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浙西路平江府（苏州）的出版
平江，北宋开宝八年（975），改苏州中吴军为平江军。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政和三年（1113），升为府。宣和五年（1123），置浙西提举司，建炎四年（1130），置浙西提点刑狱司。下辖六县：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嘉定，南宋嘉定年间，析昆山县安亭等五乡置，以年号为名。
苏州素为海内名郡，风土清嘉。从太平兴国三年钱俶纳土，至神宗元丰初的百年间，苏州的繁荣超过唐世。宋朱长文在元丰七年（1084）所著《吴郡图经续记》卷上记当时盛况曰：“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社会经济的发展，培育了文化消费市场，带动了文化出版事业的繁荣。
一、 人文环境和出版条件
唐德宗贞元初，至文宗大和八年（834），半个世纪中，著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先后出任苏州刺史。北宋仁宗庆历至徽宗大观中，60余年间，文学家苏舜钦、贺铸又踵次寓居苏州。韦、白、贺诸人都是唐宋有记载可考的藏书家，在苏州的时日里，他们各以诗书娱人，山水招友，所谓名人名园多藏书，游山游水常吟诗。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北宋文学家。他才气横溢而时运不佳，庆历四年（1044），37岁的苏舜钦因范仲淹荐举，得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随即受政敌打击，获罪削职。离京之日，苏舜钦吟着“脱身离网罟，含笑入烟萝”的诗句，登舟南下苏州，以四万钱购得城南吴越时中吴节度使孙承祐旧馆废址，傍水叠石建沧浪亭。在回复友人韩维的《答韩持国书》中，苏舜钦详细描绘了自己在苏州的生活和心境：
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尊，以自愉悦；逾月不迹公门，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
静院明窗下读书鉴古，江山佛庙间吟啸览胜，苏舜钦这种在自然中放松身心、在诗书里自得其乐的人生，成为后世文人的向往。于是，结园吴中、诗书自娱之风，盛炽数百年而不衰。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卫州（今河南卫辉）人。北宋词人。晚年客居苏州，在苏州昇平桥居所筑企鸿轩，又在盘门南10余里的横塘筑横塘别墅。他经常往来昇平桥与横塘之间，一路满目美景，见景生情，作《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遂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句，名满天下，横塘镇左侧的梅子桥即以此得名。贺铸企鸿轩中藏书万余卷，皆手自校雠，无一字脱误。宋苏州学者王楙曾得他所藏抄本《嵇康集》，并详细记载道：“仆得毗陵贺方回家所藏缮写《嵇康集》十卷，有诗六十八首，今《文选》所载康诗，才三数首；《选》惟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首，不知又有《与吕长悌绝交》一书。《选》惟载《养生论》一篇，不知又有《与向子期论养生难答》一篇，四千余言，辩论甚悉。《集》又有《宅无吉凶摄生论难》上中下三篇，《难张叔辽自然好学论》一首，《管蔡论》《释私论》《明胆论》等文。其词旨玄远，率根于理，读之可想见当时之风致。《崇文总目》谓《嵇康集》十卷，正此本尔。唐《艺文志》谓《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谓何。” (1) 这则文字，与史传对贺铸抄校图书的记录相互印证。
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骤起。有传其后人在道旁鬻卖家藏图书。南宋中兴，朝廷要重建秘书省。绍兴二年（1132）正月，高宗诏命平江府守臣市贺铸家所鬻书，以充实三馆国家藏书。诏书下，贺铸次子将仕郎贺廪立即献书5000卷，皆经贺铸亲手校雠。贺廪因此得官，监平江府粮料院。时上距贺铸谢世不及10年。
政和（1111—1118）中，中书舍人程俱上书论时政，与当政不合，于是来苏州，于城北葺小屋，号曰蜗庐。其《和柳子厚读书》诗中有“廛中亦何有，坐听日月逾。展卷阅千古，置书忘万殊。”可见家中富有藏书。贺铸居吴时，与程俱最善。程俱在《秋夜写怀呈常所往来诸公八首》中道贺铸“颇携未见书，过我樵无烟”，可见二人时以诗书结缘，频繁过往。
两宋时期，苏州见诸记载的藏书家还有不少，如郡城的朱长文、章甫，昆山的卫湜、李衡等，他们的藏书都多达万卷。
苏州园林、山水的魅力以及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吸引众多文人学者前来寓居；而诗人、学者彼此交往，与山水自然邂逅，都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文作品，在社会广泛传播，引发和提高了苏州士人的阅读兴趣和审美水平，也培育了需求旺盛的文化消费市场。嘉祐四年（1059），知州王琪在苏州郡斋刻印《杜工部集》，据《吴郡志》卷六“官宇”记载，当时“镂版印万本，每部为直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这一现象，正可视为佐证。
图书的流通需要中介，古代除学者、藏家之间互相传抄以外，主要依靠书肆。宋代苏州的书肆，目前尚缺乏足够的文献记载来描述。南宋林光朝有一段叙述可以提供一点信息，他在《与王舍人宣子》一文中说：“某一生来收拾书卷，每自吴中来，必至空囊尽买书。今旋觉目力日益短，得所寄《汉书》善本并其他数种书，虽暗中可以摸索，忠信之实，何可弥忘也！” (2) 林光朝（1114—1178），字谦之，号艾轩，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历仕国子祭酒、中书舍人，婺州知州等。林光朝博学有行，南渡后首先在东南倡导伊洛之学，从学者常数百人，有“南夫子”之称，故与书有如此情感。文中所说 “吴中”当指苏州，“空囊尽买书”，买书场所应该主要是书肆。
雕版印刷或手工传抄都需要纸，出版规模的扩大需要大量优质的纸，宋代苏州具有较高水平的造纸技术，生产的竹纸名列全国优等行列。南宋陈槱所撰《负暄野录》卷下“论纸”条记载：
布缕为纸，今蜀笺犹多用之，其纸遇水滴则深作窠臼，然厚者乃尔。故薄而清莹者乃可贵。古称剡藤，本以越溪为胜。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而藤乃独推抚之清江。清江佳处，在于坚滑而不留墨。新安玉版，色理极腻白，然质性颇易软弱，今士大夫多糨而后用，既光且坚，用得其法，藏久亦不蒸蠹。又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稍干，反复硾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谓春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江南旧称澄心堂纸，刘贡父诗所谓百金售一幅，其贵如此。今亦有造者，然为吴蜀笺所掩，遂不盛行于时。 (3)
潘吉星指出：“从这段记载中可知宋代各产地及纸的品种与特点，有四川的厚、薄麻纸、浙江剡溪的藤纸、江西抚州的清江纸（藤纸）、浙江绍兴的竹纸、安徽新安的玉版纸（皮纸）、苏州的竹纸和安徽歙州的宋仿澄心堂纸（楮皮纸）。” (4) 可见春膏纸是宋代苏州优质竹纸的专名。陈槱，福建长乐人。绍熙元年（1190）进士。《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上卷论石刻及诸家书格，下卷论学书之法及纸墨笔研。诸事皆源委分明，足资考证。”《负暄野录》卷下“论纸”条后，陈槱还记录了一位造纸高手，“春膏纸诗”条曰：“吴门孙生造春膏纸，尤造其妙。予尝赋诗曰：膏润滋松雨，孤高表竹君。夜碪寒捣玉，春几莹铺云。越地虽呈瑞，吴天乃策勋。莫言名晚出，端可大斯文。”
南宋临安诗人张镃《寄春膏笺与何同叔监簿因成古体》也提供了有关春膏纸的宝贵史料，诗曰：
苏州粉笺美如花，萍文霜粒古所夸。近年专制浅蜡色，软玉莹腻无纤瑕。盘门系缆高桥住，呼僮径访孙华铺。雕锼红碧任成堆，春膏且问如何去？乃知剡溪桃花黄，楮君同谱生殊乡。买来论担不计数，直候东风花草香。其时霡霂吹微雨，润物无声略胶土。展开千幅向晓空，渍染都匀始轻杵。捣成一色坚且明，幽具本岂钻公卿。要供海内觅句客，觅句只今谁有名。月湖老仙居胄监，诗好工夫到平淡。寄分聊当野人芹，莫充谏稿恐被焚，便将演纶登北门。 (5)
张镃（1153—1221），字功甫，号约斋，是宋代名将张俊的曾孙，以荫官奉议郎，直秘阁，权通判临安府。曾学诗于杨万里、陆游。淳熙十六年（1189），杨万里为他的《南湖集》作序。可见张镃与陈槱同时，他在诗中提到的“孙华铺”提供了两个信息：孙华可能就是陈槱笔下的造纸高手吴门孙生，而且其在苏州有专门销售春膏纸的店铺。“盘门系缆高桥住，呼僮径访孙华铺”，点明了孙华纸铺开设的地点：高（皋）桥。皋桥，在苏州郡城西北，阊门内，因汉朝议郎皋伯通居桥侧而得名。自从吴王阖闾建苏州城以来，阊门就一直是苏州繁华的标志，所以晋陆机在《吴趋行》中说：“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发展到明代万历年间，苏州坊刻闪亮登场，在商贾云集的阊门地区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书业文化区。当时浙江藏书家胡应麟过苏州访书，记述所见曰：“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 (6) 这正是当时阊门书业文化区的实景描写，而张镃此诗中对孙华纸铺的描述，虽然简单，但确是有关苏州宋代书业的一条宝贵史料。
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十九“土物”有一条关于苏州造纸的记载：“彩笺，吴中所造，名闻四方。以诸色粉和胶刷纸，隐以罗纹，然后砑花。唐皮、陆有倡和鱼笺诗云：‘向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注：‘鱼子曰白萍’，此岂用鱼子耶？今法不传，或者纸纹细如鱼子耳。今蜀中作粉笺，正用吴法，名吴笺。” (7) 文中所引陆龟蒙原诗为《袭美以鱼笺见寄，因谢成篇》：“捣成霜粒细鳞鳞，知作愁吟喜见分。向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好将花下承金粉，堪送天边咏碧云。见倚小窗亲襞染，尽图春色寄夫君。”可知鱼笺是一种光润细腻的彩色纸笺，文人用来书写尺牍和抄录诗作。其制作方法宋代虽已失传，但有新法相续、新品流行，就是文中所谓的“吴笺”。苏州的吴笺流行较广，陆游《湖山寻梅》诗中就曾提到：“小雪湖上寻梅时，短帽乱插皆繁枝。路人看者窃相语：此老胸中常有诗。归来青灯耿窗扉，心镜忽入造化机。墨池水浅笔锋燥，笑拂吴笺作飞草。” (8)
不仅宋代，明代的文人学者也爱用吴笺。清杭州倪涛所纂《六艺之一录》卷三百八十九录有明代苏州书法家吴宽手迹《吴文定杂诗卷》，其有《吴笺数幅供用，敢以短句侑之》诗曰：“入手新诗已百篇，奉偿日费有吴笺。故知供得高才足，岁取于今拟十千。”吴宽系成化八年（1472）状元，官至礼部尚书，同时又是藏书家、书法家，所抄书以书法精楷闻名于世。其抄本用纸版心有“丛书堂”三字，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石湖居士集》《山海经》等丛书堂抄本。
我们虽然已无法证明《吴郡志》所说的吴笺就是吴宽所用之吴笺，或吴宽所谓吴笺只是文人学者习用的高雅的纸品代名词，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宋代苏州的竹纸生产规模适应当时出版业旺盛的需求，两者相互促进，而吴笺则满足了文人学者高雅的用纸需求。
二、 刻书概况
靖康之变后，建炎中，平江曾遭战火重创。《吴郡志》卷六“官宇”记载曰：“吴都佳丽，自昔所闻。建炎兵烬，所存惟觉报小寺及子城角天王祠。今州宅、官廨、学舍、仓庾、亭馆之类，皆中兴后随事草创，不能悉如旧观。”可以想象平江的出版业受到多大的创伤。故两宋时期，平江府的刻书，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仅有30余种，基本集中在史、子、集三部，无经部典籍。这显然没能真实反映出宋代平江刻书的历史面貌。下面我们以平江学者朱长文、王
为例，稍加说明。
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苏州人。自幼随父亲光禄卿朱公绰居郡城凤凰乡集祥里，园亭甚古，是五代十国吴越广陵王钱元璙金谷园遗址。嘉祐四年（1059），长文弱冠登第，因堕马伤足，隐居不仕。熙宁中开始经营旧园，使具山林之趣，名为乐圃，自号乐圃先生。他在元丰三年（1080）撰写了一篇《乐圃记》，说自己在圃中，朝诵《周易》《春秋》，夕读诸子群史，足见园中藏书甚富。伯原经营乐圃，著书阅古，乐在其中，所著有《乐圃余稿》《吴郡图经续记》《墨池编》《琴史》等传世。但他尚撰有多部经学著作，其中《易解》尚有传本。
图6-1 《易解》书影 清刻本
清末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一著录《朱氏易解》5卷，解题称：“宋朱长文撰。旧抄本，有绍圣元年秋九月既望吴郡朱长文序。《四库》未著录，《经义考》止有长文《易意》，未知即此书否？缺自《讼》至《离》约半卷。收藏有‘秘册’阳文长方印、‘张印月霄’、‘爱日精庐藏书’朱文两方印。张氏书目亦未载。” (9) 清方功惠辑《碧琳琅馆丛书》，收录朱氏《易经解》（图6-1），不分卷，虽然没有著录版本信息，但是录其自序。该序未见今存朱氏《乐圃余稿》收录，其中有这样的描述：“余壮岁属疾，杜门却扫，惟留心编述，聊以自娱。曩所著《春秋通志》《诗赞》《书说》《礼记中庸解》，及《琴史》《墨池编》《阅古编》《吴郡图经》诸书，既先后问世，遂以未得阐明大易为憾。爰是探求经义，演列象图，撷诸氏之英华，抒一心之领会，重加注订，名曰《易经解》。盖取显明条畅、详简适宜，言似浅近而指实深远，俾太易之旨粲然昭著，不为艰晦之辞所蔽，读者亦得醒豁心胸，可免扞格不通之患。” (10) 据序中自述，当时朱长文至少有5种经学著作行世。检苏轼有《荐朱长文札子》，元祐元年（1086）六月，苏轼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的身份，同邓温伯、胡宗愈、孙觉、范百禄等推荐朱长文差充苏州州学教授，称其居乡里30年，“不以势利动其心，不以穷约易其介，安贫乐道，阖门著书，孝友之诚，风动闾里，廉高之行，著于东南……欲望圣慈褒难进之节，收久废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赐就差充苏州州学教授，非惟禄饩赒养一乡之善士，实使道义模范彼州之秀民” (11) 。可见朱长文绍圣元年（1094）所撰《易解序》中所列4种经学著作问世于隐居苏州期间，而《易解》则完成于苏州州学教授任内，其传世方式或刻印，或传抄，其地点应当就在苏州。
王
（1082—1153），字信伯，平江吴江人。祖籍福建福清。师事程颐，为程门高第。绍兴四年（1134）岁末，宋高宗在平江，知府孙祐举荐王
，称其素行高洁，有忧时爱君之心，开物成务之学。召见，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绍兴六年三月迁著作佐郎，七年通判常州，官至左朝奉郎。嘉熙元年（1237），平江知府王遂祠之吴学。王
曾著《论语集解》未成，合《文集》为4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著录《王著作集》4卷，未注明版本信息。《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著录《王著作集》8卷，为明弘治中
十一世孙王观所编，已非宋本旧观，其中
之遗文仅为1卷10余篇而已。然所录南宋宝祐四年（1256）卢钺序记录了该书的版本源流，序称：“福清邑庠旧有先生文集，而吴学独无有，非一大欠缺欤？曩王公遂守此邦，始祠先生于学，访其后曰思文者，俾奉尝岁时。思文将以福清墨本刊于吴学，嘱钺序之……吴门文献之邦，使家有其书，士宗其学，庶乎师道立，则善人多矣。” 王
曾孙思文宝祐四年所刊本早已亡佚，而其刊于吴学则是事实。
类似情况尚多，有待进一步从历史文献中发掘梳理。显然，仅据目前已确切掌握的30余种书籍，难以准确描述宋代平江出版业的历史场景，但管中窥豹，我们仍能从中分析出这一历史时期出版的基本特点。
两宋时期，府、县地方政府主导了平江的出版，现在已知或尚存的平江刻本绝大多数为官刻本，这与江苏其他地区的情况是一致的。在内容方面，史、子、集三部类各具特色。
其一，史部。史部7种典籍中4种为地方志：宋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记》3卷，宋范成大撰《吴郡志》50卷，宋鲍廉撰《琴川志》15卷，宋凌万顷、边实撰《玉峰志》3卷、《续志》1卷。其中前两种今存南宋刻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苏州图经》6卷，解题曰：“翰林学士饶阳李宗谔昌武等撰。景德四年，诏以四方郡县所上图经，刊修校定为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以大中祥符四年颁下，今皆散亡，馆中仅存九十八卷。余家所有惟苏、越、黄三州刻本耳。”同卷《越州图经》解题曰：“李宗谔祥符所上也。末有秘阁校理李垂、邵焕及覆修名衔。而宗谔特提总其凡耳。”《黄州图经》解题曰：“李宗谔祥符所修《图经》，亦颇有后人附益者。”关于大中祥符年间诏修《图经》一事的具体过程，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自序中有一段叙述：“自大中祥符中诏修《图经》，每州命官编辑而上，其详略盖系乎其人。而诸公刊修者，立类例，据所录而删撮之也。夫举天下之经而修定之，其文不得不简，故陈迹异闻难于具载。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期间近事，未有纪述也。”可知当时由各地任命官员编辑本州《图经》，报送朝廷，复由朝廷任命纂修官制定统一编例，并以此修订各地上报体例不一之本。故陈振孙所录《苏州图经》应系朝廷校刻之本，而朱长文所撰《吴郡图经续记》就为补续该本之未备，包括过简从略和后来未录两部分内容。
其二，子部。在子部典籍中，平江刻书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佛教文献。1978年4月，苏州瑞光塔内发现宋咸平四年（1001）苏州军刊印的《大隋求陀罗尼》经咒，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苏州雕版印刷物。南宋宝庆、绍定间（1225—1233），平江碛砂延圣院（今苏州吴中区陈湖）又开雕《碛砂藏》。全藏梵夹装，591函，6362卷。今太原崇善寺贮有全藏，仅缺 48函975卷。郑振铎曾在《中国版画史序》中称该藏卷端扉画“最为精良可喜，线条流动，结构庄丽，允为初期版画之杰作”（图6-2）。平江多刊佛经，与当时苏州社会风尚有关。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自佛教被与中土，旁及东南，吴赤乌中，已立寺于吴矣。其后，梁武帝事佛，吴中名山胜境，多立精舍。因于陈隋，寖盛于唐。唐武宗一旦毁之，已而，宣宗稍复之。唐季盗起，吴门之内，寺宇多遭焚剽。钱氏帅吴，崇向尤至。于是，修旧图新，百堵皆作，竭其力以趋之，唯恐不及。郡之内外，胜刹相望，故其流风余俗，久而不衰。民莫不喜蠲财以施僧，华屋邃庑，斋馔丰洁，四方莫能及也。寺院凡百三十九，其名已列《图经》。今有增焉，考其事迹可书而《图经》未载者，录于此。” (12) 林立的寺院，忙碌的僧众，不仅满足了社会上众多虔诚信徒诵经礼佛的迫切心愿，且创例编纂了重要的佛教典籍，深刻影响了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如在朱长文增列的寺院中有永安禅院，旧号弥勒院。宋太宗时期，有寺院禅师道原，诣阙借板印造佛经藏于院中。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道原编修《景德传灯录》30卷，上献朝廷，真宗诏翰林学士杨亿等润色裁定，刻版宣布，遂盛行于世。寺院亦获赐今额。传灯录简称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载，以法传人，犹如灯火相传，光明不断，辗转不绝，故名。全书记禅宗世系源流，上起七佛，下止法眼宗文益法嗣长寿院法齐禅师，凡52世1701人。南宋嘉泰四年（1204），平江府报恩光孝禅寺臣僧正受又编《嘉泰普灯录》30卷，卷末有嘉泰四年陆游跋，有南宋嘉定残宋本传世。
图6-2 《碛砂藏》卷端扉画
灯录是一种介于僧传与语录之间的文体，以禅宗传授的世次编次，详于记言，为禅宗首创，可视为一部禅宗思想发展史。《景德传灯录》问世以后，影响极大，朱熹编写反映理学思想渊源的《伊洛渊源录》，其编写思想就来自《传灯录》，可以想见当时儒者研读此书的用心和专志。据宋释惠洪《冷斋夜话》记载，苏轼曾经在曹溪夜读《传灯录》，不意灯花堕卷上，烧掉一个“僧”字，即以笔记于窗间吟写小诗一首：“山堂夜岑寂，灯下看《传灯》，不觉灯花落，荼毗一个僧。”荼毗：梵语，意指僧人死后的火葬。这则读佛书的逸事，虽无法考证真假，但肯定不是无中生有，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士大夫阅读佛书的态度。
其三，集部。宋代平江所刻集部典籍主要是唐宋名人诗文集，大致可以归集为三类，一是唐宋苏州名人，如唐张籍的《张司业集》8卷，唐陆龟蒙的《甫里先生集》20卷，宋朱长文的《吴郡乐圃朱先生遗稿》10卷，宋范成大的《石湖居士诗文集》130卷；二是唐宋诗文大家，如唐李白的《李翰林集》30卷，唐杜甫的《杜工部集》20卷，宋王安石的《临川先生文集》100卷，宋苏轼的《东坡集》40卷、《后集》20卷；三是曾出任刺史的名家，如唐韦应物的《韦苏州集》10卷，唐白居易的《白氏文集》71卷，等等。
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吕荣义在《眉山唐先生文集序》中指出：“近世以文集显于时者，文忠公有《六一居士集》，舒王有《临川先生集》，参政吕公有《观文集》，丞相张公有《无尽居士集》，盖其文如是，其官如是，虽樵夫野老，市井庸人，皆能道其姓氏，而乐诵之。故言之易以信，而传之易以广，其势然也。” (13) 吕荣义认为文品如人品，文中所及欧阳修、王安石、张商英等人为官正直，人品受人敬仰，为文清雅，文章得人喜爱，所以其人品文章皆在社会广为传颂。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范仲淹因“离间大臣，自结朋党”的罪名黜知饶州，余靖、尹洙上疏论救，以朋党坐贬。欧阳修因此贻书指责司谏高若讷不辨是非，被降职为夷陵县令。当时任职西京留守推官的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 (14) ，以张正气，都下人士争相传写，书坊因此雕印市卖，喜得厚利。这一出版传播事件说明了同样的道理，也解释了两宋时期平江乃至全国唐宋名家诗文集出版传播旺盛的原因。
从平江府的个例来分析，不能不提及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唐苏州刺史白居易与元稹以诗鸣世，两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诗歌酬唱数十年，作品在苏州、杭州等江南地区广泛传播，史称“元白体”。长庆三年（823），罢相后的元稹赴任路过杭州，杭州民众闻信竞相围睹。刺史白居易以为大家要看朝廷大官，民众却都说：“非欲观宰相，盖欲观曩所闻之元白耳。” (15) 足见元白诗歌传播之广，民众喜爱之深。宋初，太宗雍熙年间（984—987），王禹偁、罗处约先后出任平江长洲县、吴县知县，二人公务之余，日以诗篇倡酬，作品播诵苏、杭之间。太宗闻其名，一并召赴京师，通过亲自命题测试，擢升罗处约为著作郎，王禹偁为右拾遗，皆直史馆，赐绯鱼。可以说，唐宋以来，苏州一地盛炽的诗风，与这些名家的活动和诗集的刊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刻本叙录：史、子
宋代平江所刻史部、子部类书籍，今存数量很少，现分类各略依其刊行时间先后，叙录如下：
1. 《吴郡图经续记》
《吴郡图经续记》3卷，宋朱长文撰。宋元符三年（1100）苏州公使库刊，绍兴四年（1134）郡守孙佑刻本。
书成于元丰七年（1084）九月，据卷首朱长文自序称，元丰初，受郡守晏知止之请编撰，稿成，晏公离任，藏于家。元丰七年，郡守章岵欲观《图经续记》，长文因“稍加润饰，缮写以献”，置诸郡府，以备谘阅。上卷分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海道、亭馆、牧守、人物15门，中卷分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6门，下卷分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杂录7门。卷末有后序4篇：一为元祐元年（1086）常安民作。一为元祐七年（1092）林虙作。一为元符二年（1099）祝安上作，称“得此书于公之子耜，读之终卷，惜其可传而未传也。镂版于公库以示久远”。祝氏元符元年到任，书刊成于三年。一为绍兴四年孙佑作，称“时兵火之余，图籍散亡。前湖州通判陈能千……携此书相访，开卷欣跃，因授学官孙卫补葺校勘，复为成书以传”。
《四库全书总目》称是书“征引博而叙述简，文章尔雅，犹有古人之风。州郡志书，五代以前无闻，北宋以来，无古于《长安志》及是记者矣。朱彝尊跋《咸淳临安志》，历数南北宋地志，不及是记，知彝尊未见其书，为希觏之本也” (16) 。
绍兴原刻本清末已成海内孤本，民国时入藏北平国立中央图书馆，现藏台北。该本卷末有清黄丕烈乾隆六十年（1795）、胡珽咸丰二年（1852）、翁同龢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跋。从清人三跋和书中藏印可知，该本先后经明代苏州藏书家钱穀悬磬室、昆山叶盛菉竹堂、清昆山徐乾学传是楼、苏州华阳顾听玉、苏州黄丕烈百宋一廛、归安吴云两罍轩、苏州山塘汪鸣銮万宜楼、乌程蒋汝藻密韵楼等递藏，其授受源流清晰可考。
现《吴郡图经续记》有多种丛书本流传：清嘉庆十年常熟张氏学津讨原本、道光十年长白荣誉得月簃丛书本、咸丰三年胡珽琳琅秘室丛书木活字排印本、同治十二年江苏书局刻本、1924年乌程蒋汝藻影宋刻本等。其中蒋汝藻影宋刻本的底本即现藏台北的绍兴原本。1990年，北京中华书局即据乌程蒋汝藻影宋刻本影印，辑入《宋元方志丛刊》。
2. 《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36卷，宋李诫撰。宋绍兴十五年（1145）平江府刊本。
李诫《营造法式》，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第七“职官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法令类”均有著录，提要后者为详。陈氏曰：“将作少监李诫编修。初，熙宁中，始诏修定，至元祐六年成书。绍圣四年命诫重修，元符三年上，崇宁二年颁印。前二卷为《总释》，其后曰《制度》、曰《功限》、曰《料例》、曰《图样》，而壕寨石作、大小木雕镞锯作，泥瓦、彩画刷饰，又名分类，匠事备矣。” (17) 崇宁二年（1103），由朝廷颁印小字本《营造法式》。40余年后，知平江军府事王
于绍兴十五年重刊，史称“绍兴本”。绍兴本的题记对此作了详细记载“平江府今得绍圣《营造法式》旧本，并《目录》《看详》共一十四册，绍兴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校勘重刊”，后列衔名“左文林郎平江府观察推官陈纲校勘，宝文阁直学士右通奉大夫知平江军府事提举劝农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王
重刊”。现《营造法式》的崇宁本、绍兴本均无存，而所存各种影宋抄本均附有此《题记》，说明都出自绍兴本。1918年，傅增湘从清内阁大库档案所遗纸堆中检得《营造法式》卷八残叶（图6-3），当时以为是崇宁本残叶。他记载道：“余收得此残叶，为卷八首叶前半。陶兰泉重刻此书，即据此叶以定版式，真零玑断璧，可贵也。” (18) 陶兰泉即近代武进藏书家、出版家陶湘。1925年，陶氏按宋版样式重刻《营造法式》，1933年刊入万有文库，为通行本。
图6-3 《营造法式》宋刻残叶
1956年，再次发现《营造法式》宋刻残本，存卷十一至卷十三，卷十之第六、七、九、十叶，凡3卷又4叶，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收录此书，著录为宋刻元修本，其书 “十一行，行二十一字、二十二字不等，细黑口，左右双边。刻工金荣、蒋宗、贾裕、蒋荣祖、马良臣等又刻绍定《吴郡志》《碛砂藏》等书，因推知此书当是南宋后期平江府官版。” (19) 这部绍定间平江府官刻本未见史书记载。可见南宋间平江府的两次官刻，对《营造法式》的保存和流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3. 《大事记》
《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宋吕祖谦撰，宋嘉定五年（1212）吴郡学舍刻本。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南宋著名学者，曾在婺州建丽泽书院，传播理学，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此书卷首有淳熙七年（1180）正月吕祖谦自序，计划《大事记》“起春秋后讫于五代”，因病起而至汉武帝征和而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著录，然未及版本。《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并提要称“此本乃宋嘉定壬申刊行于吴郡学者”，其依据即为卷末平江府学教授李大有的跋。其跋称：“太史先生是书名袭迁史，体备编年，包举广而兴寄深，虽不幸绝笔于征和，而书法可概见。其文则史，其义则窃取之矣。通释，是书之总也；解题，是书之传也。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嘉定壬申（嘉定五年，1212）锓木吴学，谨识于卷后。时冬至前三日，学掾东阳李大有书。”李大有（1159—1224），字谦仲，东阳人。庆元二年（1196）进士，授迪功郎，历官潭州益阳主簿，平江府教授。
今《四库全书》本未见李跋。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二十“编年类”著录此书宋刊本，其题跋抄录李大有跋，清胡凤丹《金华丛书》本亦录李跋，可参见。
4. 《吴郡志》
《吴郡志》50卷，宋范成大撰。宋绍定二年（1229）平江府学刻本。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号石湖居士。苏州吴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事迹具《宋史》本传。卷首有绍定二年（1229）十一月赵汝谈序，叙编辑刊刻过程甚详。全书分为39门，四库馆臣盛赞其“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为地志中之善本”。《四库全书》著录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称：“刊本久佚，此本犹绍定旧椠。”清钱大昕跋《吴郡志》曰：“范文穆公为《吴郡志》，叙述讫于绍熙三年（1192）。公殁后，郡守具木欲刻矣，或哗言是书非石湖笔，遂弗刻而藏之学宫。绍定初，李寿朋守平江，从范氏求公遗书，得数种，而斯志与焉。以校学宫本，无少异，乃议刊行；并增入建置百万仓、嘉定新县、许浦水军、顾径移屯诸事，赵汝谈为之序。今世行本第十一卷牧守题名增至淳祐七年（1247），第二卷亦增入淳祐己酉（九年）一条，又非绍定元刻矣。” (20) 纪昀（1724—1805）与钱大昕（1728—1804）同时，检四库文渊阁本，其第2卷、第11卷增加淳祐的内容，与钱大昕所言相同；而清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据其提要所称，牧守题名也增至淳祐。1926年，吴兴张钧衡《择是居丛书》有影宋刻本，中华书局据以影印刊入《宋元方志丛刊》，其所增淳祐内容的文字亦与上述相同。可见绍定原刻早佚，清初以来，学者藏家所见，多为绍定宋刻的元修本。
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宋绍兴刻元修本，已影印刊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
5. 《玉峰志》《玉峰续志》
《玉峰志》3卷，宋凌万顷、边实撰，宋淳祐十二年（1252）昆山县学刊本；《玉峰续志》1卷，宋边实撰，宋咸淳八年（1272）昆山县学刊本。
《玉峰志》卷首有凌万顷、县令项公泽跋，两跋间，有一叶刊“《玉峰志》淳祐辛亥五月修壬子二月刊于县学”一行并列与纂者名衔。《玉峰续志》有咸淳壬申县令谢公应跋。该正、续志宋本久佚，清修四库全书未及收录，阮元辑入《四库未收书提要》，称：“志中所载沿革风俗以及人物古迹甚悉。宋、元时昆山志乘，世不多得，是册足备一方之文献也。” (21) 清宣统元年（1909），缪朝荃据旧抄本校勘，辑入《汇刻太仓旧志五种》，中华书局又取以影印，刊入《宋元方志丛刊》。清钱大昕有《跋玉峰志》一文，考述其源流价值甚详：“予先世自常熟双凤里徙家嘉定西乡，逮予八传矣。嘉定本昆山地，宋南渡始析为县。征吾乡掌故者，泝而上之，当求诸昆山，而宋元志乘，访寻终不可得，意常恨之。今春，闻袁又恺购得凌万顷、边实《玉峰志》及实《续志》，亟假归读之。《志》成于淳祐壬子，《续志》成于咸淳壬申，皆在析县以后，不叙嘉定事。然遍览近代藏书家目录，均未之及，乃知天壤间奇秘之物固自不乏，特未遇波斯，不免埋没于瓦砾耳……凌万顷字叔度，景定三年（1262）进士，本阳羡人，其父为颜氏婿，因家焉。边实本开封人，枢密直学士肃七世孙，自高祖以下始居于此。《志》既为其曾祖惇德立传，而《续志》复为《自序》一篇，追本得姓之始。” (22) 足资参考。
6. 《大隋求陀罗尼》经咒
《大隋求陀罗尼》经咒1卷，宋咸平四年（1001）苏州军州刊本。
图6-4 《大隋求陀罗尼》经咒
宋咸平四年（1001）苏州军州刊本
苏州博物馆藏
《大隋求陀罗尼》经咒（图6-4）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苏州雕版印刷物，1978年4月发现于苏州瑞光塔。经咒藏在真珠舍利宝幢经幢内，为一长方形皮纸，四角有四天王像，中心为释迦像，环以汉文经文。左右各边款一道：右行是“朝请大夫给事中知苏州军州事清和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去华……”等数人职官姓名，左行是“大理寺丞知长洲县事王允已……”等数人职官姓名。其下部正中长方形框内有落款“咸平四年十一月□日杭州赵宗霸开”。 (23) 张去华（938—1006），字信臣，开封襄邑人。建隆二年（961）进士，累官工部侍郎。据清人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卷二记载，至道三年（997）六月，张去华知杭州；卷四载咸平二年四月，徙知苏州。 (24)
瑞光塔中同时发现刻本《妙法莲华经》，1部7卷，第6卷已毁。第1卷包首有朱题：“天禧元年（1017）九月十五日，雍熙寺僧永宗转舍《妙法莲华经》一部七卷入瑞光院新建多宝佛塔相轮珠内。”《吴郡图经续记》卷中“寺院”记载：“雍熙寺，在吴县北，故传郡人陆氏舍宅以置，号曰‘法水’。旧有三殿三楼，高僧清闲所建也。雍熙中改今额。寺之子院三：曰华严，曰普贤，曰泗州，皆为讲教之所。”可见雍熙寺建寺早，且有相当规模，常有佛门信徒舍入佛经。《妙法莲华经》即早先由信徒舍入，再由寺僧转舍瑞光院。由于此卷无牌记、题名，且存在明显的补板现象，应该不是该雕版的初印本。研究者根据刻本的版式、字体、纸质特点，认为刻本印刷时间在北宋太宗雍熙年间（984—987），推测其“雕版时在五代吴越的末年是有可能的”，具体大致在“太平兴国元年—三年（976—978）吴越纳土归宋以前”，并认为“没有牌记和题记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专门作为在佛教徒中流通的坊刻本经卷”。 (25) 这部发现于苏州，与苏州有着多重密切关系的珍贵的宋刻经卷，由于尚无法确知其刊印的时间、地点和机构，姑先著录于此，期待发现新资料加以印证。
7.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陁罗尼经》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陁罗尼经》1卷，宋崇宁元年（1102）吴江石处道等刻本。
此经卷凡238行，行14字，卷末有题记“崇宁元年石处道同妻梁氏镂版印施”。清末发现于吴江东郊垂虹桥堍华严塔石匣中，《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称：“开卷佛说法图、观世音菩萨化僧解冤等扉画。初印精湛，纸墨莹洁。”
8. 《备急总效方》
《备急总效方》40卷，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知平江军府事李朝正序刊本。
《备急总效方》40卷，最早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医家类”著录，陈氏曰：“知平江府溧阳李朝正撰。大抵皆单方也。”《宋史·艺文志》、明《千顷堂书目》著录皆同。此后，该书罕见明清官私书目著录，故丹波元胤在道光六年（1826）成书的《中国医籍考》中著录为“佚”。1920年，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子部一”著录《备急总效方》40卷，提要称：“宋绍兴二十四年刊本，十行十六字，方低一字，每证下注方所出书名，病题用阴文，白口，左右双栏。鱼尾下题备方一二等字，版心下方题刊书人姓名，有乙成、金彦、惠道、李祥、王份、项中、蒋諲、牛智、叶先、贾琚、昌旼、陈忠。宋讳玄镜竟敬惊均缺末笔。有绍兴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左朝奉大夫知平江军府事提举学事兼管内劝农使溧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朝正序……钤有‘元恭’、‘徐枢’、‘文医司马’、‘乾学’、‘徐健庵’、‘季振宜印’、‘沧苇’各藏印。” (26) 稍后，在北平设文禄堂书店的王文进也经眼此书，他在《文禄堂访书记》卷第三著录《备急总效方》40卷，称：“宋李朝正编。宋临安刻本。半叶十行，行十六字，白口。板心下记刊工姓名。牛智、陈忠、叶先、李祥、蒋諲、惠道、金彦、贾琚、王份、昌旼、项中、乙咸（咸字误，当为成）。绍兴二十四年自序。有‘徐乾学健庵’‘季振宜沧苇’印。” (27) 季振宜，号沧苇，扬州泰兴人，清顺治四年（1647）进士，有《沧苇书目》传世；徐乾学，号健庵，苏州昆山人，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有传是楼藏书名扬天下。从傅、王两家著录的版式、刻工、藏印分析，可知其所见为同一书。
关于刊刻地点，傅增湘认为“此书字抚欧体，刊工陈忠见敝藏绍兴本水经注及明州本文选补版中，则也南渡初浙刻本也”。王文进则直接著录为“宋临安刻本”。虽然两家所列12名刻工多为南宋初临安地区人，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该书为平江刊本。其一，这12名刻工南宋初多次参加平江府的刻书活动，如乙成、金彦、惠道、李祥、王份、项中、叶先、昌旼、陈忠参与雕刻绍兴二十一年（1151）两浙西路提举常平茶盐司本《临川先生文集》。浙西路茶盐司治平江府，衙门在苏州子城之东。李祥、牛智与刻乾道二年（1166）平江知府沈度本《东莱先生诗集》，贾琚则参与绍兴四年（1134）平江郡守孙佑本《吴郡图经续记》的雕版，等等。这符合当时两浙路刻工根据刻书任务南北流动、适时组合的实际状况。其二，书中有时任苏州郡守李朝正的序。李朝正（1096—1155），字治表，溧阳人。建炎二年（1128）进士。绍兴中以宣义郎知建康府溧水县，历官右司员外郎，权户部侍郎。绍兴二十三年出知平江府，次年罢免。所以，《备急总效方》40卷应为绍兴二十四年平江军的官刻本。
此书写刻精良，傅增湘盛赞其“写刻既工，印尤精妙，桑皮莹洁，墨采静穆，真稀世之珍也”。傅、王两家经眼的这部递经清初江苏藏书家收藏的宋版《备急总效方》，民国初流入日本。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第十二类“诸家方论（南宋）”著录《备急总效方》40卷，并引录李朝正序，序称绍兴初年，自己的女儿罹患痘疮，当时病急危殆，靠《证类本草》所载单方救治，“药到痛止，不日而安，乃知单方之可以济缓急如此”。于是李朝正以《证类本草》的附方为基础，并增辑唐人崔元亮《海上集验方》、宋赵士纡《九籥卫生方》、宋张锐《鸡峰备急方》等方书中的经验方，“搜罗剔抉，聚为一书，命曰《备急总效方》。非特检寻之便、标目之广则于疾无遗，品类之多则于药易得……命工刊之，以广其传”。 (28)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陈振孙“大抵皆单方也”的注语并没有说出该书的特点。2010年，郭秀梅整理《宋以前医籍考》，在《备急总效方》的刊本著录下加注称：“宋刊本全四十卷，现藏于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贵·四二一）。”日本武田氏家族以经营医药著称，杏雨书屋为家族藏书楼，以日本和中国本草类医书的收藏闻名。1964年，武田家族成立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转由财团管理。2005年，书屋曾将所藏宋本《备急总效方》影印200部，供内部交流。
9. 《翻译名义集》
《翻译名义集》7卷，宋姑苏景德寺普润大师法云编，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姑苏景德寺募刊本。
历代汉译佛经，虽多经汉学者的润色，但是字里行间仍保留不少梵语，这给后来不熟梵语者研读佛经带来困难。南宋苏州景德寺僧法云针对这一问题编写此书，用汉语解释梵语之义，类似一部佛经梵语词典。全书7卷，分类编成64篇。卷首有绍兴二十七年荆溪周敦义序，正文前有法云绍兴十三年自序。各卷后有捐资开版人名字，多为苏州人士，如僧徒有景德寺僧、开元寺僧、尹山延庆庵沙门、吴江法喜院比丘、平江开元寺比丘等，信徒有宋太尉宅、平江府宁国寺西面南居住弟子、中街路西面南居住女弟子等。
清以来，此书宋本三见著录。其一，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二著录《宋刻残本翻译名义》2卷，称：“题姑苏景德寺普润大师法云编。仅存第一、第二两卷，前有绍兴丁丑一序，而脱去首叶。证以支那本，知为周敦义序也。板心有开经人名字，皆断烂。” (29) 其二，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第三著录《翻译名义集》7卷，提要称：“宋释法云编。宋吴郡刻本。半叶五行，行十一、二字，注双行二十字。白口。板心助刊姓氏。”其三，南海潘宗周宝礼堂藏宋刊本。此本版式为梵语大字跨行，释义半叶10行，行20—23字，小注双行，行23—27字，左右双栏，版心白口，单鱼尾。潘宗周编《宝礼堂宋本书录》“子部”著录《翻译名义集》7卷14册，称：“宋讳避至高宗止，盖刊于绍兴之世，是书成后第一刊版也……前三卷原佚，据宋刻景写，极精。”藏印有“汪印士钟”，“三十六峰园主人”等。 (30) 潘祖荫编有《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其中宋版书目中著录有《翻译名义集》7卷。《四部丛刊》初编子部收录《翻译名义集》，系影印宝礼堂所藏宋本。汪士钟，字阆源，清苏州藏书家，藏书室名艺芸书舍，“三十六峰园主人”是他的藏书印之一。
该书元刻本和日本宽永本卷首周敦义序后有元大德五年（1301）普恰撰《苏州景德寺普润大师行业记》，称普润大师名法云，字天瑞，自称无机子，俗姓戈。长洲人，住苏州景德寺。绍兴二十八年（1158）圆寂，享年71岁。
10.《吕氏乡约》《乡仪》
《吕氏乡约》1卷、《乡仪》1卷，宋吕大钧撰。宋嘉定五年（1212）吴郡学舍刊本。(https://www.daowen.com)
吕大钧（1031—1082），字和叔，京兆蓝田（今属陕西）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宋史》有传。吕大钧从理学名家张载学，一生致力于“教化人才，变化风俗”，所撰《乡约》成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是现存古代最早的乡规民约。百年后，淳熙二年（1175），朱熹撰写跋语，确认作者为吕大钧，纠正了流传中有关作者的误植。此本后有嘉定壬申（嘉定五年，1212）长至前十日郡文学李大有刻书跋，称：“往年冬，大有尝更定吴门聚拜之仪……今得晦庵先生所订《吕氏乡约》《乡仪》，用刊诸梓，贻我同盟。”此宋刻原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已辑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著录为“李大有刻本”。 (31)
李大有，字谦仲，嘉定间任平江府学教授。魏了翁称李大有“绍熙四年（1193），补博士弟子员。庆元二年（1196）中进士第，授迪功郎。主簿潭之益阳，教授平江府，知福州闽县，通判通州，主管官告院，历司农、太常寺主簿，迁太常博士，积阶至朝请郎。在平江，著录公明，不可干以私。正岁，乡之大夫士属于序，谦仲为正齿位，仿古饮酒礼，且取前贤乡约乡仪锓梓以风示之，士习用劝” (32) ，明言此书系李氏刊于平江府学任上。李大有还刊有宋吕祖谦的《大事记》，跋语称：“嘉定壬申锓木吴学，谨识于卷后。时冬至前三日，学掾东阳李大有书。”（见第205页“3.《大事记》”）按，李大有《吕氏乡约》跋语中的“长至”日，旧时指夏至，亦可指冬至。由此可见，本书与《大事记》均系李大有同年在平江府学教授任上所刊。
11. 《碛砂大藏经》
《碛砂大藏经》，6362卷，南宋宝庆、绍定间（1225—1233）平江碛砂延圣院始刊。
平江碛砂延圣院，旧名延圣禅院，在长洲县二十六都陈湖之北（今苏州吴中区陈湖），宋乾道间寂堂禅师（寂堂，俗姓祝，名师元，华亭人）创建。据《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碛砂延圣院“绍定四年（1231）设经坊，一名大藏经局，开雕全藏。藏主为法忠禅师”。对此，元释圆至《平江府陈湖碛砂延圣院记》中有“刻三藏之经而栖其板于院北之坊”的记载。宋理宗嘉熙、淳祐年间（1237—1252）刻经活动十分繁盛，此后寺院遭遇火灾，全藏断续下延至元至治二年（1322）方告竣工，前后历时91年。
20世纪20年代，西安开元寺和卧龙寺所藏《碛砂藏》被发现。经朱庆澜、叶恭绰等多方呼吁筹款，《影印宋碛砂经藏》于1935年在上海问世，经折装，凡500部。随后，太原崇善寺、日本杏雨书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书库、北京柏林寺大佛内藏的《碛砂藏》藏本陆续被发现。2005年，北京线装书局主持整理影印宋元版《碛砂藏》，以陕西藏本为底本，以他本和零本参校。影印本精装120册，编附《总目》《分目》和《经名索引》。
《碛砂大藏经》是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宋元版大藏经，又是已知大藏经中插有扉画最丰富的一种，具有重要的文献和历史文化价值。所以自发现、影印以来，关于其刊刻年代、主持人等问题，争鸣甚多。
图6-5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题记
南宋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刊本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
20世纪90年代，日本奈良西大寺发布所藏碛砂宋版《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有关发现：卷一有“嘉定九年丙子”的刊记；卷二有题记“干造比丘了勤舍梨板三十片刊般若经第一、二、三卷，并看藏入式及序，祈求佛天护佑，令大藏经律论板速得圆满”（图6-5）；卷末有刊记“嘉定十五年十二月□日刊第二卷八千八百九十五字十八纸”。嘉定为南宋宁宗赵扩的年号，嘉定九年为公元1216年，早于宝庆元年（1225）9年。
有关《碛砂大藏经》的详细情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6年出版孙中旺主编的《〈碛砂藏〉研究论文选辑》，可以参考。
12. 《琴史》
《琴史》6卷，宋朱长文撰，宋绍定六年（1233）平江朱正大刊本。
卷首有朱长文元丰七年（1084）序，称：“书画之事，古人犹多编述，而琴独未备，窃用慨然，因疏其所记，作《琴史》。方当朝廷成太平之功，谓宜制作礼乐，比隆商周，则是书也岂为虚文而已。”可见他十分看重本书的撰著。卷一至卷五汇录自帝尧、帝舜至北宋赵抃凡146人（附录9人）的相关事迹，卷六分篇阐发琴艺和琴史制度的内涵及其演变发展。四库馆臣称其书“采摭详博，文词雅赡”，评价甚高。此书宋刊本已佚，今传四库全书本据明天一阁藏本抄录，另有清江宁织造曹寅楝亭藏本，卷首均有南宋绍定六年朱氏侄孙正大刻书序，称家中《琴史》“藏之既久，恐遂湮没，敬刻于梓，以永其传”。
13. 《言子》
《言子》3卷，宋王爚编，宋理宗端平间（1234—1236）常熟县刊本。
此本最早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称：“言偃，吴人，相传所居在常熟县。庆元间，邑宰孙应时季和始为立祠，求朱晦翁为记。近新昌王爚伯晦复裒《论语》诸书所载问答为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据《永乐大典》本著录，入子部儒家类存目，提要称其分内篇、外篇、附录3卷，所录均采自《论语》《礼记》《孔子家语》《孔丛子》诸书。
王爚，字仲潜，一字伯晦，绍兴新昌人。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清《江南通志》称其“端平间知常熟县”。《四库全书总目》引清梁维枢《内阁书目》云：“宋嘉熙间，平江守王爚辑子游言行及祠庙事迹。”两者所述，前后相差数年。
四、 刻本叙录：集
两宋时期平江府所刻集部典籍，已知较早的是唐韦应物《韦苏州集》、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及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韦应物以左司郎中出任苏州刺史。这位“屡访尘外迹，穷幽赏情”的诗人公余暇时，常与宾友聚游觞咏，尤喜游佛寺、访僧斋，对苏州西南永定寺“绿池芳草气，闲斋春树阴。晴蝶飘兰径，游蜂绕花心”的清景幽韵心赏不已。罢郡离职后，即寓居寺中，作《寓居永定精舍》《野居》诗，高歌去官的轻松喜悦，吟唱闲居的优游自适。风流雅韵，传播吴中。后世遂以“韦苏州”雅称之，他的诗集也就命名为《韦苏州集》。
据历代书志记载，宋本《韦苏州集》10卷，分14类：古赋、杂拟、燕集、寄赠、送别、酬答、逢遇、怀思、行旅、感叹、登眺、游览、杂兴、歌行。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由王钦臣取时行诸本校定。此后凡四刻，三刻出于苏州：神宗熙宁九年（1076）吴县知事葛蘩校刊于苏州，世称平江版；高宗绍兴二年（1132）再刻；孝宗乾道七年（1171）平江知府魏杞三刻。
1. 《韦苏州集》
《韦苏州集》10卷，唐韦应物撰，宋乾道七年（1171）魏杞平江府学刻递修本。
此本10卷，末附拾遗8首。卷首冠嘉祐元年太原王钦臣序，卷末有熙宁九年权知吴县事葛蘩《韦苏州集后序》，绍兴二年姚宽《书葛蘩校韦苏州集后》和乾道七年平江府学教授胡观国、崔敦礼两跋。葛序称：度支郎中韩朴出知苏州，“得晁文元公家藏韦氏全集，俾寮属宾佐参校讹谬而终之于蘩，始命镂板，将以传之于后世”。胡观国《书重刊韦苏州集后》曰：“今丞相观文魏公，出镇三吴腹心之地。开藩之初，搜前代贤牧之治效，得韦公诗而喜观之。第以工匠雕锓舛讹既多，板籍寝久，磨灭亦甚。乃命教官参校而是正之，镂版以传不朽。”崔敦礼则在跋中记载了校勘情况：“韦苏州诗集十卷，并续添七篇，大丞相观文魏公守平江，命教官所校也……《诗》之本不一，以葛蘩本为正，参以诸本，是正凡三百处而赢，又得《九日》一诗附于卷末。”
魏杞（1121—1184），字南夫，寿春人。从赵敦临习经，移居鄞之碧溪，学者称碧溪先生。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乾道六年，因事免参知政事、右仆射，授观文殿学士知平江府。
2. 《临川先生文集》
《临川先生文集》100卷，宋王安石撰，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两浙西路转运司王钰刻元明递修本。
此本原系李盛铎木犀轩藏本，上有清光绪元年（1875）李盛铎题识：“《荆公文集》世鲜宋刊，乾嘉以来藏书家如百宋一廛、爱日精庐皆称极富，其所著录不过明椠，它可知矣。此本前有吴草庐序，称危太朴搜索诸本增补校定。其实即以宋板略加修补掩为新刻（元人此类甚多），又间有明嘉靖五年（1526）补刊之叶，知此板明时尚存，宋刻十存六七。宋讳如竟、讓、縣、懲、完皆缺末笔，‘恒’字注‘渊圣御名’，盖绍兴中公曾孙珏所刊，元明以来递有修板。此本虽系明印，而宋椠面目俱在，良可宝也。” (33) 王珏（1112—1164），字德全，临川人。王安石曾孙。右朝散大夫，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绍兴十九年十一月到任，绍兴二十一年十二月任满。浙西路提举常平茶盐司治平江府，衙门在苏州子城之东。
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已辑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
图6-6 《东莱先生诗集》书影
南宋乾道二年（1166）苏州沈度刻本
日本内阁文库藏
3. 《东莱先生诗集》
《东莱先生诗集》20卷，宋吕本中撰，宋乾道二年（1166）吴郡守沈度刊本。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学者称东莱先生。《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著录《东莱集》20卷、《外集》2卷，无版本信息。沈度，字公雅，德清人。师从陈渊二十年，绍兴十七年（1147），辑刻陈渊《默堂集》22卷。隆兴二年（1164），以考功郎中除直秘阁、知平江。
1928年，张元济东渡日本，得见内阁文库藏宋本《东莱先生诗集》（图6-6），卷首冠乾道二年四月六日赣川曾几序，称：“仪真沈公，宗师名卿之子，少卓荦有奇志……公（吕本中）尤知之，往来酬唱最多。沈公之子公雅，以通家子弟从公游，公称之甚。乾道初元，几就养吴郡，时公雅自尚书郎擢守是邦，暇日裒集公诗，略无遗者，次第岁月，为二十通，锓板置之郡斋。盖公之知沈氏父子也深，故公雅编次之也备。”检《东莱先生诗集》卷二有《元日赠沈宗师四首》，诗题下有小注“大观三年（1109）真州”，则沈宗师即曾序所谓仪真沈公，也即沈度之父。东莱离开真州，有《雨后月夜怀沈宗师承务》诗，称：“我生无南北，所到意趣遂。孰知十年游，保此清净退。颇念城北人，结友老杉桧……何当持被来，把酒相就醉。”足见二人相知之深。
因此本难得，国内久佚，张元济求借摄影，刊入《四部丛刊续编》，并撰写题跋“宋吕本中《东莱诗集》二十卷，乾道初元沈公雅守吴郡日，裒集锓板，曾几为之序。是集宋本久佚，近代藏目皆旧抄本，搀入庆元二年陆游《文集序》，盖后来传抄所附益，非原刊所旧有也”，此本“前有曾几序及总目，无陆序”，最后深有感慨道：“书之必贵宋刻，岂好事哉！东莱于江西诗派中，自居殿军，得此真本传世，讵非学者之喜，而亦邻邦七百年藏弆之贻也。” (34)
4. 《昆山杂咏》
《昆山杂咏》3卷，宋龚昱辑，宋开禧三年（1207）昆山县斋刻本。
此本前有嘉定元年（1208）朝散郎监察御史范之柔序，后有开禧三年（1207）仪真徐挺之跋。徐跋称：“栖闲主人龚君昱字立道，昆山佳士也。讲学之暇，刻意于诗。裒所藏今昔名公之什，总成此编以示。交承金华潘文叔。文叔迫去，不克广其传。挺之来试邑，刊置县斋。”龚昱，江苏昆山人。其父龚明之撰有《中吴纪闻》。昱安贫乐道，有学行，乡人称为龚山长。师从李衡6年，曾录李衡平日讲学之语，编为《乐庵语录》5卷，并辑《乐庵遗书》4卷。
《昆山杂咏》凡上、中、下3卷，选唐宋名家咏昆山诗，首唐张祜《慧聚寺》，终项寅宾《两木（枇杷、绿橘）》。全书写刻精美，每半叶8行，行15字，“搆”“慎”“敦”字俱注庙讳。此书开苏州地方诗选之风。明代王纶复辑元、明人诗歌百篇，附益其后重刊。方鹏为王书作序，指出读其书，可生二叹：其一，社会风尚变化。从书中歌咏对象看，唐宋元三代崇佛教，小小昆山，竟有僧房百十之数。而明朝崇正辟佛，昆山僧寺零落殆尽。其二，社会经济消长。宋、元之时，邑人富庶，往往斥余财助修名胜。明朝则赋重役繁，邑人谋生为急，邑中名胜古迹，相继荡为树榛瓦砾之场。方序点出从中可以观风俗之变，察兴衰之迹。稍后，俞允文又上溯晋唐，再得数百篇，统编为28卷，《四库全书总目》即著录俞编本。
此本原藏清常熟铁琴铜剑楼，楼主瞿镛用以校勘俞允文本，凡校正俞本近百处讹误，写入宋本《昆山杂咏》题跋。 (35) 瞿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已辑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
此外，尚有以下数种宋代苏州所刊集部典籍，见于宋人记载，但宋时原刊已佚，而仍有线索可寻，或有余稿存世。现一并著录，以图拼接苏州宋代出版之概貌。
1. 杜工部集
《杜工部集》20卷，唐杜甫撰，宋嘉祐四年（1059）苏州公使库刊本。
北宋仁宗嘉祐间，太原王琪来守苏州，曾借公使库钱修葺官署，无力偿还，欲刊书盈利还钱。嘉祐四年（1059），王琪将所得王洙家藏杜甫诗集的善本，与其他各本参订后，交苏州公使库刻成《杜工部集》20卷。
王琪刊本，据王洙编次之本再加厘订，史称“二王本”。张元济在《宋本〈杜工部集〉跋》中称：“自后补遗、增校、注释、批点、集注、分类、编韵之作，无不出二王之所辑梓。原叔曾否刊行，无由闻见。惟赖君玉剞劂行世，遂为斯集之鼻祖。” (36) 然其原刻本久佚，“但南宋翻本在明末清初尚有流传。汲古阁主人毛晋曾借的宋本影抄一部藏于家” (37) 。该书后流入吴县潘氏滂喜斋，现藏上海图书馆。因此本为现存最早翻刻王琪本之宋本，且又孤本仅存，故先由张元济影印辑入《续古逸丛书》，现又列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
2. 《李翰林集》
《李翰林集》30卷，唐李白撰，宋元丰三年（1080）苏州郡守晏知止刊本。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李翰林集》30卷，解题称：“别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数亦同，而首卷专载碑、序，余二十三卷歌诗，而杂著止六卷。有宋敏求后序，言旧集歌诗七百七十六篇，又得王溥及唐魏万集本，因裒唐《类诗》诸编洎石刻所传，广之无虑千篇。以《别集》、杂著附其后。曾巩盖因宋本而次第之者也。以校旧藏本篇数，如其言，然则蜀本即宋本也耶？末又有元丰中毛渐题，云‘以宋公编类之勤，曾公考次之详，而晏公又能镂板以传于世’，乃晏知止刻于苏州者。然则蜀本盖传苏本，而苏本不复有矣。” (38) 陈氏所引毛渐题跋见清王琦李集注本，其曰：“临川晏公知止字处善，守苏之明年，政成暇日，出李翰林诗以授于渐曰：‘白之诗历世浸久，所传之集率多讹缺。予得此本，最为完善，将欲镂板，以广其传。’渐切谓李诗为人所尚，以宋公编类之勤，而曾公考次之详，世虽甚好，不可得而悉见。今晏公又能镂板以传，使李诗复显于世，实三公相与成始而成终也。元丰三年夏四月，信安毛渐校正谨题。” (39) 王琦在毛渐题跋后注称“刻本有删去此篇者，以其无关于太白之事迹耳。然宋公编类之稿，镂木传世，实始于是，今所传诸刻，无不滥觞焉。不敢泯其所自，故仍旧本存之”，肯定晏知止苏州刻本对后世的影响。晏知止，晏殊之子，《吴郡志》卷十一记载：元丰中，朝请大夫、尚书司封员外郎晏知止守苏。
3. 《笠泽丛书》《补遗》
《笠泽丛书》4卷、《补遗》1卷，唐陆龟蒙撰，宋政和元年（1111）吴江令朱衮刊本。
陆龟蒙（？—约881），字鲁望，苏州人。唐武周朝宰相陆元方七世孙。居城东临顿里。自幼聪悟善学，好读书属文，早有诗名。然而仕途多舛，“哀吾材之不试，徒抱影以中泣”。在经历了一段艰难的人生之旅后，他摒弃了举业，退居松江甫里（今苏州甪直），自号天随子，以读书著述自娱。明吴宽序沈周《石田稿》，称沈周“上溯乎鲁望，且其斋居江湖间，不减甫里之胜。宾客满座，尊俎常设，谈笑之际，落笔成篇……溪风渚月，谷霭岫云，形迹若空，姿态倏变，玩之而愈佳，揽之而无尽。”可见陆龟蒙对后世苏州文人的影响。
陆龟蒙的诗赋杂著，自编为《笠泽丛书》，金元好问曾于开封相国寺书肆买得唐竹纸写本。《四库全书》收录内府藏本《笠泽丛书》4卷、《补遗》1卷，其卷末有朱衮题记：“世所传《丛书》多舛谬，衮既至是邑，想其遗风，因求校证，刊之于板，俾览者非独玩其辞而已矣，于其志节将有取焉。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衮记。”四库馆臣解题称：“此集为龟蒙自编。以其丛脞细碎，故名《丛书》。以甲、乙、丙、丁为次。后又有《补遗》一卷。宋元符间，蜀人樊开始序而梓之。政和初，毗陵朱衮复行校刊，止分上下二卷，及补遗为三。此本为元季龟蒙裔孙德原重镌。既依蜀本厘为四卷，而序仍毗陵本作三卷者，字偶误也。” (40)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著录《笠泽丛书》4卷、《补遗》1卷，解题曰：“唐处士吴郡陆龟蒙鲁望撰。为甲、乙、丙、丁，诗文、杂编。政和中朱衮刊之吴江。末有四赋，用蜀本增入。”同时著录《笠泽丛书蜀本》17卷，称：“元符中郫人樊开所序。” (41) 检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七《读笠泽丛书》诗，有“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之句。可见南宋《笠泽丛书》流传尚广。1922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清嘉庆二十四年许梿古韵阁仿宋校刊本《笠泽丛书》7卷、《补遗》1卷、《续补遗》1卷。
北宋政和间，朱衮刻《笠泽丛书》于吴江。百余年后，南宋宝祐五年（1257），吴江叶茵合刻《笠泽丛书》及陆龟蒙与皮日休唱和的《松陵集》，名之曰《甫里先生文集》。叶茵有识语称：“甫里先生，吾邦先贤也。出处大节，已见本传。独著述散漫，未有善本。今传于世者，《笠泽丛书》《松陵集》，以篇计之仅四百八十一。茵居其乡，诵其文，且和其绝句百八十余首，遂于文籍中裒集得一百七十一篇，合《丛书》《松陵集》，计六百五十二篇。凡可助此书以流行者，聚于卷末，名曰《附录》。总为二十卷，刊置义庄。以广观览。其间字画疑者存之，舛讹者是正之，文有遗逸者行且增补之，庶可酬先生泉下之望，亦可见茵景慕先哲之意云。宝祐五年闰月上巳日叶茵谨识。”叶茵，字景文，苏州人。与徐玑、林洪相唱和，南宋江湖派诗人。不慕荣利，萧闲自放。所居草堂三楹，榜曰顺适。取少陵“洗然顺所适”之句，翛然有遗世之想焉。有《顺适堂吟稿》5卷传世。
叶刻《甫里先生文集》岁久阙失，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昆山严春重刻，此为今陆龟蒙文集传世最古之本。万历三十一年（1603），许自昌刻《合刻陆鲁望皮袭美二先生集》，即取严本重刻，于附录中续增范成大《吴郡志》1条，王鏊《姑苏志》1条。其余诗13卷，赋2卷，杂文4卷，则悉依旧次。《四库全书总目》即著录许刻本。1938年，天津藏书家周叔弢重值从北平藻玉堂书估王子霖处得一严刻本，发现是苏州藏书故家周香严的旧藏，黄丕烈曾借校所藏明抄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清苏州藏书家黄丕烈藏明抄本，民国间影印刊入《四部丛刊》初编。
4. 《东坡全集》
《东坡全集》，宋苏轼撰，宋宣和间（1119—1125）姑胥居世英刊本。
《四库全书》集部收录内府藏本《东坡全集》115卷，馆臣在提要中指出“陈鹄《耆旧续闻》则称姑胥居世英刊《东坡全集》殊有序，又绝少舛谬，极可赏。是当时以苏州本为最善，而今亦无存”，并总结历来苏集“体例大要有二：一为分集编订者，乃因轼原本原目，而后人稍增益之，即陈振孙所云杭本。当轼无恙之时已行于世者，至明代江西刊本犹然，而重刻久绝；其一为分类合编者，疑即始于居世英本，宋时所谓大全集者类用此例，迄明而传刻尤多”。 (42) 文中所引宋陈鹄语，见其所撰《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三“洪玉父所编豫章集前后抵牾”条。不仅陈鹄，宋胡仔也有类似记述：“《东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备成》二集，诗文最多，诚如所言，真伪相半。其后居世英家刊大字《东坡前后集》，最为善本。世传《前集》乃东坡手自编者，随其出处，古律诗相间，谬误绝少，如《御史府》诸诗，不欲传之于世，《老人行》《题申王画马图》，非其所作，故皆无之。《后集》乃后人所编，惜乎不载《和陶》诸诗，大为阙文也。” (43) 可见居世英苏州所刊《东坡全集》深受宋代学者推崇。居世英，据《吴郡志》记载，为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沈晦榜进士 (44) 。检明王鏊等撰《姑苏志》，发现一段有关记载：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襄阳盛章以朝奉郎、直龙图阁、京畿转运副使、充集贤殿修撰知苏州。“宣和元年七月，臣僚言：章守平江日，于豪民居世英家借贷，动数千百缗，请求嘱托，悉出其手。物论喧腾，章遂以女妻之，以弭外议。” (45) 可见居世英家产殷实，故可精刊《东坡全集》。
5. 《乐圃余稿》《附录》
《乐圃余稿》10卷、《附录》1卷，宋朱长文撰，宋绍熙五年（1194）朱思刊本。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乐圃余稿》10卷、《附录》1卷，提要称朱长文“著述甚富，所撰诗词、赋、辨、表章、杂说凡一百卷，以所居名乐圃，故名之曰《乐圃集》。南渡以后，尽毁于兵。其从孙知汉阳军思裒集遗文，得诗百六十有三、记五、序六、启七、墓志五、杂文六。重为编次，类为十卷。又以墓铭、表传等为《附录》一卷，锓木以传。以非《乐圃集》之全本，故名之曰《余稿》。岁久版佚。藏书家递相传录，惟写本仅存。康熙壬辰，其裔孙岳寿即旧木重刊，复行于世” (46)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七七著录张立人手抄本《吴郡乐圃先生余稿》10卷、《附录》1卷，侄孙中奉大夫知汉阳军事赐紫金鱼袋思裒次，并录朱思绍熙甲寅序：“《乐圃文集》旧有百卷，家藏古今篇帙动万计，与夫数世聚族之居，堂宇亭榭，名花古木，罹建炎兵火之难，吴城失守，一日翦为劫灰……思自幼搜访乐圃余稿，每得一篇，必珍而藏之。今裒集有年矣。”遂编为10卷，“捐俸募工，以锓诸木”。
明清时期，《乐圃余稿》有多种抄校本、影宋抄本存世。清学者卢文弨曾抄校《乐圃余稿》，并撰写跋语：“著书满家，不幸而无零章剩幅之传者，比比是也。宋朱伯原氏有文三百卷，经兵燹亡失。其从孙思掇拾补缉，仅得三十之一而已，名曰《乐圃余稿》。不必皆其生平文字之至者，然而流传五六百年不衰，犹幸也。夫伯原，吴人，举乙科，以足疾不仕。穷经阅古，世皆知其贤。起教授乡邦，为诸生说《春秋》。后又以之教国学，著《春秋通志》二十卷，今亦佚矣。独《墨池编》二十卷，世尚有版行本。他所著《图经》《琴史》，不能定当世藏书家之有无也。人生何必为达官要职，如伯原氏，官不过正字，所尽者不过师儒之职，而当时贵之，后世慕之，其所居乐圃之坊名，至今未改也。学何负于人哉！人富善用其长，毋强用其所短。伯原氏可师也，安在其无能庶几乎。” (47) 从中可见著作出版传世，与社会环境和社会风尚的关系至深。
6. 《石湖集》
《石湖集》130卷，宋范成大撰，宋嘉泰三年（1203）范莘苏州刊本。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著录范成大《石湖集》136卷，未记及版本。《宋史·艺文志》则著录《石湖大全集》136卷，与陈氏著录同。而又有《石湖别集》29卷，又有《石湖居士文集》，亡其卷数。今存《石湖诗集》有嘉泰三年成大子莘、兹跋，曰：“先人尝为莘等言 ‘自十四五始为诗文，晚而深笃，或寝疾，医以劳心见止，亦以政自不能不尔谢之。’手编仅成帙，而弃不肖之孤，其尚忍言哉！当从九京游而未敢者，以先人之志未承也。诗文凡百有三十卷，求序于杨先生诚斋，求校于龚编修芥隐，而刊于家之寿栎堂。春秋霜露，思其志意，思其所乐，
然如见，忾然如闻，庶得借口以告吾先人云。嘉泰三年十二月初三日莘、兹谨书。” (48) 龚颐正，字养正，室名芥隐，祖籍历阳，苏州人。官枢密院编修、实录院检讨。有文名，尤为范成大所赏。寿栎堂，范成大苏州居所堂名，《石湖诗集》卷三十二有《寿栎堂前小山峰凌霄花盛开，葱蒨如画，因名之曰凌霄峰》诗：“天风摇曳宝花垂，花下仙人住翠微。一夜新枝香焙暖，旋薰金缕绿罗衣。”
明清以来，仅有《石湖诗集》34卷传世，其中以清康熙苏州顾嗣立刊本最著。《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石湖诗集》34卷，提要称：“此本为长洲顾嗣立等所订，乃于全集之中独摘其诗别行，而附以赋一卷。前有杨万里、陆游二序。然万里所序者乃其全集，不专序诗。游所序者乃其西征小集，亦非序全诗。以名人之笔，嗣立等姑取以弁首耳。据万里序，集乃成大所自编。考十一卷末有自注云，以下十五首，三十年前所作。续得残稿，附此卷末。其余诸诗，亦皆注以下某处作。是亦手订之明证矣。诗不分体，亦不分立名目，惟编年为次。” (49)
7. 《白氏长庆集》
《白氏长庆集》71卷，唐白居易撰，宋嘉定初（1208—1209）平江守李大异刊本。
开成四年（839），即白居易离开苏州13年后，将自己亲手编纂的一部《白氏文集》写本送至苏州南禅院千佛堂。宋代苏州曾两刻《白氏文集》，一为大字本，一为苏州守李大异所刻。南宋文学家楼钥《攻媿集》卷七十三《跋龙眠二马》：“余家藏《白氏长庆集》久矣，近又得吴门大字者。周伯范模欲得旧本，以所藏龙眠二马遗余。古有以妾换马者矣，以书换马，自攻媿始，可博一笑。”卷七十六有《跋白乐天集目录》，称：“香山居士之诗，爱之者众，亦有轻之者……余平日佩服其妙处，手编目录，寄吴门使君李公谏议，并以所闻录寄之。李德邵璜有《白氏年谱》尚当访求，以成此书云。” (50) 楼钥（1137—1213），字大防，自号攻媿主人。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为官刚直，文辞精博，有《攻媿先生文集》112卷。李璜，字德邵，自号檗庵，江都人。后寓居四明。楼钥在《檗庵居士文集序》中曰：“尝取其《白氏长庆诗谱》录寄吴门使君李谏议，即为刊于集后。”李大异，字伯珍，隆兴（今江西南昌）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嘉定元年（1208），以朝奉大夫、徽猷阁待制知平江府。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著录，嘉定三年，宝谟阁直学士李大异在建宁刻《本（皇）朝大诏令》240卷。
8. 《张司业集》
《张司业集》8卷，唐张籍撰，宋淳祐四年（1244）平江府署刊本。
张籍诗集，最早为张洎所编。张洎在序中自称搜集20年始成完本，共辑得400余篇，次为12卷，名《木铎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著录《张司业集》8卷、《附录》1卷，解题称：“汤中季庸以诸本校定，且考订其为吴郡人。魏峻叔高刻之平江，续又得《木铎集》，凡他本所无者，皆附其末。” (51) 魏峻，字叔高，号方泉。淳祐四年（1244），以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兼两淮浙西发运副使。
9. 《鹤山文集》
《鹤山文集》100卷，宋魏了翁撰，宋淳祐十一年（1251）魏近思、魏克愚平江刊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100卷、《目录》2卷，卷首有淳祐九年（1249）吴渊序，称：“公薨背十二年，而二子曰近思、克愚，萃遗稿刻梓，属渊序发之。”卷末有淳祐十一年吴潜后序，谓：“公之子近思、克愚相与搜遗罔轶，有《正集》《外集》《奏议》凡一百卷，将锓梓行于世。” 此本卷末尚有开庆元年（1259）佚名者后序，详述刻梓经过：“余发未燥，闻鹤山先生名。年志学，诵鹤山先生文。先生将漕乡邑，伯仲叔季从先生游，余于定省余暇，获聆先生謦咳……岁乙酉，余忝以《春秋》窃第……越二十余载，侥幸分倅靖南。适郡太守乃先生长翁……暇日索先生文集，长翁以姑苏本垂教……余自顾此行，所得良不浅也。惟字书尚舛讹费点勘，拟命工刊正……家有先生遗稿，刊正之局方开，嘉定法掾赵与梣以得于先生次翁温本相过，字书精，纸墨善，意无以出其右。寻熟读，则舛误犹姑苏本。既而制干何璟、漕幕朱景行、昌士卢贞，皆以所藏先生《雅言》《周礼折衷》大魁之作来，至如墓志、书札等文，亦与《大全集者》项背相望，类成一编，比姑苏、温阳二本加详焉。余谓是编不容不再刊之，先生残编断简，散落人间，未易裒集，复命汉嘉士杨起寅偕寮友日夕相与校正，孱工锓梓。本集已有退庵之序，履斋之文，可以为重矣，余何措一词。” (52) 序末题：“开庆改元夏五月甲子，诸生朝请大夫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公（下文残缺）。”（图6-7）序中“岁乙酉”，其年为理宗宝庆元年（1225），“越二十余载”，则至宝祐初（1253—1254），上距魏近思姑苏刊《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仅数年。“退庵之序，履斋之文”，即指吴渊序与吴潜后序，吴渊号退庵，吴潜号履斋。开庆序后有清钱大昕跋，称：“据此跋，知旧有姑苏、温溪两本，皆止百卷。至是始以《周礼折衷》《师友雅言》并它文增入，为百有十卷，故有‘重校大全文集’之称。”
图6-7 《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开庆元年后序书影
由此可见，开庆序刊本以魏近思姑苏刊本及温阳本为底本，增校而成。据此本卷叶所钤藏印，清以来，先后经昆山徐乾学传是楼、苏州黄丕烈、汪士钟，以及南浔刘承干嘉业堂、南海潘宗周宝礼堂珍藏，最后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近年已辑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授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开禧二年（1206），迁校书郎，知嘉定府。绍定中，累迁至同签书枢密，督视京湖军马，并领江淮，封临卭郡开国侯，御书“鹤山书院”四字赐之。已而以浙东安抚使就医平江，嘉熙元年卒。谥文靖。赐第于平江，葬吴县高景山金盆坞。所著《鹤山文集》外，尚有《九经要义》《周易集义》《易举隅》《周礼井田图说》《古今考》《经史杂录》《师友雅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