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进一步加快开放（1985年）

要进一步加快开放 （1985年）

江苏、上海、广东之行，邓小平关注的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进一步开放。“再加上闽南三角洲”，“沿海连成一片了”。

······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也就是说在每年新春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少不了要为这一年好好筹划一下。

邓小平，这位81岁的老人在1985年新春来到的时候，又在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为改革开放的大业筹划着，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筹划着。

这位老人已是成竹在胸。

他在北京坐不住了，他仍然把这次外出选择在南方。

这已经是邓小平连续三年的南方之行：

1983年的春节，他视察了江苏、浙江、上海，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路上喜气洋洋。他对“翻两番、奔小康”的目标心里有了底。

1984年的春节，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上海，在经济特区承受来自方方面面巨大压力的时候，他肯定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明确了实现开放政策的指导思想：不是收，而是放，并且提出了沿海开放的大思路。

这一次的南方之行，老人又在想些什么呢？

一

1月31日，老人乘坐的专列离开了北京。

这次随同邓小平外出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

十几个小时后，也就是2月1日的11时30分，老人乘坐的专列稳稳地停在南京车站。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副书记沈达人，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郭林祥在车站迎候。

江苏省省长顾秀莲正值在京参加会议刚结束，她也同车返宁。

邓小平走下火车，与前来迎接的省委和南京军区领导一一握手。然后由韩培信、沈达人、向守志、郭林祥陪同乘坐面包车，前往位于南京东郊的中山陵5号下榻。

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许世友在中山陵5号的大门口迎接邓小平。

邓小平与许世友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稍事休息后，邓小平和许世友、韩培信、向守志、郭林祥、沈达人、顾秀莲等共进午餐。

2月2日上午9时，邓小平、王震在韩培信、沈达人、顾秀莲等的陪同下，游览南京著名的玄武湖公园。

玄武湖三面环山，一面临城，“五洲”星罗，堤桥相接，湖光山色，风景优美。

邓小平乘坐面包车从住地出发，经过四方城，进中山门来到市区，经中山东路、大行宫，从太平北路到北京东路再到鼓楼广场，沿途老人始终注视着窗外，看着这个城市的变化，他脸上总是充满微笑，心情也特别好。

汽车经玄武门驶入玄武湖公园，从环洲到樱洲再到梁洲，绕道一圈。在梁洲的停车场，邓小平健步走下车。

在玄武湖的“五洲”之中，以梁洲风景最佳。洲上有览胜楼、展览馆、牡丹园、闻鸡亭等。

邓小平步行绕梁洲一周。

正在游览的群众见到邓小平十分激动，报以热烈的掌声。邓小平也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

半个小时过去了。邓小平离开玄武湖，前往南京长江大桥参观。

南京长江大桥位于南京城下关和浦口之间，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跨越长江的现代化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

上午10时30分，邓小平在大桥的南堡下车，乘电梯到二层铁路桥面视察，然后再乘电梯直上四层的南堡平台。在平台上，邓小平极目远眺大江南北，并在此照相留念。

参观大约进行了20多分钟。

上午11时10分，邓小平来到当时南京的最高建筑金陵饭店参观。

饭店的负责人周鸿猷等早已在饭店门口迎接。

邓小平和王震步入大厅后乘电梯直上32层，参观了单间、套间、特套间和总统套间。

周鸿猷向邓小平、王震汇报了他们学习国外现代化饭店管理经验，通过改革试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饭店经营管理道路。

邓小平听后赞许地说，对的，很好。一定要在改革上下功夫，把饭店管理好。他在签名留念时，风趣地说：“噢，今天是2月2日，是个好日子啊！”

随后，邓小平乘电梯来到顶层的旋宫，早已在那里等候的有在宁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惠浴宇、聂凤智、杜平、萧望东、唐亮和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孙颔、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柳林，邓小平和大家一一握手，并共进午餐。

2月3日是一个星期天。邓小平在韩培信、向守志、郭林祥、沈达人、顾秀莲等的陪同下前往灵谷寺、中山陵、中山植物园和紫金山天文台参观。

邓小平在南京中山陵和游览的群众亲切交谈。

上午9时20分，邓小平来到中山陵。他刚一下车，游览的群众便不约而同地汇集过来，热烈鼓掌。邓小平向大家挥手致意。群众自觉让出一条道，邓小平拾级而上。这时有四位年轻姑娘带了一个小男孩挤出人群，围着邓小平激动地喊道：“邓爷爷好！”“邓爷爷好！”还有一位四十开外的妇女挥手让十几岁的女儿来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同她们一一握手。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

离开中山陵，邓小平又来到了中山植物园的温室参观。

本来安排邓小平首先参观药物园。可是，邓小平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径直来到温室前。当他们走进温室时，植物园的同志还未到。邓小平一边等待，一边观赏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盆景。不一会儿，研究所副所长杨志斌赶到了。他双手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欢迎邓小平的到来。邓小平也非常高兴，连声称赞这里风景很美。

不知是太兴奋了，还是太紧张了，一时间杨志斌连客气话也不会说了，竟情不自禁地脱口说道：“小平同志，多亏您批了八个大字，我们才能够回到这里来！”不知是邓小平没听清楚，还是话题太突然，邓小平似乎没有听懂。在一旁的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对杨志斌说：“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你声音说大点。”于是，杨志斌又大声重复了一遍。邓小平听懂了，他回忆了一下说：“对！是有这回事，一晃都过去十年啦！”

事情发生在十年动乱期间。

1974年，起因是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全体科研人员和职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反映他们研究所面临的困境。

南京中山植物园，其前身是1929年建立的“孙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1954年，在“孙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旧址上重建了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该园已建立起苗圃试验区、药用植物园、材用树种园、松柏园、树木园和分类系统园共700余亩，试验温室2 000多平方米，科研大楼拥有植物标本40余万份，还与4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植物园建立过种子苗木交换关系，引进了油橄榄、速生松等植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山植物园的厄运接踵而来：全所人员被“下放锻炼”，研究所被并入其他单位，研究基地被不相干的单位占用，大批名贵树种被砍伐，苗圃与温室被辟为水稻田、菜园。

1972年夏，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史》一书作者、八十高龄的李约瑟先生来到南京，指名要看看中山植物园。接待人员只好以“植物园人员外出斗批改”为托词而婉言谢绝。李约瑟说：“我研究中国科学史数十年，早就想亲眼看一看世界闻名的中山植物园。人员去斗批改了，植物不去斗批改，能不能让我去看看植物？”结果还是遭到拒绝，他只好遗憾地离开南京。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后，植物研究所的领导、科研人员和职工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打报告，要求归还被占用的房屋和园地。可是，一个个报告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植物研究所从领导到员工由气愤变成了气馁，由失望变成了绝望。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植物研究所的干部并不了解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内情，可是，他们凭着直觉，认定邓小平是值得信赖的，于是鼓起勇气，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达5 000余字的信，并在研究所发起了签名活动。当发起人拿着这封信到处找人签名时，有的人边签名边叹息道：“又来签名了，有什么用啊！”发起人则坚定地说：“有用！这次一定有用！”

1974年6月中旬，这封寄托着植物研究所干部群众对邓小平无限信赖的信终于发出了，并很快到了邓小平的手中。

看着这封群众来信，邓小平陷入了沉思。他清楚地记得，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为了做好城市接收工作，避免破坏，他曾专门在南京待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而如今，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这样一座世界闻名的植物园，竟然遭到破坏，名存实亡，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邓小平看完信后很快就写了如下批示：

军队占用地方房屋，凡能腾出的都应归还。此件转给南京军区处理（如来信属实，应坚决归还），并向军委报告。

邓小平　六、廿五

邓小平作出这个批示的当天下午3时40分，国务院值班室即向江苏省委打电话，查问有关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的情况，要求省委及时上报。随后，南京军区也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转来的邓小平的批示和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给邓小平的信的复制件，要求迅速查处上报。

这样，归还中山植物园的问题很快解决了。

当归还植物园的喜讯传来时，植物研究所的干部群众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他们带着幸存的几十万份植物标本和成箱成捆的研究资料重返阔别数年的故园时，这才兴奋得手舞足蹈，不能自已。

兴奋之余，植物研究所的负责人想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么快就落实了政策，经多方询问，他们得知是邓小平作了大意是“如属确实，坚决归还”的八字批示。尽管他们并没有亲眼看到邓小平的批示，可是，他们坚信不疑地向干部群众传达说，多亏邓小平作了这八个字的批示，才能够这么顺当地重返植物园。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争相传诵着邓小平给植物研究所的八字批示。

了解了这段历史，人们对杨志斌见到邓小平时所表现出来的发自内心的异常感激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在10年之后，在植物研究所的大批研究人员经过十年浩劫重新回到研究所之后，在植物研究所乘改革开放的春风获得大发展的今天，听说邓小平来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赶来了。

所长贺善安向邓小平介绍了研究所的概况，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所为经济建设服务和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的情况。邓小平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头。

在参观时，当邓小平看到一盆标名“峨眉海棠”的植物时，问道：“这真是峨眉山的？”

邓小平在南京中山植物园仔细听取工作人员讲解仙人掌的生长习性。

“这是在峨眉山发现的，而且是在野外环境下偶然发生的一个自然变异，是海棠属科中很难得的珍品。”贺所长回答说。

邓小平听了高兴地说：“哦，这是我们四川峨眉山的东西。”

啊，这是多么真切的一位普通老人的乡情。

中山植物园是以研究培育仙人掌类植物著称于世的。在人们印象中，仙人掌只不过是沙漠中长着刺的块茎状植物，大不了再在顶端开几朵花。可是，在中山植物园仙人掌类植物展室里，呈现在邓小平眼前的竟是数百个品种的仙人掌植物，小的可置于掌心，大的如同粗壮的“狼牙棒”，五光十色，争奇斗妍。邓小平兴致盎然地观赏着。当看到有株巨大的仙人掌一直长到房顶时，他很感兴趣地问道：“再长高怎么办呢？”

贺善安回答说：“为了不影响它生长，我们就把它锯掉一截子，让它缩回来再长。”

邓小平听后说：“噢，这是个办法。”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你们应该把房子接上一层嘛！”(https://www.daowen.com)

一句话，引得在场的同志全都笑了起来。

原定参观的时间已经到了。这时贺善安向邓小平提出了题词的要求，邓小平看了一下身边的工作人员，然后和蔼地说：“这样吧，我就不题词了，我给你们签个名吧。”他在签名簿上写道：“邓小平　二月三日”。

这时，一位女同志向邓小平献上了一束鲜花。邓小平跟植物园的同志一一握手告别。

上午10时30分，邓小平来到了紫金山天文台。

紫金山天文台位于南京紫金山第三峰上，建有大赤道仪室、小赤道仪室、子午仪室等。大赤道仪室中有大口径的天文观测望远镜。

紫金山天文台是世界著名的天文台之一。它对小行星的观测与研究处于世界前列，已发现并被国际统一编号的小行星有120多颗。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紫金山天文台名誉台长张钰哲，1928年11月22日在美国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国际编号为1125，张钰哲将它命名为“中华星”。这是中国人，也是亚洲人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

我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很早就发明了观测天文的仪器。现在紫金山天文台还保存着中国古时的天文仪器，如浑仪、简仪、天体仪、地平经纬仪、圭表及漏壶等。这些都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天文仪器，是中国人民创造智慧和科学才能的结晶。

邓小平一到天文台，全台的专家、科研人员都聚集在主台下，欢迎小平同志。

在休息室里，张钰哲向邓小平汇报了我国天文学家在探索自然和宇宙规律，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汇报中张钰哲提到，1986年可以在澳大利亚观察到哈雷彗星，他希望能有机会去考察。后经小平同志关心，张钰哲获准去澳大利亚考察。

邓小平参观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随后，邓小平参观了主台和古天文仪器。当讲解员说到，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每年农历七月初七鹊桥相会，其实，这两个星座相隔17光年，“牛郎”与“织女”永远不可能相会时，邓小平笑了。

中午11时，邓小平与天文台的100多位专家、科研人员合影留念。

2月4日上午9时30分，邓小平与王震来到中山陵5号宾馆大厅，接见了江苏省和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及部分老同志，并和他们合影留念。邓小平还分别和宾馆工作人员、警卫人员、新闻记者一起照了相。

中午11时35分，专列徐徐开动，邓小平向大家挥手致意，前往上海。

二

2月4日下午，邓小平乘坐的专列抵达上海。中共上海市委领导陈国栋、胡立教、阮崇武、王鉴、黄菊等前往车站迎接。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也到车站迎接。

邓小平下榻在上海西郊宾馆。

随同邓小平一起抵沪的王震一行住在虹桥宾馆。

2月7日上午，邓小平听取了上海市委领导同志陈国栋、胡立教、杨堤、汪道涵、阮崇武、吴邦国、黄菊等的工作汇报。

王震、陈丕显出席。

阮崇武在汇报中说，1984年上海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86亿元，比1983年增长9.3%。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59.6亿元，比1983年增长4.2%。

邓小平问：“平均能搞到7.2%吗？”

阮崇武汇报说，1984年上海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邓小平很有感触地说：“外国人说我们潜力最大的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个缺门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动。第三产业在发达国家占国民总值的50%到60%，你们是21%，全国根本说不上。美国的一个研究所说，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5万亿美金。我们不是要达到1万亿嘛？我们应该是1.5万亿。很有道理。他就是讲第三产业问题，第三产业是个缺门，潜力很大。”

这时，陈丕显插话说：“很难讲我们到本世纪末第三产业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达不到50%到60%。最近，我去了南通、常熟、沙洲、宁波等四个地方走了一圈，都是‘七五’期间就可以翻两番，速度快得很。到1990年，距本世纪末还有10年时间呢！当然我去的4个地方都是最好的地方。”

阮崇武说，1984年有6 000批、两万人次外商来上海谈生意。邓小平听后非常高兴，他说：“外商兴趣比较高的是上海，愿意到上海来。他们愿意到上海来投资。”

陈国栋接着说，永安集团在上海开店，同时搞食品工业，以探索外汇平衡方法，邓小平说：“这就是了，路子要走得宽一些。”

当阮崇武汇报到上海的市政建设问题时，邓小平问道：“地铁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我们准备与外商合资。”阮崇武回答说。

“你们准备找谁合作？”

“我们正在与日本、香港等厂商谈判，还准备引进一些设备。”

“这就是了。”邓小平说道。

邓小平还特别提到要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指出环境好了，“这样人家就来投资了”。

关于上海的道路建设，阮崇武汇报说，我们准备搞5条高速公路，第1条已经开工，高速公路每公里造价需要1 000万元。

邓小平问：“就是在你们上海市的范围内？你们上海的街道也窄。”

陈丕显对上海市委的领导说：“你们要算一本账，交通堵塞造成停车的损失，一样影响资金的利用率，否则1 000万元1公里要把别人吓坏。”

说到上海的自来水改造工程，邓小平提出了批评意见，说：“你们的水也不干净。”

在汇报到上海的高层建筑的建设情况时，邓小平连连表示：“要快一点。”

阮崇武在汇报中还谈到了上海港口的一个情况，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

阮崇武说，1984年上海港口年吞吐量突破1亿吨，但压船罚款一年就达7 000万美元。

邓小平说：“你们现在还罚款？港口条件差，要综合利用。利用宁波、张家港这两个港口。包玉刚说，如果在宁波建立这个宝钢，成本要降低30%，一船可装20多万吨，你们一船只装几万吨。现在宁波我就委托包玉刚牵头，把宁波发展起来，包给他。他投资5 000万美元，办一个大学，还办一个钢铁厂。”

当阮崇武说到上海外汇留成3亿美元，实际需要进口原料就要8亿美元，而进口原料后，生产的产品要供应全国时，邓小平说：“提点价嘛。质量搞得好一点嘛！优质的提点价嘛。上海有这个本事。就是这么个出路，没有别的出路。高档产品可以立即解决这个问题。尽可能搞好一点，还要奋斗几年。”

接着，汪道涵汇报说，上海现有四个机场，江湾、龙华机场已不能使用，影响了上海的发展。建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上海市组织一个小组，对机场的整个发展搞一个计划，邓小平点头同意说：“搞个计划嘛！”

邓小平还饶有兴趣地问到上海和美国道格拉斯合作生产飞机的有关情况。

汪道涵说，现在空港分离，地方建立航空公司遇到了矛盾。邓小平听后表示：国务院要搞出一个方案来。

谈到上海的马路拓宽问题，邓小平问道：“一个交通，一个通讯，这两个东西你们几年可以解决？”

陈国栋回答说：“5年。”

当汪道涵汇报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急需培养人才时，邓小平说：“这种人，上海最容易上，搞点速成的学校，半年为期。上海人脑筋活。”

陈国栋说：“要培养年轻人。”

邓小平表示赞同，并说：“就是要年轻一点，老的当顾问，帮帮忙。他们有这个条件，一上来就能干二三十年。老脑筋再强顶多能干5年。”

陈国栋和胡立教在汇报中说，上海对翻两番有信心，1990年有可能翻一番。邓小平听后极为兴奋，他十分高兴地说：“1990年办得到？上海能办到，全国肯定能办到，别的地方都可以提前，因为它本来就低嘛。”

王震也插话说：“其他省市基数低。”

随后，胡立教汇报了上海的治安情况和核查“三种人”的情况。

陈丕显说，一年半以来通过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治安情况有了好转。

说到这里，邓小平接过话题，说：“真正的治安好转，是800美金，翻两番。真正好转是那个时候。但是你不压这股风啊，它发展得可快哩，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培养’了一批人出来。”

听了上海市委领导的汇报，邓小平更加了解了上海，在他的心里，上海是他运筹已久、将要投放到改革开放大格局的一枚十分重要的战略性棋子。

2月13日晚，邓小平同王震一起离开上海前往广州。

三

2月19日是农历除夕，下午6时55分，邓小平在王震、邓颖超等人陪同下来到广州白天鹅宾馆，同广东省、广州军区的负责同志以及各界群众600多人一起参加广东省春节联欢会。

2月23日，也就是农历大年初四，邓小平在白天鹅宾馆接见了霍英东和他的儿子霍震霆，并和他们共进晚餐。

邓小平在广州参观白天鹅宾馆并签名。

霍英东，香港著名爱国人士，和邓小平相识已久。早在1964年国庆15周年时，他作为港澳地区观礼团的成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1977年7月26日他率领香港足球队来北京参加亚非拉国际足球邀请赛时，邓小平又接见了他。说来也巧，那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改革开放以后，霍英东积极支持内地的建设，最早到内地投资，1980年在广东中山投资建设了中山温泉宾馆，1983年在广州建成白天鹅宾馆。白天鹅宾馆开业后，一些做法遭到了一些非议，但邓小平对他表示了支持。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视察时，在中山就住在温泉宾馆。这一次，他在参观白天鹅宾馆时肯定地说：“‘白天鹅’好。”回到北京后，他在一些会上也多次肯定了“白天鹅”的经营管理经验。

这次邓小平专门会见并宴请霍英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霍英东是广东人，比较熟悉珠江三角洲的情况，他想听听霍英东对开放珠江三角洲的意见。

席间，邓小平还多次提到了“三个三角洲”的开放问题。

这个问题早在年初中央就提出来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后来回忆说：“到了1984年年底，根据沿海14个城市开放的进展，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研究进一步扩展沿海开放地区，即把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比照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以扩大出口贸易为导向，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经济。参与酝酿决策的领导同志认为，这两个地区有较好的工业加工技术基础，乡镇企业发达，农业商品率高，实行开放后，加上扩展外贸、利用外资的牵动，将会促进改革，加快经济发展，先行富庶起来，成为沿海开放城市依托的坚强腹地。这样做十分有利、可行。从这两个三角洲取得经验后，可在适当时机扩大到北方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

“在研究此事的过程中，1985年1月4日，应小平同志之召，我前往汇报。我先向他讲了沿海14个城市开放8个多月来的主要进展情况，小平同志听了之后说，看起来大有希望。接着又谈到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开放问题，他说，‘这很好嘛！沿海连成一片了’。这时，我把在国务院讨论时我提的一项建议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即把条件与上述两个三角洲大致差不多的福建南部的厦门、漳州、泉州一带的沿海市、县也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我说，这既有利于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加强对台工作。小平同志说：‘好嘛，再加上闽南三角洲。’

“开放珠江、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这件事，中央、国务院让我组织有关部门和地区拟订具体政策措施，进行部署和贯彻。我于1985年1月14日到16日，先约请有关地区一些熟悉情况、有政策水平和思考能力的同志，开了小型调查会，共同理出了政策构架，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了汇报，得到赞同。1月25日至31日，受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我在北京召开珠江、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经过讨论，形成了会议纪要。2月18日，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85〕3号文件下发全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继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之后，又产生了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个新的开放层次，有59个市、县纳入了这一序列。”

对于邓小平席间多次提出的“三个三角洲”开放问题，霍英东后来说：“这次听了小平先生的谈话，使我进一步开阔了眼界，从改革开放的全局进一步认识到珠江三角洲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经济地位。我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近年来集中个人的力量投资开发番禺南沙，以此建设番禺，联结香港，支持珠江三角洲及广东的经济发展。”

邓小平的这次江苏、上海、广东之行，实际上是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的开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