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黄色财流
铁路公司改变了这一切。他们通过向农村货主提供另一种到达城市市场的方法，调整了农产品的流通路线，并促使其服务地区产生新的聚居模式。之前，抵达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的移民主要定居于最靠近圣路易斯的河谷；1848年以后，他们迅速进入芝加哥以西的铁路走廊。 (40) 到达后，新定居者增加了高地草原上的农业生产，而此前这些地方几乎看不到耕地：譬如，伊利诺伊中央铁路为以前该州中部尚未有人定居的大草原打开了通道。 (41) 同样重要的是，铁路也为有人定居的地区带来了福利，以前除了水运，没有其他办法将粮食从这些地区输送到市场 (42) ，现在通过降低土地运输成本，铁路允许农民卖出更多的粮食，并提高他们对自己生产规模的预期。
可预见的结果是，芝加哥收到的粮食激增。1850年之前，圣路易斯经营的小麦和面粉还是芝加哥的2倍多，但在5年内，年轻的城市就远远超过了它的老对手。在1848年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开始将玉米向北推向密歇根湖的湖运之后，水上玉米贸易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43) 因为运河和铁路增加了芝加哥仓库的粮食流入量，这两类运输公司都自发鼓励扩大港口的出口量，从而使得西部的贸易由南向东重新定位。1850—1854年，通过大湖区向东运输货物的净总量最终超过了新奥尔良的运输总量。 (44) 对于这种对农业贸易的重新导向，没有哪一个地方比芝加哥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芝加哥及其商人永远改变了草原农民出售农作物的方式。同时，农民及其生产的作物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芝加哥的市场。
大量的粮食涌入芝加哥，扩大了其市场，但运输数量庞大的货物仅是铁路运输的部分贡献。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用铁路运输粮食更为快捷，并且使用了更加标准化的中型装载量的货运车厢。譬如，就小麦运输而言，在货主和铁路管理人员看来，提起货运车辆，很快就会想起“车载量”而不是单个的“麻袋”，其中每节车厢载重大约325蒲式耳。 (45) 铁路经由轨道、旁轨和车站所构成的狭窄通道，把粮食运输进入城市。随着越来越多的火车越来越频繁地通过这些通道，农民仍然赶着马车接送货物去火车站就不堪重负了，于是货运交通拥塞逐渐成为一个问题。正如《芝加哥民主报》在1854年的收获季节报道的那样，“现在，成堆的粮食裸露地堆放在我们的大街上，道路令人窒息地拥堵，超负荷的运输队、爆裂的袋子都证明了人们急需空间……我们想要更多的仓库……想要更多的汽车和机车” (46) 。
地理因素和资本逻辑表明，芝加哥的拥塞感不同于圣路易斯的拥塞感。1854年，运输210万蒲式耳小麦的数百艘大小船只途经圣路易斯码头，散布在数百码的滨水区。 (47) 数百人（其中许多人只拥有少量的资本）分担责任，确保粮食在旅途中的安全。同年，也有300万蒲式耳的小麦途经芝加哥，虽然总量比圣路易斯稍微大些，但这超过100万蒲式耳的运输量仅仅是通过加莱纳—芝加哥联合铁路这一条线路进入城市的。 (48) 在芝加哥，一小群铁路公司经理担负着运输数百万蒲式耳粮食的经济重任。考虑到铁路车辆、旁轨和其他设备所代表的大量资本投资，经理们有强烈的动机让员工尽快清空粮食运输的车辆，使其迅速重新运作。如果经理们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本设备的使用并防止拥塞，快速周转是非常必要的。
要实现这些目标，意味着将粮食从麻袋中倒出、从工人背上卸下，并引入自动机械化，使其更快速和高效地运输。创造这种可能性的发明是美国农业史上最重要但也是鲜为人知的一项发明：蒸汽动力谷仓。 (49) 该发明最初在1842年由一位名为约瑟夫·达特（Joseph Dart）的布法罗仓库管理员引进，很快被芝加哥的粮食经销商采纳。19世纪50年代末，芝加哥人已经将他们的谷仓系统进行改造并超越了其他任何城市，这导致了全球粮食营销模式的转型。 (50)
从结构上讲，这种谷仓是一个多层仓库，由多个编号的垂直容器组成，每个容器可储存不同种类的大量粮食。但正如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在1861年参观芝加哥仓储时观察到的那样：“这座壮观的大楼不是一座仓库，而是川流不息的玉米流通的通道或河道。” (51) 谷仓与早期仓库的区别在于使用了机械装置，而不是使用人力将粮食移入移出。谷物通过铲勺或铲斗，经由无限蒸汽驱动的输送带运送到谷仓顶部后，在一组秤上称重——这种技术很快推动了芝加哥经销商根据重量而不是体积来定义标准蒲式耳。 (52) 接着，谷物从秤的底部经由一个自动旋转滑槽滑落至容器，谷仓操作员可以直接进入仓库为其编号。一旦谷物进入存储的容器内，工人只要打开容器底部的一个滑槽，就可以让地心引力完成剩余的工作，从而将谷物运送到待运的船只或铁路车厢里。 (53)
铁路出现之前的整个19世纪40年代，小型的马力驱动谷仓一直在芝加哥使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48年第一座蒸汽动力谷仓的出现。它由罗伯特·布里斯托尔（Robert C. Bristoc）船长建造，是一座四层的砖式建筑，面积为75平方英尺，总容量超过8万蒲式耳。 (54) 按当时的标准，布里斯托尔谷仓很快就因为城市日渐增加的谷物流动而相形见绌。不到10年，芝加哥最大的谷仓差不多都有布里斯托尔谷仓的10倍大，它们都归主要铁路公司所有或依附于铁路公司。
这种规模的谷仓的建筑用料是2英寸厚的木板，多块木板用螺栓连接并用铁钉固定，形成10英寸厚的墙壁。芝加哥—洛克岛铁路公司1856年所建的最大的仓库有70万蒲式耳的容量，内有宽10英尺、长22英尺、高41英尺的90个存储容器，由10条传送带传送，整座谷仓装满谷物的时候重达2400吨。 (55) 在19世纪50年代，这些设备使芝加哥拥有了更快地处理更多的粮食的能力，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望尘莫及。到1857年，芝加哥拥有了十几座粮仓，其总容量超过400万蒲式耳。这意味着，芝加哥的小麦存储量比圣路易斯一整年的运输量都要多。 (56)
由此，河流运输系统的一些隐藏成本开始更加明显。芝加哥报纸曾兴奋地描述了圣路易斯处理一艘载有一万蒲式耳蒸汽船的方式：
它满载麻袋而来，这些麻袋必须由一群懒洋洋的劳工从船上搬走，他们疲乏不堪地用肩膀一麻袋一麻袋地扛，然后堆在堤坝上。麻袋通过水路运到仓库或者某段堤坝待运输时，可以在堤坝享有24小时的滞留特权。在那里，必须重复相同的缓慢过程，因为一切都由人力完成。 (57)
最终的结果是，到达圣路易斯的一万蒲式耳的粮食，可能需要“大概两三百个爱尔兰人、黑人和骡子的几天劳动” (58) 。鉴于这位推动派作者有亲芝加哥、反黑人、反爱尔兰人的倾向，当然不能仅仅从表面看待他的描述。这些“爱尔兰人、黑人和骡子”行动迟缓，更多还是因为将这么多麻袋从一艘船运到另一艘本身就有很大的困难，和懒惰无关。由于工作很辛苦、运输技术粗糙，谷物因此在经过圣路易斯时被拖延了时间。
图3.3 圣路易斯码头水上运输的全盛时期 (59)
粮食在河流上的运输一直是劳动密集型的，只要货物运输继续靠麻袋包装，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因此，圣路易斯并没有因堤坝的贸易增长形成规模经济；它只不过是增加了码头工人的就业率，其中有许多工人是奴隶和近期移民。由于没有一家河流运输运营商敢说谷仓这种设施可以保证粮食的稳定流量，因而与芝加哥铁路运输的金黄色财路差不多，谷仓的建造受到了影响。平底船建造起来便宜简单，因而也限制了人们对大型蒸汽船的投资，这同样阻碍了昂贵的粮食处理设备的发展。 (60) 除此之外，密西西比河的高度不断变化，在极端季节上涨或下降超过了40英尺，这也让许多人认为永久性谷仓在堤坝上根本不实用：如果建造谷仓时远离河流以避开春季洪水，那么剩下的季节它们离河岸又太远。 (61) （在这方面，芝加哥河上慢腾腾、黏糊糊、又懒又脏的蒸汽船这些显而易见的缺点却被证明对贸易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62) 所有这些原因导致内战前圣路易斯的投资者都不愿冒风险花数十万美元建造芝加哥那样的谷仓。 (63) 圣路易斯直到内战都没有投入运行的谷仓。 (64) 因此，穿过河流城市的粮袋必须支付每蒲式耳6—8美分的额外处理成本 (65) ，甚至麻袋本身也要花费2—4美分。 (66)
芝加哥谷物处理技术的规模和效率不断提高，这取决于一个条件：小麦、玉米或其他作物的运输不需要求助于老式麻袋。到达芝加哥的谷物可能通过货车、运河船或火车运输，但是要让粮仓传送带运送，粮食必须是未加包装的。这样，玉米或小麦不会像固体一动不动，而是开始像液体，像水一样流动，形成金色水流。如果农民避免使用麻袋，只是将谷物直接装载到火车或船中，连接车辆或船只的谷仓槽就可以升高，从而将颗粒状的、像液体一样的谷物倒入准备好接收的任何谷仓容器中。《芝加哥每日民主报》曾在1857年描述如下：
我们的仓库都竖立在河流及其支流上，铁路轨道就在它们后面，所以载有粮食的列车可以停在大型升降仓库的对面，列车上的粮食以6000—8000蒲式耳每小时的速度进入谷仓，与此同时，在另一端，相同的谷物可以运送到两三个螺旋桨［船］上，并将在六七个小时内去往布法罗、奥斯威戈、奥格登斯堡或蒙特利尔。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噪音或喧嚣；除了机械装置，几乎没有任何劳力。 (67)
(https://www.daowen.com)
图3.4 1857年詹姆斯·帕拉马特的《芝加哥鸟瞰图》 (68)
像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这样的大型谷仓，可以以每小时24000蒲式耳的速度同时清空12节火车车厢，并装载两艘船。正如特罗洛普所言，它“本身自成一个世界，也是灰尘最多的一个世界” (69) 。当所有12座谷仓全部满仓运行时，芝加哥可以每10小时接收和运送近50万蒲式耳的谷物。这种高效处理方式的经济效益非常大，1蒲式耳的粮食从铁路转到船上，成本仅需0.5美分，这使得芝加哥比圣路易斯拥有10倍以上的优势。 (70)
废除粮袋这种简单的方法虽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它们很快也带来了一个新的严重的问题，令早先粮食营销系统的整个法律制度受到质疑。以前的运输网络努力维护货主和他们运输谷物的所有权之间的联系。譬如，在最终客户购买了不同农场主的小麦之前，来自爱荷华州的农民史密斯的小麦不会与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农民琼斯的小麦混合。现在这一切已开始改变。随着芝加哥粮食贸易规模的增长，谷仓运营商开始反对将少量不同所有者的粮食储存在未装满的单独容器中，因为未填满的容器意味着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为了避免这种令人不悦的情况，他们试图在公共容器里混装粮食。这样，来自几十个不同农场的农作物可以混合在一起，操作成本的降低可以为谷仓运营商赢取更高的利润。实行这一效率更高的方法的唯一障碍，只剩下货主对实物粮食传统的法律所有权这种小事了。
尽管经过几年的挫败和开局不利，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组织是芝加哥交易所。这家交易所作为私人会员组织成立于1848年3月，最初吸引了不同商业领域的82名成员。 (71) 刚开始，它并没有特别关注粮食贸易，其主要目标是监测和促进城市的商业活动，并解决其成员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争端。如同其他西部城市兴起的商品交易所和商会，它试图代表城市商业利益的集体声音。 (72) 在交易所成立后的前几年，其成员通过了关于运河收费、电报服务、码头改善等影响城市经济事项的决议。然而，其成绩甚小，部分原因是它的实力有限。其成员可以发表声明，游说政客，并对其他商人进行道德劝告；他们也可以彼此商定所有交易所成员必须遵守某些商业惯例，明确处罚规定，包括交易所成员的损失。这种内部监管机制很快成为交易所最重要的力量，成员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达成集体共识，从而管制芝加哥的贸易。
在所有自发的组织中，成员们的共同利益一旦明确，便最容易达成共识。因此，该交易所在粮食贸易中最早的活动，集中于改善芝加哥的检查和计量系统，因为所有合法的贸易商都有兴趣同意统一度量衡以抑制欺诈。谷仓自动处理大量连续流动的粮食，使得按粮食体积计量的蒲式耳标准已然过时。因此，从1854年开始，交易所敦促城市商人用一个新的重量单位替换旧的体积单位，可用于校准谷仓秤。 (73) 对这种标准的需求是没有争议的，但成员们仍然争论1蒲式耳究竟应该算多少重量。19世纪50年代早期，交易所会议经常收到关于芝加哥一个玉米苞应该怎样算重量的大量争议：有些成员希望1标准蒲式耳重60磅，而其他成员建议56磅。在缺乏明确共识的情况下，两种计量方法连续使用了几年，也就有两种不同的价格，直到60磅蒲式耳作为标准出现才消除了这种困局。 (74)
成员们在协定这样一个基本标准问题上所遇到的麻烦表明了交易所前几年对解决争议无能为力。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交易所在借来的房间举行年会，发表声明，吸引了少数新成员。尽管其官员不断努力召开每日会议，让成员们可以在一个中心地点交易粮食和其他商品，但他们还是很难说服任何人前来。例如，1851年7月，为期9天的会员册显示，4天中只有1名成员出现，另外几天压根没人露面。即使免费供茶点也不能增加出席率。 (75) 芝加哥的粮食市场继续像以往一样分散，贸易商在城市各地的营业处、仓库和街道进行交易。
直到欧洲的粮食需求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扩大，交易所的运气才开始改变。1853年和1854年，美国小麦出口量增长了1倍，价值增长了3倍，而国内价格上涨了50%以上。 (76) 出口激增对芝加哥影响深刻。1853—1856年，从芝加哥运输的粮食总量增加了3倍多，仅1856年输出芝加哥的粮食就有2100万蒲式耳。 (77) 随着交易数量的增加，贸易商们发现集中营业更方便，交易所的出席人数开始上升。贸易商——通常是为真正的货物所有者和购买者工作的代理商——向交易所的会议室提供样品，进行价格谈判，并在买方和卖方之间安排契约，而不是在街头和仓库的粮食堆中讨价还价。在单一市场上聚集的交易者数量越多，市场就越有效率和吸引力。到1856年，交易所领导人对他们组织的重要性充满信心，他们甚至停止供应之前鼓励人们参加的奶酪、饼干和啤酒。很快，集中式市场的优势如此明显，以致没有一个正式的粮商敢不加入其中，所以交易所开始发行会员卡，贸易商在进入会议室之前必须向门卫出示。被称为“交易大厅”（Change，“Exchange”的简称）的日常会议楼层很快变得非常拥挤，交易所就此搬到位于拉萨儿和南水街一角的新办事处。 (78)
交易所的会员数至此已经达到数百人，终于有了足够的影响力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成员开始要求调整城市的粮食贸易。通过颁布所有贸易商同意遵守的市场规则，交易所实际上为整个城市及其粮食种植腹地制定了统一的标准。按照其1856年首次提出的规则体系，芝加哥的市场得以重组，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粮食贸易也将永远改变。那一年，交易所作出了重大决定，指定三类小麦——白冬小麦、红冬小麦和春小麦进入城市交易， 并逐一制定了它们的质量标准。 (79)
这个看似平常的行动实际上解决了谷仓运营商在单个容器中混装不同所有者粮食的困境。只要每次装运小麦或玉米时能标示出其与其他谷物区分的独有特点，那么就不可能混杂。但如果某次运输的货物是一种特定“级别”的粮食，那么与其他同级的谷物混杂也没有什么坏处。农民或货主将粮食运到仓库，并收到一份收据，说明他们或任何其他人都可以随意赎回。任何把收据交回仓库的人回收到的都不是原来批次的谷物，而是等量同级的粮食。粮食拥有人仅仅通过出售仓库收据就可以便捷地出售粮食，只要双方都同意他们正在交换的是等量的同类粮食，而不是卖方最初存储在谷仓中的实物粮食，这样双方都可以开心地结束这笔交易。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正如芝加哥的一位访客在参观了一座谷仓后所说的，“一个人的财产绝不会与另一个人的财产分开” (80) 。这种分级系统默认了谷仓分割所有权和实物粮食之间的联系，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81)
交易所的分级系统最初非常不正式，每个谷仓或多或少都自己设置规则，将粮食分类到新的等级。不过，委员会在两年内就实施了更加正式的分级规则，这与来自不同所有者的粮食混装在单个容器中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有关。农民们多年来一直抱怨，芝加哥市场上支付的价格并没有充分反映不同批次粮食的质量差异。 (82) 1852年，《草原农民》杂志驻芝加哥的一位记者曾经提到一个例子：四个农民到达芝加哥，一个带着发芽的小麦，一个带着脏兮兮的小麦，一个带着之前故意掺杂了灰和谷壳的较好的小麦，一个带着优质的清洁干净的小麦。尽管他们出售的粮食实际价值差异很大，但是这四个农民都收到了每蒲式耳47—50美分的报酬——因为谷仓运营商在小麦进入仓库时，还没有可靠的方法对不同质量的谷物进行分级和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就没有动力保持自己的谷物干净，因此芝加哥的粮食在东部买家中的口碑尤其差。事实上，正如第三个农民发现的，有时可以将其与更廉价的东西（不是所有东西都可口）掺杂在一起来增加重量，从而提高价格。这位《草原农民》的记者总结说：“难怪我们的小麦在东部市场的口碑那么差。” (83)
图3.5 1879年运抵明尼苏达州墨尔海德谷仓的小麦 (84)
在1857年开始的全国大萧条时期，脏的、掺假的和普遍劣质的谷物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由于农民在粮食价格崩溃之后努力获取足够的收入，春小麦的数量从1856年初到1857年底下降了一半以上，他们要么不愿彻底清理小麦，要么将小麦与价格略低的谷物——如燕麦、黑麦和谷壳等——混杂以增加重量，提高谷仓称重时的价值。 (85) 交易所的一位委员在1858年报告：“我们确信并相信，农民发送又潮又脏的谷物到市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们算计着在现行的检查体制下，这些谷物会被当作干净整洁的粮食销售而带来利润。” (86) 芝加哥的粮商发现，他们的小麦在标识为芝加哥市场的出货后，卖起来比平常更麻烦。为了获取更好的价格，他们谎称卖的是“密尔沃基俱乐部”——威斯康星州最好的谷物商，其在纽约会比“芝加哥春麦”每蒲式耳多带来5—8美分的利润——出货的商品。结果，根据一家报纸报道，西部商人以“密尔沃基俱乐部”卖给纽约的小麦比威斯康星州农民实际种植生产的数量多了4倍。 (87)
交易所成员担心该报告很快会损害他们的市场，于是在1857—1859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提高芝加哥谷物的声誉。其中的关键一步是对不同质量的谷物进行正式区分。从1857年开始，交易所不再承认“春小麦”是一个单一的类别，而是按质量从高到低分为三个等级：“俱乐部春麦”“一号春麦”“二号春麦” (88) 。即使这样还不够，1858年，交易所委员会宣布：“为了改善我们谷物的特性，今后必须完全拒收按以前的市场标准通过的大部分谷物。” (89) 至此，交易所成员增加了第四个级别——“拒收”，以定义最低级别。
交易所为玉米、燕麦、黑麦和大麦采用了可比的等级，但是小麦的价值越高，意味着它的分级标准比其他标准更为复杂。同时，贸易商也努力设计一个标准化体系，能够充分区分不同质量的小麦等级。接下来的几年里，分级标准变得越来越精细。到1860年，仅小麦就有了不少于10个不同等级。等级的区分不可避免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判断：例如，“一号白冬”要求颗粒“饱满、干净、没有掺杂其他谷物”，而“二号白冬”则要求“完好无损，但没有一号干净”。 (90) 尽管这些标准还有很大的商榷余地，但它们反映的分级和计量标准——饱满、纯正、干净和重量——马上变得愈发清晰明确。最好的谷物比其竞争对手更饱满、更纯正、更干净、更干燥，且更有分量。
为了确保芝加哥的谷仓在装箱时统一应用这些等级，委员会成员在1857年第一次决定重新任命一个正式的“市粮食总质检员”，质检员必须“能胜任并对不同种类的粮食质量有良好判断力” (91) 。1860年，在总质检员与谷仓雇用的检查员不成功的短暂合作后，总质检员被授命雇用并培训一个助理委员会，按照标准费用要求检查谷物装运，并验证在交易所大厅交易的所有谷仓运营商的收据的等级。 (92) 为了让检查员完成工作，交易所让该市的谷仓运营商同意（并非都有热情）他们的检查员进入仓库，以确保单个容器中的谷物确实与谷仓声明的等级相符。这最后一步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交易所才能保证在谈判室购买谷仓收据的人在回收货物时能收到指定质量的粮食。检查支撑了分级体制的健全性，加强了谷仓的可信性，同时也巩固了交易所自身市场的公正性。
交易所的监测制度也并非没有欺诈性。多年来，人们一直担心检查员可能纵容腐败行为，因而对此反复攻击。但是，尽管交易所成员中买家与卖家一样多——大多数成员在市场上经常充当买家与卖家两种角色——总体来说该组织对诚实分级制度还是有明确的兴趣的，甚至该制度的批评者也承认这一点。1861年，《草原农民》的编辑们观察到，“没人可以否认安排合理和公平公正的分级系统的优势——这是一种激励，将良好适销的谷物送到市场，有利于处理大量粮食，帮助它们走进市场。没有这个制度，则很难办到” (93) 。交易所的质检员并非总能胜任工作，他们并非总能检测到谷仓容器中混进的次品。每个人都承认“安排有良好品质和判断力的人在这些重要位置上的重要性” (94) 。毫无疑问，个别质检员不时会参与不诚实的行为，但交易所作为一个整体，没有结构上的原因使其在检查中偏袒任何一方。恰恰相反，所有诚实的成员都会因为明确知晓他们所购买与销售的货物而受益。
交易所有权对其成员——也是对芝加哥整体市场——施加标准化的分级制度和检查规则，该权力于1859年被写入伊利诺伊州法律。州立法机构还授予该组织作为“审慎的法人机构”的特权。 (95) 根据特权的条款，交易所有权聘用检查员和计量员，他们对粮食质量的判断将对交易所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交易所目前成员中已包括芝加哥最多的粮食贸易商。若成员之间因是否有人未履行贸易合同而产生争议，交易所成员有权在他们之间仲裁。值得注意的是，特权规定，一旦交易所作出决定，该裁决将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就像在巡回法院作出的判决一样”。加入该组织的新成员必须在具有约束力的合同面前宣誓，他们将遵守交易所的规则、规章和细则，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大部分上诉民事法庭的权利。特权产生的影响是，芝加哥交易所这个曾经的粮商私人会员组织已演变成一个准司法实体，具有监管该市贸易的实际法定权力。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