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况空前的图书出版业
雕版印刷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宋代的出版传播事业如虎添翼。在朝廷崇儒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双重作用下，民间刻书业迅速崛起，各地刻书坊肆如雨后春笋，布满大江南北，形成了官刻、家刻和坊刻三足鼎立的繁荣局面。朝廷、家塾和书坊三管齐下，点染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出版长卷。种类齐全、数量繁多的出版物，为两宋千姿百态的社会阅读活动搭建起广阔的历史舞台。
关于两宋300余年间出版物的总量，迄今尚无准确的统计。清王士祯《居易录》卷二五引明王世贞《朝野异闻录》的记载，称明代权相严嵩抄家的清单上有宋版书籍6853部（轴）的记录。据此，“估计宋代刻本当有数万部，传至今日，国内外所存不过一千部左右，内台湾约存二百部，又多为残书或复本” (21) 。“数万部”的上下弹性较大，但确切数字已经难以统计。
宋世之书，有大量为应时使用者，如科举编类之册，时文之选、童蒙之书，以及通俗文学读本。宣和间，秘书少监韩驹曾在奏疏中说道：“今荆、广、闽、蜀之间，去京师数千里，学者无所取师，而都下鬻书者岁取进士高选之文，集为版本，传播四方，谓之义格。后生小儒何识之有，徒见为是文者，例得高选，则皆摇唇燥吻，焚油继日诵读，以为师法。” (22) 科举类图书的社会阅读量可见一斑。这些类似今日名为文化快餐的图书，大都出自民间书坊，既无出版目录，学者藏家又往往不屑记载，随刊随读随散。我们今天在梳理宋代社会的出版总量和阅读规模时，却不能舍去不记，因为这类面广量大的书籍，是当时社会阅读，尤其是普通人群阅读的重要对象。
一、 三足鼎立的出版格局
五代国子监刻印发售经史典籍的举动，表明朝廷利用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强势介入图书的出版发行业，对印刷术的普及和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的图书出版事业，乘着五代的发展势头，逐渐形成官刻、家刻和坊刻三足鼎立（包括寺观和书院刻书）的社会生产格局，呈现出热闹繁荣的大好景象。
1. 官刻
官刻，政府刻书的统称，指由中央政府机关及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出资或主办的印刷出版机构刻印书籍，具体又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所刻书统称为官刻本，又可冠以具体刻书机构的名称，如中央的国子监刻本、地方的茶盐司刻本等。
（1） 中央官刻
宋代的中央官刻涉及很多文化管理机构，如国子监、崇文院、秘阁、秘书监等，其中主要为国子监和崇文院。
国子监是宋代中央政府主要的刻书发行机构，内设印书钱物所，主管刻印书籍和发行出售事务。后因称名近俗，改为书库监官。其所刻书，史称“监本”。
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国子监受命校勘并雕印、发售《九经》的活动。北宋国子监刻书，今见于记载的，以刊行《五经正义》为最早。从北宋建国至真宗景德二年（1005），国子监经书版片由不及4000片猛增至10万余片，不到半个世纪就增加了25倍以上，足见宋初国子监刻书的盛况。此后，馆阁校勘的历代正史，亦陆续由国子监刊印。北宋国子监刻书，以仁宗朝（1023—1063）为盛，其中又以医书为最。嘉祐二年（1057），仁宗在编修院设置校正医书局，命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为校正。每一书校毕，则奏上，然后下国子监雕刻颁行。大量汉唐以来的重要医籍，如《黄帝内经》《素问》《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金匮要略》《伤寒论》《本草图经》《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从此大行于世。
南宋国子监刻书，始于绍兴年间。高宗绍兴九年（1139），诏令州郡取北宋国子监原颁善本，校对镂板印行。二十一年，复诏令国子监访寻北宋五经监本镂板颁行。于是，国子监开始展开大规模的雕印出版活动，九经三传、群经义疏、前四史、南北朝七史等经史典籍，于绍兴年间先后刊成印行。南宋初，监本并非都出自国子监，而是多由国子监取江南地方旧版，或令地方府州雕刻的。如南监本群经义疏就是绍兴十五年令绍兴府雕造的，而前三史由两淮江东转运司所刻，《三国志》由衢州所刻。
两宋监本，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的梳理考证，多达数百种。宋代监本以校勘雕造的精审，素为世重。虽然现在存世极少，却是现存很多版本的祖本。
馆阁是宋代除国子监外刻书较多的中央文化行政机构，太平兴国六年（981）史馆奉旨雕印《太平广记》，大中祥符四年（1011）三馆秘阁募印颁行李善注《文选》和《文苑英华》，天圣二年（1024）秘阁镂板《天和殿御览》《隋书》等。
（2） 地方官刻
宋代实行路、州（府）、县三级行政建制，路级机构为转运使司，俗称“漕司”，行政长官为转运使，掌管全路的军、政、财、刑大权。后增设提点刑狱司，负责本路刑狱；提举常平司，掌管义仓、市易、坊场、水利等；提举茶盐司，掌管茶盐的产销；安抚使司，掌一地军事、民政事务。
以上衙门，及州、府、军、监等州级官府，都从事出版活动，迄今皆有刻本存世。其所刻书籍，在流通中，习惯上都冠以官署名，如转运使本、提刑司本、茶盐司本、安抚司本等。其中两浙东路的茶盐司刻书较多，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就藏有其所刻《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等。
在众多地方机构中，公使库的刻书活动最有特色。公使库是各地方官府负责接待公务往来人员的专设机构，其经费由政府拨款，但数额有限，不敷使用，所以朝廷允许自开财源贴补。公使库各寻财路，多种经营，介入出版业，刻书卖书就成为一条极其有效的开源之路。据记载，仁宗嘉祐四年（1059），苏州知州王琪借公使库钱修葺官署，无力偿还，于是拿出家藏杜甫诗集的善本，“俾公使库镂板，印万本，每部直千钱，士人争买之”，不但还清公使库钱，还有盈余，所谓“大裨帑费，不但文雅也”。
公使库刻书，作为一种维持其正常行使公务职能的重要经济来源，逐渐形成产业化的趋向，积极网罗民间雕版高手，雕印了大量高质量的经史典籍，在宋代出版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知苏州、台州、明州、吉州、舒州、抚州、泉州、婺州等公使库都参与刻书，有记载可征者就有20余种，其中以抚州公使库刻“十二经”最为著名。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藏其中淳熙四年（1177）所刻《礼记郑注》20卷，原山东海源阁旧藏。
图5-1 《渭南文集》书影
宋建康府溧阳学宫刻本
地方教育机构刻书，是地方官刻中比较普遍的一类，如州学、军学、府学、县学等。今存宋刻中，有不少为这类地方教育机构的刻本，比较著名的有南宋乾道九年（1173）高邮军学刊秦观《淮海集》，淳熙二年（1175）镇江府学刊《新定三礼图集注》，嘉定十三年（1220），陆游幼子子遹建康府溧阳学宫刊陆游《渭南文集》（图5-1）等。
2. 家刻
家刻，是指由私人出资校刻书籍的出版活动，所刻书籍称为“家刻本”或“家塾本”。家刻源于五代毋昭裔雕造《文选》《初学记》《九经》的出版活动，至宋成为时尚，以致形成与官刻、坊刻三家鼎足之势。参与家刻活动的大多数为官宦豪门、名流大族，他们刻书，除了附庸风雅，更多的是为了弘扬学术，传承文化，往往选刻名家名著，精加校勘，所刻书以精善扬名于世。
宋代家刻本可考者，北宋有仁宗宝元元年（1038）临安进士孟琪刻《唐文粹》，庆历六年（1046）京台岳氏刻《诗品》，嘉祐二年（1057）建邑王氏世翰堂刻《史记索隐》，英宗治平三年（1066）建安蔡子文东塾刻邵雍《击壤集》，徽宗宣和元年（1119）寇约刻寇宗奭《本草衍义》等，但传本极少。
南宋家刻活动随着整个社会出版风气的旺盛而进入发展的佳期，其标志就是名家名刻不断涌现，且后世传本也相对较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廖莹中世綵堂刻《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周必大刻《欧阳文忠公集》，黄善夫家塾刻《史记》三家注，蔡琪家塾刻《汉书集注》，朱熹刻《南轩集》等。
3. 坊刻
坊刻，是指古代书坊的刻书活动，所刻书称为“坊刻本”。古代书坊是指由个人经营、以生产兼及销售印本书为主的手工业作坊，系从两汉时期的书肆发展而来。古代书肆是文献抄录时代的传播中介，而书坊则是雕版印刷技术广泛运用于实践、文献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时代的产物，其生产经营具有一定的规模。
据文献记载，书坊刻印文化典籍的活动始自北宋，繁盛于南宋，所刻书中经常出现官府未收藏之本，北宋崇宁初，徽宗就曾诏令两浙路、成都府路，求取民间镂板的奇书上缴秘书省。
两宋坊刻活动主要集中在京师、福建建阳和四川成都、眉山地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临安陈氏的陈宅书籍铺和建阳余氏的勤有堂。
陈宅书籍铺是南宋临安最负盛名的书坊，设肆于棚北大街睦亲坊，坊主陈起，字宗之，号芸居，南宋临安人，主要活动在宁宗、理宗时期。他好学多艺，颇有诗名。刊书以唐人小集和时人诗集为主，版式划一，半叶10行，行18字，白口，左右双边，字画方板，迹近欧体，精丽工整，传世者甚众，素为明清藏家宝爱，史称“书棚本”。
陈宅书籍铺所刻书，见于记载和流传至今者，大致可分为三类：唐人小集，子部杂著，南宋江湖诗集。
南宋陈宅书棚本，历经近800年风雨，名流大家辗转递藏而流传至今者，都已成稀世鸿宝。即便影抄覆刻者，亦身价百倍，傅增湘曾见《圣宋高僧诗选》汲古阁影抄本一册，书贾索价至五百金。
福建建阳余氏是我国古代经营时间最长、名声最著的民间书坊世家，从事书业活动自南宋至清初，绵延近600年，其中尤以南宋余仁仲万卷堂最为著名。
元代岳浚《九经三传沿革例》开宗明义：“世所传《九经》，自监、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兴国于氏二本，皆分句读，称为善本。”岳浚所说“建余氏”，即指余仁仲万卷堂。余氏万卷堂刻《九经》，历经700多年的流传，历代藏家递相传授，至清末，仅《周礼》《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尚存世间，而《周礼》已是残帙，惟公、穀二传，居然足本，藏家无不视为稀世之珍。
4. 寺观和书院刻书
寺观刻书，是指佛寺道观刊印本教典籍的出版活动，所刻称为“佛藏”和“道藏”。佛道二教，一自西来，一滋本土，为宣扬教义，广征信徒，先后译经造藏，声势并起。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私学性质的教育组织，其名起于唐代，兴起于北宋，鼎盛于南宋，绵延至清末。书院远昭先秦以来私人讲学的遗风，近承唐代丽正书院藏书的传统，以讲学、藏书为基本规制，以刻书为传统。
（1） 寺观刻书
佛藏的雕版印刷，始于宋初开宝年间。开宝四年（971），太祖敕高品、张从信往成都雕大藏经，于太平兴国八年（983）雕印毕，凡1076部，5048卷，装为480函，经版13万片。世称“开宝藏”，或“蜀藏”。《开宝藏》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且以黄麻纸印刷，开我国官刻佛教总集之先例，极大地刺激了后来寺院的刻经活动。终两宋之世，先后又刊印了5部佛藏：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福州东禅院开雕、徽宗崇宁三年（1104）刻竣的《崇宁藏》，北宋政和二年（1112）福州开元寺开雕的《毗卢藏》，南宋绍兴二年（1132）基本刻竣的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的《圆觉藏》，南宋淳熙二年（1175）刻竣的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的《资福藏》，南宋宝庆至绍定间（1225—1233）开雕的平江府碛砂延圣院的《碛砂藏》。
道藏的雕版印刷，始于北宋政和年间。崇宁年间，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的宋徽宗诏令搜访道书，得5481卷，于政和年间（1111—1118）雕印，名曰《政和万寿道藏》。这是历史上《道藏》首次全藏刊版印行，成为各地道观藏书的主要内容。
佛藏、道藏卷帙浩繁，通常都在5000卷以上，刻板则超过10万片，其书写、雕版、校对、印刷，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持久的雕印实践活动，必定会对雕版印刷术本身的发展产生影响。
（2） 书院刻书
书院主持院务者称为山长，一般由知名学者担任，在大儒辈出的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魏了翁等先后出掌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和鹤山书院。
书院刻书是其藏书的来源之一，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条中记录了宋代丽泽、象山、泳泽、龙溪、竹溪、环溪、建安、鹭洲等书院的刻书情况。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监本二十一史”条中指出：“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进而总结书院刻书的三大优势：“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 (23) 顾炎武对书院刻书活动作出了较高的评价。
二、 宋版书的特征及其价值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繁盛期，也是没有多少既往成就可以守成的开创期。在雕版印刷这个书籍生产的新天地里，热衷于图书出版事业的宋代士大夫、书坊主、雕印匠人倾心创作，造就了宋刻本的辉煌时代和极高的文化价值。明苏州藏书家张应文在《清秘藏》卷上“论宋刻书册”中曾经正面叙述过：“藏书者贵宋刻，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笔法。纸质匀洁，墨色清纯，为可爱耳。若夫格用单边，间多讳字，虽辨证之一端，然非考据要诀也。余向见元美家班、范二《书》，乃真宋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者。无论墨光焕发，纸色坚润，每本用澄心堂纸为副，尤为精绝。” (24) 张氏此论大致点出了宋版书的版刻特征。
1. 宋版书的版刻特征
所谓版刻特征，是指在书艺刀法、选纸用墨、版式行款等方面形成的鲜明特色。以传世的宋刻本来看，其版刻特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字体
宋代刻书，多采用唐代书法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书体上版。《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六臣注文选》解题称：“是书不载刊刻年月，而大小字皆有颜平原法。按：明董其昌跋颜真卿书《送刘太冲序》后，有‘宋四家书派，皆宗鲁公’之语，则知北宋人学书，竞习颜体，故摹刻者亦以此相尚，其镌手于整齐之中寓流动之致，洵能不负佳书。至于纸质如玉，墨光如漆，无不各臻其妙，在北宋刊印中亦为上品。” (25) 具体来说，北宋早期多用欧阳询体，欧字形体略长，字画挺拔秀丽，京师汴梁、浙江刻本多用之。后逐渐流行颜真卿体，颜体字形架势端庄雄伟，字画肥劲弥满，如“樊哙拥盾，力士挥拳”。蜀刻本多用颜体，“字大如钱”，有疏朗悦目之美感。南宋以后，柳体流行。柳公权书法用笔遒劲，横轻竖重，结构紧劲，以骨力胜。福建刻本多用之。江西刻本则欧柳兼而有之。
（2） 墨色刀法
宋代印书，用墨十分考究，质料精良。其特点是色浓似漆，墨深香淡，潮湿不显漂迹，干燥而无烟痕。正如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论藏书”中所指出的：“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
雕版刻字，十分讲究刀法，发刀、挑刀、打空、拉线，必须一丝不苟，方能毕现原书神韵。宋代刻书，无论官私，刀法普遍精致细到，点线不苟，原书笔势神气，跃然版上。
（3） 用纸
宋刻用纸，品类繁多，主要有麻纸、罗纹纸、北方的桑皮纸、江南的竹纸等。竹纸以嫩竹为原料，颜色微黄，故又称黄纸。因纸性稍脆，用于印书不太多。(https://www.daowen.com)
罗纹纸质细薄柔软，色洁白，有显著横纹，颇似丝质的绫罗。历代都取以印书。桑皮纸，因制造原料中有桑皮成分得名，以质地坚韧著称，宋元两代常取作印书用纸。
麻纸用麻为主要原料制造，有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纸质略显粗糙而坚韧，不受潮，很少变质。白麻纸正面洁白光滑，性能与黄麻纸相仿。宋代印书多采用黄白麻纸，今传用麻纸印刷的宋本，虽历千年而完整若新。一般来讲，北宋京师刻本和南宋的浙本、蜀本，主要用白麻纸。南宋的闽本则主要用黄麻纸。
清乾隆四十年（1775），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于敏中等人，奉敕对昭仁殿“天禄琳琅”藏书重加整理，编纂成《天禄琳琅书目》。全书以四部分类，各类中按宋、元、明刊及影钞宋本等版本为别，按时代先后编次。其中卷一至卷三为宋版，著录70种。在这些宋版书的提要中，纸质常常成为鉴定的重要指标，如宋欧阳修、宋祁撰《唐书》：“详阅此本，行密字整，结构精严，且于仁宗以上讳及嫌名缺笔甚谨，不及英宗以下，其即为嘉祐奉敕所刊之本无疑。印纸坚致莹洁，每叶有‘武侯之裔’篆文红印，在纸背者十之九，似是造纸家印记。其姓为诸葛氏。考宣城诸葛笔最著，而《唐书》载宣城纸笔并入土贡，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亦称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则宣城诸葛氏亦或精于造纸也。” (26)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考书成在元丰七年，《玉海》载元祐七年，诏诸路安抚钤辖司并西京、南京各赐《通鉴》一部，是哲宗朝刻本已具。今校书内钦宗以下讳俱不阙，当是元祐椠也。御题：‘是书字体浑穆，具颜、柳笔意，纸质薄如蝉翼而文理坚致，为宋代所制无疑。’” (27) 周庄周撰《南华真经》：“此书版高不及半尺，较之经部中《五经》及《东莱家塾读诗记》尺寸尤缩小，而字画倍加纤朗，纸质墨光亦极莹致，乃巾箱本之最佳者。” (28)
（4） 版式
宋本版式，早期大多为四周单栏，后来逐渐演变为左右双栏，上下单栏，而栏线则左右粗、上下细。大部分刻本在版心中缝上端刻字数，下端雕刻工姓名，且为单鱼尾。建本则多双鱼尾，并刻有牌记和书耳。关于版心，北宋本多为白口，南宋中后期，随着包背装的逐渐流行，福建坊刻本中开始出现细黑口。
宋本刚从卷轴本演化过来，有的本子还保持着卷轴本的写式，即小题（书中某卷某一章节或类别名）在上，大题（书名全称）在下。官刻本大都还在卷末列出校勘人衔名，区别初校、复校、终校或校对、校定、主校分列。
关于行款。行款，一般是指古籍书叶版面的行数和字数，又称行格、行字，历来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从现存宋本分析，似无定式。清江标《宋元本行格表》汇集宋元1156种刻本的行款，分为4行至20行共17类。王国维曾在《五代北宋监本考》中指出，北宋刊诸经疏，其行款半叶15行，疏每行23至28不等，“此亦六朝以来义疏旧式也”。蜀刻集部书，唐人诗文集多半叶11行或12行，宋人文集则一般都是每半叶10行。而南宋临安书棚本就是以每半叶10行、行18字为版本特征的。但是，综合观察宋本的版式，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每行字数虽然相同，而从横的方向看，字的间隔排列，大都是不齐整的。
2. 宋版书的文化价值
早在明清时期，宋版书已经是稀世珍宝。明末著名出版家毛晋求购善本，宋版书论页出价。清乾嘉年间吴门藏书家黄丕烈以佞宋主人自居，作《百宋一廛书录》，为所藏百种罕传宋本立传；清末浙江吴兴藏书家陆心源更为有200种宋本书的藏室取名皕宋楼，以传扬天下。
图5-2 《注东坡先生诗》书影
宋景定三年（1262）淮东仓司刻本
时至20世纪70年代，历经数百年历史风云的宋版书，存世已稀如星凤。据日本《朝日新闻》1977年6月28日报道，日本阿布隆一教授调查统计，存世宋版书（不包括《大藏经》之类），中国大陆藏有1500多部，1000版种；中国台湾藏有840部，500多版种；日本藏有890多部，620版种。其中绝大部分为南宋刻本。2000年4月上海市政府以450万美元巨资，使常熟翁氏六世藏书80种542册，其中南宋刻本11种156册重返国土，入藏上海图书馆。其中11种宋刻本，大都为苏州历代藏书家递藏，而宋丁度等撰《集韵》，唐赵蕤撰《长短经》，唐许浑撰《丁卯集》，宋邵雍撰《邵子观物内篇》，宋苏轼撰，施元之、顾禧注《注东坡先生诗》（图5-2）等8种属于国宝级文物。这一切说明宋版书的文化价值越来越受到关注。
宋版书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宋版书是迄今存世最早的一批雕版印刷品，它们以实物的形式向后世昭示印刷时代初期图书编辑出版和社会文化传播的真实状况，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二，宋版书在书艺刀法、选纸用墨、版式行款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版刻艺术风格，为雕版印刷出版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辉煌的起点。其三，宋版本近古，有的是直接从古写本转刻的，较好地保存了古书的原貌。随着印本书的普及，古写本逐渐湮没消亡，宋版书的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凸显。以上三个方面，大致与善本书的标准即历史文物性、艺术代表性和学术资料性相对应。
随着时代的推移、传播中的损耗，附着在书籍上的文物性和文化含量不断增加，时代较早的宋元旧本自然就成为藏书家眼中的稀世珍宝。而且，宋本刊刻年代早，能保存古书面貌，这在校勘和考据学上，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所以清以来，藏书界盛行佞宋之风，究其由来，则与苏州藏书家有莫大的关系，或者说完全是苏州藏书家煽起的。从江苏藏书家的书目，如钱曾《述古堂宋版书目》、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季振宜《延令宋版书目》、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瞿镛《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本书目》、潘祖荫《滂喜斋宋元本书目》、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江标《宋元本行格表》、曹元忠《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等，我们似乎仍可以感觉到这种风尚扑面而来。
以上是就宋版书的整体而言的，这并不否认少数宋本书在编辑出版时忽视质量、存在错漏的现象。即使是黄丕烈，也看到了这一点，并没有无原则地一味盲目崇尚。所以，我们在使用中，不能盲目崇信宋版书，应该多作比勘。
三、 图书普及与收藏
雕版印刷技术自五代起开始较大规模地用于经史典籍的刊印，但是从社会流通的要求去看，远没达到普及的程度。直至宋太宗雍熙年间（984—987），仍是“印本绝少，虽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他如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翱等诸名士文集，世尤罕见” (29) 。真宗在位时期（998—1022），情况有了明显改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开始不断出现有关朝廷雕印书籍的记载，如景德二年（1005）雕印《景德农田敕》，天禧四年（1020）雕印《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等。随着各级各类机构和民间书坊刻书活动的火热展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图书源源不断地流向社会，图书普及和流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1. 图书的普及
宋初雕版印本书的普及，我们可以从宋真宗与大臣的两次对话中略知大概。大中祥符三年（1010），即赵宋王朝建国50年时，在崇正殿有一次君臣对话。真宗问资政殿大学士向敏中曰：“今学者易得书籍。”敏中曰：“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板，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龄之盛也。” (30) 而5年前，即景德二年（1005），真宗在国子监检阅书库时问翰林侍讲学士邢昺藏有多少经版，邢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31) 仅仅半个世纪，国子监仅经版就涨了20多倍，足见朝廷刻书的扩张规模。而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文中所说“近岁，市人转相摹刻”云云，应是当时京师开封民间雕刻印卖书籍的真实记述。经史典籍、诸子百家之书能够满足士大夫阶层阅读的需要，印本书时代带来了图书的大普及。
不仅如此，北宋国子监和地方官府大规模刊行四部典籍，有的为了适应市场购买力，进一步普及图书，甚至采用小字雕版，以降低售价。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因原刊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敕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绍圣三年（1096），因《千金翼方》《金匮要略》《王氏脉经补注》等5种日用医书都是大字本，医家往往无钱请购，再次敕准国子监“开作小字，重行校对出售，及降外州施行，本部看详”之请。所谓“降外州施行”云云，就是委托地方书坊刊行。
地方书坊刻书为图书的普及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南宋是我国古代雕版印刷事业发展的兴盛时期，迄今见存的宋版善本很大部分是这一时期书坊的产物。南宋坊肆除了翻刻各类官刻本以外，开始自行刊印适应社会生活，尤其是士子应试需要的大型文选和日用百科全书型类书。仅就现存和见于历代学者藏家著录者而言，南宋的坊刻本品种遍及经史子集，尤以科举、医书和文集为盛。琳琅满目的坊刻本，充分显示了南宋民间书坊刻书事业的兴盛。
2. 图书的收藏
宋代是我国古代私人藏书的勃兴期。在朝廷崇儒右文和科举取士的社会环境下，登上仕途的希望大增，极大地刺激了人们读书的积极性。而雕版印刷术自五代推广以来，至北宋仁宗年间，重要的四部典籍大都已有雕版印本流传，印本书籍盛行后，求书已经变得比较容易。因此，两宋之世，官宦之府，豪富之门，簪缨之族，士庶之家，无不以诗书教子，文籍传家。
自古以来，学士大夫之家无不以家藏图书为美，而已经进入雕版文化时代的两宋，藏书之风尤盛。宋代士大夫藏书者甚众，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如北宋的宋绶、欧阳修、曾巩、司马光、苏颂、沈括、赵明诚，南宋的叶梦得、陆游、尤袤、岳珂等人，个个家富藏书，其中欧阳修的“六一堂”，司马光洛阳独乐园中的“读书堂”，沈括的“梦溪园”，赵明诚的“归来堂”，叶梦得的“
书阁”，陆游的“书巢”，尤袤的“遂初堂”，在古代藏书史上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据有关史料记载的不完全统计，宋代藏书家多达300余位，创造了先秦以来历代的最高纪录。其中拥有万卷以上的藏家占有很高比例，在宋人文集中，有关万卷楼、万卷堂的诗文记序，如闪烁的珠贝，随处可见。冯时行《题张粹夫万卷楼》“想当日月出没间，玉轴牙签互璀璨”，赵蕃《题喻氏万卷楼》“有楼不肯贮风月，名以万卷非徒然”之句，可说是印证了这种盛况。
《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类著录目录68部607卷，除了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陈骙《中兴馆阁书目》，张攀《中兴馆阁续书目》几部官藏目录外，大都是私人藏书目录，如吴兢《西斋书目录》1卷、蒋彧《书目》1卷、《沈氏万卷堂目录》2卷、李淑《邯郸书目》10卷、李德刍《邯郸再集书目》30卷、吴秘《家藏书目》2卷、田镐《荆州田氏书总目》3卷、陈贻范《颍川庆善楼家藏书目》2卷、尤袤《遂初堂书目》2卷、《鄱阳吴氏籝金堂书目》3卷、董逌《广川藏书志》26卷、欧阳修《集古录》5卷、赵明诚《金石录》30卷等。
《宋书·艺文志》这个目录并不全。宋洪迈著《容斋随笔·四笔》“荣王藏书”条记载：荣王赵宗绰藏书号称7万卷，宣和中，其子淮南郡王仲糜进《目录》3卷，洪皓曾见到部分《目录》，云：“除监本外，写本、印本书籍计二万二千八百三十六卷。”感叹道：“观一帙之目如是，所谓七万卷者为不诬矣。三馆秘府所未有也，盛哉！” (32) 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南宋两位杰出的藏书家、学者晁公武和陈振孙。
晁公武（约1105—约1180），字子止，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他在四川转运司供职时，转运副使井度是一位藏书家，临终前将藏书悉数相赠。晁公武合井度赠书和家中旧藏，除去重复，得24500余卷。晁氏对这些藏书一一亲加校雠，撰写提要，类分四部，并加部论类序，编成解题书目《郡斋读书志》4卷。
陈振孙（约1183—约1262），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人。曾官国子监司业。通判兴化军时得故家藏书数万卷，晚年花费将近20年时间，仿《郡斋读书志》的体例，编成《直斋书录解题》56卷，著录图书3096种，51180余卷。比南宋国家书目《中兴馆阁书目》《续目》著录的总和59000余卷仅少8000余卷。
藏书家的学术贡献是与当时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产物。发达的图书出版业，使民间的图书拥有量不断增加，藏书成为社会上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活动，甚至成为部分人的终身事业。而持续旺盛的社会藏书风气，尤其是藏书家的编目研究活动，又对图书编辑出版事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翻阅宋代300余年历史，可以发现名门大族，家家建有书楼藏室；儒臣学士，人人结撰读书序跋。一部部卷帙逾万的藏书目，见证着书香门第世代相承的文化岁月；一篇篇神采飞扬的题跋文，体现了文人学者一以贯之的读书情结。这些都印证了两宋出版事业的辉煌。
四、 图书市场与贸易活动
两宋的图书流通，由于民间书坊业的形成，政府机构和官吏的参与，呈现比较繁荣的局面，形成较大规模的图书市场，销售发行活动遍布大江南北，并且进入边境贸易。
1. 政府机构积极印售书籍
宋代政府机构参与图书贸易活动，以国子监为代表。《宋史·职官五》记载曰：国子监书库官“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这表明销售图书是国子监的管理职能之一。国子监刻书，不仅在本监，还大量下发至州府地方刻书机构雕造，并随时刊行社会需要的新品。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正月，高丽国献书中有《黄帝针经》9卷，篇秩具存，而国内已经散佚。工部侍郎兼权秘书监王钦臣认为应该宣布海内，使学者诵习，故“伏望朝廷详酌，下尚书工部，雕刻印板，送国子监依例摹印施行。有旨，令秘书省选奏通晓医书官三两员校对，及令本省详定讫，依所奏施行” (33) 。足见国子监所刻图书品种齐、数量多、质量好，在全国刻书出版业中独占鳌头。
监本以官刻的良好信誉，迅速占领市场。宋代文献中留下了很多监本在全国的销售记录。北宋徽宗时，吴兴沈偕京师擢第后，“尽买国子监书以归”。四川眉山孙氏购买国子监书万卷，成为名著一方的藏书家。北宋末年，遭逢靖康之乱的著名藏书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南下之际，将家中所藏“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的这段描述，说明两点：一是像赵明诚这样的士大夫家中大多藏有很多监本书籍，二是十分珍视监本，所以到最后才忍痛割舍。
国子监以外，各地政府或官学的刻书机构也参与图书发售，以此来补贴财政，充实办学经费。如嘉祐中，苏州公使库刊印《杜工部集》，盈利充实财政经费；乾道二年（1166），扬州州学刊沈括《梦溪笔谈》，州学教授汤修年在刻书跋中称“刊行是书，以充郡帑，以为养士，无穷之利”。
2. 社会书坊独领先机
图5-3 北宋开封书坊图
“书坊”之名迄今最早似见于北宋，这与雕版印刷技术广泛运用于社会书籍生产的时间基本一致。南宋以来，书坊刻书业应社会潮流而起，两相互动，规模不断扩大，书坊刻本活动开始在社会文化传播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书坊作为一个常年经营的手工业工场，一般具有相对固定的场地，其场地往往具有前店后工场的特点。宋徽宗时供职翰林国画院的画家张择端曾以汴河为中心，创作了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对北宋晚期京师开封的城市风貌作了全面细腻的描绘，其中在鳞次栉比的街面店铺中，有一家正在经营的书坊（图5-3）。在宋代文献中，书坊、书肆二词经常出现在出版物的序跋中，其意义往往相同，主要是指刊刻销售图书的经营者。如乾道九年（1173），周刊在其父周紫芝《竹坡词》所撰跋文中说道：“先父长短句一百四十八阕，先是，浔阳书肆开行，讹舛甚多，未及修正。适乡人经由渭宣城搜寻，此未得其半，遂以金受板东下。未几，好事者辐凑访求，鬻书者利其得，又复开成，然比宣城本为善，盖刊亲校雠也。” (34) 此用“书肆”。淳祐十年（1250），林畊《尚书全解后序》曰：“畊自儿时侍先君旴江官舍，暇日因与言曰：吾家先拙斋《书解》今传于世者，自《洛诰》以后皆讹。盖是书初成，门人东莱吕祖谦伯恭取其全本以归，诸生传录，十无二三，书坊急于锓梓，不复参订，讹以传讹，非一日矣。” (35) 此用“书坊”。
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书坊经营的态度十分积极，大量图书经由散落各地的书坊流向社会，有力地推动了古代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和文化传播活动的深入。
商品经营往往具有聚集效应，出版业也不例外。书坊多了，自然就形成了书市。
东京开封是北宋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图书出版业的发展环境相对较其他地区优越。在城中最繁华的区域，矗立着占地540亩的雄伟宏丽的相国寺。这座倍受宋代历朝君王崇奉的佛寺，每月5次开放，在殿后资圣门前形成书籍交易中心。在相国寺书市交易的图书，除了各地贩鬻进京者，本地书坊应占很大的比例。绍兴二十二年（1152），南宋杭州荣六郎经史书籍铺刊行《抱朴子内篇》，卷末刻有5行告白，其中声称本铺旧日设肆于东京大相国寺东。而更为简单的如北宋散文家穆修，他“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 (36) 。
南宋福建建阳有着名闻全国的大书市。建阳麻沙、崇化两坊的刻书业兴起于南宋文风炽盛之时。刘子翚、朱熹、蔡沈等学者倡明道学，先后在建阳构精舍讲学，尤其是“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的大儒朱熹先后兴建考亭书院、云谷书院、同文书院等，广招弟子，吸引全国众多学子联袂前来求学，同时不少著名学者入闽中建舍为师友讲学之所，在建阳营造起浓郁的读书、讲学的氛围，时有“小邹鲁”之称。读书、讲学都离不开书籍，巨大的读者群形成了旺盛的市场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出版业的崛起发展。建阳书坊业的崛起，很快在当地形成一个影响力扩至全国的书市。明嘉靖《建阳县志》记崇化书市盛况：“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直至清初，朱彝尊《建阳》诗尚有句云：“得观云谷山头水，恣读麻沙坊里书。”稍后，查慎行《建溪棹歌词十二章》其四又曰：“西江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点缀溪山真不俗，麻沙村里贩书回。” 南宋以来建阳坊刻本在社会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3. 贸易活动
刻书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必定带动发行销售活动的繁荣。历阳沈立在蜀为官期间，悉以粟售书，积卷数万，所谓“蜀道归来品异香”。南宋初，陆游曾任职西蜀，奉诏自夔州出峡入京之日，尽买蜀书而归。可以推测，两宋时期四川民间的图书市场应该是买卖两旺。我们还可以在现存宋人的文字中，看到很多关于在北宋开封的相国寺和南宋成都药市购书的记载。曹之根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宋人藏书目录的得书记载，统计编制了一份《宋代全国书市贸易分布地区表》，其中包括浙江21个地区，福建21个地区，四川10个地区，江西22个地区，湖北12个地区，湖南13个地区，江苏6个地区，安徽8个地区，河南3个地区，山西5个地区，广东3个地区。这虽然仅是一份不完全的统计，但是已经足以说明宋代民间图书贸易市场遍及全国的事实。 (37)
宋代的图书市场还涉及与辽、金、西夏的流通交易。这三个先后与两宋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都全面接受汉文化，使用雕版印刷术刻印书籍。辽代在燕京，金国在平水，各自形成自己的刻书中心，印行大量汉文典籍，其中以两部汉文大藏经《契丹藏》《金藏》的雕造工程最为浩大壮观。辽道宗清宁元年（1055）、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两国朝廷先后下诏购求汉文经籍，金章宗还明确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除了官方交流，民间流通的形式也十分多样。
金海陵王正隆六年（1161），金国兴兵大举侵宋，攻占两淮众多州县。金元好问在《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中记道：时胡景崧以良家子从军南征，“载国子监书以归，因之起‘万卷堂’，延致儒士，门不绝宾。儒素起宗，实兆于此” (38) 。其时正值南宋绍兴三十一年，说明两宋国子监所刻书传播儒术的影响还远达辽、金地区。
4. 图书的价格
宋代书价比较便宜，监本书价基本与工本费持平。天禧元年（1017）九月，有朝臣建议提高监本书价，真宗回答“此固非为利，正欲文籍流布耳”，不许。哲宗元祐初，监本曾一度提高书价，陈师道上书《论国子卖书状》，说：“臣伏见国子监所卖书，向用越纸而价小，今用襄纸而价高。纸既不迨而价增于旧，甚非圣朝章明古训以教后学之意。臣愚欲乞计工纸之费以为之价，务广其传，不亦求利，亦盛教之一助。（贴黄）臣惟诸州学所买监书系用官钱买充官物，价之高下何所损益；而外学常苦无钱而书价贵，以是在所不能有国子之书，而学者闻见亦寡。今乞止计工纸，别为之价，所冀学者益广见闻，以称朝廷教养之意。” (39)
哲宗似乎采纳了陈师道的建议，元祐三年（1088），刊行汉张仲景医书时，朝廷下令刊行小字本，降低成本。《注解伤寒论》四部丛刊本附有元祐三年的牒文：“中书省勘会：下项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八月一日奉圣旨：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内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属官司校对，别无差错，即摹印雕版，并候了日，广行印造，只收官纸工墨价，许民间请买。”绍圣元年（1094），哲宗再次批准国子监用小字刊印日用医书的请求。
宋代刻印书籍的成本可以分解为纸墨等材料费用、雕刻印装工钱、伙食补贴支出等项。这里看一份当时的工料成本单，宋淳熙三年（1176）舒州刻方闻一辑《大易粹言》10卷，计20册，其题识称：纸副耗共1300张，装背饶青纸30张，背清白纸30张，棕墨糊药印背匠工等钱共1贯500文足，赁板钱1贯200文足。库本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钱8贯文足。
北宋早期雕版技术尚不发达，读者要拥有自己需要的书籍，抄写仍是主要方法。如淳化三年（992），太宗命医官集《太平圣惠方》100卷，“以印本颁天下，每州择明医术者一人补博士，令掌之，听吏民传写” (40) 。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读者购书形成两种方式：一是购买成书，二是自备纸张到藏版处刷印。上述题记中讲到“赁板钱”，即自备纸张者刷印需付的租赁印版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