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变农场
火车本身并没有创造城市。抛开那些夸大火车像机器之神的措辞，铁路仅仅是一个往返工具，其主要职责就是跨越城市与农村的界限。它的作用与火车头的神奇威力没多大关系，主要在于它在两个世界之间打通了一个改造彼此的走廊。火车载着货物和乘客到达市场，来自城市与农村的买卖双方为商品定价。从这个意义上讲，芝加哥即便是世界上最大、最壮观的集市，也仅仅只是一个集市点而已。铁路出现后，其附近似乎一夜之间产生的城镇和农场，实际上就是响应集市召唤的结果。芝加哥本身亦是如此，它于19世纪后半叶史无前例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农业腹地人们的劳动创造：他们通过运送劳动果实到市场，为城市和农村同时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城市并没有创造乡村，”一位芝加哥的常住居民曾在1893年反思说，“相反，农村一直以来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没有前者，后者不会存在。没有农民，也不会有城市。” (1) 这一点最为符合芝加哥。
正如火车或城市用自己的方式带来革新一样，农民们为五大湖西部的乡村也带来了新的人类秩序。帕塔瓦米印第安人和其他族印第安人世世代代在密歇根湖附近的小块土地上种植玉米，但规模总是有限；而从欧洲移民过来的美国新农民却紧盯市场耕种玉米，扩大了种植面积，提高了收成，尤其是在铁路可以大量运输农作物后更为明显。除了食用粮食，美国新农民还用印第安人从未尝试过的方法酿酒，或用来当作猪和其他家养牲畜的饲料，这两种方法都能轻易地将农作物输送到市场。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种植当地从未种过的各种水果蔬菜与欧洲谷物（尤其是小麦）。
正如印第安人上千年来培植了玉米一样，每一种谷物、蔬菜都经历了人类长期使用加工的历史。经过人们对无数代品种的选择性培育改良，小麦、黑麦或燕麦自身也成为人类技术的产物——每个生物体的生命都体现了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交织。多数物种经过专门化的培育后难以在野外生存，只能在人工维持的专门环境中生长。为了“再生”这种环境，人们求助于各种方法与工具。为了准备合适的、浓厚茂密的草皮以帮助外来的种子茁壮成长，农民必须借助铁犁钢耙铲除野草、松动土壤。为了拉拽这些沉重的农具，他们需要动用牛马——当然这些动物的驯化本身也是全球技术史上伟大的篇章。一旦种子长大成熟、等待收割，农民们仍然需要其他农具，如镰刀、收割机和脱粒机——每一样农具在芝加哥的最快发展期都经历了重要的技术革新。 (2)
冰川令大湖以西的地区非常适应美国人与欧洲移民带来的种植物和农业技术。 (3) 峡谷中纵横交错的河流冲击留下的冰川淤泥，以及山坡上飞扬的尘土沉淀下来的淤泥，经过几千年的封尘累积成为富含矿物质的土壤。在土壤表面，大草原上的草也有突出的贡献，它们产生的黑土壤需要用英尺而非英寸来测量。而且，每英亩包含了超过150吨的有机物，看起来似乎是个取之不尽的肥沃宝地。下面的母岩通常蕴含了丰富的石灰物质，草原的草皮将它们运送到地表，从而阻止了土壤酸化，使土壤更加适合农民们预期种植的谷物。再加上同样有利的气候因素，很难想象会有比这里更适宜的农耕环境了。 (4)
在此耕种的家庭起初发现这种土壤并不理想，因为原生植被过于茂盛，造成传统的犁具很难翻土。野草形成的厚厚草垫导致高地的雨水鲜有渗透到地底6英寸以下，所有植物（差不多除了耐旱最顽强的）都难以扎根生长。 (5) 铁边木犁迅速以失败告终。农民们需要的是一种钢犁，可以在砍除缠结的草根后仍然保持锋刃，就像19世纪40年代约翰·迪尔（John Deere）和其他草原制造商们开始在店铺生产的那种犁具。 (6) 于是许多农民聘用拥有超大犁具的专业“草原铲草者”，先进行初步的除草。这项工作必须选准时机：因为过早，草原的野草会重新生长，吞没庄稼；过晚，翻土后的植被没有迅速腐烂，不利于秋季的耕种。专业铲草设备虽然昂贵，但对于无力购买特殊铲草设备的小农场主却非常值得。 (7) 这样，农民们既省了初步的除草翻土工作，又不用耗费大量时间在靠近东部的森林地区清除树木和木桩，可以立即在地里播种。
之后，美国西部当地各种各样的牧草（如大大小小的须芒草、侧穗格兰玛牧草、印第安垂穗黄草等）开始退长到耕地的边缘。几十种构成草原生态系统的牧草迅速让位于农场作物。其中最受欢迎的作物就是玉米和小麦。与荷锄劳作的印第安前辈不同，美国农民可以使用驮拉重物的役畜开犁大片玉米地。正如草原传唱的谚语，当春天的橡树叶长得和松鼠耳朵那样大时，他们就开始播种玉米地。为了防止幼苗被野草吞噬，他们在每排幼苗之间来来回回耙犁好几遍，一直到7月14日农作物通常能够自我保护时为止。家家户户必须用人力收割玉米，但是要等到10月或11月，甚至到来年的春季，因为这样才可以减少对玉米的损害。即便玉米价格低廉，只有为数不多的美国人，甚至更少的欧洲人会将其作为主食，但它仍然占据草原农业的主要位置。因为，虽然人们可能不爱食用玉米，但动物们喜欢。此外，比起其他农作物，玉米的产出量非常大。
面包几乎是大部分欧美人的主食，所以小麦就成了西方农业传统的经济作物。在早期边疆的大多数地区，小麦非常受欢迎，为谷物市场带来了最好的市场价格，并立即成为农民的收入来源；相比之下，玉米则黯然失色，除非其用作饲料，转换成猪肉或者酿成酒。农民秋天播下冬麦的种子，再耙土盖上，然后在春天或初夏收割。不幸的是，19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的小麦因为天气、冰冻、枯萎病、锈病和各种虫害，遭遇了歉收。麦农们尝试了许多技术对付这些问题，如保护麦种、防止冰冻，并且改变谷物种植时间以避免害虫的生命周期，但是种植冬麦始终有困难。于是，许多农民转种春麦，在土壤化冻后播种，夏末或秋季收割。
收割小麦一直比收割玉米复杂。每根玉米穗躲在保护壳里，通常不会受到大风、暴雨或者母体植物死亡的危害。但小麦和其他小型谷物却没有那么幸运，它们可能因为自身过重而摇摇欲坠，也可能因为过分成熟，谷穗落入地里，或者遇到潮湿季节采收而易于腐烂。时机就是一切。如何把握时机？这常常使得农民们在一段时间为丰收还是歉收感到焦虑。当收割机的发明者赛勒斯·麦考密克（Cyrns McCormick）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出售芝加哥工厂生产的收割机时，草原农民之所以反响热烈，主要就是因为人工收割小麦的风险性和艰难性。
这样的风险让农民们不再过度依赖某种单一作物。尽管在物种的多样性上，农场与原始牧场无法相比，但典型的农场主要种植几种作物，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单种栽培领域。因为小麦是传统的边疆经济作物，而玉米多产且可作为动物饲料，所以这两种作物最受欢迎。农民尽量合理安排其他作物的种植，避免干预小麦和玉米这两种主要作物的生长周期和劳力要求。燕麦、黑麦和大麦有时会有种植地块，尤其随着南北战争后芝加哥等其他城市大量购买燕麦饲养马匹，燕麦在接下来的那些年更受欢迎。为了就近饲养动物，农民依靠从家园附近的草原遗地上割干草。19世纪末，草地愈发稀少，于是各个牧场兴起种植梯牧草、蓝草和三叶草等备受青睐的“栽培的牧草” (8) 。暖季，牧养牲畜在开阔的牧场自由食草；冬季，草场枯萎，它们就吃干草和玉米。而对农民自己来说，家庭种植了各种蔬菜园以备家用，其中包括土豆和洋葱等块根作物，豌豆和豆荚等豆类植物，以及西瓜和南瓜等瓜果蔬菜。此外，奶牛提供牛奶、奶酪和黄油，家禽生蛋，肉猪产肉，绵羊产羊毛和羊肉，果园根据家庭饮食提供苹果和苹果汁。每个农场都是一个精心部署的环境领域，农作物和动物各得其所，各自生长。农场家庭精心按照这些生物的生长周期，用心打理这类小型人工生态系统的生物“居民”，并组织生活。
为了成功经营农场，人们必须建造各种建筑物，以与当地自然环境分开，保护居民——家人住农舍，牲畜住牲口棚和户外棚，工具和机械器具放在工具棚；同时还在牧场周围围起栅栏，防止放养的牲畜践踏农田和草坪。这些建筑物是农村地区第二自然最明显的象征，随着农民迁往新的土地而扩散增多。 (9) 但是在建造过程中，人们必须面对草原优势所导致的劣势——优势就是不需要为了农耕铲除树木，而劣势则是寻求建筑木材时没有树木可砍。起初的折中解决方法是大家聚居在林地和草地的中间地带。早期的定居者将农场设定在河道附近，河道就像一条缎带，从林木繁茂的地区流到另一端没有树木的地区。正如1838年一本移民指南所说的，最初的草原农场“通常都建在毗邻木材的草原地区”，致使“一片片农场环绕整个草原，犹如草原系了一条腰带”。 (10) 农民们最终从这些林木地区分散开去，但仍然继续依赖它们提供木材和燃料。后来的农场即便没有树木生长，但木栅栏和木制建筑依然屹立，它们默默告诉人们，农场的早期居民当初如何巧妙地运用森林和草原产物而生存下来。
随着人们在土地上建造木式建筑，他们在无形中也破坏了草原的生态系统，就像他们农耕所造成的破坏一样。除了翻耙草皮，农民还要阻止“年火”。这种一年一度的大火很多是印第安人放的，早前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防止森林侵吞草地。 (11) 因此，花几百个小时、几百美元建造栅栏和谷仓没有意义，因为最终都可能被烧毁得一干二净。于是，村民们采用各种技术——开辟防火带、割掉草地上的草、减少天然燃料资源——以降低火灾的次数，或者直接灭火。一旦火灾不再烧到树苗，树木就在农场或牧场之外的土地上生长，农民们也任其生长，最终形成了七七八八的小树林。换句话说，草原在森林和农田面前一样败下阵来。不过，再生的橡树和其他本地硬木生长得仍然太慢，无法满足农民们对木材和燃料的饕餮胃口。不久， 草原的农场家庭开始向芝加哥等城市的商人寻求木材供应。
农田、栅栏、防火带，这些环境分区的具体象征物使农耕成为可能，同时也表征了一种分割土地所有权的基本财产制度。从1785年开始，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实施出售公共土地的制度（尽管美国很少有地区适合该制度），整个国家按照平方英里细分为巨大的网状地块，目的就是为了将土地通过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转化为地产。政府测量员无视生态环境的差异性，将所有的土地盲目地等分为大小均等的网格，从而让土地适合在市场上销售。正如19世纪30年代芝加哥土地狂热期发生的情况一样，这种网格地块将草原转变为商品，并作为所有土地后续使用的基础。 (12) (https://www.daowen.com)
从19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政府就开始出售伊利诺伊南部的土地，新到的定居者可以任意购买，或者半块，或者160英亩（合1/4平方英里）的整块。看起来整齐划一的地带，其自然分界线却隐晦难辨，这也意味着政府调查员的“棋盘”不会有明显的问题，因为网格清晰地表达了新农业秩序下的牧场、草地和玉米地。 (13) 新秩序带来了丰饶的小麦和玉米、牲畜和家禽，所有这些都在整齐划一的矩形框架中产生。矩形田地意味着不管农民和马儿是否像割刈者那样拖着犁、耙或其他新式农具，都能够披荆斩棘，夷平长草。因为农田面积辽阔，形式统一，又相对避开了岩石或其他障碍物，草原农民享受到了规模经济的好处，相比许多东部农民，在能够负担得起的情况下，他们更善于采用新型农业机器。
尽管网格地块外形统一，但并非所有土地都对农耕有利。芝加哥的老板们就遇到了不幸，平坦的草原让低地地区面临糟糕的排水和洪水问题。J.M.佩克（J.M.Peck）曾在1831年的移民指南中警告新来的移民，购买这种土地容易自寻麻烦。佩克写道：“移民在旱季可能会误解，甚或幻想拥有一个富饶、平稳、干爽的有前景的农场，但到第二年春天，他们才明白一切。”雨季中，雨水蓄在犁渠，使土壤粘稠紧致；而在旱季，经过阳光烘烤，土壤干涸龟裂。 (14) 要想找到理想的农场地址，就必须在含水过多和含水过少的土地间进行权衡。一般来说，农民们设法远离雨水泛滥的平原和湿草地，以避免排水不良。不过，他们又需要足够接近河道以维持树木和水源的供应。
河道还有另一个优势。鉴于边疆路况糟糕，草原的河流就成了高速公路。农民们经常设法把他们的商品通过河流运到市场，因为地势平坦的草原上河流极少湍急，蓄水充沛时容易航行。1821年，旅行家亨利·罗威·斯库克拉夫特（Henry Rowe Schoolcraft）说到伊利诺伊河，也描述了许多小溪流的状况：“水流缓慢，与其说是河流，其实更像运河。” (15) 虽然行驶在这样的河上可能慢慢悠悠，倒也轻松安全。
图3.1 1820年亨利·罗威·斯库克拉夫特的芝加哥风景 (16)
为了去市场，农民们只好自制筏子或平底船，或者更经常的作法是，把农作物卖给本地商人，由他们汇集其他农民的产品一起进行装运。 (17) 在1850年以前，典型的西部平底船建造成本为40—140美元，可以承载100吨的货物。 (18) 在大河流域，特别是密西西比河，人们可以预订汽船航运货物。不过，农民们仍然需要使用马车抵达水路，他们最初定居在草原边缘地区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离河流更近。正如城市推动者的理论所示，水路汇集了乡村的货物，再发往下游区域的城镇、城市和未来大都市的市场。
出于这些原因，欧洲美国人最初所占用的草原的农业用地，大都分布在主要河流的主干水域。 (19) 就像芝加哥，其最早的皮毛交易市场位于重要的河岸和港口。农场聚居点倾向于从这些早期的市场中心向外扩散。芝加哥1833年刚发展的时候， 伊利诺伊州唯一相当大的非印第安人群就沿着密西西比河岸和伊利诺伊河下游，聚居在该州西南角的圣路易斯，抑或在东北部加莱纳附近的铅矿地区。（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聚居者也占领了密西西比河的爱荷华州那侧的地区）。20年后的1850年，聚居点差不多已遍布该州，但沿河的走廊地带仍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如，在芝加哥周边地区的外围地带以及密西西比河、伊利诺伊河和洛克河流域就生活着该州多数的居民。而最大的农业人口群一直聚居在圣路易斯周边地区，这里仍然有该地区最好的市场。不过，加莱纳—芝加哥联合铁路的修建也使得芝加哥以西地区的人口渐增。 (20)
聚居者来自许多地方。1833年芝加哥土地热潮之前，涌入的人群主要取道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来到这里，小部分聚居者则来自南方的肯塔基、田纳西、弗吉尼亚诸州以及俄亥俄和印第安纳两州的南部地区，比例很小。与此同时，许多英国家庭，或单个，或成群结队，开始移居到此地。 (21) 到1850年，随着五大湖开始承载更多的乘客量，更多来自纽约、宾西法尼亚和新英格兰的开拓者加入了新移民的大潮。其中有越来越多的国外移民，英国、爱尔兰和德国人占了最大的比例。外国移民分散定居在各个城市：尽管伊利诺伊州总体上只有12.5%的移民出生在国外，但库克县却有一半的居民（大部分居住在芝加哥）出生在美国之外的地方。 (22) 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路易斯等城市的相对“外国性”持续至19世纪末，而农村聚居点也有了一定比例的农业移民家庭。
图3.2 1834年约书亚·哈撒韦制作的芝加哥平面图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