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赫拉｜ZAHRA
扎赫拉｜ZAHRA
过完新年，节后复工的第一天，我带着新的一年的新鲜感，来到一所女子监狱，同心理健康内配团队一起开始了工作。腰间皮带上挂着的大串钥匙丁零当啷响，我穿过安检，穿过那些熟悉的气闸室和长长的走廊，不时停下来跟来到办公室的同事们问好。到了办公室，看到四处仍装饰着许多亮片和贺卡。日程表上，我这天第一个要去见的是一个叫扎赫拉的女犯人，她在监狱主楼的健康护理病区（Health Care Unit, HCU）。
到了病区双开门的门口，扑面而来的是里面聒噪的人声。近处有人在怒骂着脏话，更远处有人在尖声哀号，听上去像是一个寡妇在守灵时哭丧。还有急匆匆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大概是工作人员彼此招呼着去安抚和控制病人，仔细听，还能听到有个人在断断续续地抽泣，声音很绝望。我想到但丁写的他来到地狱时的场景（地狱之门上写着“进入此门者，抛弃一切希望”），想到迎接他的那些刺耳的“陌生的言语”和“狂怒中的哭喊”[67]。我想，要是一位别的什么访客来到这里，该觉得多么难以承受啊。我虽然已经做这份工作许多年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不觉得习惯，仍会被其中传递出来的监狱工作人员和犯人们的痛苦震动。而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要习惯。不过，虽然但丁在进入地狱世界时一边捂住耳朵一边哭，但我知道自己要是进去病区的时候哭起来的话，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健康护理病区的职责，是为那些因病情过重而无法待在牢房里的犯人，提供基本的医疗干预。这些病人中有些是患有身体疾病，不过由于监狱中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很高，病区也不得不照顾那些精神状况严重不佳的犯人，他们中许多人都会在这里等上几周甚至几个月，再被转去一家有安全级别的精神病院。HCU所承担的工作压力往往是巨大的，以至于这里的员工常常有一种疲惫不堪的神情，就是一位有太多孩子要同时照顾的母亲的那种神情。不过那天，接待我的那位长官很是热情，而且能干。他介绍自己叫特里，把我从接待区带到一间他为我腾出来的会面室。
他一边收拾会面室，把一堆纸和箱子挪开给我腾出点空间来，一边跟我聊天。他说我能过来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大家都为我要见的这个病人存在自杀风险而感到担心。跟夏洛特一样，她也“上了名册”，监狱判定名册上面的犯人存在自杀风险，要对他们进行持续的观察。他递给我一个橙色的硬纸板文件夹，扎赫拉的名字就在其中。我每次跟她见面之后，都要把我的意见写在上面，而她必须按照监狱的规定带着这个文件夹回去她所在的地方，这样所有人都能知道她是一个风险人物。“我希望她能跟你开口说说话，她基本上不跟我们任何人说一句话。”特里说。
几分钟之后，这个女人来到了会面室。她看上去并不痛苦，对我的招呼轻声地做了回应。我伸出手臂跟她握手，她也回应了，不过态度有些冷，有些无精打采。她在我对面那张给她准备好的椅子上坐下，扫了一眼那份写着她名字的橙色文件夹。从她的眼神就能看出，她很清楚这个文件夹是什么，不过与夏洛特不同，她似乎没有什么反感。她的模样普普通通，个子小且瘦削，黑色的头发扎起一条长辫。我注意到她的一条胳膊上新包扎了一条绷带，从松垮的羊毛衫的袖子底下透出来。她下身穿了件裙子，裙摆长及小腿肚，脚上是一双芭蕾舞鞋。她身上流露出一种任人摆布的无所谓的态度，看起来就好像，如果她在银行排队，一个人在她面前插队，这个人也能确信她不会有什么意见。我们刚坐下时，她就跟我保持眼神交流，但她的眼神是呆滞的，有种空洞感，看得我有些不安。严重抑郁和有高自杀风险的人，在表达自己感觉的时候，是不会说自己感觉悲伤的，而更可能会说自己感觉麻木、没有感情。我想大家对这个女人有警惕是合理的。我还注意到一点：虽然我们才刚刚极简单地打了照面，我却有一种被评判或者说被默默地批评的感觉。
一如往常，我给她一个友善的微笑，然后解释我们的谈话内容将会保密，并说明我在心理健康团队里的角色。她几乎没有回应。她看不到我是来帮助她的吗？我感觉到一股小火冒了出来。对我来说，这是极少见的，尤其是在面对这么一个表面上如此平静的人的时候。当年实习时，我就常常要处理这样的负面感受，终于在犯了许多错误，并把这些感受与督导分享之后，我才慢慢地学会如何同它们相处，也学会同我的病人们相处。这是一项后天习得的技能，需要仔细倾听，很像给一件乐器调音。对我们心理治疗师来说，“调音”的能力，是在实习期间所做的那些必要的心理治疗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它帮助我们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包袱闯入了治疗室，从而让我们与其保持距离。扎赫拉看起来什么反应都没有，但她的举止态度中有某种东西引起了我的反感。或者，我的这种情感是不是正镜像地反映了她隐藏起来的某种敌意？
我决定开门见山。“我比较好奇，你是不是对这次会面感觉有点烦？”她什么也没说，眼睛往地上看去，双唇紧抿着，就好像生怕里面跑出来一句“是”或“不是”一样。我恼火的感受更强了，然后意识到自己想要提高声调，以让她有点反应。“那可能不是有点烦。那是非常烦吗，觉得非常恼火？”她猛地摇了摇头，这比什么反应都没有要强，起码表现出了一些情绪。我向她确认，她并不是非见我不可，如果不见的话，也不会有什么糟糕的后果，我在这儿并不是要逼她做点什么。她没有反应，就好像是没听到我说话一样。我想，如果我像她这样处于不断的防自杀观察之下，我很可能也会变得不愿意配合。“扎赫拉？”她抬头瞄了我一眼，又低头看了下去。我跟她说，像这样跟一个陌生人聊天，我知道这并不容易。她含糊地说了点什么，我没听清。“对不起，可以再说一遍吗？”她提高了音量：“我就是想死。”
新年假期开始的几周前，扎赫拉在她的牢房里放了一把火。庆幸的是，烟雾诱发了警报，她被救了下来。有意思的是，我从她的罪犯管理人那里听说，这个事件几乎是让她入狱的那起犯罪的翻版：两年前的圣诞节前不久，她在自己的公寓放了一把火，然后也被救了下来。这两次她都写好了字条，向她母亲声明了自己想要自杀的意图；而且两次她都比较幸运，因为救护及时，她没有发生严重的后果，只是受到轻微的烧伤，然后吸了一些烟雾。不过，她公寓的火灾导致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并且那位救她的消防员在营救和撤离现场的过程中受了重伤。在英国，对蓄意放火（纵火罪）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就算没有导致人员死亡），而扎赫拉被判处15年监禁，量刑标准是10年，即10年内不得申请假释。入狱后，她一直都表现良好，直到最近才出了这样的事情。
除了可能会有的一些物质或政治性动机的情形之外，纵火罪是一种人们不太了解的罪行，尤其是女性纵火罪，不过它也越来越多地得到研究。①记录显示，扎赫拉放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她17岁时，她在家里卧室放了一把火，想把她的床烧了。这次放火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坏，不过她母亲报了警，而且把她赶出了家。她被送进了收容所，在那里待到满18岁，这之后她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一位社工的记录显示，在收容所的那段时间里，她曾试着联系她的父母亲，不过她父亲患有癌症，她母亲则不愿意见她。她的几个哥哥给她寄了些钱，但忙于照顾自己的生活和年轻的家庭，跟她比较疏远。听起来她只能靠自己，漂泊无依。
她离开了莱斯特（Leicester）的家乡，南下来到伦敦找工作。她开始放一些小火，通常是在公园，或在医院和警察局附近，就好像是为了方便政府相关部门善后似的。她完全没有想要隐瞒自己的违法行为，反复被抓现行。不过，多数放火也没有被判刑，因为放火不等于纵火罪，除非被警方提出指控。最后，她有两次被指控纵火，刑期都很短，她很快就又回到社会上。她的缓刑期考察档案表明，她在那两次犯法之后表现良好，找到了一间中意的公寓，也在一家园艺品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跟店老板相处不错，店老板对她挺好。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扎赫拉都没有放火。这样的消停期在纵火犯当中并非鲜见，事实上在其他类型的犯罪者当中也是如此，而且，这同样与我们在成瘾者身上看到的一种模式存在关联。如果犯人处于犯罪的早期阶段，而且假如他们不反社会的话，那么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有可能会度过一段比较平和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他们会觉得没那么痛苦，生活显得比较容易面对，犯罪倾向会暂时比较节制，直到某一天，有什么东西促使他们再次做出犯罪行为。我猜想，那两年对扎赫拉来说很重要，而一个比较积极的迹象是，她可能是亲社会的。
她的罪犯管理人曾告诉我，扎赫拉有自我伤害史，且入狱后依然有这样的倾向，她会割自己的胳膊和大腿。这种情形并非少见。英国的监狱中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率很高，根据相关报告的数据，女犯人中的比例高达1/4~1/3（大约是男犯人中比例的5倍）。而且最近的一份来自英国司法部的数据表明，这个数字还在逐渐走高，在过去的10年来翻了3倍。②自伤行为也许可以解释她胳膊上的绷带，不过，这个伤也可能是她牢房的火灾导致的烧伤。关于这个问题我不会急着问她，就治疗阶段来说为时尚早，不过我想，她过去的人生中可能有些什么“不可言说”的苦楚。对一些无法承受内心痛苦情感的人来说，痛苦会发生内化，他们会感受到身体上的疼痛，或者变得抑郁；而还有一些人，痛苦则会外化，自伤行为或放火行为都属于相应的表现。这两种行为都是在释放危险的信号，表明他们急需帮助。这些行为可能成为一种习惯，很难戒断，而且存在风险。有些人不把病人的自伤行为当回事，只觉得是病人求关注的表现，就好像寻求关注是件坏事一样。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③
那天上午我坐在她面前，听到她如此明确表达了想死的愿望。我被她冷酷的表达方式和平静的语调震撼到了。很显然，待在健康护理病区的这段时间里，她的自杀倾向并没有减轻。我将不得不为此更细致地安排工作人员随时留意她的状况，布置好各种安全和警报机制，并确保每一项安全措施都到位。我需要在她的ACCT名册上填一些表格，做一些备注，即创建一份书面记录。这是为了保护扎赫拉的安全，也作为一份证据存档，表明她已经接受了谈话治疗，我们也相应对她做了恰当的照护和回应，“有备无患”。这些事情可能看起来有点像流程烦冗的官僚作风，但确实是重要的。这就好比，我对扎赫拉的情况有同情心，但依然会在自己的工作身份内保持一种有距离的客观姿态；同样，监狱的工作人员也必须做好平衡，他们担心犯人，同时也有职责维持秩序，并谨慎跟进责任和监督相关的事务。
我本以为，如果我不马上对扎赫拉那句关于想死的话做回应，她可能会接着说下去。但并没有。她只是静静地坐着，眼睛朝下盯着地板。于是我盘算着该跟她说点什么。新手治疗师会犯的一种错误，是表达悲伤或担忧，把谈话变成了表达自己的感受。我想我得给她留出空间，以让她可以不被打扰地体会自己的内心感受。几分钟过后，她抬起头看我，大概是对我的沉默感觉有点困惑。于是我把目光迎了上去：“你觉得你有这样的感觉多久了，扎赫拉？”她毫不迟疑地说：“一辈子。”她的回答凄凉、无力，仿佛每个字都挂上了冷霜一般。我想到了济慈（Keats）的一句诗“我几乎爱上了宁静安逸的死亡”[68]，不过自焚很难谈得上是“宁静安逸的”。我接着问她，她是如何有这个感觉的？并且既然如此，她又是怎么活这么久的？她耸耸肩。
我判断，是时候换个话题了，于是想到我事先打算跟她聊聊她那份工作。我跟她说，我知道她的前任老板一直都支持她、帮助她，我问她可不可以讲一讲他和当时那份工作的情况。她立刻回答了我，而且短暂地有了些活力。她先介绍了下那家园艺品店，然后说她如何陈列花卉和帮助顾客，她为此感到自豪。她说她想念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好员工。说不定等我出去了，还能在那里找份工作。”听到她提到将来的生活，并且表示出活着离开监狱的意愿，我感觉到一点宽慰。
我想，扎赫拉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她不能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这种痛苦会让她设法做些什么出来。每一个体会过工作的乐趣的人都会明白，一旦离开这份工作，生活可能就空了下来。比如你可能会因此待在家里，会有很多空闲时间。而如果家里有很多麻烦，或者生活就此变得空洞，抑郁就可能乘虚而入。扎赫拉最近的这次自杀未遂，还有她的指标犯罪，可能就与此有关，就好比每到放假，从规律的工作中暂时脱离出来时，我们可能会有一种空窗感。众所周知，圣诞节一到，监狱外面满世界都是过节的气氛，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都在欢庆节日（而且庆祝似乎越来越提前了）。监狱里的犯人们也无法躲开这些。电视上播着欢乐的圣诞节目特辑，广播里唱着圣诞颂歌和流行歌（如《我希望每天都是圣诞节》[69]），报纸、杂志还有网上（对那些能够上网的犯人来说），也满版满页的是庆祝圣诞节的各种画面。所有这些都让犯人们感到刺痛，仿佛在告诉他们，只有他们还被关在监狱里服刑，他们被社会抛弃了。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和监狱被要求实行所谓的（不经意间有着某种讽刺意味的）“节日关怀计划”，专门设计来安抚一些在圣诞节之际心情不好的囚犯，他们想到过去有关圣诞节的美好回忆会伤感，或者想到未来的生活觉得高兴不起来。不仅新年前后的这两个节日，生日和周年日同样可能带来麻烦，尤其是对那些服刑时间很长的犯人来说——这些日子意味着他们又度过了漫长、单调的12个月，以及未来仍有一道孤独和无聊的深渊等着他们。对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犯人来说，这种感觉可能会更强烈，因而引发更严重的一些负面感受，诸如恐惧、妄想、焦虑等，以及他们可能会做噩梦，会回忆起过去那些有关丧失的经验，或者很可能还有那些快乐的时光。中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波爱修斯（Boethius）说得好：“在不幸的命运中，最大的痛苦是曾经快乐过。”
我想进一步了解，这样的节日对扎赫拉来说具体意味着什么，从而弄清楚她为什么会选择用放火的方式自杀。但这次会面的时间快结束了，我只能下次再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当下要紧的问题是，她依然表达出想要自杀的倾向，我需要跟她谈谈我们该怎么办。我说，监狱的工作人员都很担心，“我们都想在你待在这里的时候保证你的安全”。我有意这么说，是想暗示她待在这里只是暂时的。“他们都知道了。”她说，目光则移向了橙色文件的方向。她的口气听起来就像是，她几乎不会因为大家对她的担心而受到什么影响。或许，她对自己的死活其实是有一些担心的，但似乎她自己并没有觉察到这些担心的存在。
与此相关地，监狱为了让她活下来，将必须对她做一些情感层面的工作。如果她将来要成功地活下来，我想她自己必须为自己的生命多做一点努力。而她如果不能戒掉放火的行为倾向，她将可能在监狱里待很长时间，可能会超过她本来已经很长的刑期。我问她下周要不要继续来见我。“有什么意义吗？”她问。这是好问题，我也已经准备好了答案。我告诉她，我听到她有表达出对未来的希望，而我想保护好她内心的这个部分，相应地，我会跟她谈谈那份工作，并建议她可以把做心理治疗也当作某种工作。我说我愿意试一试，如果她愿意的话。让我惊讶的是，她同意了。
等到下次来见扎赫拉的时候，我不知道上哪里去找她。我本以为她很可能还在健康护理病区，但到了之后被告知，她已经被送回牢房了。这意味着，工作人员认为她的自杀风险有所减轻。我猜想，他们这么做也可能有病区床位压力大的缘故，他们可能不得不为另一个精神状况明显比她更糟糕的女犯人腾出床位。在一个资源紧缺的系统里，这是种资源有效利用的做法，每个人都竭尽所能做到最好，然后祈祷每一位病人都得到了必要的治疗。至于扎赫拉的状况，我完全没有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比如以为她奇迹般地不再想死了。但或许，她开始愿意赌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还发现了另一个好的迹象。我去找她时，她没有在牢房里待着，而是在工作。她已经决定回去做之前在宗教辅导处的一份工作，具体负责打扫礼拜室和为工作人员提供协助。我们的谈话可以在这里进行。
英国的监狱有一个宗教辅导处，为所有派别的宗教信仰犯人提供服务和帮助，也包括无宗教信仰的犯人，因此也包括非基督徒、不可知论者[70]和无神论者。监狱里的犯人中，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占大多数，不过仍然有相当大比例的人信仰某种宗教。外面来访的牧师、拉比和伊玛目[71]，也为监狱牧师岗的宗教辅导工作提供了补充。在这样的活动中，监狱有机会将犯人作为个体而非群体对待，体现出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同时鼓励他们与监狱工作人员保持更好的关系。还有一点需要承认的是，宗教辅导工作扮演了一个对犯人来说有益的角色，帮助犯人变得更加亲社会，使他们出狱后再犯罪的可能性降低。
为了让犯人们有尊严地服刑，监狱还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工作机会、教育机会、各种治疗项目、严格规定饮食和关注身体健康等。但这些举措有其难处，比如常年缺乏经费支持，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深刻的难点。举措想要看起来公平公正，监狱就必须对所有犯人一视同仁，这样的后果就是，面向某个特定群体开展的活动就可能被指责为偏袒。在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自现代监狱存在以来，就一直伴随着刑罚改革，其重点就一直且越来越聚焦于试图让犯人改过自新，并且是以一种让他们有人格尊严的方式实现，但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失败的经验。对此，我并不天真地抱有过于乐观的看法，同时也很清楚，不公和虐待一定多有发生，只是可能我所处的工作岗位让我没有看到最糟糕的部分。
在监狱系统中，每一个宗教辅导处都是独特的存在，但它们似乎都有一种宁静的气氛，给人一种相对的安全感。我到门口时，能听到交谈中的低语，还有钟鸣声——不是教堂里的钟，是佛教僧人手上的西藏小响钹（tingsha），钹的响声意味着打坐的开始或者结束。这种感觉，与到健康护理病区门口时的感觉截然相反。门里，有一位监狱长官正与两个等着见牧师的女人交谈。墙上挂着一幅幅风景画，上面都印有名言警句，其中一幅是两排榕树架成的林荫道，上面叠印了罗伯特·弗罗斯特[72]一句很棒的诗：“最好的出路从来都是勇往直前。”④我深深地感到，这样一个色彩中立、满怀希望的空间，对那些犯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啊。他们在法庭接受判决，被押送来监狱，而在这一方空间之内，悲伤、痛苦和宽恕都可以很好地得到理解。
我跟教士聊了几句，她好像挺喜欢也挺尊重扎赫拉。她告诉我，扎赫拉的精神状况比较好，早上跟来访的伊玛目见过面。这也令人鼓舞，说明她可能勤于思考，也能主动寻求帮助。不过同时我也知道存在一个风险。随着治疗往下进行，扎赫拉的一些痛苦情感会冒出来，而此前，放火可能帮助她规避这些痛苦。我想到一个网上的视频段子，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处于内心情感困境中的人所面临的真正危险。一个男人打开他家正门，外面迎接他的是一大群欢快的怪物，他推推搡搡地挤进怪物群中，边挤边解释说：“哎呀，要不是为了躲那些情绪，我才不会……”当我和扎赫拉一起打开那扇正门的时候，她必须信任我，但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没那么容易。
过了一会儿，她到了，在我的对面坐下，向我点头示意。她看起来活泛了些，不像上次那么冷淡，不过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她手上不停拨弄着那道依然绑在胳膊上的绷带，不时拽一拽，捋一捋。我跟她说，很高兴再见到她，说刚才还听教士亲切地谈起了她。她回应了我一抹最简省的微笑，她的脸上只是稍动了动，仿佛是把一只电灯开关迅速按了两下。我再次提醒她，心理治疗对她来说也算是某种工作，也就是认真对待自己内心的工作，这可能意味着要谈到她过去经历的一些事和做的一些选择。她眉头一皱，说她不确定她能不能做到去谈这些。她感到紧张是因为，她不想去回想“过去那些痛苦的事”。
痛苦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我说，我们可以从一些简单的东西开始。“比如什么？”我说可以先跟我讲一讲家里人。她呼了一口气，就好像是我的建议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不过她还是决定试一试。然后我猜想，她会小心地不去说他们的坏话，她真实的感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冒出来。她跟我说，她父亲已经死了，在她第一次服刑的时候死于癌症。“他是个正派的好人。”扎赫拉说，听上去像是在念哪首挽歌，或者念哪篇讣告上的一句话。“那你母亲呢？”我问。“她还活着。”这个回答语气利落，没什么感情。“她是个很忙的女人。孙子孙女一共有7个，你知道吗？”同样，听起来还是像在念词，我猛然猜想，她会不会是在模仿她母亲说话？我问，母亲来监狱看过她没有。“没，没有，有点太远了。”扎赫拉的语气表明，她不希望我继续顺着问下去，我也很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番询问已经宣告结束。
行业内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即心理治疗师总是会向病人问起他的父母，然后不可避免地，会将病人所陷入的麻烦归咎于他的父母。我之前提到过学界近几十年来关于童年期依恋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基于弗洛伊德及众多后继者的工作而展开，在实证的层面上证明了，一个人在童年早期与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同其心理发展的方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而这相应地也会影响他成年后人格的功能，包括他谈起自己和那些最亲近的人的方式。一些研究表明，童年时期反复遭受虐待或忽视，可能会影响到那些管理情感和自省能力的脑区之间神经连接的发育。在我见扎赫拉的这段时间之前，我和一些法医同行发表了一些研究，研究的是，童年期依恋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痛苦，如何导致个体暴力风险的增加。⑤我有一种感觉，这项研究跟扎赫拉有关。正如事实情况所呈现的，她的自述看起来聚焦于那些在她人生中几乎缺席的家人。我想到了“account”（含义有“描述”和“认为”等）这个词的双重含义，既是讲述故事，也是诚实地表达态度。
好的心理治疗师不会去追着问病人被虐待和遭受创伤的具体经验，而是仔细倾听，留心病人的父母当表达而没有表达的是什么，而不是表面上对他做了什么。在听病人讲述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言语之间那些有着极重要意义的空白之处。大多数治疗师也会试着引导病人，让他们说出与父母亲或者照护者之间的那些积极经验，尤其是在记忆中觉得被照顾、被放在心上，以及被当作个体尊重的那些时刻。这样的倾听和引导，对经历不幸的病人来说有一种调和的效果，能帮助他们建立起韧性，让治疗更可能成功。在与扎赫拉谈话之前，我没有做任何先入为主的推想，不过仍然被惊到：她是那么不想去谈她与家人之间真实的情感关系。她的讲述是没有感情的，只是在罗列一些事情。
我能看出来，扎赫拉不习惯谈起她自己和过去的经历。治疗早期，病人沉默寡言的情况并非少见，但我想这个情况在她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言语表达清晰，这跟许多我打过交道的病人比起来都要好得多，然而她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内心感受时，却好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经过好几次谈话治疗，我才总算听到那么一点她的过去，她跟我讲了一点她在英格兰中部家乡的成长经历。就像我在其他案例的故事中提到的，听病人亲口讲出他们的过去，一定比看报告或者档案要好得多，因为讲述的具体方式会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内心情感经验。比如，我此前就已经知道，在扎赫拉出生时，她父母生养的两个男孩已经十几岁了，而她把自己称为“a late child”（一个迟到的孩子）。Late有两种意思，“迟到的”或“已故的”，不论是哪种，听上去都不是什么好的意思。她说这句话时，我有一种感觉，她可能早就这么说自己了，也就是说，她觉得自己总归不该出生，就好像她的人生就是一个错误。
每次见面，我们都会谈到那份橙色的ACCT名册。她仍需要随身带着它，上面有一些关于她的自杀风险的笔记。我提议，我们俩可以一起想想该往上面写些什么，就像讨论工作的分工。这样一来，她开始慢慢将想要自杀的感受，视为对她内心没有自杀倾向的那部分来说的一个问题。这个话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她不需要回避我。用这个方法，我们开始在彼此之间建立起某种纽带。在共同协作的工作中，我们认真对待了她想自杀的内心感受，这让她逐渐将那天牢房里发生的事件与她放火烧自己公寓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她的讲述一点一点地进步。一开始她还说得磕磕绊绊，之后越来越流畅，最终，她向我讲起了犯下纵火罪的那天的故事，而且她的言语方式能体现出某种能动性和对事情的接纳度。听她讲完，关于决定她命运的那一天，我已能够拼凑起来详细的印象。在我心里，这一天的印象许多年都不曾淡去。这种感觉，就仿佛在看完一部动人或痛苦的电影后，那些影像画面便留在记忆中挥之不去，在日常的许多时刻，突然在脑海中不经意地冒出来。
她是从那年11月的一份购物清单说起的。清单不长，但必须去几个不同的地方才能买齐。她说那天特别冷。随着她的讲述，我脑海中浮现出她的画面。
她买完东西，走在回家的大街上，感觉空气很冷，于是把脖子上的围巾往上紧了紧。大街上满是购物和上下班的人群。她从人群中穿过，路过了“可汗”蛋糕店，几乎就要走远，她转过身来溜进了这家蛋糕店。我对这样的亚洲甜品店很熟悉。我想象，她抬脚迈进店门时，门口上方的铜铃丁零零响了几响，里面空气温润，弥漫着豆蔻的香味。
她得排很久的队。队伍旁边也都挤着人，几乎都是女性，她们尖细的交谈声冲击着她的耳膜。透过陈列柜台的玻璃，她看着自己最爱吃的甜品——玫瑰果（gulab jamun）。玫瑰果是一种松软的金黄色甜球，中间是油酥面皮，外面撒上细细的开心果碎。[73]这个女孩终于来到了柜台前取她买的甜食。她打了一个哈欠。“把嘴巴闭上，蠢货，不然有东西就会飞进去的。”这时，她脑子里冒出这么一句话，就好像她母亲突然站在了自己旁边。但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在莱斯特的一栋房子里，扎赫拉就是在那栋房子里出生的，但不受欢迎。离开蛋糕店回家，她手上又多了一个袋子。或许，她一只手小心地拎着好几个购物袋，里面装着刚买的一大堆物品，一边腾出一只手伸进那只甜点袋子里，捏出一颗玫瑰果，吃了起来。这个时候，我很确定她是完全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的。在十字路口等绿灯的时候，她旁边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看她一眼，都会觉得再正常不过：一个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的印度裔女人，打扮体面不张扬，身上穿着一件朴素的冬外套。
回到家，扎赫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妈妈发消息。然后没有回音，消息软件里只有“已送达”的提示。又是这样。此前几天，她已经给妈妈发过几条消息。在排灯节（Diwali）[74]的第一天晚上，她向妈妈送去排灯节快乐的祝福，并请求妈妈有时间了给她打个电话。妈妈可能在忙着给大家做饭，过会儿就会看到消息的，扎赫拉这么想。桌子上放着一盏带灯嘴的陶灯，这盏陶灯是上午她从床底下一个满是灰尘的纸箱里拖出来的。她花了一点工夫，用刚买的一大桶油把陶灯灌满。然后她走过去把外套挂起来，没等挂上，她转念一把将它扔在了单人沙发旁的地板上。她心想，有什么意义呢？这时手机响了。来了一条消息！扎赫拉赶紧打开看。“领取你的10英镑优惠券，如果不想继续收到推送，回复‘退订’。”外面又是烟花。我想象扎赫拉站在那里，听到烟花引线点燃的咝咝声，然后是蹿天的哨声……夜里热闹的烟花，她透过厨房的窗玻璃可以隐约看到。穿过玻璃，还依稀可以听到隔壁孩子们的欢呼声。我问她，计划的时候，有想到他们吗？她不想连累他们，她说。她觉得他们不会有事，这栋楼基本上都是砖头做的，不是吗？
这是排灯节的第三天。她说，外面的街上到处都是欢庆的人，他们在跳舞、欢笑，开心地玩。公寓楼里也到处张灯结彩，各家各户的窗户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彩灯，摆满了节日蜡烛。我不打算打断她的讲述，不过我心里在想：“她来自一个穆斯林家庭，而排灯节是一个印度教节日，不是吗？”仿佛读懂了我的困惑，她说：“每个人都会过排灯节，你知道吗。过节有个由头就行。”排灯节一共5天，那年比平常来得稍晚一些，跟圣诞节几乎刚好前后脚接上。“这些节日没有那么不一样，对吗？”扎赫拉想了想说道。我问她这句话怎么理解。她说，从小到大，她这两个节都过，然后简单说了说它们都意味着又一个新的开始，都寓意着善良战胜邪恶，光明驱散黑暗。我听她说着，头脑中则想象着，排灯节的灯景跟圣诞节一条条五颜六色的小彩灯叠在了一起，还想到了圣约翰在福音书[75]里的那句话：“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
扎赫拉说，到了排灯节的第三天，大家会去趟庙里，但她还没有去。大家也会在这天与亲朋好友一起过，她也没有这么过。像往常一样，她去了园艺品店上班，为马上要到来的圣诞节旺季做准备。几周之前，她曾向老板请示在店里做一些排灯节的布置，然后她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摆上一排排的茶蜡[76]，整齐地挂上一圈圈的花环。她说，店里过道的一边是盘坐在莲花上的拉克希米女神[77]，对面则是牵着驯鹿的圣诞老人，两个人隔着条过道，大眼瞪小眼。她的描述很有趣，我笑了。离店之前，她给自己留出一箱茶蜡——她是用她的员工折扣卡买的，不像她的一些同事，她从来不会偷摸拿店里的东西。
她说，这是她做过的唯一一份喜欢的工作。店里能闻到姜和咖啡的迷人香味，是从后面新开的那家咖啡馆飘过来的。咖啡馆里有许多刚在园艺店买了东西的顾客，他们的手推车里堆满了东西，比如一品红[78]和缀着小亮片的绳子。他们相互拥抱、欢笑，表达问候，几个家人和朋友舒服地坐在一起，吃着肉馅饼，面前的几只马克杯往上腾着热气。她跟我说，看到他们让她心里感到难过，但她说不清楚为什么。我推想说，可能是因为她没有跟她的家人在一起。她摇了摇头，说她的两个哥哥在那个星期都邀请了她去家里一起过节，之前每年也都会这样，但她对他们感到既羞愧又生气，而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而且那时候，这些事情她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我点了点头，鼓励她继续说下去，说她已经讲了这么多。
她说，她不去跟哥哥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过节，事实上是害怕见到她的母亲。而她对母亲有多害怕，就有多想念。她想听到母亲的声音，想确信——哪怕只有一点点确信也好——那个女人起码知道这个女儿还活着。她们上次交流已经是在3年以前了，而那也只是一次简短的电话，妈妈很仓促地就把电话挂掉了。她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本人，则又要从这通电话往前数上5年时间，感觉像是已经有永远那么久。那些糟糕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她已经有很久没有感觉这么低落了。不过即便如此，她还是像往常的工作日那样，看起来正常地工作。没有人知道她的心事。节前最后一天上班的晚上，所有人都下班了，她的经理祝她节日快乐，问道：“你会去看家里人吗？”“去我妈妈那儿！”她爽利地答道，配上一个大大的笑脸。讲到这里时，她也向我表演了她在说出这句谎话时装出来的这个笑脸。不过，想到经理应该是信了她的话，她还是稍微高兴了一点。
但一回到那间令人悲伤的公寓，她又被那种糟糕的感觉缠上了。她不得不把自己缩成一团，蜷在电暖气旁边的那把椅子上。她必须让自己振作起来。于是她再次看了看手机，以防漏掉妈妈的消息。依然没有任何回复。她打开了电脑上的浏览器，把昨天夜里搜索的内容又浏览了一遍，确保自己已经看过了所有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她准备好了。她向我描述，她如何拉了一把凳子到厨房的烟雾报警器下面，爬上去，踮起脚尖，有点费力地把报警器关掉。
她跟我讲，她当时想过第二天可能会发生什么。她想象母亲会接到一个陌生人的来电，想象如果妈妈会接的话，会是什么反应。讲到这里她停了下来，陷入一小段悲伤的沉默。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引导她继续往下说，问她当时是怎么想的，觉得妈妈接到电话时可能是什么反应。“可能……我不知道。我当时想她可能会伤心透顶，不过主要是因为想到人们会觉得她不是一个好母亲，会怪她之类。”她母亲除了关心别人的看法之外，什么都不关心。
扎赫拉告诉我，她心里想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假如她死了没有人会关心。她没有亲密的朋友。她的家人甚至可能好多年都不会知道她的死讯。她的两个哥哥原则上不会接未知号码的来电，而如果真的哪天知道她死了，他们可能会想没了她更好，从此不用承担那些令人厌烦的责任了，比如，再也不用每年都例行请她到家里做客，也不用每次生一个胖宝宝之后都要给她发张照片。“妈妈，请回消息。”她给妈妈写了最后一条消息，趁还来不及后悔，按下了“发送”键。片刻，她看到消息提示“已送达”。她想，或许母亲以后会看到她死前最后这条消息，意识到她此时已经万分焦急了。讲起这里，她的声音平淡，语气也讲求实际，只是字里行间能听出来暗藏着绝望。这种不一致听着让我痛苦又动容，要做到这样保持克制，把眼泪忍住，需要的力气一定比我能想象的还要多。
她盯着手机，希望来一条消息让它响起来。这样过去了约莫半小时后，扎赫拉突然清醒地意识到，不会有消息来了。是时候了。她草草手写了一张给母亲的字条，向她道歉和告别。她把字条从前门下边塞出去，希望不会被火烧到。她从厨房拿出一张托盘，把今天带回家的那些小茶蜡在上面摆上四五行，然后在旁边摆上一盒火柴。她家里并不经常有火柴，因为厨房的灶也是电的，而且毕竟，火柴对她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自己清楚这一点。不过今天她特意买了。然后她开了一瓶甜葡萄酒，这也是她很少买的东西。一般来说，喝酒会让她不舒服，她向我解释说，但那天晚上……她感觉很糟糕。我点点头。她并不需要做解释的。(https://www.daowen.com)
她匆匆地吃掉带回家的那些玫瑰果，就着葡萄酒咽了下去。她还记得，当她突然站起来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可能会吐。接着，她拿起那盏陶灯开始浇油。这是预先计划的仪式的一部分。她浇得有条不紊，把两个房间的四面墙脚都浇上了油，确定没有漏掉一寸。陶灯里的油浇空了，于是她去取来买的那瓶油续上，把剩下的也全部浇掉。地毯上浇出一条明亮的分界线，床上也到处都是。我想象，她仿佛爬上了一座悲伤的孤岛，独自坐在那里，没有人会来救她。没有人知道。
她捡起那盒火柴，摇了摇，心跳开始加速。她回忆，曾经第一次听到这诱人的声音时，就是这样的感觉。那些小木棍里藏着一种能量。她小心地把一托盘的茶蜡点着，“像是给一块生日蛋糕点蜡烛”。外面传来的嘈杂声更大了，隔墙能听到宝莱坞的音乐。她回想起许多年前，在一些排灯节的夜晚看到茶蜡的情景。那时候，她家里满是人，有朋友，有亲戚，还有朋友的亲戚们。她跟我讲了这样的一幕：10岁还是11岁的时候，年少的她从房间里偷偷往外看，看到有人在楼梯上摆灯，大家都围在旁边看。那些小火苗星星点点，摇曳着，仿佛在随着客厅传来的音乐一起舞动。但她必须待在楼上学习，她说。她的任务是做一个乖乖女，在学校取得好的表现，将来长大了可以挣钱，为家里做贡献。然而她的两个大哥哥被允许参加节日聚会，他们从小被父母喜欢，被宠坏了。
我问，她是不是一直都是乖女孩。她摇头，说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她开始不愿意做作业，时常从卧室的窗户爬出去，跟外面一些在公园闲晃的当地小孩一起喝酒抽烟。这些是违抗父母意志的。每次被抓到，她都可能会被父亲打一顿。她还说，16岁时，她开始悄悄自残，往胳膊和腿上划口子。不管怎么说，这让她感觉好一些，“或者说至少没什么感觉”。她只穿长袖长裤，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充满愤怒的红肿伤口遮起来。没有人知道。
她接着讲那场火灾的故事。她承认自己控制不住看手机——在划着火柴之前，她最后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有一条消息，不过是提示她“低电量”。谁在乎呢？没人在乎。之后，她从托盘里捡起一只茶蜡，朝房间另一边的窗帘扔过去。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茶蜡飞向四面八方……直到托盘变空。她看着四周，脑子晕晕的，感觉里面装的全是葡萄酒。眼睛被烟熏得掉泪。火势呼地一下腾了上来，火苗往上吞着窗帘，火舌燎着破败的墙纸。直到这时，她才感觉到有些慌了：我干了什么？她告诉我，这之后她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直到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
我已看过庭审档案，得知扎赫拉和她的邻居都极为幸运：外面走廊的火灾报警器很快就响了起来，而消防服务队就在附近，因为排灯节期间需要维持高级戒备状态。隔壁的孩子们被迅速撤离。扎赫拉吸进了一些烟尘，但奇迹般地得以逃生，只受了几处轻度烧伤。不幸的是，破门而入把她从烟雾中拖出来的那位消防员受伤很严重。第二天，扎赫拉在医院被逮捕，被送到女子监狱，而两年之后，她在这里的健康护理病区见到了我。
在听她讲述那天夜晚的记忆时，我再次想到，对那些孤独的不被关爱的人来说，对那些想要被接纳却无处可去的人来说，节日是多么难度过的时间啊。一些人可以靠工作扛过去，这样可以免受社交场合中节庆气氛的强行冲击。在这个时期，业务繁忙的不只是商业街上或者网上像亚马逊那样的商店，还有撒玛利亚会的热线电话。在一年四个季度中，他们在第四季度接到的求助电话量是最大的。我的思绪反复回溯，回到扎赫拉给母亲发消息得不到回复的事情上来。我想到，这个女人的渴望是如此强烈而辛酸。她渴望母亲能联系她，哪怕只是说上几句话，让她可以稍微相信，她母亲心里还是有她的。如果许多人都能理解扎赫拉在节日里有多么痛苦，那么，也应该能理解她那种被拒绝和感到恐惧的体会——我们向爱的某个人发出信号，却得不到回应。为什么在遭受这么多次的拒绝后，她仍然觉得可能会得到回应？我发现自己想到了一个可能的原因，即她会不会是部分受到了身边那些充满希望的母亲符号的影响：圣母玛利亚温柔地抱着她怀里的男婴，圣家族[79]洋溢着爱与光明；或是一群小孩围坐在一棵树周围，身边是爱他们的父母亲。这次谈话结束后，我在网上搜索了“排灯节图片”，看到了幸福与财富女神拉克希米的图片，她从一片乳海中出现，胸部饱满，臀部很宽。
扎赫拉讲完，双手交叠，抬头看向我，眼神中带着期待，仿佛等我说出什么高见。我还在消化她说的话。就好比在影院刚看完一部震撼的电影，坐在位子上动弹不得，银幕上演职员表还在滚动，观众鱼贯离场走向影厅出口，我却对这些都视而不见。我脑海里仍在浮现出各种画面：园艺品店的陈列中，拉克希米女神和圣诞老人面对面看着；她愉快地品尝着那些印度甜品的甜腻滋味；她听着烟火在外面的街上怒放，也在她心里怒放；她等着迟迟不到的消息，心中感到剧烈的痛。我不自禁地同情她，同情她人生中深入骨髓的孤独。不过，大多数孤独的人并不会放致命的火。这些念头我大都没有跟扎赫拉讲。不过我告诉她，听到她的故事我感到悲痛，我强烈地意识到，她在火灾中距离死亡是如此近。“为什么你会在乎呢？”她问。这个问题不是挑衅的反话，她真的看起来有些困惑。我需要小心地回答她。同样，这个回答也不是关于我，而是关于她想死的愿望：“唔，我很高兴你能在这儿跟我讲到这些。我意识到，你说真的想死，这可能并不是真的。我还意识到，不久前你在牢房里放那把火的时候，你依然有那种想死的感觉。”她微微点了点头，几乎不可觉察。“我想，两次你都是想得到母亲的回应。对吗？”
扎赫拉没有回答，这让我担心，自己是不是终结了谈话。但过了会儿她开口说话了，几乎是悄悄话：“那就是我唯一想要的……听到她跟我说话，觉得她还在乎我。”说完她便很久不再说话。这段沉默让人觉得很漫长，我等着她继续说，这段时间我简直忘记了呼气。“我想，”她再次开了口，话中带有一种我此前没有听到过的坚定，“我母亲真的不喜欢我。而且我觉得她从来没有喜欢过。”她坦陈，说出这样一件事，她感到羞愧。我问她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她说，尊敬父母在她的家庭和文化中是很重要的，而她一直以为，母亲那么对待她，一定是因为她有过错。这让我想到她之前说到的那个“late child”的标签，其中蕴含的想法，就是认为自己是个错误的存在，或者对这个家庭来说是某种不好的多余人。在下次见面时，我们再次谈到了这个话题。而她还讲到了另一个标签，是她家人在她青少年时给她贴上的：她是一个“坏女孩”。这让她跟我讲了她在17岁那年第一次放火自杀未遂的事。
就跟后面的两次一样，那次也是因为被妈妈冷酷地拒绝了。同样地，那次也是发生在年底，在节日前后。周围全是节庆的气氛，她感到孤独，她的痛苦没有任何人可以诉说。孤零零地待在卧室，她感到难以忍受，感觉不被需要，似乎从中解脱的最好方式就是死。我想象着当时的她。那么年轻，那么敏感脆弱，两条前臂上还能看到许多疤痕。她把手伸进双肩书包里摸索，摸到了那盒火柴。嚓嚓，嚓嚓。她摇了摇火柴盒，里面那些小木棍发出响声，它们拥有对她来说过于巨大的能量。随后，房间里腾起了烟雾，床垫在缓缓燃烧。她开始感到恐慌，烟雾越来越大，呛得她直咳嗽。接着，她听到了母亲的尖叫：“你这个蠢货，蠢货！你干了什么？”
这段回忆让她内心颇受震动，我也一样。谈话结束时，我努力安抚她，确保她在回去牢房之前心里能够平静一些，而不至于在痛苦中回去。在她回去之前，我请她和我坐下来想想，在她的橙色文件上，关于她的想法和回忆我们能够写点什么。我们共同决定，给一位工作人员写上一些备注，提醒说她感到情绪低落，这样他就可以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我还安抚她说，向我讲出自己同母亲之间这么糟糕的关系的，她并不是第一个。
之后一周的会面中，我们进一步谈了她和母亲之间不幸的关系。我告诉她，她并不孤单，她这样的经历并不是某种文化或民族所独有的。这让她感到意外，并有所宽慰。我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女性都很难与母亲相处。而且，许多女性很难担当母亲这个身份。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必须生养孩子的。如果一个女人很难担当这个身份，可能是因为她小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关心，或者遭受了某些无法修复的创伤，从而将这些痛苦又传给她自己的孩子。随着治疗的进行，我鼓励扎赫拉去想，母亲在小时候和在年轻的时候可能经历了什么。她从印度来到英国，跟一个她不认识而且年纪大她许多的男人结了婚。他不是一个爱她的伴侣，对待她和孩子们常常施加暴力。这些并不能为她对待女儿的方式开脱罪责，但可以解释她身上的那些缺陷。扎赫拉能够宽恕她母亲的无情吗？她能宽恕想伤害她自己的自己吗？我还想知道，她如果不能从母亲那里得到爱，那么可不可以让自己接受两位哥哥的一些爱？当说到这么深入的内容时，她的眼泪冒了出来。
在我跟扎赫拉的谈话中，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个话题：被父母亲忽视，甚至遭受敌意的对待，这对任何一个小孩来说都是相当可怕的，就算父母没有对他们动过一根手指头也是如此。性情暴躁的父母会在孩子内心种下恐惧的种子，在很长的时间之后，这种慢性的恐惧，会损害孩子的自尊心、价值感还有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扎赫拉的父母满足了她所有的外在物质需求，比如住的、吃的和穿的，但在扎赫拉的记忆中，一直充满了被拒绝、被评判和被嫌弃的感觉。她感觉自己永远不值得关心，而自我伤害行为是对这种痛苦的一种回应方式。最终，这种行为升级为纵火。在她看来，她充满歉疚的自我可以在一团火焰中消失掉。我认为，扎赫拉是了不起的，她有着非凡的韧性，在经历这么多来自父母亲的拒绝和嫌弃之后，她依然活了下来。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人，结局都比她要糟糕得多。
我还明白有一点很重要，即让扎赫拉意识到，作为一个成年人，她可以做出选择，同时也要承担责任。有一次，她再次说到家人对待她有多么糟糕。这时，我认为是时候问她一个问题了。我问她，当初跟家人一起生活时，她所做的那些事情，是否给他们造成了任何可能的伤害。扎赫拉愤怒了，可以说是义愤填膺。她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冲着我大吼。她说我不在乎她，说我是个该死的婊子，什么都不懂，还补充说，她知道我“是为了钱才来这儿的”。这暴怒的气场来得突然，和她的性格如此不相称，以至于把我吓了一跳。我感觉像是踩到了一颗看不见的地雷。随后她从房间里猛冲出去，出门时把门一摔，太用力以至于门框被震得嘎吱响。我被惊得愣住了，片刻之后我赶紧追了上去：她忘了拿她的ACCT名册了。
我追上扎赫拉时，她看都不看我。我为让她生气向她道歉。我在名册上为这次冲突做了记录，她则在一旁冷冰冰地看着，一言不发。我跟她说，我们下周见面时，可以一起想想刚才发生了什么。不过老实说，我不确定她到时候会不会来。过去多年来的经验，好比和加布里埃尔和托尼那样的病人交流的经验让我知道，心理治疗中虽然可能出现这样的“不愉快”，但也是可以恢复正常进展的，不过我想更仔细地检视一下我这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我花了一些时间同一位前辈同行进行讨论，好帮自己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我告诉他，我感觉自己忽略了什么东西，不应该对这样的“弱者的愤怒”感到大惊小怪。当我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表达出来时，我立刻意识到，我此前不自觉间过度强调了扎赫拉的顺从态度，或者说她“软弱”的行为。我还得承认，我想我对她存在某种先入为主的看法，认为她是被动的，是一个“乖乖女”，或许，我不自觉地认为她符合了我头脑中的一种刻板印象，即一个恪守本分的，对父母兄长尊敬有加的亚裔女孩。对我来说，这自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多么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从表面（face value）去看一个人，但事实上，这是一门长久的修行，我不得不让自己反复从类似的情形中吸取教训。“face value”这个跟看人有关的习语来自金融界[80]，这种缺点对人来说大有来头，以色列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就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表示，头脑很容易只从表面去做判断，而更难深入意义的更深层面。⑥
我的这位前辈还指出，扎赫拉很可能认为，我提的关于是否伤害到她家人的问题，是对她的一种批评。这可能让她觉得我变得像她母亲那样，对她内心的痛苦毫不关心，也不管她当下是什么感受。我意识到，在那“盛怒的片刻”，她内心被压抑起来的对母亲的暴怒，矛头全都转向了我。这种病人把情感“转向”治疗师的情形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这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基础观点，而且同等地适用于积极和消极的情感，如爱、依赖、愤怒和不信任等。
我知道，我把这一点解释给扎赫拉听可能会有帮助。而且，我把她的这次反应看作一个积极的信号，起码她用了一种新的方式处置她的愤怒了。她不是将其外化，比如把怒火发泄到自己的身体上，或者发泄到可以燃烧的无生命物件上，而是对她感受到的痛苦做出了反抗，向那个伤害了她的人采取言语上的攻击，就跟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做的那样。尽管骂人或摔门不是最好的交流方式，不过我想，扎赫拉这么做多少是真实而且有益的，因为她诚实地面对了自己的愤怒。因此，心理治疗绝不能在这个时候中断。庆幸的是，我说服了工作人员，也说服了扎赫拉，将心理治疗继续下去。
我去扎赫拉的牢房门口请她回来继续做心理治疗时，她看起来很不自在。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不愿意看我。我跟她表达了歉意，问她我们可不可以聊一聊上次的事情。面对我真诚的歉意和继续做治疗的邀请，她所显出的尴尬清楚地表明，她对如何处理和修复冲突非常陌生。要在亲近的关系中建立起信任，这是一个极为必要的工具。我很感谢她同意接着跟我做心理治疗。
于是我们谈起上次她冲出房间的事情。谈话中，扎赫拉能够向我承认，当时她心里混淆了过去和当下。我们能够再次坐到一起，这一事实向她证明了，亲近的关系中发生的愤怒并不是致命的。我们得以再次回到我的那个问题，即她的一些做法是否给家人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担忧和痛苦。扎赫拉承认，确实造成了麻烦。我们还谈到，她如果不放火、不进行自我伤害的话，有什么方式可以面对内心的痛苦。我想，扎赫拉与漫威漫画（Marvel Comics）中的绿巨人浩克（Hulk）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看上去不像），他们都是遭受创伤的小孩，愤怒让他们变得危险。甚至她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话，正是浩克在电影中的经典台词：“别惹我生气，我要是生气了，你不会喜欢我的。”面前这个看起来温顺、和善的女人，说不定会突然变身成一个满身都是大肌肉块的怪物，在女子监狱里面引起一场骚乱……那个时候，我恐怕只好努力挤出一个僵硬的笑脸了。
在跟我相处了9个月后，扎赫拉不再被视为一个自杀危险分子，她再也不用带着她那本ACCT名册了。她被告知，她将会转去另一家女子监狱服完刑期。在她转狱之前，我们做了最后几次的谈话治疗。我们谈了谈她未来是否还有伤害自己和他人的风险。她说，她觉得自己不会再放火了，不过要是有人惹她生气，她不能保证自己再也不会像上次那样大吼大叫、骂人或者摔门。我向她的缓刑监督官[81]建议，扎赫拉在去了下一所监狱后，最好能够继续得到心理健康团队的帮助，如果可能的话，最好继续接受一对一的心理治疗。我很清楚，如果还能参加一些愤怒管理团体治疗[82]的话，也会对她有所帮助。不过，女子监狱中提供的团体治疗项目很少有这种，更多是针对创伤和丧失的，这是10多年以前的情况，但至今依然如此。一些女犯人之所以入狱，正是因为她们用暴力的方式来处理愤怒和绝望的感受，即便如此，面向女犯人的诸多心理干预措施，仍然默认将女性暴力行为能力忽略并排除在干预的目标之外。不论是对女性犯罪者还是对公众来说，这种忽略都是不诚实的。不论扎赫拉能得到怎样的心理治疗，在她的下一次病例讨论会上，需要强调的重点是，继续做她的心理工作是很重要的，这将最终帮助她出狱并回归社会。
看完扎赫拉的故事，一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她主要是一个受害者，与杀人犯或性暴力犯罪者几乎不能相提并论。这种说法有对的地方，但仍需重申的是，如果是面对与扎赫拉的经历和犯罪行为相似的男犯人，我们就一定不这么想了。我们一向重视男性的愤怒情绪和暴力行为能力，但很难意识到女性也可能对他人具有同样的危险性，因为女性极少会将那些情绪用实施暴力行为的方式来表达。女性做出的伤害行为大多是针对自己的，但扎赫拉的行为也一次次地给他人带来危险。我们对她的同情相较（对男犯人）而言有所不同，而这些不同正表明了我们对恶有着某种相似的看法，这让我们认为，男性的暴力在根本上就不同于女性的暴力。这种偏见没有任何好处。相反，这助长了另一种更糟糕的看法，认为男性有破坏和暴力倾向多少是“正常”的，而受害者属性则是女性本质特征的一部分。
尽管，在实习和后来的正式职业生涯中，我有大量与女性暴力罪犯打交道的经验，但我也意识到，在给扎赫拉做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我同样犯了偏见的错误。不止一次地，她几乎夺走了自己和他人的性命。跟这样一个人相处时，要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客观的状态，我发现并不容易。如果她是个男人，做的事情跟她都一样，那么我可能就不会像前面讲到的那样，不自觉地把她看作一个“弱者”了。最后，最重要的并不是我或者其他的谁怎么看她，而是她能够摆脱那些被贴在身上的标签，像“迟到的小孩”或者“坏女孩”。对我们而言，一个迫切的难题，则是认真检视我们的司法系统和社会当中存在的诸多偏颇举措和偏见。像扎赫拉这样的女犯人，很少得到需要的帮助，而之所以能得到帮助，则是因为她们已经到了放火烧自己，或用其他的可怕方式伤害自己的地步。
[67]出自但丁名作《神曲》三部曲中的“地狱篇”。
[68]《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中的一句诗。
[69]英国著名歌手莎拉·布莱曼（Sarah Brightman）唱的一首歌，英文名为I Wish It Could Be Christmas Every Day。
[70]不可知论者（agnosticism）指介于教徒和无神论之间的人，他们认为上帝存不存在是不可知的。
[71]牧师（priest）、拉比（rabbi）和伊玛目（imam）分别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他们具体负责带领教徒们参与宗教活动。
[72]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20世纪最受人喜爱的美国诗人之一，曾4次获得普利策奖。弗罗斯特一生艰辛，诗作经常有种昂扬向上的精神。
[73]玫瑰果是印度和中东一些国家的传统甜食，外表看起来像油炸汤圆。
[74]排灯节是印度人的大节日，地位相当于中国人的春节和西方人的圣诞节。每年于10月或11月举行，会点蜡烛、点陶灯、放烟花等，立意在于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
[75]即《约翰福音》（The Gospel of John），是《新约圣经》的“四福音书”之一。“四福音书”均由耶稣或耶稣弟子的门徒所写，介绍耶稣的生平和事迹。
[76]茶蜡（tea light）是西方常见的一种小蜡烛，扁扁的圆形蜡烛装在小金属盒里面，可以有各种颜色。
[77]拉克希米（Lakshmi）是印度教中的幸福与财富女神，在中文世界也叫吉祥天女。形象是盘坐于一朵莲花之上，一手撒下金币，一旁常有大象护卫。传说中她诞生于一片乳海。
[78]一品红（poinsettia）也叫圣诞花，花附近的叶子是大红色，下面的叶子则是绿色，恰好是圣诞节的配色，经常用在圣诞节期间作为装饰。
[79]圣家族（Holy Family）指婴儿的耶稣、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养父圣约瑟。
[80]face value本义是面值，即如货币、邮票上标示的价值，引申义为事物的表面价值。
[81]缓刑监督官（probation officer）是监督和帮助缓刑期犯人的官员。
[82]愤怒管理团体治疗（group anger management therapy）是团体心理治疗的一种。愤怒管理治疗帮助病人管理愤怒的情绪，学会将其以建设性的方式表达出来，降低愤怒对生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①Gannon, T. A. (2010) ‘Female Arsonists: Key Features, Psychopathologies and Treatment Needs’, Psychiatry: Interperson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73, 173–89. And Dickens, G., Sugarman, P., Ahmad, F., Edgar, S., Hofberg, K. and Tewari, S. (2007)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st Adult Arsonists at Psychiatric Assessment’,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 47:3, 233–8.
②See the Ministry of Justice’s quarterly ‘Safety in Custody’ report (July 20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safety-in-custody-quarterly-update-to-march-2020; also Maya Oppenheim’s article ‘You Could See Their Distress’ (2020) is just one of a vast body of reports on this sorry trend among women: https://www.independent.co.uk/independentpremium/uk-news/self-harm-women-prison-gender-men-stats-a9332401.html.
③Adshead, G. (2010) ‘Written on the Body: Deliberate Self-Harm as Communication’,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24:2, 69–80.
④From ‘A Servant to Servants’ by Robert Frost, from 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 edited by Edward Connery Lathem. Copyright © 1930, 1939, 1969 b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Copyright © 1958 by Robert Frost, copyright © 1967 by Lesley Frost Ballantine.
⑤In Pfäfflin, F. and Adshead, G. (Eds) (2003) A Matter of Security: Attachment Theory and Forensic Psychiatry and Psychotherapy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p. 147–66.
⑥Kahneman, D. (2013)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