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时的情景。
1949年2月26日，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等人一起，从徐州动身去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28日，到达西柏坡。
一个多月前，1949年1月6—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并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便确定组建新中国的有关事项。
经过充分准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3月5—13日在西柏坡召开，这是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委员出缺4人，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出席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3月5日，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阐述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必然性；指出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基本途径。
3月7日，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
邓小平说：七大以来，中央的领导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政治上，由和谈到战争。军事上，由防御到进攻直到胜利。经济上，华北、东北、华东根本上完成了土改，支援了战争，开始了建设。革命是革对了，胜利基础是打定了，但今后做得不好，还可能失败。毛主席的报告可以保障胜利。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方式也很正确，高度集中，又高度民主。这使得下面很放手，无顾忌。集中使我们少犯错误，民主使我们发挥积极性。中央领导的正确，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可以保证今后一连串的胜利。
邓小平对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觉得城乡问题，每一个革命时期都提到过。大革命以前，我们不要农村，城市又要得不好。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依靠农村，目的在于拿到城市。现在拿到了城市，我们应城市领导乡村，否则会犯错误。中央提出重点放在城市，我完全同意。拿到城市，才能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实现工农联盟，实行新民主主义，转到社会主义。总之，城市领导乡村。有了城市，工作重点应转到城市，这是关系到革命胜败的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
关于接收和管理城市的问题，他联系中原解放区的实际指出：城市领导乡村，不是这样一句话可以解决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依靠谁和在城市主要做什么？接收城市，我们多少有些经验，但还不够。管理城市，尚未解决。在城市，我们要做什么？什么要消灭、保存和发展？中原对城市是没有管好的，我根本是门外汉。二中全会以后，我相信可以慢慢学会的。第一，方针要对；第二，稳一点，争主动，抓主要的，加上学习。老师首先是中央、毛主席，还有敌人和人民群众。最后一条，再加上纪律性。解决得好不好，靠我们的努力。(https://www.daowen.com)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也就是3月14日，中央召集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对各大区的人事安排提出方案并作出决定。
出席会议的除中央领导外，还有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包括西北的彭德怀、东北的高岗、华北的聂荣臻、华中的邓子恢和林彪、中原的陈毅和邓小平。邓小平在会上第一个发言。
毛泽东让邓小平提出华东管辖范围和人事安排。邓小平显然已经经过充分的准备，他深知毛泽东委以他“点将”之任务的重要性。他拿出一个名单，边念边解释。
中共中央华东局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17人组成，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华东区管辖范围有：上海、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等城市，地跨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份。华东区共有军队200万人。上海市由陈毅任市长。南京市由刘伯承任市长。
邓小平还谈到其他许多有关的人事安排建议，谈了部队过江后新区筹粮办法，谈了城市筹款办法，谈了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接管上海的工作。
对于邓小平的细致而又周全的报告，毛泽东欣然表示赞同。他说：“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有变动再说。”
当天，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同时又决定刘伯承为华东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第一政治委员，饶漱石为第二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三政治委员，陈毅、粟裕为副司令员，李达为参谋长。
3月15日，邓小平和陈毅等离开西柏坡，动身回前线。18日，到达徐州。这时，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机关都驻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