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察陕、川、鄂、豫（1980年）

视察陕、川、鄂、豫 （1980年）

看画展，《双猫图》引来无限遐想。游峨眉，“我们也是游客，人家也是游客，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办事情要有登山不止的精神。”听争论，作出结论：“轻率否定三峡不好。”在二汽，发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干部。到河南，为“奔小康”扳着指头算账。

······

一

1980年盛夏，三秦大地，暑热逼人。邓小平又一次外出视察。6月30日，专列首先经停西安，邓小平下榻西安迎宾馆。出发前，邓小平指示中央警卫局通知各地：不搞迎送，不请客，外出参观、考察，不断绝交通，不坐小轿车，一律乘面包车。

7月1日上午，邓小平一行乘坐一辆白色面包车，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省长于明涛的陪同下，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这是邓小平多年的夙愿。

因为刚开馆一年，博物馆接待室十分简陋，没有空调，没有电扇，76岁高龄的邓小平不住地擦着汗。工作人员只好找来两把扇子给他扇凉，他一再谢绝。邓小平一边细听秦兵马俑的出土和建馆情况介绍，一边询问搞好文物保护的措施。在观看出土文物的时候，工作人员取出一把出土兵器中最完整、最光亮的青铜长剑给邓小平观赏，并作了详细介绍。这把剑虽然埋于地下2 000多年，出土时却光亮如新，没有一点锈迹。这种铸剑工艺德国于1937年、美国于1950年才先后申请专利，而中国早在2 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就创造了类似的工艺，这真是世界冶金史上的奇迹！邓小平对这把青铜剑很感兴趣，看得特别仔细，听得特别认真。工作人员请他亲手试试这把剑，他却认真地说：“那可不行，你们都戴着手套，我手上有汗，不能拿，会损坏文物的。”工作人员给他戴上手套，他很高兴地将剑接到手中，仔细端详，并连声说：“好，好，真是太好了，我们在秦代就有这么高的科学技术，真是了不起！”

邓小平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观看出土的文物。

第二天清早，天下起了小雨，这给酷热多日的西安带来了一丝凉意，也更增添了邓小平探访古城历史文化遗迹的兴致，他又驱车来到西安市的碑林博物馆。

西安碑林，是我国碑石文物精华荟萃之处，其历史可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它是于北宋元祐五年为保存唐《开成石经》而建，经金、元、明各代收集，规模逐渐扩大，清初始称“碑林”。新中国成立后碑林历年收集增建，收藏自汉至清代碑碣共2 300余件，有7座大型游廊和1个碑亭，展出碑石1 000多件。除书法名碑外，这里还珍藏着一批珍贵的石雕和石刻画，著名的“昭陵六骏”就陈列在这里（仅四骏，另外两骏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

20世纪80年代初期，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没有建成，当时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就设于此，相当一批国家级文物在这里展出，邓小平对这些文物兴趣十分浓厚。他在参观了“周秦汉文物展”、石刻馆和汉画像石后，来到“昭陵六骏”前参观，仔细听着一段段讲解。“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当年南征北战，削平群雄，建立唐王朝过程中所乘六匹坐骑的写真浮雕。这组珍贵的石刻，可以说是唐王朝蓬勃向上、初步呈现强盛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艺术和智慧的体现。1914年，美国文化劫掠分子卑士薄假考察之名来华，勾结中国古玩奸商和地方官吏，以24万银圆盗买了六骏中最优秀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二骏。四年后，卑士薄再次来华，卑劣地把其余四骏浮雕锯成4块，装在箱里准备偷运境外，幸被昭陵所在地的礼泉县人民发现而阻止。

展室内异常安静，邓小平手中的扇子也停止了摆动，他神情严肃，一言不发。

邓小平在西安华清池参观。

随后，邓小平观看了东汉《曹全碑》、唐欧阳询书《皇甫诞碑》、唐颜真卿书《多宝塔碑》、唐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唐玄宗李隆基书《石台孝经》等著名书法艺术碑石，那紧锁的眉头才逐渐舒展开。他对隋唐文物很感兴趣，对唐代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开放的丝绸之路等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邓小平在贵宾室仔细观赏了几件未展出的库藏国宝，对灿烂的历史遗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敬佩之情。听着专家的讲解，他时而显出惊叹的神情，时而露出高兴的笑容，时而不住地点头。

在两天的参观中，邓小平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观众，不搞前呼后拥，与陪同人员一起乘坐面包车，前面只有一辆普通的北京吉普车带路。他一再叮咛不要影响接待单位的正常工作，不要干扰群众的参观。在碑林博物馆，他还让警卫秘书专门到大门口查证是否对广大游客正常开放。

三秦的古文化风貌深深地震撼了邓小平，但是，他没有把更多的心思停留在此，他是假道陕西前往四川。

二

列车穿过秦巴山地，苍凉和荒袤被抛在后面，广阔的川西平原显露出了勃勃的生机。

7月3日，邓小平一家住进了成都金牛坝宾馆。

此时，在金牛坝宾馆，正举行着一个别开生面的画展。四川各地的一批知名画家聚集于此，挥毫泼墨，临场作画，尽显巴蜀子弟的才气。身为画家的邓家长女邓林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邓林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也是四川人哟。”

过了一会儿，邓林对画家谭昌容说：“你们画了这么多的画放在这里，是不是请我们家老爷子来看一看。”

画家们正求之不得。邓林去了。

过了好一阵，也没见邓小平到来，画家们有的继续作画，有的则急切地在宾馆廊道里探听动静。

但邓小平突然到来时，却谁也没有察觉到。他穿着软底拖鞋，径直走到一幅画面前，静静地看着。

人们聚拢过来，邓小平高兴地与大家打着招呼，和每位画家都握了手，然后继续看画。当他走到画家邱少秋的《双猫图》前时，显得特别兴奋。“白猫黑猫……嗯，你这幅画真有意思，这幅画真有意思嘛！”在这幅画前，邓小平驻足良久。

也许他想到了60年代初他最早提出著名的“猫论”时的情形。1962年7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后来被误传为“白猫黑猫论”。但是不久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单干风”，邓小平的讲话记录稿被下令追回……

也许他想起了1975年。第二次复出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全面工作，恢复和发展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当他听到粮食不足，而且蔬菜、肉类奇缺，人民生活很苦时，就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说了这件事，并联系到全国的状况，号召大力发展生产，关心人民生活。他还提出，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对“文革”错误的纠正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次年初，他又一次被打倒。

也许他想到了1979年在安徽时，万里同志汇报的小岗生产队秘密实行包产到户、分地经营的情况，惦念着那里究竟实行的效果怎么样了。

也许他还想到了距成都仅仅40里的广汉县刚刚发生的一切。1980年4月，广汉县向阳乡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将原有摊子一分为三：乡党委、乡政府、农工商总公司，成为轰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

仅仅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出了名的穷县，外地人只需用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走当地的一个大姑娘。现在，广汉人以对饥饿最痛切的体验和对幸福日子执着的渴望，成为全国第一批用“包产到组”的形式种地的庄稼汉。

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延续了十二余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体制在中国农村即将寿终正寝，适应农村生产力需要的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孕育生长。他十几年前所提出的“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口号正在成为广大农民最乐于接受、最乐于实践的思想准则。

第二天，邓小平在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陪同下上峨眉山。行前，邓小平对谭启龙和接待人员说：这次上峨眉山，是参观休息，不谈工作，不要影响地方上的工作，不许封山，以免影响别的游客游览。大家都是游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互不干扰。

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一项重要议题是研究贫困山区休养生息，陡峭山坡退耕还林的政策问题。邓小平不想让省委主要领导人陪同，但是谭启龙怕对老首长照顾不周，执意要随行。

在峨眉山负责陪同邓小平的田家乐后来详细追忆了当年的很多细节：

1980年7月4日，分管峨眉山景区工作的中共乐山地委副书记刘继智同志，要我跟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上山走走看看。任务很明确：一是伴游，二是将景区总体规划和实施情况作一些必要的汇报。我没有想到，这位中央领导竟然是小平同志。

7月5日上午11时，我同中央警卫局的老滕同志一起，到了峨眉火车站。站党支部书记和站长向老滕汇报了有关迎接小平同志的准备工作。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就是将会议室收拾一下，整齐地摆上茶具。

12点15分，站长告诉我们，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刚刚过了双福站。我和老滕一起到站台去迎接小平同志一行的到来。

专列飘着洁白的窗帘，缓缓地停了下来，小平同志神采奕奕地站立在车门口。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在老滕同志的引见下，我紧紧地握着小平同志的手说：“峨眉山的全体职工和出家人欢迎您！”小平同志连声说：“谢谢，谢谢！”原来打算请小平同志到会议室去休息一下，但小平同志说：“我看时间不早了，我们上山吧！”大约12点40分，火车站乘客如云，一辆普普通通的小面包车缓缓地驶出了车站。前面没有警车开道，后面也没有车群尾随。人们没有想到，在这十分平常的面包车里，竟然坐着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老滕安排我坐在小平同志旁边，说：“小平同志有话问你。”我正想将车窗关严实，卓琳同志说：“老爷子从来不喜欢关着窗户。”我便顺手把窗户推开了。人们一下子看见小平同志春风满面的神采，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小平同志好！”“小平同志好！”的欢呼声骤然响起，汇成了沸腾的长河。坐在小平同志身后的卓琳同志高兴地嚷着：“老爷子，快给大家挥挥手嘛！”小平同志的双手几乎和卓琳同志的声音同时而起。他那十分亲切的四川乡音“同志们好！同志们好！”融化在春潮般的欢呼声中。

虽然是炎热的盛夏，峨眉山却如沐春风。拂晓遍洒了一场好雨，路上没有扬尘，空气显得格外清新。小平同志兴致盎然地观赏着道旁的青山绿水。

汽车驶向“天下名山”牌坊。小平同志听说“天下名山”横额是郭沫若题写的，便仰起头来看了又看，说：“郭老的字写得不错，书如其人，很潇洒。”一转弯，车进入了西南交通大学的校园，当时公路是借道校园上山的。正是午休时间，校园里人迹稀疏，整个校园似乎正安谧地甜睡着。我说：“这是1965年内迁来川的原唐山铁道学院，1972年改建为西南交通大学的，开办快90年了。第一届毕业生就参加了詹天佑主持设计修建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小平同志说：“这所学校出了不少人才。有个名叫杨杏佛的，早年参加革命，与鲁迅很好。牺牲后，鲁迅特地写诗悼念他。竺可桢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创立了‘物候学’。还有一个桥梁专家茅以升，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就是他设计修建的。”

景区公路当时还是十分简陋的土路，坑坑洼洼，车子颠簸得厉害，车行四五里，突然熄火了。小平同志下车在红沙路上踱着步，看见路旁开满了金黄色的花，大树上挂着的藤蔓也开着许多雪白的花，随风招展，便问：“这是什么花？这么好看！”我只好坦率地说：“不认识。”虽然小平同志微笑着，但我的心里仍是忐忑不安。正在这时，四川林学院在山上实习的师生纷纷从密林中钻了出来，向小平同志问好。小平同志亲切地问道：“山上生活是艰苦的，和城市里不大一样，还习惯吗？”几个年轻人回答说：“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我们更高兴。”小平同志笑着说：“大自然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啊！”

车子沿着盘山公路上了当时景区公路的终点双水井。此地位于峨眉山北坡，常常是云雾蒙蒙，十分潮湿。要上主峰金顶，还得步行10公里。前一天晚上这里下了一场大雨，道路泥泞不堪。从双水井到雷洞坪一段，是用小木棍横铺而成的，泥烂如羹，很难找到踏脚之处。同志们都劝说小平同志今天暂不登顶。

1980年7月6日，邓小平在峨眉山风景区听取风景区负责人的汇报。

乐山地区和蛾眉县的党政领导都来看望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和他们一一握手说：“你们工作很忙，请回吧！”小平同志细细地察看了《峨眉山风景区总体规划图》，听取了规划说明和实施简况的汇报。当听到第一期已退耕还林2 500多亩时说：“退耕还林好。还林，还什么样的林呢？”我说：“大多用当地的杉、柏、桢楠、女贞、香樟、峨眉含笑等常绿乔木混交成林。”小平同志紧接着说：“风景区造林要注意林子色彩的完美。山林就像人的穿着一样，不仅有衣衫，还要有裙子、鞋子。林子下边种茶，四季常绿，还有经济效益。”顷刻之间，一团团白云蒸腾而起，一座座苍翠的峰峦，浮荡在浩无边际的云涛之中。小平同志问道：“这里高多少？”“海拔2 355米。”“比黄山的主峰高多少？”在旁的邓楠同志回答说：“黄山最高处也不过1 800多米。峨眉山比它高出1 200多米哩！就是这里，也超过黄山500多米了。”小平同志双手叉着腰，发出爽朗的笑声：“三年后再来，我一定要登上金顶！”

那时仅有一条由峨眉县城通向洪雅县高庙乡的峨高公路横穿景区东西，要上万年寺就得在净水乡下车登山了。小平同志走下车来，从净水河边的桂花场，踏上4公里的坡道。“登山不用杖，脱帽舞东风”，小平同志径向“白水秋风”的万年寺健步攀登。

在登山道上，小平同志额角上不断冒出豆粒般的汗珠，同志们一再劝小平同志歇歇再走。小平同志总是坚定地回答说：“登山不止嘛！”小平同志望着刀砍斧劈的二斗岩停住了。我说：“这是地质史上有名的‘峨眉大断层’，全长50多公里。”小平同志对谭启龙说：“小谭，我们一起来照一张，留个纪念。”到了万年寺，夕阳的余晖给寺边的山林抹上了一层胭脂色的霞光。古寺里射出的灯光，透过茂密的楠木林，繁星似的闪烁着。

峨眉山管理局（现为峨眉山管理委员会）的干部职工，准备了简朴而富有地方特色的便餐为小平同志一行洗尘。桌面上摆着白嫩嫩的四川豆花、红烧雪魔芋、苦笋酸菜汤、凉拌红椒嫩姜和峨眉泡菜等。小平同志举起筷子，对服务人员说：“四菜一汤好，什么也不再要了。”

7月6日清晨，金灿灿的朝阳，洒落在万年寺无梁砖殿的穹隆顶。小平同志站在巍峨的大殿前迎着晨光，用洪亮的声音回答保健医生小杜的问候：“我睡得蛮好嘛！”早饭后，小平同志游览了万年寺，看了唐代诗人李白与广浚和尚弹琴和诗的明月池，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的米芾榜书的“第一山”碑，宋代太平兴国年间铸造的、通高7米多的金铜普贤大士像等文物之后，信步向“峨眉十景”之一的“双桥清音”走去。两地相隔3公里，都是苍苔满径的石级磴道。穿过城阙似的大峨楼，一股股药材的香味随着凉风迎面扑来。象牙坡两旁，山中的药农摆着一个一个药摊，出售着峨眉山特有的药材。小平同志饶有兴致地猫着腰察看着，询问着。年逾古稀的老药农张大爷，如数家珍地向小平同志介绍药名、药性、应症、验方等。小平同志高兴地和张大爷合影留念。当听到纵横154平方公里的峨眉山景区内，约有植物3 200多种，占全国拥有量的十分之一；药用植物近1 700种，几乎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时，小平同志环顾如画的峨眉秀色，爽朗地说：“峨眉山真是一座宝库！要好好保护，合理开发，让它为子子孙孙造福。”

下象牙坡，就进入了丛楠郁郁的“古功德林”。这功德林方圆大约1平方公里，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别传的老和尚带领着门徒，栽了7万多株桢楠、杉、柏，而今老树新枝，绿云蔽天。小平同志观赏着浓翠欲滴的树林，细听着深壑里白龙江汩汩的水声。正值旅游旺季，这里又是景区的交通枢纽，游人摩肩接踵，往来如织。“小平同志好！”“老人家得佛（福）呀！”的问好声和祝福声，充斥在这游山古道。

小平同志在清音阁足足休息了两个小时。站在黑龙江和白龙江汇合处的双飞桥上，仰望着参天古树，枝柯交茂；静听着深谷碧流，淙淙如琴。下午4时，小平同志沿着宝砚溪走下山。走出种玉溪的幽谷，来到太平桥边，离五显冈车站还有1公里。这时小平同志转过身来，从天池峰、息心岭、玉笋峰直望到“金顶三峰”，层峦叠翠，横绝蓝天。山野里的佛寺建筑，或高踞于险峰之巅，或巧构于悬崖之阿，或横跨于溪涧之上，或深隐于重翠之中，与雄秀的峨眉山水浑然一体。小平同志说：“峨眉山是一个文化型的风景区，是一座宝库，要好好保护。要搞好规划，合理开发，综合开发。要加强管理。办事情要有登山不止的精神。”

从万年寺下山途中，邓小平边走边看两边的庄稼和山林。他看到一些陡峭的山坡上也种植了不少玉米，长得稀稀拉拉，便关切地说：“这会造成水土流失，人摔下来更不得了，不要种粮啦，种树吧。”看到路旁一些地种了中药材黄连，邓小平说：“种黄连可以，不要去种那几棵玉米。”谭启龙趁便向邓小平汇报说，四川山区农民负担太重，

邓小平在峨眉山的山道上向乡亲问候。

生活穷困，省委正在讨论加快发展山区经济的政策，准备拿出10万吨粮食扶持山区发展生产，用于减免长期缺粮的农民的负担，不征过头粮，陡峭山坡退耕还林还草，发展多种经营，让山区人民休养生息。

邓小平点了点头。看到老百姓生活很苦，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对随行的省市干部说：“山区农民居住分散，生活很苦，政策要放宽，让山区尽快富裕起来。”有的农民用不上电，烧不上煤，连烧柴都困难。他还特意交代：“要因地制宜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在狭窄的山路上，邓小平一行遇到了一位坐在青石上休息的老阿婆，小平同志走上去与她打招呼。

“老人家，你好大年纪了？”

“77岁，我属龙的。”阿婆摇着芭蕉扇，慢慢地说道。

“哦，那咱们是老庚（同岁）噢。今年收成怎么样？”邓小平问。

“托菩萨的福，收成还不错。”老婆婆刚刚拜完菩萨。

邓小平没再说什么，摆了摆手，继续向前走去。

据说，等老阿婆听到别人告诉她刚才说话的人是邓小平时，她冲着邓小平走的方向拜了三拜，说道：“你就是活菩萨哟。”

……

当年负责接待工作的原四川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毕清林回忆说：

“1980年，小平同志来到峨眉山，我们为了他的安全起见，准备采取封山，分段封山，一段一段地封山。他知道以后，没有同意。他说：‘我们也是游客，人家也是游客，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不要因为我们来了把游客挡在外边。’当他住下来之后，又把我们找过去吩咐说：‘我们住下了，人家游客住下了没有，游客有饭吃没有，你们去看一看。’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半钟了。我们下去看到群众已经吃了，睡下了，回来之后向他作了报告。他听了之后，才放心了。这件事情是我终生难忘的。”

从峨眉山归来，邓小平返回成都。7月7日，在途中听取谭启龙关于四川省工作的汇报。对四川省委提出的加快山区经济发展，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发展多种经营，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表示赞成，并鼓励四川省解放思想，大胆地放手干。7月8日，邓小平视察了成都市郊的都江堰。

邓小平视察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是秦代李冰父子在岷江上游与中游分界处的灌县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几千年来一直发挥着很好的社会效益，是中国古代水利史、科技史、文明史的突出成就，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非常珍视都江堰的成就。1958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不仅利用休息时间借阅《华阳国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研究中国古代最大、最成功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而且怀着极大的兴趣到灌县视察了都江堰。周恩来多次向外宾介绍都江堰，夸奖它经过了2 000年历史的检验，是成功的。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主持葛洲坝水利工程汇报时，意味深长地说：水利至少有3 000年的经验，这是科学的事，都江堰总算个科学，有水平，有创造！2 000年前有水平，2 000年后我们的水平应更高。

20世纪50年代初，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时，曾亲自参加都江堰岁修工程的开工典礼。古代都江堰灌溉面积最大时曾达到300万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由于工程年久失修，一度下降到200余万亩。建国初期，在西南局领导下，经过几次岁修，都江堰的灌溉面积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对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邓小平视察都江堰，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是要从都江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智慧，是要研究、继承、发展、提高都江堰的水利成就，为治理长江，开发长江，修建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工程服务。

7月9日，邓小平在谭启龙和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杨以希的陪同下，视察了制造飞机的四川峨眉机械厂，听取了工厂负责人的汇报，观看车间的生产情况，接见参加航空表演的飞行员。

7月10日，根据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的提议，邓小平视察了成都市郊农村的沼气建设。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千里平畴，土肥水美，温暖潮湿，物产丰富，可是燃料匮乏，困扰民生。千里贩煤，两煤斤米；树叶竹枝，不济什一。新中国建立后，四川省政府千方百计解决成都平原农村燃料问题。1973年以后，开始在农村普遍进行沼气开发利用的教育，试制、推广沼气池及炉具、灯具。成都平原农村的沼气建设逐渐发展起来。

上午8点半，邓小平在杨超等的陪同下，乘坐旅行车来到成都市金牛区簇桥公社，首先参观公社的沼气陈列室。

杨超汇报道，四川省计划每年新建100万口沼气池，按此速度，到1990年沼气池总数可达到1 400万口。

邓小平问：“能不能搞快一些？3年实现全省沼气化行不行？”

杨超说：“3年恐怕不行。”邓小平紧钉着问：“3年不行，5年怎么样？”他强调：“四川要搞快一点，先‘化’起来，这对于指导全国农村能源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杨超提出，四川要实现全省沼气化，需要国家投资3亿元人民币。

邓小平说：“国家给你贷款2亿，你们省自己出1亿，1985年以后开始陆续偿还。”

杨超解释，3亿元是作为修建沼气池的补助款，是按每修一口池补助10元计算的。除此之外，还有小水泥厂的建设投资和技术培训费用等等。所有这些加上，将是一笔很大的费用，社员负担将比较重，国家若不投资，社员没有能力偿还贷款。

邓小平说：“沼气化了有收益嘛！沼气发展了，生产上去了，社队企业搞起来，会增加收益的。你们要把这笔账算清楚。”杨超会意地笑着点头。

上午9点半，邓小平参观完沼气陈列室后，又来到簇桥公社第五大队第三生产队。看到邓小平从旅行车上健步走下，社员们都欢呼起来：“邓副主席来了！邓副主席来了！”大家迅速围拢来，热烈地鼓掌。邓小平满面笑容，向大家频频招手致意。

邓小平首先来到生产队的沼气动力房。这个动力房由4个共320立方米的沼气池为它输气。沼气池又与养猪场相连，每天猪粪源源流入池内，发酵产气。动力房用沼气做动力，白天磨面、打米，晚上发电照明。动力房的社员为邓小平做了沼气发电示范。

邓小平看到沼气发电，电灯光也很明亮，很有兴趣，很是高兴。杨超介绍，如果全省沼气化，按每口池子平均产气率计算，每年相当于生产6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邓小平连连点头：“好，好，要抓紧一点。”杨超说，全省实现沼气化，每个大队甚至生产队都修建大沼气池，解决了动力问题，社队企业就如虎添翼，那就会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说：“社队企业还要因地制宜地从各方面打主意，如种植业、养殖业、多种经营、加工工业，乃至出口外贸产品等，都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多搞一点。”

听说这里是就地取材，建一口沼气池只花40多元钱，邓小平说：“很好，这是个方向，可以因地制宜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邓小平对杨超说：“发展沼气要有一个规划，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方向，要抓科研。沼气池也要搞三化，即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不这样不好管理，也保证不了质量。”

听到公社的同志介绍，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有兼职人员负责沼气池时，邓小平问：“一个大队需要多少专业技术员？”回答说，要两个。邓小平说：“那就多了，一个就行。”邓小平又问全省有多少个大队，回答说，有5万多个。

邓小平接着说：“将来一个大队配上一个真正懂得技术的沼气技术员，专管建池和修池技术，这样全省要配5万个。加上沼气配套所需的各种人员又是好几万，如果安排知青，全国就可以安排100万人。这就开辟了一个就业的渠道。”

参观了沼气动力房后，邓小平又来到社员吴绍清家里参观。宽敞明亮的厨房里，柴、煤灶改成了沼气灶，大铁锅换成了铝锅，厨房里没有堆放柴草、煤炭，也没有了农村厨房常有的烟尘油垢，显得干净整洁。沼气灶燃烧时，蓝蓝的火焰，无臭无味。邓小平高兴地说：“火也变了，锅也变了，干净了，卫生了，沼气把过去的土锅土灶都改掉了。”

邓小平问吴绍清：“烧一锅开水要多少时间？”

“可能半个钟头吧。”

邓小平视察成都市郊的簇桥公社，

了解农村沼气使用情况。

邓小平又问：“能不能炒菜？”

“能。”

邓小平突然很风趣地问：“能炒腰花吗？”意在问火力大不大。

“……少量的也能炒。”吴绍清答道。

邓小平高兴地笑了。大家都笑了。

吴绍清又点燃沼气灯让邓小平看。

邓小平说：“沼气灯和电灯一样亮，沼气的灯具炉具，你们社队企业可以生产嘛！沼气化可以带动社队各种工业的发展。”

杨超向邓小平汇报，打算搞沼气压缩气体，用它来开汽车。邓小平很赞赏这个设想，并说：“你们可以出去学习学习嘛。”

大家汇报，办沼气可以提高肥效，可以除菌灭病，可以消灭钩虫病、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邓小平很重视，说：“血防工程搞了那么多年，不彻底，反复大，血吸虫病还是消灭不了。搞沼气能消灭血吸虫病，很好。”

从吴绍清家出来，邓小平又参观了社员李家琼家。

沼气的开发利用使这个村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队20多户，家家都用沼气煮饭、照明，每户每年可节约燃料钱数十元。集体则用沼气做动力发电，磨面、打米、加工饲料。村里村外，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有条有理。1979年8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我国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来这里办过沼气建设讲习班。1980年3月28日，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等贵宾也来参观过。

听了这些情况介绍，邓小平很高兴，又问到四川农村农民的收入情况。杨超向他汇报，广汉等县的冒尖队、冒尖户中，已有年现金收入200元以上的；农业总收入与现金收入的比例，大致是3∶1。邓小平说：“这很好嘛。”

参观完毕，邓小平高兴地和干部、社员们一起在“友谊沼气池”旁的坝子里合影留念。

回宾馆的途中，邓小平兴致未减，在车上继续和杨超谈论沼气开发建设问题。邓小平对杨超说：“你们要把沼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各种经济收益的账算清楚，能养活多少人，给中央好好写个报告。”杨超又提出要求，希望国家投点资，解决沼气建设资金问题。邓小平风趣地说：“杨超同志，算你把这笔生意做成了。”

回到宾馆后，邓小平在同谭启龙和四川省省长鲁大东谈话时再次强调：沼气很好，是个方向问题，可以用来发电带动加工工业，也可以解决农民的燃料问题。争取四川首先实现沼气化。杨超说这样需要3亿投资，我看3亿不多，国家可以补助一部分，银行贷款一部分，省里出一部分。沼气办好了，每年每一户人家可以增加几十元的收入。沼气可以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件大事，大家要重视。

三

7月10日晚，邓小平乘火车离开了成都，11日抵达重庆。到重庆后，他片刻不停，很快在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轮，沿水道出川。专程前来迎接并陪同随行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琤、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等。

谁也不知道这是邓小平第几次出川，可是他却清清楚楚地记得那难忘的第一次。

1920年，16岁的少年邓希贤（邓小平学名）自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后，打点行装，辞别父母，乘船东下，前往法兰西，开始了勤工俭学、实业救国的历程。那一次他走的就是这条重庆至上海的水路，乘的是法国轮船“吉庆号”。

六十年前，16岁的少年顺江东下，是为了冲出四川，走出国门，逐西潮，救中国。

邓小平乘“东方红”轮考察三峡。

六十年后，76岁的老人顺江东下，是为了探求开发长江、振兴中南之路。

一路上，陪同的人们时而指点两岸的高山峻岭、名胜古迹和城邑村落，时而讲解一个个暗礁险滩的成因与沧桑。邓小平边看边听。有时，他叫人搬来一把藤椅，摸出老花镜，翻动着女儿带来的《唐宋词一百首》中有关长江三峡的篇章，偶尔吟咏几句。

邓小平站在甲板上，望着那滔滔的江水、翻滚的浪花，陷入了沉思。探求修建三峡工程的可能性，这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

要不要修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他也是倾向于赞成兴修这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的，但他一直没有能亲自进行实地考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热潮在全国蓬勃展开。兴建三峡工程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争论也开始一步步升温。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对三峡工程问题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赞成或反对的意见。

邓小平尽管在北京多次听到了各方面专家和有关负责人的论证和意见，但他认为事关重大，作出决策要慎重，要对11亿中国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他决定亲自做一番调查研究。

船停靠万县的时候，邓小平向魏廷琤问起鄂西资源情况。魏廷琤说：“鄂西铁矿储量很大，在宜昌、恩施两个地区，储量就有17亿吨。经冶金部门长期研究，准备开采。但存在着地下开采难度较大、矿石含磷较多以及交通运输困难等问题。”

邓小平问：“矿石的品位如何？开采和选矿技术能不能解决？”

“含铁量约为30%到40%。地下开采和红矿选矿总有问题，采用先进技术可以解决。”

“那么运输问题呢？川汉铁路选了哪几条线？”

魏廷琤详细汇报了川汉铁路选线的南、中、北三个方案。

他接着汇报说，现在长江沿岸大型钢铁企业进口外矿，从长远看是不合理的，应该积极建设鄂西铁矿基地。另外，川东巫山、鄂西北郧西亦有大型或较大型铁矿，在三峡大坝太平溪坝址附近还有铬矿，川东地区还有锰矿。鄂西除铁矿外，还有大规模的磷矿可以开采，除制造磷肥外，还可提炼黄磷供国内外需要。三峡及其以上长江河谷地区，500米高程以下适宜种植柑橘。汇报过程中，他一步步把话题引到了三峡工程上来：

“鄂西地区最为丰富的是长江水利资源，开发长江水利资源可以兴利除害。”

邓小平马上听出了魏廷琤的弦外之音，一语道破说：“你的意思是要修建三峡大坝？”

他又指着同行的另一位负责干部（万县地委负责同志）说：“而他是不赞成的。”

邓小平快人快语，一下把矛盾摆到了大家面前。

12日早餐之后，陈丕显向邓小平介绍了宜昌地委书记马杰和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胡恒山原是新四军五师的，在大别山一带打过游击。

邓小平回忆说：“黄冈地区盛产棉花。1947年挺进大别山时，部队穿的是单衣。在鄂东，10天之内就收集起全军10多万人所需要的布匹和棉花。”

邓小平说：“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魏廷琤答道：“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比原来河道水面只增加1 000多平方公里，分布在全长700公里的川江两岸，和中游平均河宽大致相近，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第三，最重要的论据是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修起来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米相对减少了一点。”

“噢，是这么回事啊！”邓小平点点头，他认为魏廷琤说得有道理。

船行至江流湍急处，邓小平仔细观察航行情况，看到滩多流急，航行困难。

他对魏廷琤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旱，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

船过夔门，邓小平到船尾看瞿塘峡进口。

邓小平问：“在这里选过坝址没有？”

魏廷琤答：“这里在三峡上口，水深流急，地质条件不好，而且整个三峡段是水能比较集中的，如不加以利用，只在上口建坝，要得到同等防洪发电效果，则对四川会造成更大的淹没损失。”

魏廷琤又介绍了现在坝址的地质情况。

邓小平说：“你们不是有两个比较坝址吗？”

魏廷琤说：“两个坝址都是好坝址，各有优缺点，太平溪坝址在上游，河谷相对较窄，土石方开挖较多，约7 000余万立方米，混凝土工程量较少，约2 500万立方米；三斗坪坝土石方开挖较少，约5 000多万立方米，混凝土工程量较大，约3 300万立方米。前者土石方开挖较多，混凝土较少，但后者在施工导流方面简便一些。”

邓小平又详细询问了投资、工期、发电航运等问题。

“两个坝址工程投资都差不多，95亿元左右，全部建完约16年，平均每年投资6亿元左右，如果利用围堰发电，从开工到第一台机组发电，约需6年半时间，总计投资约70亿元。”魏廷琤一一作了回答。

邓小平问：“围堰发电的水轮发电机前后如何衔接？”

“先用临时机组，即葛洲坝的发电机、水轮机加套，将来换装正式三峡机组，两者之间不会发生矛盾。”

邓小平问：“100万千瓦的机组，国内能不能制造？”

魏廷琤答：“美国爱利斯·查谟公司董事长给您写的那封信转给了我们。他们表示愿意承制三峡100万千瓦的机组。一机部沈鸿副部长表示，100万千瓦的机组可以造，也可以和美国人合作，共同设计，在我们工厂造。”

邓小平肯定地说：“这是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行。”

邓小平又问：“工程投资95亿元，不包括移民30多亿元，分16年使用。围堰发电6年半开始受益，是否1981年开工，1987年即可以发电？”

“是这样的。全部建成16年，到了1996年，年发电量1 100亿度，接近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总量。以每度6分计，可收入66亿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邓小平说：“利益很大，要进一步好好讨论。”

“95亿元工程费中，施工机械费是多少？”邓小平问。

“9亿多元，葛洲坝工程现在购进的5亿多元施工设备中，大部分可用于三峡工程。”魏廷琤答道。

“应当予以扣除。”邓小平说，“机电设备费用占多少？”

魏廷琤答：“约20多亿元。”

接着，邓小平还询问了通航问题。

“三峡大坝建坝后，提高坝前水位130米，回水到重庆以上的合江，过坝采用船闸过坝，设双线梯级船闸，单向年通过能力达5 000万吨。”

邓小平说：“那么双向就是1亿吨。”

“现在宜昌的年货运量仅200余万吨。”

“什么原因？”邓小平问道。

“一方面是货源问题，现在下水是主要的运输流向，大宗货物为磷矿和木材，其他为石油及其加工品、土特产、钢铁、百货等，为数不多，属调剂物资；另一方面，现在航道条件不好，上游川江航道滩多流急，航道狭窄，运行周期长，成本高，坝址以下荆江河段沙滩多，枯水期航行困难，只有建成三峡大坝后，上游淹没了险滩，下游由于水库调节枯水流量，水量增加了一倍以上，长江航运条件才能得到根本改善。上次美国来的代表团由于不了解情况，说了些不正确的意见。”

船舱里，湖北、四川两省领导人陈丕显、鲁大东等也加入了这场讨论。人们各抒己见，争执不下。邓小平耐心地听，没有表态。他只是风趣地说：“四川‘反对派’，湖北‘坚决派’，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到西陵峡三斗坪附近，邓小平要求减速，他要仔细看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船舷旁，邓小平一边听魏廷琤的介绍，一边拿着望远镜认真观察这被人介绍过多次的神奇小岛。

看完中堡岛，邓小平又认真地察看了离中堡岛200余米的南岸三斗坪和离岛1 000余米的乐天溪，并询问了有关情况。

12日下午3时，船到正紧张施工的葛洲坝时，邓小平走出船舱。

“邓小平，邓小平来了！”在码头等候多时的葛洲坝工程局及宜昌地、市党政军负责人高兴万分，热情地迎上前去问候。邓小平向大家亲切地招手致意。

在陈丕显、廉荣禄的陪同下，邓小平走进葛洲坝工程电动模型室，廉荣禄向他汇报了工程进度和枢纽布置情况。邓小平凝视着工程电动模型，全神贯注地听讲解员介绍，时而点头，时而微笑，随后与人们合影留念。

紧接着，邓小平不顾炎热和旅途劳累，乘车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正在紧张施工的葛洲坝一期工程2号船闸、二江电厂厂房安装现场、三江防淤堤。在2号船闸下游闸首，当廉荣禄汇报大江截流后对船闸的要求时，邓小平问：“是今年年底截流吧？”

廉荣禄说：“这是我们的心愿！”

邓小平笑着说：“好啊！”看完船闸他又说：“这船闸大啊！1920年，我在法国时人家就修了船闸，那时巴黎地下铁路也修了。”

在二江电厂，邓小平问：“发这么多电，要多少煤？”

魏廷琤说：“折合700万吨标准煤。”

当廉荣禄汇报完二江电厂情况后，邓小平问：“发电是明年‘七一’吧？”

“是。”廉荣禄回答道。

随着阵阵机器声，邓小平来到大江截流基地，只见30多吨的大型载重汽车来回穿梭作业，将满车的石块从南津关等地运来。

截流的“重型武器”——15至25吨重的金字塔似的混凝土四面体整齐地排在大江两岸，形成两个方阵，待命动用。大江截流非同凡响，必须充分准备。邓小平望着那堆积如山的石块和波浪翻滚的长江，问廉荣禄：“截流用什么方法？”廉荣禄答：“从两岸同时向江中抛投石块、石渣填筑料，最后关键时刻动用混凝土四面体。”

“这么个大江，要把它截住可不容易呀！”邓小平关切地说道。

廉荣禄说：“我们全局上下，万众一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视察结束临上车时，邓小平紧紧握住廉荣禄的手再一次问道：“你这里是今年年底截流，明年‘七一’发电啊！”

廉荣禄激动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我们决不辜负首长的关怀和期望，一定要用横锁长江的捷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

葛洲坝人没有辜负邓小平的厚望。1981年1月4日，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成功，历时36小时23分，比设计速度快8倍多。同年7月10日，葛洲坝二江电厂发电机组安装就绪，投入发电。

在葛洲坝工地视察时，行至上游围堰防淤堤，邓小平问魏廷琤：“葛洲坝施工场地这样宽敞，上游大坝坝址附近窄得多，能不能布置得开呢？”

魏廷琤答：“两个坝址的下游都有河滩可以利用，并且可以利用葛洲坝作为后方基地。”

“两个坝址相距多远？”邓小平问。(https://www.daowen.com)

“约40公里。”魏廷琤答。

“是否修铁路？工人上班可乘火车。”

“前方建一些单身宿舍，平常不回宜昌。”廉荣禄回答说。

邓小平问：“沙石料运输单靠铁路是运不了的。”

陪同的同志回答说：“以水运和铁路运输相结合。”

“应以水运为主。”邓小平说。

“是这样的，并且还要利用开挖出来的新鲜岩石，轧一部分碎石料掺用。”

“这些附属工厂是否结合使用？容量够不够？”邓小平又问。

“结合使用。如机修厂、综合加工厂等。但混凝土系统等容量不够，还得增加、补充一部分。”

听到这些回答，邓小平坚定地说：“应该采用先进的施工设备。”

邓小平说：“葛洲坝施工的这些设备，凡是能合的，都可以用到三峡工程上，可以省很多钱。”

邓小平关注葛洲坝工程建设，也关心宜昌市的建设和发展。结束对葛洲坝的视察后，他乘面包车绕宜昌市区一圈，纵览了宜昌市容和城市建设。

天色朦胧时，邓小平又登上了“东方红32号”轮，继续顺长江东下，向武汉驶去。

看到江水滚滚东去，邓小平思绪万千。

一到武汉，他就把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和国务院的负责同志找来，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开会。会上，邓小平再次听取了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邓小平说：“我建议，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我听了汇报有些看法。三峡问题要考虑。”

接着他归纳了几个主要的问题：“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现在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 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

“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

“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真的洪水来了，很多地方要倒大霉。”

“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

“6年半可以发电。发电2 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

他最后的结论是：“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问题，决定由科委、建委组织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进行论证。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三峡工程的车轮加速运转起来了。

在武汉，邓小平还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介绍了成都农村开发利用沼气的情况。

邓小平说：“这次在四川看到沼气，全国普及可不得了。四川普及沼气，一年就等于600万吨标准煤。搞沼气可以真正消灭血吸虫。卫生条件好了，周围干干净净，好处太多了。南方要普及，要作出规划，要办专门训练班，一批批地办，不要一哄而上，要搞专业队伍，要搞专业化厂生产各种用具。要给贷款，偿还期可以长些。要解决水泥问题。”

7月13日晚上七点，邓小平抵达武汉，第二天，到他弟弟邓垦家中看望。

四

7月15日上午9时30分，一辆普通面包车在汉口鄱阳街139号八七会议会址停住。司机打开右侧车门，邓小平从车上走下。他微笑着和迎上来的人们握手，然后环视一下街景，仰望着面前这座已经分别了53年的小洋房。

这天，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和武汉市文物管理处的同志们，一大清早就接到电话通知，说有位中央首长要来参观。他们早早地就在门前迎候，见是邓小平，个个欢欣鼓舞。

53年前的这一天（1927年7月15日），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汪精卫又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形成了宁汉合流。在蒋介石、汪精卫联手反共的叫嚣声中，成百上千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里，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不仅使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戛然沉寂，民主革命严重受挫，更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推到了十分困难的境地。那个血腥的岁月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往事仍历历在目。那时，年轻的共产党员邓希贤从苏联回国仅半年，刚到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为了摆脱敌人的魔掌，他随党中央机关从汉口搬到武昌，又从武昌搬回汉口，经常转移，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也就是此时，他开始改用“邓小平”这个名字。

1927年8月3日夜，邓小平被交通员悄悄地带到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这里是即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的秘密会场。作为中央政治秘书，他最早来到这里，负责有关的会务工作。会场为相连的两个房间，还有一间侧房作厨房用，这里原是援华俄籍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家。20多天前，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驱逐回国，房子空出后还未引起人们注意。在这个陈设简陋的房子里，邓小平逗留了6天。8月的武汉，酷热异常。但为了保密，他只得整天关着门窗，不透一点风，室内闷得像蒸笼。邓小平与陆续来到的一二十名中央委员和代表都在这静候，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吃干粮，在焦灼中等待着会议的召开。

53年过去了。今天，邓小平重新来到会议旧址。楼梯仍然是直道式的。他进门后径直走到楼梯口，一口气登上29级台阶，来到二楼，缓步走进当年的会场。会场是按原样陈设复原的，但究竟符不符合原貌，纪念馆同志心里并不是很有把握，大家盼望得到邓小平的指点。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重访八七会议会址，

参观了由会址改成的八七会议纪念馆。

“邓副主席，您看当年是不是这样布置的？”纪念馆的同志期待着他的认可。

“我记不清楚了，基本上是的。”他环视了一下后，见会议室摆满了整整齐齐的桌椅，补充说：“不过当时没有这么规矩。”纪念馆的另一位同志插话说：“李维汉同志看后，也说太整齐了。”

看着眼前的一切，当年开会的情景仿佛又重新浮现在邓小平的眼前。原定7月2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到8月7日终于召开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举行了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八七会议。那张条桌，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台，开会时条桌上还摆着一些手抄的文件。瞿秋白、李维汉等分别坐在条桌两侧。各地代表，不论职务高低，一律自寻板凳坐下来。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用俄语讲一段，瞿秋白翻译一段，然后代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他们慷慨陈词，批判把党引向歧途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点，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的。在党和革命的紧要关头，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方针。经过这次会议，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东江起义、琼崖起义、赣东北起义、湘南起义、渭华起义、黄麻起义等相继爆发，武装斗争的烈火熊熊燃烧。

1972年9月22日，作为参加八七会议的老同志，邓小平写了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材料，寄给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他在回忆材料中写道：“……毛主席是参加了（会议）的。还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等人，邓中夏似乎也参加了……八七会议后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等人。”

同时，邓小平在给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的信中又写道：“写的八七会议简单回忆，如有必要，请转有关询问单位。”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当他得知武汉市有几位同志到北京征集有关八七会议的资料时，他非常高兴，委托邓垦捎去他对八七会议的回忆材料和对恢复八七会议会址的意见。邓小平指出：“搞这个纪念馆，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主要是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起了什么作用……要体现当时艰苦奋斗的精神。”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送给纪念馆。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亲笔题写“八七会议会址”。

今天，邓小平重访八七会议会址。他向大家介绍说：“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会议开了一天一夜，24小时。”“您是和谁一起进来的？”纪念馆的同志问道。“我记不得了，我们是陆续地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待了6天，最后走的。”他边看边回忆，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

“李维汉同志记得会议主席台的桌子靠窗户。桌子靠窗户应该是后面一间房子。”纪念馆的同志问：“会址是这间房子，还是那间房子？”

邓小平转身看了一下后面的房子说：“很可能是这间房子开的会。房子很小。”接着又指着后面的房间说：“很可能是这间房。”

看完会场复原陈列，他回到一楼图片陈列厅时，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正从门外进来。

“怎么样，像不像？”陈丕显笑着问。

“基本上像。”邓小平回答。

在陈列厅，邓小平首先参观了会议背景陈列。他一边观看展览，一边解答纪念馆同志提出的问题。

在八七会议召开的经过和内容这部分，邓小平仔细地看了一些版面内容，边看边谈，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当纪念馆的同志介绍说会议代表的名单排列基本上是按会议记录先后顺序时，邓小平说：“那个时候名单排列没有什么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听到这里，陈丕显也插话说：“那时不讲这些。”邓小平笑着说：“那个时候不兴那些规矩。”一句话把大家全逗乐了。

邓小平看到版面上会议代表名单第一个是李维汉，说：“不要以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李维汉，不是那样，不是按照什么资历呀，什么……排列。这些人到了就是了，就是那些委员。”

“当时中央委员没有到齐。”纪念馆的同志说。

邓小平说：“就这么选了政治局委员。”

纪念馆的同志指着版面下面“邓小平”三个字说：“我们按照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在这里写的您的职务是党中央秘书。”

“是政治秘书。”邓小平强调说。

“有人说您当时是党中央秘书长？”

邓小平说：“那时我不是党中央秘书长，1927年底我才当党中央秘书长。这个时候我是秘书。”“那个时候，陈独秀要搞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一个，以后没搞齐。”

“还有谁是秘书？”纪念馆的同志问。

“还有刘伯坚，没到任，没选齐。”邓小平一边回答，一边继续往下看。

“邓副主席，八七会议以前，您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住在武昌。”

“住武昌什么地方？”

“武昌三道街1号、11号呀，我们党中央的地方。”“会后，武昌紧张，我们撤到汉口。”

“在汉口住哪里呢？”

邓小平说：“在汉口住在一个法国商人的酒店楼上，我同李维汉同志住在一块。”

“会议工作人员，除您以外，还有谁？”纪念馆的同志接着问道。

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其他工作人员，就是有个翻译，翻译是谁，记不清了，我估计是瞿秋白。”

“罗米那兹作的报告是这个翻译翻译的吗？”

“那当然。”邓小平又想了一下说，“罗米那兹作报告可能是瞿秋白做的翻译。”

“当时会议通过的文件，是会后形成的，还是会前就已形成？”

邓小平说：“那是原先准备好的。”“那个手续很简单，通过一下。”

“李维汉同志回忆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是罗米那兹起草的，瞿秋白翻译的。”

邓小平点头说，“是罗米那兹”，“报告主要是瞿秋白”。

“这是八七会议的《告全党同志书》。”纪念馆的同志向邓小平介绍说。

邓小平仔细地浏览了会议通过的各种文件。

到了陈列的最后部分，纪念馆的同志介绍说：“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各地举行武装起义。”

邓小平说：“还有‘八一’嘛！这叫‘八七’。起义从‘八一’就开始了。”

纪念馆的同志指着版面介绍说：“这里讲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后面讲的是各地其他著名的起义，最后讲的是百色起义。”

邓小平好像没有看到陈列“八一起义”的版面，他强调说：“首先是‘八一’。”

纪念馆的同志解释道：“‘八一起义’已在前面作为会议背景讲了。”

邓小平说：“‘八一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起义’也是八七会议的方针。”

“什么时间决定召开八七会议的？”纪念馆的同志想借这个机会多问些问题。

邓小平说：“决定？那个时候只能少数人参加的，那谁知道什么时候决定的，反正很快就是了。那时政局变化很大，前几天就决定了，‘八一’以前。一部分人搞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说完，他高兴地观看了讲解员操作各地武装起义的电动图表。

在介绍会议代表的陈列前，邓小平端详着与会者的照片，满含深情地对大家说：“都是年轻人！”说着哈哈大笑。卓琳和陈丕显也会意地笑了。他又指着陆定一的照片说：“陆定一那时21岁，他比我小两岁。”

走到出口，纪念馆的同志请邓小平在准备好的笔砚桌上题词留念，邓小平摆摆手，但他欣然同意和纪念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临走时，邓小平和工作人员握手告别，连声说道：“劳神！劳神！”

这次视察共进行了半个小时。

五

7月16日，邓小平与卓琳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陪同下，来到武汉钢铁公司，视察投产后的一米七轧机生产情况。

邓小平与武钢有着不解之缘。

这是邓小平第三次视察武钢。

从湖北省政府驻地水果湖到武钢途中，陈丕显抓紧时间汇报了湖北及武钢的一些工作情况。

汽车驶入武钢所在地青山区，宽阔洁净的冶金大道，鳞次栉比的高大楼房给邓小平留下了旧貌变新颜的深刻印象。

上午9时45分，邓小平乘坐面包车来到武钢第二炼钢厂连铸车间的南大门前。虽然事先省委已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不组织群众欢迎仪式，一切按正常生产进行。”但是，武钢经理沈因洛和副经理张春铭在连铸车间门前迎接客人这一举动，却明显地告诉大家，将有重要人物来武钢。当有人打听到是邓小平来视察时，喜讯像电波似的迅速传开，附近的工人赶来了，过往的行人站住了，下夜班的工人不走了，自发的欢迎队伍把连铸车间南大门团团围住。当身穿白色短袖翻领衬衫、红光满面的邓小平走下汽车时，热烈的掌声和激动人心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

邓小平一下车，边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边向第二炼钢厂的连铸车间走去。他边走边问：“为什么先看连铸呀？”张春铭上前说明：从联邦德国引进的1 600毫米板坯连续铸锭机，是一米七三个轧钢厂的前期工序，素有“粮仓”之称，钢水在这里铸成钢坯后，首先送往热轧钢厂轧成热轧卷（板），部分产品作为商品卖给用户，部分产品送到冷轧薄板厂和硅钢片厂，进行产品深加工。

听罢，邓小平点了点头，对沈因洛等人说：“这里是一米七轧机的咽喉，这里的工作很重要，要抓好。”

他向前走了几步之后，又以关切的口吻问道：“硅钢片厂生产怎么样，你们的矿石含铜，对钢的质量有影响吧？”

1980年7月12日，邓小平视察武汉钢铁公司。

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切准了武钢生产的脉搏。武钢负责人就这个话题，就攻克含铜钢及“海比”专利的有关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是从日本、联邦德国引进的成套设备。合同规定：“海比”硅钢片只允许含铜0.01%，镀锡板只允许含铜0.06%。而武钢生产的钢最低含铜量在0.3%上下，不符合合同要求。国家花40个亿建成一米七轧机工程，却不能轧武钢的钢，这怎么行？邓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领导人以及冶金部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武钢立刻成立了以张春铭总工程师为首的攻关队伍，广泛收集吸收国际钢铁生产先进技术，反复进行试验。在武钢第二炼钢厂工人的支持下，终于攻克了这一难关，结束了只能用进口原料生产硅钢的历史，生产出了荣获国家金、银牌奖的有取向和无取向优质硅钢。

在交谈的过程中，当听说“海比”专利是美国发明出口到日本，日本改进后又卖给美国，而中国是从日本进口时，邓小平说：“武钢也要有这个志气。我们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

1975年，第二炼钢厂曾因漏钢事故受到邓小平的严肃批评。第二炼钢厂的职工卧薪尝胆，狠抓管理，在消化、吸收引进连铸技术中勇于改革创新，终于实现全国钢厂中第一家全连铸，达到国际炼钢工业技术的新水平。今天他们能用自己的成就向邓小平汇报，心中感到无比自豪。

在热烈的气氛中，大家随邓小平边说边走，来到连铸机的出钢口。邓小平看见连铸机下B5操作室青年工人正聚精会神操作时，便走进去，热情鼓励青年工人学习掌握国际先进技术，为中国工人阶级争光。

从操作室出来，邓小平又走到连铸机尾转盘上，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连铸坯的输送流程。

邓小平一行从第二炼钢厂出来后，又连续视察了冷轧薄板厂、硅钢片厂和热轧钢厂。

在冷轧薄板厂，厂负责同志向邓小平介绍了冷轧工艺和生产情况，并陪同他沿着主要生产线依次参观。邓小平登上参观台观看了轧钢生产，随后又参观了镀锌、双机架平整、纵剪和镀锡线，并在镀锡线仔细地观看了工人分选成品的操作。

参观冷轧之后，邓小平来到硅钢片厂，公司和厂的负责人陪同他由西向东，参观了森吉米尔轧机、连续退火炉等主要机组。最后，邓小平来到热轧钢厂，健步登上扶梯，进入精轧操作室。邓小平坐在操作台前，透过明亮的玻璃壁，一边兴致勃勃地观看轧钢过程，一边听取公司和厂负责人介绍情况。

当邓小平听说一米七轧机产品质量好，热轧钢板经平整后误差不到半根头发丝，冷轧钢板平整后误差约一根头发丝的十六分之一时，满意地笑着说：“你们要利用先进设备和技术，搞好产品质量，多出钢材，出好钢材。”

质量是工程建设的生命，也是产品的生命。早在1975年9月28日，邓小平和其他四位副总理共同签发了关于武钢一米七连轧机组问题的批示：“我们对于武钢一米七连轧机组能否按时投产和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十分关心，也十分担心。……加强对建设基地的领导，协调各部门之间工作，逐步做到备品备件自给，特别是立即在基地指挥部内建立生产准备指挥系统，做到按时投产，并且能保证持续生产。要通过这个基地的建设和生产实践，培养出一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具有更高水平的骨干队伍，使今后国内也能制造并发展这类机组。”这个批示，对一米七轧机工程的建设和顺利投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观看了一米七轧机产品后，又兴致勃勃地来到操作台前。通红的钢坯从加热炉方向，穿过粗、精轧机组和层流冷却系统，迅速地奔驰着。钢坯由厚变薄，由红变黑，最后卷曲成卷。邓小平问沈因洛：“原来建设一米七这几个厂时，钢和钢坯打算从哪里来，是怎么设计的？武钢达到400万吨钢，还差多少矿石？配起套来，需要多少投资？”

沈因洛回答后，邓小平继续说：“配套建设很重要，只有配起套来，一米七轧机才能发挥出效益。”

邓小平走出操作室时，不断地向坚守岗位的操作工人致意，挥手告别。

六

7月17日至20日，邓小平在武汉期间，听取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汇报制定“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在谈到体制改革问题时说：国务院要取消好多个部，这是一场很大的革命，体制改革就可从这里入手。体制改革，核心是搞好专业化，搞公司。公司完全按照经济办法搞，要有独立经营权、用人权。要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不然就是吃大锅饭。要搞董事会，或者联合委员会，定大政方针，起监督作用。在用人问题上，要让能干的上来，不能干的淘汰。一定要让精力充沛的人干事。对干部要考核，经理不行就换人。公司经理当得好的，待遇可以高于部长，不管资历深浅。工程师也要有工程师的职权，应当由他决定的就由他点头。当上什么职务的就应给什么待遇，对年轻的也应如此。运动健将应当有运动健将的工资标准，差别可以大一些，但要规定最低不得低于多少，不如此不能鼓励上进。

在谈到立法问题时，邓小平说，要立法，要搞公司法，成立经济法庭，成立有专家参加的科学论证机构。律师队伍要扩大，企业要请自己的法律顾问。城市个体经济也要立法。

在谈到国防工业问题时，邓小平说，除二机部、七机部以外，军工企业统统改为军民结合。军队同军工厂的关系是订货关系。航空工业不应是单独的工业体系，搞几个航空公司是必要的。

在谈到引进国外技术问题时邓小平说，在引进技术方面，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引进技术自己改造。我们自信心不够，应当增强自信心。

谈到经济建设方针时，邓小平说，讲比例，不只是“农转重”比例，科学教育、住宅都要按比例。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不仅全国，一个省、一个社、一个队也是这样。百分之二十先富起来，会把其他的带动起来。不能什么都靠上级推动，而应当运用经济杠杆。

在谈到今后十年经济发展目标时，邓小平说，建设目标，一定要反映人民生活在哪些方面受益，不能只讲平均工资每年增加百分之几，必须把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的改善反映出来。人民生活要有相当增长，人民才满意。邓小平还说：在国外搞贸易中心，这才能学会做生意，搞得死死的，有什么希望？只靠农产品出口不行，还要靠机械产品。机械工业大有可为，机械工业要改组，要引进一些新技术，提高自己的制造能力。还要好好研究一下，创造一些名牌机械产品。花上几年、十几年工夫，打开国际市场。机械委员会要抓紧工作。

在谈到今后十年的发展速度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要再研究一下，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的时间能不能提前一点，这是个鼓舞人心的问题。

在谈到三峡问题时，对小平指出：修建三峡工程，对航运的影响不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大，而对防洪所起的作用大，发电效益很大。因此，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

七

第二汽车制造厂位于湖北十堰市，是中国汽车制造的骨干性基地，60年代，在三线建设的精神指导下选址定点，70年代，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自力更生建设起来。如今二汽发展得如何？邓小平十分关心。在四川乘船来湖北的途中，途经宜昌参观葛洲坝工程时，邓小平就关心地询问：“这里离二汽多远？”随后，他向前来迎接他的湖北省委负责同志表示，这次去湖北，要到第二汽车制造厂看看。参观了武钢之后，邓小平在武汉休息了几天，与曾任湖北省副省长的二弟邓垦聊了聊家常，然后就在陈丕显的陪同下前往二汽。

邓小平在二汽总装厂参观。

7月22日天刚亮，邓小平一行的专列准时抵达十堰站。早在车站等候的二汽党委第二书记、厂长黄正夏，副厂长王兆国以及专程前来迎候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等一起走上车去。邓小平正在吃早餐，他请大家到餐厅，热情地说：“请进来嘛，可以边吃边谈。”早餐，就是油条、稀饭和两碟小菜。黄正夏汇报二汽创业史时，邓小平笑着说：“早就想来二汽看看。这次来成了。”陈丕显说：“邓副主席在宜昌就询问二汽，这次是自觉自愿来的。”这话引出一阵笑声。

邓小平十分关注中国的汽车工业，他关心地问二汽建设情况怎么样、今年生产多少辆汽车？

邓小平在二汽生产车间参观。

二汽的负责人边引路，边汇报情况：二汽现已建成两种车的生产基地。1975年政治形势好，大家劲头足，基本有了建成两吨半越野车的生产能力，投入了试生产，但不久即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粉碎“四人帮”后即狠狠抓紧了第二种车型——五吨载重车的建设，1978年下半年投产。这几年汽车生产能力提高得很快，1978年生产5 000辆汽车。去年生产了近1.5万辆汽车，今年预计可生产3万辆汽车。去年是前年的3倍，今年又是去年的2倍，是前年的6倍。三年来，利润和产值也成倍地增长。1976年，“四人帮”破坏严重时，亏损5 066万元，1978年即扭转了3 200万元的亏损，并略有盈余，1979年盈利6 760多万元，今年预计盈利可超过1亿元。1978年产值为1.7亿元，去年为4.2亿元，今年预计可达到8亿元。

邓小平听到这些情况时非常高兴，不断点头。

接着，二汽的负责人又汇报了建厂的历史和工厂的布局。二汽的厂址选址是和邓小平密切相关的。1965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二汽在襄渝铁路沿线选址，当时在一机部工作的段君毅，便向在四川视察的邓小平汇报：二汽年设计产量为10万辆，厂址必须具备交通便利的条件，汉水距此仅20余公里，襄渝线也从鄂西北入川。这既符合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指示精神，又有水陆交通之便。

邓小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后，同意将二汽建在十堰。

二汽的布局，根据主要部件（如发动机、车桥等）和总装方便的原则，采取分片布点，按专业厂集中建设，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7公里。围绕专业厂配套建设居民点、生活服务及文教卫生设施，形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集镇群式的新兴城市。

这时，陪同人员向邓小平介绍说，群众有个顺口溜：“十堰市真奇怪，不分城里和城外。说它是城市，种瓜又种菜；说它是农村，工厂山沟里盖。”邓小平听后说：“这很有意思。”这时，车恰恰驶过二汽配套处，进入间隔地带。这里两旁是山，山上有树，山洼有村庄菜地，邓小平笑着问道：“这是到了你们的农村了吧？工人一定有新鲜蔬菜吃。要是山上再栽很多果树，水果也就有了。”正说着，设备修造厂的厂房及宿舍楼出现在眼前。邓小平高兴地说：“啊，又到一个小城镇了！”

二汽的建设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机部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在全国的支援下，顶着逆流，下了极大决心，采取小厂包大厂、老厂包新厂的方式，把全国机械行业的“宝”都“聚”到二汽来了。他们包设备、包技术工人、包领导班子。现有的2万台设备中，99%是我国自己制造的，其中90%是好用的，经过了多年的生产考验。也进口了一些关键的、精密的、大型的设备和先进技术，但只占设备总台数的1%，占总投资的10%左右。这种方法今天看来是成功的。二汽总的技术水平可相当于60年代，部分设备水平达到了70年代。少数进口的和我国自制的设备，也有保持国际领先水平的。我国自制的设备，如汽缸体大拉床等，就是一个例子。这台拉床有1 784把刀子，一分半钟可铣削完汽缸体6个平面，只需6人操作，一台可抵需20人操作的十台鼓形铣床。这种机床世界上也不多。

邓小平对大拉床很感兴趣。他指着厂标说：“噢，济南第二机床厂造的。”他把段君毅拉到跟前说：“大拉床是我国自己造的，我们的机械工业能造这个，不错嘛。现在看，以我国自造设备为主，适当进口一些高精度设备，武装现代化工厂的道路的经验值得总结。”

陈丕显向邓小平介绍了二汽“自力更生，量入为出，分期建设，多作贡献”的办厂方针。邓小平表示赞同。他说：“我看过国务院批准你们这样做的文件。”并关心地问：“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吧？”又问：“四川大足汽车厂是不是可以照二汽的办法干？”陈丕显说：“最近武钢向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汇报工作，他们同意武钢也采用二汽这个办法，并有所发展。”

在总装厂，摆放着二汽近年来生产的各种汽车及今后计划生产的各种汽车型谱，引起邓小平的很大兴趣。他非常专注地听取中国屈指可数的汽车专家之一、二汽总工程师、副厂长孟少农等关于各种汽车性能的介绍。

邓小平亲切地同孟少农握手，并在他的陪同下观看了二汽21种车的型谱和准备改进的8种车身挂图。当听到军民结合问题时，邓小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说：“一定要注意多品种系列化生产。汽车厂也可生产非汽车产品。二汽注意满足军用，这是好的。但从长远、从根本看，主要应搞民用。军队要车，可能第一批要得多，以后就逐渐减少。你们又搞5吨车，又搞8吨车，都是民用的，这很好。”

参观样车后，邓小平同十堰市、二汽的负责同志合影留念。

当听说工艺大楼是科学实验基地时，邓小平说：“重视科学实验，这很好。”他关心地问：“有多少科技人员？电子计算机用得怎么样？”并强调，电子计算机“既要搞点大型的，搞些终端机，也要搞小型的，专用机”。

爬坡表演开始了。二汽生产的供部队拉大炮用的2.5吨和3.5吨两种军用越野车，要求马力大、车速高、爬坡能力强、越野性能好。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两种车爬32度陡坡的表演。他边看边评论：“两吨半越野车，我知道，听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了功，部队很欢迎。”他高兴地说：“能爬这么陡的坡，部队当然欢迎！”

三吨半越野车的发动机是同英国合作试制的。适当加大缸径并做了一些局部改进后，马力由135匹提高到165匹，扭矩从36公斤米提高到43公斤米，最低油耗由每马力小时240克降到210克，这在当时已达到国际较好的水平。这次参加爬坡的三吨半越野车，已连续进行了三个2.5万公里的道路试验，没出现大的质量事故，不久即可鉴定定型，开始投入生产。这种车改为民用，就是8吨载重汽车。邓小平听后说：“这很好嘛！”

在总装厂，邓小平高兴地坐上新下线的5吨车。开车的陈桂祥说：“邓副主席十分了解我们工人的心情。随从的同志劝邓副主席年纪大了，车又太高，不坐了吧！邓副主席和颜悦色地说：‘坐一坐，坐一坐。’邓副主席坐了我们亲手装的车，大家感到特别荣幸！”

“看板生产”是二汽学习日本的管理经验，组织均衡生产的一种方法。由本生产岗位提出需要上工序供应的零件数量和时间，由上工序和仓库保证及时送到，改变过去上工序不顾下工序、盲目生产供应的状况。这就使库存零件、车间运输、流动资金大为减少。邓小平在车桥厂特意观察了这种“看板生产”后说：“这个办法好。”

随后邓小平一行又来到了锻造厂。在这里，邓小平详细观看了由西德进口的12 000吨锻压机组压制汽车前梁的情况。总控制室的孙学英广播说：“热烈欢迎邓副主席！”邓小平满面笑容地回答：“谢谢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孙学英又广播说：“邓副主席好！”邓小平当即说：“大家好！”这天，全二汽闻名的青年工人卢建蒙操作主机。只见他非常熟练地操作，40秒压1根，分秒不差。工人们都风趣地说：“机器也在欢迎邓副主席！”

陪同人员告诉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已有13个国家60批外国客人到二汽参观，都对二汽给予好评。德国奔驰汽车公司一位负责人说：“要不是亲眼看到，真不会相信中国会在大山区建成这样一个规模大、技术先进的汽车厂。”外国人从二汽建设中看到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心、气魄和能力。邓小平听后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应当有这样的信心！”

当时，二汽已同4个国家6家厂商签订了350万美元的加工合同。法国雷诺汽车厂希望用二汽的底盘装上它的柴油机和平头驾驶室，用它的名义和营业网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邓小平听后非常高兴地说：“那好啊！雷诺汽车厂我知道。20年代，我在这个厂做过工。”

说到这里，邓小平略为停顿了一会儿，思绪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从前……

那是1925年的11月6日，邓小平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1920年，邓小平来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被选为旅欧党团组织的负责人，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小平在厂里被分配在钳工车间。他的工卡上印有82409A的编号，写有邓小平的名字、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和在法国的住址。还写道：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76号车间，磨件单位工价一法郎五生丁。现在雷诺厂还保存有邓小平当时的这些资料。邓小平在雷诺厂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这里他学会了一些钳工技术。由于这个时候他的一切行动已经受到法国警方的密切监视，于是他在1926年的1月离开法国前往苏联莫斯科。

邓小平喝了一口茶，接着说：“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一个问题，目前资本主义各国汽车已经饱和，但还有生意可做。既然汽车可以出口，其他机械产品也应该能够出口，这说明外贸的潜力很大。只要把质量搞好，就能出口。”

二汽借改革开放的东风，率先在全国组织跨省、区的联营公司，在不改变隶属关系，不改变企业性质，不改变资金、物资供应渠道的情况下，采取多种形式自愿结合，把一些生产汽车的兄弟厂组织起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他赞同地说：“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啰！应当这样搞，不这样搞，不能打破‘小而全’。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厂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

邓小平对二汽职工和十堰市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关心，一路上详细询问副食品供应怎么样，农民每人平均收入多少。

过去，各级领导机关对二汽建设注意得多，对市政建设注意得不够，而且投资少，因此欠账较多。邓小平关心地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其他城市怎么解决？”陪同的同志汇报说：“武汉、黄石和全国有些城市，都是从企业上缴利润中提成5%作市政建设费。”邓小平进一步问道：“这个办法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当他听说省委已经同意，国家城建总局准备争取明年首批准许实行这个办法时，表示赞同。他提出：二汽在建厂的同时，还要建设一座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汽车工业城市，还要搞好城市绿化、美化、环境净化。

二汽建厂前后，农民收入已由日平均三四角钱，增长到目前的1元多。邓小平说：“提高了好几倍，工厂把农村带起来了。一个工厂能带多少农民呢？”陈丕显说：“二汽不仅带动本市的8个公社，对郧阳地区也有支援。二汽同郧阳地区几个厂已签订合同，扩散零配件。”邓小平说：“我知道郧阳地区比较穷。大工厂带动附近的县办工厂，很好。”

邓小平对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情况也十分关心。在铸造一厂，他感慨地说：“一般铸造车间都很脏，这里却比较干净，温度也适宜。这不仅对工人健康有好处，而且和铸件质量也有密切关系。”他问一汽铸造厂是不是也这样。他还询问了工人的吃住情况、上班远近、生产情况、文化水平。

随后，二汽的负责同志向邓小平汇报了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介绍了陪同的王兆国。王兆国，今年39岁，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开始当技术员、团委书记，1974年提拔为二汽党委常委，1975年调任车厢厂党委第一书记，1976年坚决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带领党委一班人把车厢厂建成二汽第一个大庆式企业，1978年提拔为二汽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之一。在发动机厂，二汽的负责同志又向邓小平介绍了这个厂32岁的党委副书记叶炎章。邓小平听后非常满意，几次对陈丕显说，二汽注意培养青年干部，很好。有个副厂长，还有个分厂的副书记，都很年轻，一个39岁，一个32岁，又有多年的领导经验，而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表现也不错。看到我们党有人才、有干部，很高兴。

邓小平这次一共参观了二汽的6个项目。中央主要领导人一次参观6个项目，可能算是最多的了，由此可见邓小平对二汽、对我国汽车工业的重视。他说：“看了二汽，说明我们中国的机械工业是不错的嘛！有许多设备可以造，汽车还能过关嘛。机械工业行，别的方面也行嘛。”

一直陪同邓小平视察二汽的陈丕显回忆说：“邓副主席这次视察二汽，非常高兴。他还勉励说：‘二汽生产好，管理也不错，留下很深的印象。’”

二汽的广大职工和家属以及十堰市的工农群众对邓小平千里迢迢，专程到山沟里来视察和看望他们，深为感动。很多上晚班的工人，早该下班了，但为了能见到邓副主席，从早上6点一直等到中午11点多。有的工人早早赶来，把昨天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车间又打扫一遍。总装厂工人连夜调整车间几百平方米的地板，一寸一寸地冲洗抹干。工人们说：“一定让邓副主席看得舒适，看出我们工人的精神面貌。”锻造厂有的工人下班了，但他们仍不愿离开，在太阳底下等了两个多小时。

邓小平关心群众，群众热爱邓小平。大家看到邓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特别高兴。

总装厂邸世昌说：“原来想，邓副主席年纪大了，不知身体怎样，这次看到他身体很好，至少可以带领我们再大干十年八年，我的信心更足了，劲头更大了。”

锻造厂王秀纹说：“看到邓副主席，我心都要跳出来了！邓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我感到太幸福了！”

有的工人说：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天这么热，邓副主席年纪又这么大，不是顺道而是专程来看望我们。我们只有把生产搞好，早日达到10万辆生产水平，让国家领导人放心。

有的职工说：过去在北京也见过邓副主席，但这次在山沟里见到，心情不一样。这说明党中央关怀二汽职工，也说明二汽在实现四化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为二汽工人，我们感到自豪！

210分钟的视察是短暂的，但是二汽给邓小平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邓小平的到来也给二汽的干部和职工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八

7月22日晚，邓小平一行在段君毅、胡立教陪同下，乘专列离开二汽前往郑州。邓小平，这位当年指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在推翻三座大山中屡建奇功的中原局第一书记，如今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又在这块当年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为中原人民如何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早日实现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的“小康”蓝图而殚精竭虑。

还在湖北视察二汽时，邓小平就对段君毅、胡立教说过，这次出来到几个省看看，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1 000美元，一个是选拔青年干部。

当段君毅等汇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河南农村的发展变化和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后，邓小平问道：“你们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段君毅回答：“我们在火车上算了一笔账，河南农业按照每年增长8%递增，就可以提前两年达到人均1 000美元。”

接着，段君毅、胡立教以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乡的刘庄村为例，就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业、乡镇工业、副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和具体数字，向邓小平算了河南农村何时达到小康水平这本“账”。

邓小平听后，提了一些问题，又让他们反复核算一下，再三要求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算准确。他说：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1 000美元，我做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一个省一个省“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每当谈到一个具体问题时，他总是饶有兴趣地扳着指头，从现实数字到发展远景，一项一项地算账。

在谈到农民住房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过去对于发展建材工业不重视，把盖房子不当生产，只当消费，是不对的。四川的老太太有了钱，一是娶媳妇，一是盖房子。建筑工业大有发展前途，包括城市和农村。发展建材生产只搞砖瓦不行，要搞现代的、轻型的。为了实现小康目标，要敢想、敢干，敞开思想，找门路。

在谈到农民的燃料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农村发展沼气要列入计划，使用沼气不仅节约能源、节约时间，而且减少疾病，又清洁卫生。20天发酵，消灭血吸虫，还能秸秆还田，提高肥效。但是发展沼气一哄而起不行，要有计划、有步骤，一批一批地搞。

7月23日清晨6时零6分，邓小平乘坐的专列，沿着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入郑州市区北面一个绿树环绕、环境幽静的大院。这里就是省委第三招待所。

当邓小平稳步走下火车的时候，早已等候在这里的省委常务书记、省长刘杰和其他省委常委立即迎上前去，代表全省人民向邓小平表示热烈的欢迎。

早饭后，段君毅、胡立教、刘杰就河南当前的主要工作向邓小平作了简要汇报。

汇报结束，省委负责同志请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说，关于提拔青年干部，这次出来看，有的是人才。政治上，经过“文化大革命”分清楚了，标准就是不是“四人帮”体系的人。现在取消“终身制”是个大问题，干部终身制，老当第一书记谁敢提意见。提拔青年，光靠推荐不行，要下去发现人才。干部要考核，两年一考核，不称职就下来。厂长工资待遇要提高，教授不一定比校长地位低。

他说，四川的政策连老太太都高兴，赞成联产责任制。政策威力大，有了正确的农村政策，农业生产就发展得快，但科学种田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

上午10时左右，邓小平提出要出去走走，去看看黄河花园口。

昔日经常泛滥成灾的黄河水被人民群众治服后，正在变害为利，源源不断地流往沿岸千百万亩农田和众多自来水厂，滋润着辽阔广袤的中原大地。

邓小平和段君毅等省委负责人边走边谈。在黄河大堤上，邓小平问起了黄河现在的汛期流量和防洪措施等具体情况，有关负责同志一一作了详细汇报。邓小平走下大堤，一直走到黄河主航道旁，仔细观看了黄河主流的流量，询问黄河泥沙的情况和防止泥沙淤积的措施。

在返回住地的途中，邓小平说，维持黄河的现状，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在特大洪水出现时有危险，因此，还是要搞小浪底水库，解决黄河中下游的汛期防洪问题。他还幽默地说：“花园口不可不看，但看一次就够了。”

回到省委三所后，段君毅、胡立教、刘杰等省委负责同志与邓小平共进午餐。在品尝著名的黄河鲤鱼时，邓小平说：“陈老总（指陈毅）是既会吃又会做（菜），我是只会吃不会做，毛主席是不会吃也不会做。”这些幽默风趣的谈话，使得席上气氛十分轻松。

下午3时30分，邓小平乘专列离开郑州，北上返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