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地区出版概况
宋代地方一级行政建置为路，路下辖若干府、州、军。宋神宗元丰时，全国设置二十三路，江苏分属京东西路、两浙（西）路、淮南东路、江南东路，具体隶属如下：徐州属京东西路，平江（苏州）、镇江、常州、江阴军属两浙（西）路，扬州、楚州（淮安）、海州（连云港）、泰州、泗州（盱眙东北）、真州（仪征）、通州（南通）、高邮军、淮安军（淮阴）等属淮南东路，建康（南京）属江南东路。 (41)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平原地区，长江、大运河分别东西、南北贯穿而过，主要城市大多依江临河，交通便利，经济繁荣。对此，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这样强调：“宋代可以说是运河中心的经济时代。大运河一开始就是国都开封，到了和淮水的交叉点有楚州出现；在和长江的交叉点，真州又代扬州而兴；产米地带的中心苏州，和运河的终点杭州，则繁荣于长江以南。” (42) 经济发达，城市繁荣，是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在两宋雕版文化的黄金时期，江苏的出版业也强劲发展，建康（南京）、平江（苏州）、扬州、镇江、常州等中心城市的出版都有不俗的表现。如江宁府嘉祐三年（1058）刊唐许嵩撰《建康实录》20卷，江南东路转运司绍兴年间（1131—1162）刊唐李贤注《后汉书》120卷；姑苏郡斋王琪嘉祐四年（1059）刊《杜工部集》20卷，苏州守晏知止元丰三年（1080）刊唐李白撰《李翰林集》30卷；镇江府学淳熙二年（1175）刊宋聂崇义撰《新定三礼图集注》20卷；常州军端平三年（1236）刊宋章樵注《古文苑注》21卷；扬州州学乾道二年（1166）刊宋沈括撰《梦溪笔谈》26卷等，皆有名于时。
一、 相关文献记载
目前我们要全面深入研究古代区域出版的历史状况，可能都会面临共同的困难，就是缺乏史料，即使是处于雕版文化繁荣时期的两宋也是如此。两宋刻本存留至今的实物较少，而且这些实物中有关版本的信息不足。下面是三则宋人有关版刻的资料：（1） 宋敏求（1019—1079）《题孟东野诗集》：“东野诗，世传汴吴镂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别本五卷三百四十篇，蜀人蹇浚用退之赠郊句纂《咸池集》二卷一百八十篇。自余不为编帙，杂录之，家家自异。今总括遗逸，擿去重复，若体制类者得五百一十一篇，厘别乐府、感兴、咏怀、游适、居处、行役、纪赠、怀寄、酬答、送别、咏物、杂题、哀伤、联句十四种，又以赞书二系于后，合十卷。” (43) （2） 周紫芝（1082—1155）《书谯郡先生文集后》：“余顷得《柯山集》十卷于大梁罗仲共家，已而又得《张龙阁集》三十卷于内相汪彦章家，已而又得《张右史集》七十卷于浙西漕台。先生之制作于是备矣。今又得《谯郡先生集》一百卷于四川转运副使南阳井公之子晦之，然后知先生（张耒）之诗文为最多，当犹有网罗之所未尽者。余将尽取数集，削其重复，一其有无，以归于所谓一百卷者，以为先生之全书焉。” (44) （3） 洪兴祖（1090—1155）自称编纂韩愈《年谱》：“以唐本、监本、柳开、刘烨、朱台符、吕夏卿、宋景文、欧阳公、宋宣献、王仲至、孙元忠、鲍钦止，及近世所行诸本参定，不敢以私意改易。凡诸本异同者兼存之。考岁月之先后，验前史之是非，作年谱一卷。” (45) 三人所述均系为前人新编诗文集所做的版本搜集情况，从中可以发现两个共同点，就是版本意识已强，搜集众本，勘正讹误，已经为宋代学者视为当然；而版本著录尚弱，各本何时由何人（机构）刊于何地的信息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上述并非个别现象。据李明杰研究，“以公认的第一部版本目录《遂初堂书目》为例，全书共收录图书3130部，而涉及版本著录的项目只有区区40余条。即便是收录版本内容最多的《直斋书录解题》也只有150条左右” (46) 。缺少必要的文献记载，对我们鉴定部分今存宋刻本的版本项，尤其是刊刻地造成困难。如南宋绍兴中，两淮和江东转运司合刊《史记》《汉书》《后汉书》，其中两《汉书》由于没有刊记（版本著录），专家通过对版式、字体、避讳、刻工等特征进行深入的比对研究，仍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江南东路与两浙的中心地区最为接近，但它的转运司所在地江宁府却在其北端，那里离杭州的距离与淮南东路府扬州几乎一样，所以，仅仅根据这些材料，仍然难以判断两汉书分别是由江南、淮南哪路的转运司雕造的。” (47) 这种情况对我们今天界定和描述区域出版造成困难。
面对宋代图书版刻著录信息缺乏的历史状况，我们大致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尽可能多地获取相关版刻信息：其一是通过书目著录，但是占比较小；其二是书目著录不明，可检阅原书序跋，考知版本信息；其三原书已佚，可查检收录在总集、别集中的相关序跋，梳理版本信息记录。下面以查询宋代江苏版刻情况为例：
1. 宋金陵学舍刊宋戴溪撰《春秋讲义》4卷
《四库全书总目》称：
开禧中，溪为资善堂说书，累转太子詹事。时景献太子命类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通鉴各为说以进。此即其春秋说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长子桷锓木金陵学舍，沈光序之。宝庆丙戌，牛大年复刻于泰州。 (48)
嘉定癸未为嘉定十六年（1223），3年后，宝庆二年（丙戌，1226），牛大年在刻书序中这样叙述复刻缘起：“今提举寺丞建台于此，一日出家藏以惠多士。仆亦以摄承郡事，遂得拜手与观。盖其发先圣之精微，正后学之讹谬，其功用岂小补之哉。于是命工锓木，置之郡校，以广其传。岁在丙戌重阳后一日，淮海牛大年书于海陵郡斋。” (49) 牛大年，字隆叟，扬州江都人。庆元二年（1196）进士，仕至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宋史》有传。
此书久佚，《四库全书》本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所缺取宋黄震《日抄》所引补入，仍依《宋史·艺文志》著录，编作4卷。虽无法考知当年《永乐大典》据何本辑入，然据今存牛大年序，应可视为泰州刻本。
2. 宋常州学舍刊陈瓘《了翁易说》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了翁易说》1卷，解题曰：
宋陈瓘撰。瓘字莹中，了翁其自号也。延平人。元丰二年进士甲科。建中靖国初为右司谏，尝移书责曾布及言蔡京、蔡卞之奸，章数十上，除名编隶合浦以死。事迹具《宋史》本传。此本为绍兴中其孙正同所刊，冯椅谓尝从其孙大应见了翁有《易全解》，不止一卷，多本卦变，与朱子发之说相类。胡一桂则谓尚见其初刊本，题云《了翁易说》，并未分卷。此本盖即一桂所见也。 (50)
检四库文渊阁本，作《了斋易说》，前后未见序跋。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谓“《了翁易说》一卷，左司谏延平陈瓘了翁撰。晚年所著也。止解六十四卦，辞旨深晦”，亦未著录版本。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十著录《了翁易说》，并录正同跋及元胡一桂《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中案语。正同跋曰：“先公晚年益绝世念，致一性命之理，尝著《易说》以遗诸孤，正同谨以家藏刊于毘陵官舍，庶几流传，不没先志。绍兴十二年十月。” 胡一桂曰：“了翁子正同，绍兴十二年知常州，刊于官舍。刊本止题云《了翁易说》，初不分卷。” (51)
3. 宋建康府学刊《杜工部集》
通判建康府事吴若《杜工部集后记》曰：
右杜集，建康府学所刻版也。教授刘常今亘，初得府帅端明李公本，以为善，又得抚属姚令威宽所传故吏部鲍钦止本，较定之。末得若本，以为无憾焉。凡称樊者，樊晃小集也。称晋者，开运二年官书本也。称荆者，王介甫四选也。称宋者，宋景文也。称陈者，陈无已也。称刊及一作者，黄鲁直、晁以道诸本也。虽然，子美诗如五谷六牲，人皆知味，而鲜不为异馔所移，故世之出异意、为异说以乱杜诗之真者甚多。此本虽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为异者也。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此学者之所望也。绍兴三年六月日。 (52)
清初朱鹤龄在吴记后注曰：“世所传杜集，若本为最古。若字幼海，钦宗朝除大学正，上书论李邦彦、吴敏奸邪，被斥。见《北盟会编》。”吴若所记《杜工部集》系绍兴三年（1133）建康府学刻本，对清代学者的影响极大，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即以其为底本。其本虽已失传，仍不失为宋代江苏出版的重要史料。
以上三例证明在依托历代书目著录的基础上，相应扩大文献检索的范围，可以获得更多区域出版信息，以进一步丰富古代地方出版史的内容。
二、 出版格局
1993年，苏州书业前辈江澄波已经对江苏宋元时期的刻书情况进行过系统梳理，其成果《宋代刻书》共著录71种，其中地方官刻57种，占比达80%，其他寺院2种，家刻或刻者不确定者12种。 (53) 虽然这份书单现在有所变动，但基本格局不会改变，就是宋代江苏出版官刻一家独大，家刻只是一枝数花独放，而坊刻仍有待发现线索。
地方官刻中，地方行政官署所刻43种，地方官学14种，广泛涉及江苏各地路、府、州、军和县级机构。地方官刻都由行政主官主导，这与唐宋以来政府的治国方略和科举制度有关。唐宋科举取士，地方官吏基本都是进士出身。他们长期受政府崇儒思想的影响，熟读儒家经典，一旦出仕为官，崇儒兴学就成为其施政的重要举措，而刻书则是易见成效的途径。如乾道八年（1172）进士李大异，嘉定元年（1208）出知平江府，在任刻《白氏文集》71卷；嘉定三年又刻《皇朝大诏令》240卷于建宁。江阴耿秉，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淳熙八年（1181）知广德军，刊《史记》130卷；十年知镇江府，刻唐李德裕《李卫公备全集》39卷。
地方官学，主要指府学、州学、县学三级，江苏宋代的14种官学刻本主要来自这三级机构。宋代兴学，始自庆历年间。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宋史·职官志》、欧阳修《吉州新学记》等文献记载，参知政事范仲淹多次建言复古劝学，兴建学校。庆历三年（1043）秋，仁宗诏近臣议事，翰林学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欧阳修，殿中侍御史梅挚，天章阁侍讲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孙甫，监察御史刘湜等合奏，希望朝廷兴学。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而学者达到200人以上，则准许设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同时在官学设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官学最初靠朝廷赐田来供学生伙食，但经费往往匮乏。赵铁寒研究指出，地方州学经费不够，则依靠地方长官筹措，借款或捐助，而“南宋乾道之后，赡士之费益艰，刻书贩卖几乎成为一致之财源”。 (54) 考江苏官学所刊14种刻本，除高邮军学《淮海集》、山阳儒学《徐积孝先生集》等两种以外，大都刊于乾道以后。可以说，这不仅是江苏，也是全国宋代地方官学刻书较多的原因之一。
三、 类别结构：经史
江苏宋代所刻70余种图书，按传统四部分类，史部、集部居多，前者23种，后者27种；子部居中，16种；经部殿后，5种。下面按部简介基本情况。
1. 经部(https://www.daowen.com)
江苏宋代所刻经部典籍经见者（包括残本）较少，主要有宋乾道间江阴军学刊晋杜预撰《春秋经传集解》30卷，宋淳熙二年（1175）镇江府学刊宋聂崇义撰《新定三礼图集注》20卷，宋嘉定九年（1216）高邮郡斋刊宋孙觉撰《龙学孙公春秋经解》3卷等。其中镇江府学刊本《新定三礼图集注》20卷较为著名，原刻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已辑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
2. 史部
史部著作，无论在数量、类别或体例创新上，宋代都算得上独树一帜，但历经岁月沧桑，散佚惨重。据刘兆祐研究统计，《宋史·艺文志》“史部十三类凡著录二千一百四十七部，今存者今二百七十余部，残者四十余部，辑者四十余部，他并亡佚。宋志史部诸书中，以地理类为最多，凡四百七部；今存者仅二十余部，其亡佚亦视他类为甚” (55) 。据已知文献记载和原刻实物，江苏宋代刊行史籍达23种，地方性是其明显的特征，主要是指编纂刊行地方志多，除宋天圣七年（1029）江阴军刊吴韦昭注《国语》21卷，宋嘉祐三年（1058）江宁府刊唐许嵩撰《建康实录》20卷，宋绍兴年间江南东路转运司刊唐李贤注《后汉书注》120卷，宋嘉定五年（1212）吴郡学斋刊宋吕祖谦撰《大事记》12卷、《通释》3卷等数种外，其他都是地理类著作，如宋绍兴三十年（1160）建康府刊宋张敦颐撰《六朝事迹类编》2卷，宋淳熙六年扬州州学刊郑少魏、姚一谦撰《广陵志》12卷，宋淳熙五年（1178）高邮郡斋刊宋孙祖义撰《高邮志》3卷，宋嘉定三年（1210）常熟县令叶凯刊宋鲍廉撰《琴川志》15卷，宋嘉定间镇江府学刊宋卢宪撰《镇江志》30卷，宋绍定二年（1229）平江府学刊宋范成大撰《吴郡志》50卷，宋淳祐十一年（1251）昆山县学刊宋凌万顷、边实撰《玉峰志》3卷、《续志》1卷，宋咸淳四年（1268）常州郡斋刊宋史能之撰《重修毗陵志》30卷等。其中《吴郡志》绍定刻元修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已辑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
图5-4 《吴郡图经续记》书影
宋绍兴苏州刻本
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八月，丹阳吴淑时任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他向真宗提出两个建议：其一，天下山川险要，所以《周礼》有职方氏掌天下图籍，请令以今闰年地方所纳图并上职方。其二，州郡地理，犬牙相入，望令诸路转运使每十年各画本路图一，上职方。“所冀天下险要，不窥牖而可知；九州轮广，如指掌而斯在。”朝廷接受吴淑的建议。 (56) 于是，全国修志形成热潮。6年后，景德四年，真宗诏令统一刊修全国各地所上图经，校定成1566卷，陆续颁下，可见规模之大。当时朝廷所颁图经，至南宋末已经罕见，藏书家陈振孙收藏仅有苏州、越州、黄州3种而已。以图经命名的宋代地理类史籍，江苏编著刊行的现存有两种：宋元符元年（1098）苏州公使库刊宋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记》3卷，宋乾道三年（1167）澄江郡刊宋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0卷。《吴郡图经续记》现存南宋绍兴四年（1134）孙祐苏州刊本，此本纸精墨佳，字体浑厚端正，系海内孤本（图5-4），现为台北特藏。《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为宣和间徐兢出使高丽的所见所闻的记录，完成于宣和六年（1124），图文并茂。虽然图在靖康之乱中佚失，但仍是我们了解研究古代中韩关系及中外交通史的珍贵史料。乾道三年，其侄子徐蒇首次刊行，明清两代有据钞本重刊，但皆不及乾道善本。乾道刻本旧藏清宫天禄琳琅，民国归北平故宫博物院，1923年，故宫博物院影印辑入《天禄琳琅丛书》第一辑。原刻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四、 类别结构：子集
1. 子部
子部16种典籍中，有知常熟县事王爚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6）编刊《言子》3卷，真州郡斋宋嘉定七年（1214）刊宋陈旉撰《农书》3卷、宋秦观撰《蚕书》1卷，平江府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刊佚名编《备急总效方》40卷，镇江府学宋咸淳元年（1265）刊汉刘向撰《说苑》20卷，扬州州学刊沈括《梦溪笔谈》，丹阳县斋宋嘉泰元年（1201）刊宋费衮撰《梁溪漫志》10卷，其他9种为佛教文献。佛教文献中，最知名的就是南宋宝庆至绍定间（1225—1233）开雕的平江府碛砂延圣院的《碛砂藏》。
宋代佛经传播的最大举措，就是开雕卷帙浩繁的大藏经。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僧智昇撰成《开元释教录》，著录汉译佛经1076部，5048卷。佛教经典开始形成作为文献整体的佛藏，后世称为“大藏经”。《开元录》著录的佛经均为卷轴写本，大藏经的雕版印刷，始于宋初开宝年间。
开宝四年（971），太祖敕高品、张从信往成都雕大藏经，于太平兴国八年（983）雕印毕，凡1076部，5048卷，装为480函，经版13万片。世称“开宝藏”或“蜀藏”。《开宝藏》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且以黄麻纸印刷，开我国官刻佛教总集之先例，极大地刺激了后来寺院的刻经活动。终两宋之世，先后又刊印了5部佛藏：福州东禅院的《崇宁藏》、福州开元寺的《毗卢藏》、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的《圆觉藏》、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的《资福藏》和平江府碛砂延圣院的《碛砂藏》。南方五大名寺连续雕印5部，佛经传播之盛，前所未有。
佛经传播的盛况基于社会崇佛的风尚。宋代寺僧和信徒众多，就如宋初歙人谢泌福州诗中所描述的：“潮田种稻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如此庞大的诵经僧众，自然带来诵读活动的高涨，所谓“除却弦歌庠序外，家家同念佛经声”。 (57) 佛徒的诵经声与学童的读书声在同一空间响起，此话可能有所夸张，但多少反映出宋代民间佛经诵读的状况。
图5-5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书影
南宋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刊本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一部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南宋嘉定年间开雕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图5-5），各卷末署“大檀越保义郎（或题成忠郎）赵安国一力雕经一部六百卷”。赵安国事迹无考，宋徽宗政和（1111—1118）中，定武臣官阶为五十三阶，成忠郎列第四十九阶，保义郎列第五十阶，应该是位低阶武官。参与这部佛经的书写刊刻者众多，根据卷末的题署，书写者以延圣寺僧及平江府人居多，如延圣院比丘惟拱，童行吴惟政、可偁等，刻工也以平江籍居多，如金忠、蒋兴祖、徐珙、沈宗、贾裕等。据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的记载，这些刻工大多参与《吴郡志》的刊刻，而《辞典》对上述刻工，除贾裕外，皆未注明籍贯，可据以补缺。
对于佛经大量刊行的现象，范纯仁《安州白兆山寺经藏记》中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元丰元年（1078）冬，白兆山寺长老垂素请范纯仁为寺中新修经藏写一篇记文。范纯仁问长老：你曾经说传达摩之宗，不立语言文字，直指心源，见性成佛，为何还要新修五千经藏？长老回答道：世上众生虽然真心向佛，但是往往情牵于世事，不能自拔而为病。“今之经，犹对病之药也。物之感情无穷，故众生之病无穷，则其所治之药亦无穷。此五千之书所以必有也。今之经藏，犹药之府也。” (58) 这就是善男信女礼佛诵经的最简单而通俗的理由，也是江苏宋代佛教文献见存丰富的原因。
2. 集部
集部是江苏宋代刊本已知且保存至今最多的类别，达27种，如宋元丰三年（1080）苏州守晏知止刊唐李白撰《李翰林集》30卷，宋宣和间（1119—1125）姑胥居世英刊宋苏轼撰《东坡集》40卷、《后集》20卷，宋绍兴三年（1133）高邮军学刊宋秦观撰《淮海集》49卷，宋绍兴五年（1135）吴人朱思刊宋朱长文撰《吴郡乐圃朱先生遣稿》10卷，宋绍兴十八年（1148）建康郡斋刊后蜀赵崇祚辑《花间集》，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两浙西路转运司王珏刊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100卷，宋乾道二年（1166）吴郡斋刊宋吕本中撰《东莱先生诗集》20卷，宋乾道七年（1171）平江府学刊唐韦应物撰《韦苏州集》10卷，宋庆元六年（1200）华亭县学刊晋陆机撰《陆士龙文集》，宋嘉泰三年（1203）吴郡范莘刊宋范成大撰《石湖居士诗文集》130卷，宋嘉泰四年（1204）梁溪沈有开刊宋吕祖谦奉敕编《皇朝文鉴》150卷，宋开禧三年（1207）昆山郡斋刊宋龚昱辑《昆山杂咏》3卷，宋嘉定初期（1208—1210）吴郡守李大异刊唐白居易撰《白氏文集》71卷，宋嘉定十三年（1220）陆子遹溧阳学宫刊宋陆游撰《渭南文集》，宋端平三年（1236）常州军刊《古文苑》，宋景定五年（1264）淮安州学刊宋徐积撰《徐节孝先生集》30卷等，其中宋人著作占半数以上。
两宋的士大夫以极大的热情，“游文章之林府”“漱六艺之芳润”，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受朝廷重文崇儒政策的鼓励，读书治学，吟诗问艺，追求高雅的文化生活，营造浓郁的学术氛围。如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五月，晁补之为李清照父李格非的有竹堂撰记，称他“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研，呻吟策牍。为文章，日数十篇不休，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须臾盈卷轴” (59) 。所以，王国维十分推崇宋代的学术文化，指出：“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于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 (60) 所以，宋人著述的规模是空前的，仅别集一项，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了277种，另有诗、词集250余家。20世纪80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为编辑《全宋文》，对现存宋人别集进行搜集整理，得宋人诗文集，包括词集、各类文集及后人的辑本739家。
北宋仁宗时人才川涌云集，位列“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以及司马光、黄庭坚等诗文集盛行于世，即如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的张耒，仅南宋周紫芝就先后在大梁、杭州、浙西、四川四地得到四种刊本，书名不同，卷数各异。名家别集，“虽樵夫野老，市井庸人，皆能道其姓字而乐诵之” (61) 。北宋宣和间吕荣义的这一评说，足令我们遥想当时名家诗文别集社会传播阅读的盛况，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能见到江苏宋代所刊20余种集部典籍的历史原因。
《中华再造善本》选印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两浙西路转运司王珏刊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宋乾道七年（1171）平江府学刊唐韦应物撰《韦苏州集》，宋乾道九年（1173）高邮军学刻绍兴三年谢雩重修本《淮海集》，宋嘉定六年淮东仓司景定三年（1262）郑羽补刻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宋嘉定十三年（1220）陆子遹溧阳学宫刊宋陆游撰《渭南文集》等10种，辑入《唐宋编》。可以肯定，这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江苏刊本，将继续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研究宋代的刻书情况，大多会引用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的那段著名的评论：“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62) 此处列举杭州、福建、四川三个刻书中心。其实当时两浙路刻书在全国名列前茅，两浙东路以杭州为代表，两浙西路则以平江府（苏州）为代表；江南东路和淮南路的刻书都受两浙路的影响。正如宿白所指出的：“建康（南京）和饶州（今鄱阳）是江南东路南北两个重要雕印据点。它们雕版之始都深受两浙影响。建康的绍兴至淳熙年间（1131—1189）刻本，除刊工大部互见于浙本外，字体刻风也极力摹仿两浙。”又曰：“淮南雕版多在东西两路的路治扬州、庐州（今合肥）及其附近……南宋绍兴间（1131—1162），淮南转运司所刻无为军教授潘旦参与校对的《史记集解》和高邮军所刻《淮海集》，皆多募浙工。嘉泰间（1201—1204），淮东仓司所刊《注东坡先生诗》仍不脱两浙风格。淮东雕版大约终宋之世始终从属于浙系。” (63) 叶梦得是苏州吴县人，南宋绍兴年间，两次出守建康，重建建康府学藏书，他非常熟悉两浙刻书的情况，所以举杭州以为两浙的代表。
总括来讲，在宋代，江苏区域内形成了建康、平江、扬州三个出版中心。下文将分宋时区域叙述各地的出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