣五年的王尧臣，八年的王拱辰、欧阳修，宝元元年的吕溱、范镇，皇祐元年的冯京等，可谓彬彬盛矣。
所以仁宗天圣进士尹洙曾经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9) 风光荣耀如此！这不应仅仅看作尹洙的一己之见，而是社会士人拥护科举崇儒制度的态度的激情流露。
三、 整理典籍
与崇儒重文的国策相适应，朝廷在建国之初就沿袭唐代旧制，迅速建立起一套文化机构。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其处长庆门北，称为西馆。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在升龙门东北，创立三馆书院，三年，赐名崇文院，将原西馆藏书迁入院中贮藏。院内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是集贤书库，西廊作史馆书库。三馆藏书各分经史子集四库，总藏量达到8万卷。书架都用雕木做成，青绫帕为帘幂，富丽堂皇。秘阁，太宗端拱元年（988）始建于崇文院中堂，收藏三馆书籍真本和古画墨迹等。
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崇文院，通称馆阁。馆阁除了藏书以外，更是朝廷培育隽才之地，正如曾巩所指出的：“盖朝廷常引天下文学之士，聚之馆阁，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 (10)
馆阁常受命与国子监承担整理、校勘、编纂、出版经官方认定的经典图籍，体现朝廷的崇儒之策，引导天下的出版和阅读风尚。曾巩、黄伯思、苏颂、宋敏求等著名学者都先后在崇文院馆阁中从事图书的校勘整理，一时名流云集。此外，崇文院还负有奉诏雕印图书的职能。如景德四年（1007）令崇文院雕印《律文》12卷，《唐律疏义》30卷。大中祥符四年（1011），选三馆秘阁直官校理校勘《文苑英华》、李善注《文选》，并摹印颁行。五年，崇文院上《列子》印本，诏赐亲王辅臣各一本。《广韵》5卷，天圣七年（1029）敕送崇文院雕造。又据南宋王应麟《玉海》记载，天禧中诏馆阁校勘《齐民要术》，而“天圣中崇文院校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天章阁侍讲贾昌朝撰《群经音辨》7卷，仁宗宝元二年（1039）令崇文院雕印颁行。
整理典籍是朝廷文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内容，整理藏书、校勘典籍、编纂新著，为雕印出版提供符合朝廷政治标准的优良底本。
1. 整理编目
北宋建国之初，三馆仅有万余卷藏书。其后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注意将南方各国的图书文籍收归汴梁。同时，朝廷及时遣使购求民间藏书，三馆之藏书量得到较大的增长。太祖开宝间，政府藏书已经达到8万册。
太平兴国九年（984），倡导文治的宋太宗极为重视藏书，以为“教化之本，治乱之源，如无书籍何以取法？”，因此下诏求天下遗书，要求馆臣依照唐代《开元四库目录》，将三馆中缺藏之书列目征求，并规定不论士庶臣僚，凡家藏三馆所缺之书，都可以持书进纳。进书300卷以上者，可以经过一定考试程序，量才委任一职；不及300卷的，可根据卷帙的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进书，则可以出借由政府用人缮写，抄毕归还。真宗咸平四年（1001）、仁宗嘉祐五年（1060），都下诏复求遗书，重申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之诏的规定，鼓励天下士庶官宦之家踊跃献书。一时民间献书画、献印板之举十分踊跃，真宗时有19人献书达1万余卷。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提举秘书省秦熺奉诏立定献书赏格：“应有官人献秘阁阙书善本及二千卷与转官，士人免解，余比类增减推赏；愿给直者，听；诸路监司守臣访求晋、唐真迹及善本书籍，准此。” (11) 诏镂板行下。
嘉祐四年（1059），仁宗诏令编定四馆书，设馆阁编定书籍官，命秘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分别主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编定抄录活动，并选用黄纸写印正本，以防蠹败。六年十二月，三馆秘阁完成编定抄录工作，共写录黄本书6496卷，补白本书2954卷。所谓补白本书，是因为崇文馆所藏白本书岁久多蠹，又多散失，所以在整理中一并安排官员校正补写，亦用具有防蠹功能的黄纸写录。哲宗元祐元年（1086），朝廷又批准秘书省的建言，对三馆秘阁内阙卷蠧坏和残缺不全的国子监印本书籍，令国子监补印；新印行书籍，应牒送逐馆收藏。 (12)
在馆阁主持的政府图书事业中，编目与整理、征集、校勘、缮写一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两宋时期，馆阁编制了多种阙书目录。所谓阙书目录，就是著录前代书目有而当代馆阁缺藏的图书，为访求募献图书提供依据。另外就是国家的藏书目录，以北宋的《崇文总目》和南宋的《中兴馆阁书目》《续目》最为重要。
景祐元年（1034），新建崇文院使用不久，仁宗命翰林学士张观等勘查三馆及秘阁藏书，同时诏翰林学士王尧臣、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仿《开元四部录》的体例，编制新的国家藏书目录。编目工作历时7年，至庆历元年（1041）完成，赐名《崇文总目》。《总目》66卷，分四部45类，著录三馆和秘阁藏书3445部，30669卷。各类有小序，每书有题录。徽宗时，曾增补数万卷图书而更名为《秘书总目》。
靖康之难，使宣和、馆阁藏书散亡殆尽。宋室南渡后，重建秘书省，搜访遗阙，整理旧藏，政府馆阁藏书日益富足。孝宗淳熙五年（1178），秘书少监陈骙编成《中兴馆阁书目》70卷，分52类，著录国家藏书44486卷。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秘书丞张攀编《中兴馆阁续书目》30卷，著录淳熙以来入藏新书14943卷。两目相加，说明孝宗时藏书达到59429卷，经过百年努力，南宋的国家藏书终于基本恢复北宋徽宗时的盛况。
两宋自太祖至宁宗，先后编制了4部国家藏书目录，前后著录，各有增损，互存异同。元代修《宋史·艺文志》，合并四目，删去重复，共著录图书9819部，119972卷。这一数字应是反映了两宋国家藏书的概貌。
2. 校勘典籍(https://www.daowen.com)
两宋馆阁曾多次校勘四部书，北宋九朝校书总数近60次，南宋为18次，其中以经部、史部书居多。经部典籍的校勘，规模较大的有太宗端拱元年（988）孔维等校正《五经正义》180卷，由国子监刊行；真宗咸平四年（1001）邢昺、李维重校《周礼》《仪礼》等七经、《七经疏义》163卷，并募印颁行。
据《麟台故事》《玉海》《宋会要辑稿》等宋人著述记载的统计，北宋馆阁校勘史书12次，其中9次校勘正史，遍校成书于北宋前的全部十六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和南北朝《七史》、《唐书》。另外还有《国语》《荀子》《文中子》《资治通鉴》《天和殿御览》等。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校勘完毕即送雕印。如太宗时校前三史，真宗咸平时校《三国志》、乾兴元年校刘昭《补后汉志》，仁宗天圣时校《天和殿御览》（40卷，为《册府元龟》的精华），神宗元丰八年校《资治通鉴》，校毕，都送国子监或秘阁镂板印行。仁宗嘉祐时校南北朝《七史》，为了校勘的精审，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远及州县搜求书籍。
南宋馆阁校史9次，主要涉及当代所修的会要、实录、日历3类史书。由于这类官修史书属于官方档案，编成后即入藏宫内天章阁、敷文阁或秘阁，一般人不能翻阅，多不刊印。所以，校勘结束，只是加以缮写或抄录而已。
3. 编纂新著
公元976年，宋太宗赵匡义继位，改元太平兴国，并改变对外伐辽作战的政策，转为集中精力加强国内的统治，提倡“文治”。于是，朝廷拉开了组织大规模编纂活动的序幕。太宗先后诏命儒臣编纂具有百科性质的《太平御览》1000卷，小说类编《太平广记》500卷，文章总集《文苑英华》1000卷。接着，真宗赵恒又诏令编成反映政事历史的专门性类书《册府元龟》1000卷。由于宋代雕版印刷业发达，这4种卷帙浩繁的御修大书完整地流传于世，形象地反映出宋初文治的盛况，史称“宋代四大书”。
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人会聚北齐《修文殿御览》，唐欧阳询《艺文类聚》、房玄龄《文思博要》等古代类书和宫中藏书，“参详条次，分定门目”，编纂一部新类书，初名《太平总类》。经过近7年之劳，清本即将完成之际，太宗要求日进3卷，以供御览，因此易名《太平御览》。全书引录古书多达2579种，至今十之七八已经失传，足以看出它的重要价值。
太平兴国二年，太宗复命李昉、扈蒙、徐铉等人取《道藏》《佛藏》及汉以来的野史、笔记、小说等，分类汇编其中的文言小说故事，赐名《太平广记》。全书分为神仙、女仙、道术、方士、童仆、奴婢、幻术、妖妄、神、鬼、草木等92类，150多个小类，保存了大量有关古代小说和社会经济、典章制度方面的宝贵资料。书中共引用古书475种，其中半数以上已经散佚。
太平兴国七年，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17位儒臣奉敕总览前代文章，采撮精华，总为一编。编辑活动持续到雍熙三年（986），书成后取名《文苑英华》。全书在体例上仿《文选》按文体分类的做法，时间上承接《文选》，收录梁末至唐代的诗文作品19102首，其中绝大部分为唐人之作。《文苑英华》的成书，上距唐亡仅79年，许多唐代的重要文集当时还没有散佚，所以书中保存了大量不见于他书的唐人作品，是一部值得珍视的诗文总集。
《册府元龟》是一部以历代君臣事迹为核心内容的类书，真宗景德二年（1005），大臣王钦若、杨亿等奉敕编纂，大中祥符六年（1013）编成。初名《历代君臣事迹》，进呈后，真宗赐题今名。所谓“册府”，是指书籍的府库，“元龟”即大龟。古人以为龟有预鉴未来的神力，商代统治者用龟甲来占卜，祈求预示未来。后世遂有“龟鉴”之称。这里即取其借鉴的意思，真宗希望此书能为赵宋王朝治理国家提供正反两方面的鉴戒。
史书和地志也是宋代馆阁编纂活动的重要内容，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欧阳修的《新唐书》、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运城）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至哲宗即位，做了几个月的宰相，即于元祐元年去世。卒后赠太师温国公，后世称为司马温公。
《资治通鉴》始修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早有编纂一部编年体通史的宏愿，并先编成战国至秦的编年史8卷，名曰《通史》。进呈后，得到英宗的赞赏，命他继续编撰，改名《历代君臣事迹》，特许自选刘恕、范祖禹、刘攽3位史学家作为助手，在崇文院专门设立史局，并允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神宗即位，听司马光进读，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定名《资治通鉴》，并赐序文。时王安石主持变法，政治上持保守态度的司马光带头反对，遭排斥后，退居洛阳独乐园，潜心纂修《通鉴》，直至元丰七年（1084）成书。
《资治通鉴》凡354卷，其中目录30卷，考异30卷，正文294卷，记载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止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共1362年，分为16纪。全书所记史实以政治、军事为主，同时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兼顾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编纂时，先后采录220余种古今典籍，包括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等类别。《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全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 (13)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成书后，对史书编纂产生了重大影响，仅在宋代，就出现了数部以继承或改革《通鉴》义例而成的史学名著，其中应用《通鉴》义例的编年体史书有：南宋眉山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记北宋九朝167年间的史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记南宋高宗一朝自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1127—1162）间史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专记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宋与女真从登州泛海结盟开始，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主完颜亮南侵败盟为止，46年间宋金会盟的种种史事。自定义例的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42卷，书成后，宋孝宗即下令小字摹印10部，赐太子和大臣熟读；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59卷，在内容上，取材范围不出《资治通鉴》，但是评论则旁采近世学者的见解。朱熹此书创立了史书新体裁，史称“纲目体”。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永丰（今属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举进士后，大半生任职馆阁，先后担任秘书省校书郎、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修撰等。多次参与主持馆阁藏书的整理缮录和编目工作。五代后晋时张昭远等曾编修《唐书》200卷，由于成书于众多史官之手，内容错杂，前后详略不一。仁宗庆历五年（1045）设局重修，10年中，仅宋祁完成列传稿150卷。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出任刊修官，撰写本纪、志、表部分，并负责修改宋祁的列传稿。嘉祐五年（1060）全书告成，名为《新唐书》。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纪、表、志、传齐备，在编纂学上，恢复了纪传体裁的完整性，对后世修史产生重要影响。
宋代的地理学十分发达，地志尤其是地理总志编纂的普遍是其标志。现存宋代总志有北宋的《太平寰宇志》《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祝穆的《方舆胜览》等。其中以《太平寰宇志》编纂最早，影响最大。
乐史（930—1007），字子正，抚州宜黄（今属江西）人。南唐时为秘书郎。入宋，先后在馆阁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直史馆等职。一生著述颇丰，而以《太平寰宇志》最为著名。《寰宇志》始修于太平兴国年间，书中反映的行政区划以雍熙四年（987）为断限，分十三道详述全国的府州，后晋时已经割让于契丹的幽、云十六州仍在叙名之列。编纂中，乐史征引古籍多达200种，搜集范围除了正史，还包括历朝地志、杂记、碑刻、文集等，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在编纂上，乐史虽然上承《元和郡县图志》的体例，但是仍有所创新。《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四至八道范围内山川、古迹、人口、贡赋等内容，《太平寰宇志》更增加了风俗、姓氏、人物、四夷等项，并将“贡赋”改为“土产”。贡赋只是指地方向中央政府上缴物品的种类和数量，而土产则除了贡赋，还涉及非贡品，即各地农、林、牧、渔以及药材等全部特产，其内容全面反映宋代各地的经济特点和物产分布情况。乐史的这一革新，意义重大，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价的那样：“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
四、 出版管制
处于雕版文化时期，官方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其强大的行政威力，大张旗鼓地进行以“一道德”为目的的思想文化宣传，但是民间的出版传播渠道也因此而产生，未经朝廷允许传播的书籍经常在无监管的情况下编纂出版，流向社会，成为社会阅读的热点。如何在出版印刷业空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整个社会的出版传播，以实现主导社会阅读和统治秩序、统一思想道德观念的目的，自然就成为赵宋王朝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两宋长期与辽、西夏、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南北对峙，朝廷在对外政策上始终存在战、和两派的斗争，内政方面存在改革与保守的较量。这些斗争往往以思想文化或学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科举考试中的经义与诗赋、史学之争，汉唐章句注疏之学与王安石新学、程朱理学之选。于是，出版管制就成为政府思想文化政策上十分重要的一环。
政府对图书出版及流通环节进行管理控制，发布禁令是通常的做法。发布禁令的原因及内容大致包括：
1. 涉及国家机密
两宋政府关于严防泄露国家机密的出版禁令，早见于宋初景德三年（1006）。真宗下达《非九经书疏禁缘边榷场博易诏》：“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书省奏请说在与辽国往来中，常有将“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于是严令“自今并不得辄行雕印。如有合雕文集，仰于逐处投纳一本附递闻奏，候到，差官看详，别无妨碍，降下许令刊板，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毁印板。及令沿边州军严切禁止，不得更令将带上件文字出界”。 (14) 康定元年（1040）五月再次下诏：“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板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鞫闻奏。” (15)
至和二年（1055），欧阳修上《论雕印文字札子》，对非法雕印出版行为屡禁不止的现象提出进一步的处置意见：
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及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赏钱贰伯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取进止。 (16)
然而，30余年后，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辙北使辽国，在燕都发现自己的家谱，并被多人问及哥哥苏轼的近况。返朝后，苏辙以为此事涉及国家机密，上疏要求朝廷加以防范。次年，礼部拟定了更为严厉、具体的出版管理措施，规定：“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国史》《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许人告，赏钱一百贯。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纳所属申转运使、开封府，牒国子监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以所印书一本，具详定官姓名，申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凡不当雕印者，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 (17)
以朝廷多次禁令为标志的出版管制，并没有长期奏效。当南宋初年各地官府大张旗鼓开雕经史典籍之际，民间书坊尚处于蓄势待发之中。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及以后，坊刻本蜂起，始成燎原之势，其内容又多触及朝廷之禁。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六月，臣僚奏称：“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于是，诏四川制司行下所属州军，并仰临安府、婺州、建宁府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板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具已焚毁名件申枢密院。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 (18) 此次严禁上距北宋礼部出台管理条例刚刚一个世纪，而9年后，嘉泰二年（1202）二月，新差权知随州赵彦卫又上言：“史馆成书，有《三朝国史》《两朝国史》《五朝国史》，莫不命大臣以总提，选鸿儒以撰辑，秘诸金匮，传写有禁。近来忽见本朝《通鉴长编》《东都事略》《九朝通略》《丁未录》与夫语录、家传，品目类多，镂板盛行于世。”奏请查禁。 (19) 赵氏所列均系坊本，且未经官府审查，故有此禁。
2. 涉及违碍思想
所谓违碍思想，就是与统治者的政治意愿相违背的思想内容，一切宣扬传播违碍思想的出版活动都在查禁之列。这类查禁情况比较复杂。据《宋史·真宗本纪》记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已经诏令：“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已镂板文集，令转运司择官看详，可者录奏。”此后，徽宗朝查禁元祐学术，崇宁元年（1102）以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王钦臣、程颐、黄庭坚等人为朋党，御书为党人碑立于端礼门，下诏：“诸邪说诐行非先圣贤之书，及元祐学术政事，并勿施用。”遂禁印司马光、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文集。稍后又禁印诸子百家、一切不合儒家经义之书。到靖康元年（1126）解除党禁，历时24年。
围绕程朱理学的查禁情况更为复杂，从高宗绍兴六年（1136）左司谏陈公辅首请禁程氏学，宁宗庆元中禁行朱熹《四书集注》等道学著述，到淳祐元年（1241）理宗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五臣从祀孔孟，前后历时超过一个世纪，百余年之中，几经反复。其间，查禁书籍成为政治思想斗争的主要手段。
在两宋300多年的统治中，有关出版禁令出台不少，从史料记载看，查禁的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朝廷只禁不导，地方政府执行不力。其二是查禁存在随意性，内容过于宽泛。其三是当社会形成对图书的规模需求后，刻书就成为可以盈利的行业。于是，为了追求利润，民间书坊开始以能否赚钱作为选择雕造图书品种的标准。所以，徽宗时因党同伐异的政治需要，株连查禁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在社会上流传已久、有着广泛市场的诗文集，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宋费衮《梁溪漫志》卷七中有一则“禁东坡文” (20) ，说在严禁苏轼文集的宣和年间，某日京师城卒查获一个偷带《坡集》出城的士人，地方官看见集后题有一诗，有句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遂私下放行。元祐禁书的结果是，南渡后出现“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的传播盛况。
虽然如此，这些禁令还是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出版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