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出阳关（1981年）

西出阳关 （1981年）

途经甘肃敦煌：“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把沙漠建设得这样美，不容易啊，我想多待一会儿。”临别话语：新疆稳定是大局，不允许搞分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

······

一

1981年8月5日晚，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王震、王任重等中央领导人的陪同下，离开盛夏的北京，西出阳关，到新疆视察。

8月7日凌晨，邓小平一行的专列经宁夏进入甘肃。8日上午9时，专列抵达柳园火车站。邓小平要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想借此机会游览一下世界闻名的敦煌莫高窟。

列车刚一停稳，早已在车站迎候的兰州军区和省地县的负责人就走上列车，向小平同志问候。兰州军区政委萧华、省委书记冯纪新向邓小平一一介绍在场的同志。邓小平简单地询问了在场同志的情况后，说：“这次去新疆，路过看看中外驰名的敦煌千佛洞，就不必汇报了。”

早在7月下旬，省委就接到了邓小平要来甘肃的通知。邓小平办公室明确告诉省委有关部门，这次首长到甘肃主要是休息，不谈工作。省领导工作很忙，不必到车站迎送。就连有关伙食结算标准、不睡弹簧床之类，都作了具体规定。因此，省里的一切接待工作都只好从简了。

对于甘肃，邓小平并不陌生，从1926年到1966年，他曾先后来过7次，当年或因战争年代军务在身，或因新中国成立后为国事操劳，对于早已驰名中外的敦煌莫高窟，却一直无暇去亲眼看一下。其中1966年3月23日至25日，他在酒泉地区视察，也没能抽身到敦煌莫高窟一游。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他这次去新疆，主要是休假，顺道来敦煌看看。

谈笑间，邓小平一行乘坐的面包车已到达宾馆。这时时针已指向11点钟了。

邓小平健步走下车来，同迎接的有关人员一一握手。

中午就餐时，邓小平心情格外愉快。他一边吃饭，一边亲切地对陪同的负责人说：“我早就想来敦煌。这次去新疆路过这里，特地停留下来看看，也算了了我的心愿。”

8月，夏末秋初，正是甘肃最美的季节，这里天远云舒，惠风和畅，绿树成荫，瓜果飘香。下午，邓小平一行兴致勃勃地前往敦煌莫高窟游览。

早已迎候在那里的著名敦煌学专家常书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及研究所的全体工作人员，热烈欢迎邓小平一行的到来。莫高窟前洋溢着一片欢乐。

莫高窟，也叫“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东南。相传前秦建元二年（东晋太和元年）开始凿窟造像。历经隋唐以至元代，均有所修建。现尚存有壁画和雕塑作品的共有492窟。清光绪二十五年发现藏经洞后，窟内历史文物和艺术品遭到帝国主义的严重破坏，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鄂登堡等人曾盗窃大量的珍贵文物。1943年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修复、保管和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研究所改名敦煌文物研究所。

1981年8月8日，邓小平参观敦煌千佛洞。

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大厅，段文杰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莫高窟的沧桑变迁、文化价值、研究保护等种种情况。

邓小平听完段文杰的介绍，关切地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

段文杰如实地向邓小平反映了敦煌文物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

邓小平听后严肃地点了点头。他关注敦煌的历史文化价值，更关心这一名胜古迹的保护和利用价值。他当即回头对身边的王任重说：“任重，经费你给考虑一下。”

6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拨100万元专款保护敦煌文物，现在，邓小平又当场答应解决实际困难。听了邓小平的这句话，常书鸿、段文杰他们顿时觉得有一股暖流在心头涌动，望着眼前慈祥可敬的小平同志，他们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随后，在常书鸿、段文杰的陪同下，邓小平一行参观了20多个洞窟。听着段文杰专业水准的讲解，面对精美绝伦的彩塑、壁画，邓小平被博大精深的敦煌艺术所感染。他不时地问这问那，并语重心长地一再叮嘱说：“敦煌文物天下闻名，是祖国文化的遗产，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嘱托中蕴含着对敦煌文物的一片深情。

参观完毕，邓小平、王震、王任重等分别在留言簿上签了名，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由于当时敦煌对外开放不久，为了安全，当地政府对邓小平的行踪严格保密。但邓小平到县城后，特别是参观莫高窟时，被一些群众见到了。“小平来敦煌了”的消息便不胫而走，敦煌的人民群众都很想见见小平同志。当工作人员把这一情况告诉邓小平后，他非常理解敦煌人民的心愿，欣然答应。

8月9日上午，人们早早就聚集在十字街头，只见一辆面包车驶出宾馆大门，朝东大街缓缓而来。邓小平面带微笑，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

邓小平临走时，一再叮嘱当地的负责人：“敦煌是件事，还是件大事。”

邓小平一行告别了热情好客的敦煌人民后，乘车前往乌鲁木齐。

时隔不久，敦煌文物研究所收到了国家文物局拨来的300万元专项经费。敦煌人用这笔专款，进行了莫高窟南北窟区加固工程等各项建设，修建了办公新区和职工宿舍楼，并由此发展成为敦煌研究院，还在兰州成立了分院。

二

8月10日，邓小平乘坐的火车驶入了乌鲁木齐车站，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到新疆。

邓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等中央负责人的陪同下走下火车。早已等候在车站的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政委谷景生和党政军其他负责人肖全夫、司马义·艾买提、铁木尔·达瓦买提、谭友林等在这里迎接邓小平。

邓小平一下火车，就叮嘱前来迎接他的自治区负责人：“我这次偕王震、王任重同志是借假期来新疆的，不要宣传，一切从简，切不可兴师动众。”“我们明天就到石河子垦区去看看。”

在去宾馆的路上，邓小平关切地向坐在车内、前两天才从北京赶回的谷景生询问起中宣部在首都主持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的情况。邓小平之所以最先问到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

80年代初，是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寻常的阶段，也是新疆历史上不寻常的一段时期。当时，国际风云变幻，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起，社会主义面临新的严峻的考验。与此相呼应，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抬头，南疆喀什、叶城等地先后出现了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煽动群众闹事的事件。自治区的个别负责人在执行民族区域政策上也产生了某些偏差，有人甚至错误地提出要大批汉族干部退回内地，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错误言论也流传起来，一时人心浮动，全区形势出现了新的波动。就在这紧要的历史关头，中央决定调谷景生到新疆就任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政委。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区党委、各级干部、广大群众齐心协力，努力工作，使局势渐趋稳定，各项工作进入正常轨道。

邓小平对新疆情况的熟悉和关心，无疑给新疆新的领导班子极大鼓舞。

8月11日，邓小平一行来到石河子，住进了石河子第一招待所。视察石河子，是邓小平此行的主要目的。

石河子位于准噶尔盆地的南缘，是在万古荒原和沼泽上建起来的。1950年，进军新疆的解放军和起义部队，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发扬“南泥湾”精神，拉开了军垦第一犁，战士们硬是用双手和肩臂拓出了275万亩良田，建设了一批国营农场和一批工厂，奠定了新疆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的基础。

1954年10月7日，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命令和决定，将王震将军率领进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二、六两军的一部分，陶峙岳将军率领的起义部队的全部和民族军的大部分合并，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担负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后来，国家又从湖南、山东、河南、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动员了一批批支边青年，从各部队动员了一批批复员转业军人，每年从应届大专院校毕业生中动员分配了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实践证明，在新疆这样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边疆地区，创建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于自治区各民族经济文化建设、保卫祖国边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1975年3月，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疆农垦总局。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2月，国家农垦总局派出工作组来到新疆，对新疆农垦管理体制进行调查，向中央郑重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意见。1981年1月，王震来到新疆，重点考察了解农垦管理体制的种种不利因素，参观石河子垦区、奎屯垦区，走访了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分老干部，接见了上海支边青年代表。王震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厅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解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

1981年7月1日，邓小平在王震写给中央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信上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代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

但兵团撤了再恢复，毕竟不是件小事。邓小平过去因为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机会到新疆。他认真考虑王震的建议，与王震、王任重相约利用假期亲自到新疆看看。

在宾馆稍事休息后，邓小平便在谷景生等的陪同下乘坐面包车游览石河子市容。

初秋的石河子垦区，一派丰收景象。面包车在市区平坦洁净的路面上行驶着，从教学区到工业区，从文化区到生活区，邓小平认真听着石河子地委书记刘炳正的介绍，不时点着头。经过几十年奋斗，石河子已变成了一座融农工商为一体的美丽的城市，诗人艾青称其为“年轻的城”。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天山北部的原野上，是军垦战士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缩影。

看着这座年轻美丽的新城，邓小平异常兴奋，他关切地询问起石河子的发展历史。还没等刘炳正开口，坐在一旁的王震就兴致勃勃地讲了起来：1950年7月28日是石河子城定点的日子，这天，王震和陶峙岳、张仲瀚等人策马踏勘北疆玛纳斯河流域几百里，最后选择在这块没有人烟只有沼泽和荒滩的石河子建城，王震当时曾豪迈果断地说：“我们就在这儿开基始祖，建一座新城，留给后世。”

讲的人动情，听的人入神。邓小平望着眼前这位性情率直、敢说敢为的老战友，似乎又看到了当年他艰苦创业的英姿。

中午，邓小平和一群“老军垦”围坐在一起用餐。军垦战士拿出了他们最好的饭菜来招待远道而来的贵客。可不知是因为旅途劳累还是胃口不好，上了好几道菜，邓小平都没怎么吃，旁人再劝，也只是尝一点，或者干脆谢绝。这可急坏了在座的自治区副主席、新疆农垦总局局长谢高忠。这位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的老战士灵机一动，忙叫厨师上了两道“小吃”：一道是嫩玉米棒子，一道是蒸土豆。此时只见邓小平眉开眼笑，连声说：“这个好吃，这个好吃。”“玉米、土豆，是难得的好东西，在北京是吃不上的。”说着，他一连吃了两节玉米棒子和两个大土豆。他还想再吃，保健医生急忙过来劝阻，在场的同志都开怀大笑起来。吃着全部用军垦战士种植生产的东西做成的饭菜，听着这些“老军垦”们畅谈石河子30年来的变化，邓小平仿佛回到了战争年代的战友中间。

一天的所见所闻，邓小平感到余兴未尽。听说农科所搞了棉花种植试验，一分场3连采用了当时较先进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他觉得有必要再到工厂和团场去看看，于是决定再多待几天。

三

8月13日，邓小平乘坐面包车前往农科所。

沿途绿洲阡陌相连，林带如网，渠水潺潺，一排排翠绿挺拔的穿天杨在车窗外掠过。邓小平望着窗外，不时地向刘炳正和石河子农工商联合企业副经理任友志问这问那，刘炳正和任友志及时指点着窗外路过的每一个地方，一一向他作介绍。

“我过去看过反映你们的电影，我记得一部是《军垦战歌》，还有一部叫《绿色的田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向我讲起过你们开发准噶尔、塔里木的动人情景，不过还是那句老话‘百闻不如一见’哟，这次来的确不虚此行！”邓小平缓缓地讲着，一边注视着车窗外面的景色，一边客气地用手向司机示意：“开慢一点，请开慢一点。”自进入石河子垦区以来，他已经不止一次这么招呼给他开车的司机了。

汽车开到农科所的棉花试验田旁停下，邓小平走下面包车。他身穿白色短袖衬衫，健步走在田埂上。农科所的负责人和科研人员迎上来，邓小平紧紧握着他们的手，朗声向他们打招呼：“科技人员辛苦了，科技人员好！”听到这亲切的问候，这些从五六十年代起就在这里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紧握着邓小平的手，不知说什么好。

邓小平蹲在试验田一株棉花前，亲自数了数，有50多个桃子和花蕾。他翻来覆去地看，一边看一边问：“桃子都这样多吗？”

1981年8月14日，邓小平视察石河子垦区棉花。

农科所负责人赵守义急忙回答说：“平均30个左右。”

“一亩地能产多少？”

“皮棉300斤上下。”

“能达到吗？”

“奋斗目标。”

邓小平听后想了想，轻轻地“哦”了一声。

看罢农科所，邓小平一行又乘车向总场和145团1营3连进发。

原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145团1营3连是有名的先进连队，成立20多年来从未亏损过，每年上缴利润大都超过10万元，最高达到近30万元。从70年代初起，2 000多亩地的小麦，一季平均亩产五六百斤，最高的亩产达到900斤。这在全疆堪称首创。

汽车还没到3连的住地，只见145团的军垦战士、家属、教师和小学生在路边排成的长龙就已经沸腾起来了。车一停，邓小平走出面包车，向欢迎他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队伍中，有的人欢呼着，有的人激动地涌出了热泪，还有的人拼命地往前挤，为的是能握一握小平同志的手。

这时，3连连长兼指导员殷延福来到了邓小平的身边，刘炳正把这位精干的连长介绍给邓小平。

殷延福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邓主席好！”

邓小平一面点头说：“同志们好！”一面与他紧紧握手，他笑着问殷延福：“你这连队多少人？”

“1 078人。”

邓小平侧着身，仔细地听着。他耳朵有点背，殷延福马上意识到了，提高嗓门又重复了一遍。

邓小平听后竖起右手食指向王震和王任重比画着，高声说：“哦，有一个团的人。”他指的是过去红军时期的一个团。

刘炳正连忙解释说：“他说的是全连人口，包括家属。”

这时候，邓小平忽然出神地仰望蓝天，似乎想到了已经久远的红军连队。他想考察一下，现在的生产连队与过去部队的连队编制有何区别，便又问：

“职工多少？”

“387人。”

邓小平听后笑了，风趣地高声说道：“好，好，有一个营的人。”

这时，白发苍苍、手持黑色拐杖的王震，也向邓小平这边走过来。从北京陪同一起来的水利部副部长望着公路北面说：“咱们到林带里去吧。”

这是一条遮天蔽日、浓荫如墨的林带。说起这条林带，也真不简单，它凝聚了军垦战士们几代人的心血。当年，原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在林带里接待过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接待过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现在，这条林带又迎来了邓小平一行。为此，军垦战士们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不但地整平了，而且连一丁点干枝腐叶都没有，4张铺着白布的大条桌上面摆着颜色鲜嫩、晶莹剔透的葡萄，红红绿绿的大苹果和那切开的一瓣一瓣红瓤西瓜，芳香扑鼻。这些都是军垦战士从自己种的瓜果园里摘来的。

不一会儿，大家都坐下了，邓小平坐在面向棉田的桌子边的一把椅子上。殷延福站在一旁。这时，坐在对面的陈实招呼着：“小殷，你也坐嘛。”

邓小平同志一听，忙转过脸来，像想起了什么大事情似的站起来，拉着殷延福的右手，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连声说：“来，来，殷连长，坐下，坐下，坐在我这里。”并拿过一块西瓜递到殷延福的手上。殷延福腼腆地挨着邓小平坐下之后，谷景生问：

“殷连长，你们连的耕地有多大面积？”

“8 200亩。”

邓小平有点吃力地侧着左耳听。殷延福再次提醒自己，回话声音要大一点。

谷景生又问：

“粮食作物占多少？”

“4 800亩地。”殷延福的声音提高了很多。

“棉花面积多少？”(https://www.daowen.com)

“500亩。”

殷延福每讲一句，侧着左耳倾听的邓小平都要点一点头。他听得十分认真。

谷景生又问：“地膜棉花多少？”殷延福回答说400亩，并说明是在没有铺膜机械，全靠人工操作的情况下进行的。

人工地膜植棉一般连队搞100亩就到了顶啦，因为还有小麦、玉米、甜菜、杂粮等其他作物。3连搞400亩，在旁边站着的记者和懂行的干部们听了为之一惊，都向这位连长投以敬佩的目光。

邓小平全神贯注地瞅着这个小伙子，问道：“地膜植棉比一般植棉的优越性，你认为在哪里？”

殷延福流利地回答道：“一、耕地铺上地膜温度高，在普通植棉播种的时候已经出苗了，赢得了时间；二、因为提高了地温，土壤里的稀有元素，如氮、磷等容易被作物吸收，棉花长势好，结铃多，产量就高；三、霜前花多，棉花质量好，职工也避免冰天雪地剥棉桃之苦。”

刘炳正介绍说：“地膜覆盖植棉技术是经王震同志倡导从国外引进的，今年3连率先在大田试种，估计大面积地膜棉可达亩产皮棉95公斤。”小平同志直起腰高兴地说：“好办法，好方式，好，好！”回头又对王震说：“你在新疆抓地膜棉花种植，这个办法不错，要大力推广。”

邓小平看着眼前这片挺拔参天、绿荫如盖、别具一格的防护林，不由追忆起杳无人迹的昔日的大漠，想到了“西出阳关无故人”“恶风卷地吹黄沙”的诗句，想到了我国历史上“人进沙退”的规模最大的开拓壮举。他扭头看了看站在他左侧的王震，若有所思又不失风趣地说：“王胡子，你当年率部来新疆的时候，带了多少兵？”

虽然年逾古稀，面容瘦削，却依然精神矍铄，不失当年威风的王震，晃了晃手上的拐杖说：“我带了10万人。”“先遣部队7 500人。”

邓小平又问：“当时国民党军队是多少人？”

“10万多人。”王震同志说。

“在这个地方是你带的几军？”

王震微仰着头陷入了沉思。

这时，坐在对面的农垦总局局长谢高忠说，这里是起义部队二十二兵团的底子，从二、六两军派来一些干部。比如145团的第一任政委李光，一分场政委王国柱，都是三五九旅的。但是，后来新增加的成分很多。

邓小平一听三五九旅，就想到了南泥湾，想到了它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所作的贡献。

邓小平继续说：“你1950年剿匪，干得不错。”

王震精神一振，拐杖在地上捣得咚咚响：“地方民族主义叛乱头子乌——乌什么，叫我给抓住杀掉了！”

坐在后面的司马义·艾买提补充道：“叫乌斯满。”

邓小平赞许地说：“王胡子，你干得好。”这时，谷景生站起来说：“邓主席，这是我们农场栽培的瓜果，您尝一尝吧。”

邓小平笑着点头：“好。能吃上准噶尔的瓜果，不容易啊！”

坐了一会儿，谷景生站起来，请邓小平参观棉田。王震也兴致勃勃地说：“走，我们到地里看看。”

邓小平走在前面。展现在他眼前的，是那浓绿欲滴的齐崭崭的棉株。棉田平整如毯，无边无际，恰似平静的大海。所不同的是累累的棉铃和黄花紫蕾参差其间，点缀得绚丽多彩，令人赏心悦目，同时展现在他眼前的还有齐整的林带。

原来，这林带不但公路边有，而且条田周围也有。那一丛接一丛的繁枝密叶，连接起来护卫着条田，戈壁滩上那灼热的阳光，给绿云镶了一道炫目的银光，把林梢都染白了。这一切都出现在亘古以荒凉干旱闻名的准噶尔大沙漠，怎么不叫人为之惊叹呢！

面对眼前这片400多亩绿油油的棉田，邓小平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好大一片地哟！”他接过警卫人员递过来的一顶扎有黑绸边的小草帽，戴在头上，遮挡住准噶尔强烈的阳光。

这时，人们相继走入棉田。邓小平踩着聚氯乙烯塑料薄膜压在泥土里的边沿，走进茂密的棉田，弯下腰，用手拨开棉株，全神贯注地观察棉花的长势。他的视力很好，观察棉花长势很仔细。

他侧过脸问身旁的殷延福：“你这个棉花是几时种的？”

“4月24日。”

“你这块地的面积有多大？”环视了棉田半圈后，他又问。

“400亩。”

“你这个面积，比农科所的大得多嘛！”

因为邓小平是在视察了石河子农科所之后来到这个军垦连队的。他想把这里的棉田与农科所的小面积棉花种植进行对比。

有人向他解释说，这是大田生产，而农科所是小畦试验。邓小平一面会意地点点头，一面拨开棉株，看到密枝浓叶中的累累棉桃，格外高兴。这大概就是地膜植棉优点的显示。

谷景生也被邓小平浓厚的兴趣所感染，问站在一旁的殷延福：“你的单产预计多少？”

“皮棉180斤。”

邓小平闻声转过头来，有点遗憾地对他说：“哎呀，比那边的（指农科所小畦丰产试验，预产皮棉每亩300斤），要低得多哟。”

殷延福解释道：“我们是第一次试种，条件差，也没有经验，我们要加强后期管理，争取今年达到200斤皮棉。”

经验丰富的任友志插话说：咱们这儿是纬度45度以北，历来认为不能种棉花。部队进疆以后，为了解决人民和部队穿衣问题，王震司令员吸取我国在抗日战争边区最困难时期的经验，自力更生抓棉花生产。他与当时来我国工作的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教授和陶峙岳将军签订了《石河子棉花丰产协议》，要款给款，要人给人，还创办了部队第一所高等学府——八一农学院，并在迪托夫教授的帮助下，大办植棉人员短训班，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措施。1951年，从土地板结、棉花不能出苗发展到亩产皮棉二三十斤；1953年，在准噶尔南缘的玛纳斯河流域，解放军种的3万多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100多斤。《人民日报》为此发了头条新闻。这是新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丰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破除了这儿不能植棉的旧传统。

邓小平对任友志的介绍很满意，向他点点头，并与他握手。然后回过头来对殷延福说：“那好，那好。这么说，你们的产量已经翻了好几番，也就可观了。”

邓小平带着愉快的心情走出棉田。他用手扒开浓密的棉枝，高高地抬腿跨过棉行，生怕踩坏棉株。

回到林带，邓小平望着远处的绿野，深吸了一口带有芬芳气味的新鲜空气。他以钦佩的目光，环视着他身边和眼前创造了奇迹的殷连长和那依然伫立在公路南边的军垦战士的队列，对大家说：“生产建设兵团把沙漠建设得这样美，不容易啊，我想多待一会儿。”他的身心已完全陶醉在这如画的美景中了。

这时，太阳西斜。原来那一丛一丛涌起的绿云似的林梢上，不知什么时候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下午6点钟了，该走了。邓小平恋恋不舍地站起身来，穿上蓝色的中山装上衣，过了水渠上的小桥，到了公路上又转过身来，与送行的殷延福等握手告别。

邓小平对边关、对军垦战士、对撤销了的生产建设兵团这样关心，殷延福眼角挂着激动的泪花，喉咙有点哽咽地说：

“小平同志，我们工作做得很差……”

邓小平很认真地打量着这位大漠上的军垦战士，用浓郁的四川口音连声说：

“很好，很好，了不得咧！”

说完，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就要离开农场了。3连全体同志和连队小学的师生们，站在公路边列队欢送邓小平一行，邓小平与连队领导一一握手告别。队列整齐的“红领巾”用脆嫩的童音齐声高喊：“邓爷爷好，邓爷爷再见！”邓小平下车步行100多米，频频向群众招手，依依惜别。

回到北京后不久，邓小平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强调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10月，他在同王恩茂谈话时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四

8月15日，邓小平一行返回乌鲁木齐，到乌鲁木齐县南山牧区视察。

沙尔达坂，绿草青青，牛羊成群。

1981年8月15日，邓小平视察乌鲁木齐南山牧场。

邓小平走进毡房，按照牧民的习惯，盘腿坐在哈萨克帐篷中。他把沙尔达坂公社50多岁的支部书记哈斯木拉在身旁，亲切地问哈斯木：生活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附近的哈萨克族牧民穿着节日的盛装骑马奔来，他们簇拥着邓小平，以牧民特有的豪情和礼仪欢迎自己爱戴的领袖。在沙尔达坂公社一块广阔平坦的牧场上，牧民们特意为邓小平安排了赛马、叼羊、“姑娘追”等精彩演出。看着牧民矫健的身姿，听着姑娘呼呼带响的鞭声，邓小平高兴地仰首畅笑：“真打呀？真打呢！”

临行前，邓小平向村里的牧民们赠送了布匹、茶叶和方块糖。

在天池，邓小平像一位普通的游客一样向迎面过来的人们打招呼。看到一位来自美国的青年，他走过去握手问好。邓小平走后，这位美国大学生坐在一块石头上久久不愿离开，他激动地说：“我太高兴了，想不到在新疆见到了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邓小平先生，新疆太好了！”

远处的塔松青山笼罩着一层梦幻般的云纱，邓小平静静地伫立湖畔，深情地远眺着耸立在云烟上的博格达雪峰和眼前一泓碧水，对身边陪同的同志说：“风景不错，要保护好。要发展旅游。”

8月16日上午，乌鲁木齐延安宾馆。谷景生正在向邓小平汇报新疆的工作，邓小平听得十分专注。听完汇报，他对新疆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两个人深谈了1个多小时。看得出，在这次轻松的休假期间，邓小平的大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他的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说，新疆的根本性问题是搞共和国还是搞自治区的问题。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是自治区。要把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新疆稳定是大局，新疆一定要稳定，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就处理谁。

他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生产建设兵团恢复确有必要，组织形式同军垦农场不同，党、政、军结合。

他说，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甚至放到很高的领导位置上来。前一段新疆出了点事，责任主要在领导。选拔干部主要看德才，年龄要考虑；考虑年龄不要忽视德才，要讲德、讲才。干部选拔不能只靠组织部门，那样有很多事情你就不知道，或者不明确，必须考察干部的实绩，实实在在的政绩、实际工作情况，考察群众拥护不拥护。要有这两个条件，就不会出大的问题。要建立一个制度，干部的培养、选拔、使用、提升、培训等都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避免个人主观因素的干扰。要有一个好的机制。这都是很原则性的问题，能保证建设好干部队伍。

他说，干部终身制要解决，再不解决就要误党、误军、误国，并表示将来要带个头。

他说，组织部、宣传部要加强。工作要有耐心，要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事情不是一下子都能解决的。中心还是选拔干部，要通过一些同志、一些事件、一些谈话发现干部，靠几个人不行。

邓小平最后强调：“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工作要按照已定的计划去做。关于新疆这方面的问题，最近中央专门开了会，发了文件，要按文件去做。新疆最近民族团结出现了好的局面，工作有进步，一定要继续努力。”

五

8月19日下午，邓小平不顾多日奔波的疲劳，马不停蹄地同王震、王任重等驱车160公里，来到著名的“火洲”吐鲁番。

8月，依然是吐鲁番最热的时节，透蓝的天空一丝云彩也不见，热风像烧热的水一样迎面泼来。

第二天一大早，邓小平一行就上路了。在去吐鲁番市亚尔乡察看坎儿井和防沙林带途中，车队离开绿洲，拐入一条乡间土路，阳光透过树叶，在车窗上撒下斑驳的树影。汽车在一排农家小院前停下来。在这里，邓小平一行顺便走访了吐外克亚村一户普通的维吾尔族农民吾守尔·扎义尔家。

邓小平在吐鲁番市葡萄沟乡同维吾尔族老人亲切交谈。

70多岁的吾守尔·扎义尔老人闻讯和队长米提力甫·提力瓦尔地一起迎过来，邓小平上前亲切地拍着两人的肩膀说：“你们好，你们好！”主人喜不自禁，争相扶着邓小平的胳膊走进绿树掩映的农家院落。司马义·艾买提亲自当上了翻译，热情向邓小平作介绍。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揽着扎义尔的小孙女喜爱地看了又看。

坐在炕头上，邓小平同主人拉起了家常：“土地承包后，怎么样？”

提力瓦尔地抢先答道：“农民很高兴，积极性可高啦！不分白天、晚上都有人干活。生活比以前强多了！”

邓小平听后欣慰地笑了。

这时，扎义尔老人挑了两个新摘的大甜瓜，双手抱着送给邓小平，要他尝尝。邓小平接过甜瓜风趣地说：“好，我带回去吃！”

接着，邓小平又来到了村外。他了解到，亚尔乡五道林位于风沙前沿，十几年来，吐鲁番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在这里栽种了千百万棵沙拐枣、白杨、红柳和榆树，使这儿成了一片林海。

在林带中，邓小平接见了吐鲁番地区的党政负责人。他指着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的树木，语重心长地说：“要发展水利，要带领群众多种树，改善生产、生活环境。”

看罢防沙林和坎儿井，邓小平和中央及自治区负责人旋即来到葡萄公社幸福大队。一时间，邓小平到来的喜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葡萄沟，乡亲们纷纷从家里出来，迎接邓小平。

吐鲁番天更蓝，水更清，葡萄更甜了。

在西坎里克葡萄园，园旁池塘里的鸭子悠然地戏着水。邓小平弯腰走进葡萄园，饶有兴趣地绕园转了一圈，在清凉的葡萄架下坐了下来。他尝着主人递过来的葡萄，连声说：“很甜，很甜！”然后亲切地招呼被誉为“永不褪色的老党员”的村支部书记艾外都·杜尕木和两位百岁老人，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葡萄架下，吐鲁番地委书记简要地向邓小平一行汇报了工作。邓小平点了点头，对身边负责人和村干部说：“吐鲁番的葡萄很好，要大力发展，增加栽种面积，你们的规划很好。一定要依靠科学发展农业。粮食生产也不能放松。吐鲁番矿产资源丰富，可以向国家申请进行勘探开发，要让人民尽快富起来。”

这时，乐声响起来了，吐鲁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涌进葡萄园，为邓小平等表演了精湛的民族歌舞。一时间，欢歌笑语伴着葡萄沟清冽的流水，传得很远很远。

8月19日，邓小平结束了在新疆的视察，就要返回北京了。自治区和吐鲁番地区的负责人到车站依依送别。

白云悠悠，群山含情。列车渐渐远去了，送行的人却不愿离去，邓小平还在车窗口挥着手……

20日，邓小平在从新疆返京途中再次来到甘肃，在兰州作了短暂的停留。当天，邓小平一行即向天水进发，打算顺道再看看麦积山石窟。

21日下午3时，邓小平乘坐的专列驶入天水车站。当时天下着大雨，通往麦积山的道路洪水暴涨，陇海铁路宝天段也多处塌方，游览麦积山石窟的计划只好搁浅。

下午5时，邓小平的专列离开天水，返回兰州。当晚，邓小平一行停宿在市郊车站。

22日上午8时，邓小平一行改乘专机离兰返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