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迪娅｜LYDIA
莉迪娅｜LYDIA
在监狱的一间会客室，两个女人，都是浅黄色的头发，都是中年的年纪，相互握了握手，随后面对面在一张小桌旁的椅子上坐下，那是两把冰屁股的金属椅子，椅腿被螺丝固定在瓷砖地板上。我怀疑，如果那天在这所监狱，要是某个人在赶赴自己约会的路上经过这间会客室，透过落地窗看到我们俩，可能都分不清谁是医生谁是犯人。我们俩看上去都是正常人的气息。耳朵上都挂着相似的朴素造型的耳环，手上都戴着纤细的坤表，身上都穿着平常的服装。一个是短发，利落齐整的波波头，发际线一圈是银白色，身上衣服是黑色的，一件黑色毛衣和一条黑色紧身裤。另一个是长发，上面高高地扎起一个凌乱的丸子头——这个是我，这是我惯常的形象，既让自己比较舒服，也不容易让对方有什么不舒服。唯一会泄露我来访身份的，是我搭在椅背上的那件灰色厚外套，不过如果只是匆匆一瞥的话，也很容易注意不到这个细节。这次来访是在寒冷的2月，见的这个女人叫莉迪娅，她将很快被送回她的牢房。
这个假想的路人也正是对我的一种隐喻。在莉迪娅这一案例中，我由于关注点停留在了表面，而未能洞察到真正重要的某样东西。在扎赫拉的案例中也同样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不过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学会不从表面去看待他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在前言中我曾讲过，我很喜欢把人的心灵比作珊瑚礁，神秘、复杂，新陈代谢时刻都在发生，充满着美丽又危险的事物。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创造了著名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一词，这也是一个与水有关的比喻。①每当谈到人强迫性的心理活动时，这个比喻尤为生动。想象一条思绪的河流，河面上到处漂着各种零碎的杂物。水流中到处都是小漩涡，如一截横在水里的树干，或是一块不知道是谁随手扔进河里的垃圾，让水流小小地分了个岔——这就仿佛是在内心冒出某个想法而引起了思绪的涟漪。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即被一段魔性的旋律洗脑，可能是一首流行歌中的几句，也可能是一个广告中的一段词，反复在脑海中循环。这让人不太舒服，但毕竟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害处，很快就会从头脑中离开，仿佛被河水冲到下游。
但如果这是一个巨大的东西，那就有问题了，仿佛一块巨石陷在了河流当中。这时，小漩涡就成了大漩涡，心里其他一些想法和感受被卷了进来，在里面不停打转，以至于成为某种妄想。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与成瘾的过程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从微不足道的东西开始。比如，第一次抽了大麻烟卷，或者未成年人第一次去酒吧，之后，这个东西就一步步对人形成控制。在强迫心理或成瘾形成的过程中，第一个被剥夺的东西就是真实感：人们会被危险的幻想支配，即错误地以为自己随时能够从中脱身。
这种固化的念头或神经症，是我们称之为“跟踪”行为的模式基础。对跟踪行为有着各种不同的界定，如“无法摆脱的尾随”，“违背目标者意愿的监视和追踪”，美国司法部则将其定义为“给人造成恐惧的罪行，部分已经构成威胁，而部分则存在被施加威胁的预期”。英国2019年的一项犯罪调查显示，10%~20%的人有过跟踪的行为。②这里面不包括广为人知的“网络跟踪”行为，即在社交网络上对他人频繁骚扰，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如有些在分手之后不肯对前任放手的恋人，或一些盯上自己想去的公司的雇主或招聘主管的求职者。就现实中无法摆脱的跟踪行为而言，平均的持续时间在1年到18个月，有大约1/10的跟踪者，其跟踪行为会持续超过5年，而一小部分跟踪者的跟踪行为会持续数十年。这项调查表明，在英国，男性跟踪女性的情形更多，不过也有大约1/10的男性曾遭受女性跟踪。而作为为缓刑服务部门所做工作的一部分，我这次就是要对一位女性跟踪者进行评估。这时她即将出狱。
这次来见莉迪娅，只是先打个照面，即所谓礼节性的拜访，而不是做评估。她刚刚获准假释，将短暂出狱回归社会一段时间。我只是先顺便过来跟她认识一下，在她出狱之后，按照她的缓刑服务团队的安排，我们会有一系列共计5到6次的会面。接到转诊单后，我给她写了邮件，里面解释了我的职责。我要对她是否存在危险性进行评估，并为了让她维持安全的状态，需要通过与她探讨她犯罪的来龙去脉以提供心理支持，如探讨她的人生经历，她的个性，以及她是如何应对压力的。在我印象里，她的缓刑服务团队都不太担心她会对公众造成什么危险，毕竟在莉迪娅眼中，从来只装着一个人。
莉迪娅在这次犯罪之前，过的是没有前科的清白人生。两年前，她开始了对她的心理治疗师W医生的骚扰活动，这让他和他的家人、财产都受到了威胁。警方介入并对她发出警告，而W医生也申请获得了一条又一条由法院出具的针对她的限制令。这些限制令旨在阻止暴力犯罪者接触受害者，而且多数是用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在限制令存在的情况下，犯罪者可能会承受罚金或其他处罚（依情况和各地法律的不同），而如果犯罪行为仍不收手，犯罪者可能会被判刑而入狱。
就像许多跟踪者那样，莉迪娅也是对法院的限制令置之不理，继续跟踪，最后被逮捕，被判骚扰罪并且服罪。过去10年来，英国对跟踪骚扰罪的判刑力度越来越大，不过在当时（大约10年前），莉迪娅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实际在监狱中服刑2年，2年服满后，如果得到许可，剩余的刑期她可以出狱回到社区完成。把她转给我治疗，目的是给她提供更多一层的支持保障，我将帮助她更好地让自己回归社会。她并不是必须接受和我的谈话治疗，不过据我所知，当听到这个提议时，她当即同意了。我希望这表明她对帮助是积极接纳的，而且表明她能够信任他人。转诊单内容简短，上面提到，莉迪娅在监狱服刑期间完成了几个课程和团体治疗项目。这些项目类似于伊恩参加的那种针对性犯罪者的治疗项目，旨在促进犯罪者了解受害者的经历和感受。我并不是第一个对她进行心理干预的，但据我所知，从她被判刑以来，这将是她第一次像这样一对一地跟人谈话，或者说，从她跟成为她的受害者的那位男医生做心理治疗以来。
对每一个转诊到法医服务中来的病人，都要保持不带先入为主看法的开放心态。这意味着，在第一次见面时，我要留意那些哪怕最为细微的痕迹，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中，莉迪娅真的看起来安详又平静。这让我很难想象，面前的这个女人怎么会让另一个人那么恐惧，以至于寻求警方和司法帮助才能限制她。不过，我显然没有什么好为自己担心的。虽然她缠上的是自己的心理治疗师，但他是男的，对她来说这是一种带有情爱性质的依恋关系。她并不会对每一个心理治疗师都有这样的兴趣，这就像伊恩也不会对每一个孩子产生性兴趣。就大多数的暴力犯罪而言，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间，都清晰地存在着一种具体的关系作为基础。
在这次见面之后，我使劲回想，她的话里面是否存在事先准备的表演痕迹，但在谈话的当时，我真的为她乐于谈话的积极意向而感到高兴。一开始，我先问了几个常规问题，关于她的犯罪和即将出狱的事。她说，没错，她在法庭上认罪了。她还说，她现在能够明白，以前她处理事情的方式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她就好像在跟我聊她在社交场合的某次失态，或者某次因为欠考虑而停车不当。我想我得提到她的受害者的名字，看她说话的口吻是否会有变化。我问她，有没有想过W医生那边的情况，出狱后会不会跟他恢复联系？话音刚落，她立马把一只手举起来，掌心向外，似乎是表示我根本不必有这样的念头，声音也变得悔恨和严肃起来：“哦，他。我不打算联系他。当然不会。我知道这也是不被允许的。我真的很感激你的帮助，医生。老实说，我不想再回来这里了，永远也不要回来。”
我问她有什么计划。她说，出狱后，她有一个刚空出来的临时收容所可去。她告诉我，她其实自己有一间公寓，入狱后，公寓由一个朋友帮忙打理，等租客走了，她马上就能搬进去。我想她是幸运的。在所有女犯人中，有一半在出狱后无处可去，不出意外的话就成了无家可归之人，而这可能导致各种糟糕的后果。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个女犯人，就在多年里因为各种小的犯罪行为反复进出监狱，她告诉我说：“这里是我住过的最好的地方。”不过莉迪娅说，她好期待能回家，还说等安顿下来，她可能会养只猫。她说她“特别喜爱动物”，很想有许多动物围在自己身边。她“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是一位事务律师[91]，不过有人建议她出去之后先找一份帮人遛遛狗之类的轻松工作，这样可以轻松地回归生活，没有什么压力。“想到每天都是在公园里溜达，就觉得愉快。我迫不及待了。”我点了点头。所有的话都听起来非常合理。
只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那是见面快结束的时候，我问她，以前有没有跟像我这样的精神科医生见过面。我想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要来见她，我事先跟她的缓刑监督官简打过电话，聊过她的情况。简接电话的时候说，她刚好正在忙，我们都笑了，因为她工作的时候每时每刻都在忙。然后她试着登录文件系统查莉迪娅的资料，发现系统无法运行，于是建议我去找监狱的罪犯管理科。我已经对这个冗长又复杂的流程见怪不怪了，在之前的案例中我也提到过。在多年前我刚入行的那个时代，文件资料还是纸质的，用一个个盒子装着，内容也都是手写的，如今过了多年，尽管有了许多技术上的进步，但一直没有集成的中央文件系统。这依然是一个问题，让我们法医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和执法相关人员的工作都不方便。
简在电话里告诉我，她还记得，在莉迪娅一案庭审期间，控方提供了几份来自精神科医生的报告。报告中说，她死盯着她的受害者不放，并且表现出敌意，其中一位专家认为她可能患有妄想症。如果莉迪娅的说法属实，那就意味着这些报告是错的，或者是我有什么误解。她的回答很明确：“不需要！”她可能是在对我撒谎。或者说，她是为了让自己相信是这样，或者她在庭审期间见了某个精神科医生，但她认为这无关紧要。此刻，她平静的凝视中透出某种质疑和挑衅，我想，我从她的姿态中察觉出了不自然的僵硬气息。我的工作可不是跟她辩出个黑白。于是我问她，跟我见面是什么感觉，会不会有什么困扰。
“完全不会，阿谢德医生！事实完全相反。这是为我自己好，不是吗？而且是我的缓刑监督官简建议我这么做的。我得说，待在这儿实在是太压抑了，我敢肯定他们已经跟你讲了，刚进来的时候，我甚至有些想自杀。不过现在，谢天谢地，我能回家了！爬起来，继续跑——一个新的开始。就像他们说的，全力以赴。”这是一个积极的回答，熟练而完美。我能意识到，自己此刻感觉有些困惑，片刻之前我心里闪过的负面的感受消失了。我觉得，关于精神科医生的问题可以之后再回过头来谈。目前我要做的就是跟她建立起足够融洽的关系，这样下次见面时，我们可以感觉在心理上是相互接纳的。会面结束后，监狱的长官来带她回牢房，而我则披上自己的厚外套。莉迪娅在离开房间时，朝我轻轻挥了挥手，友好、轻快地向我说：“回头见！”我意识到，在她离开时，我自己有种轻松的感觉，而在此前的几分钟里，我都处于某种紧张的状态。这是怎么回事？
目前为止，这个女人看起来或许不符合任何人心目中“典型跟踪者”的设想。但正如我们此前已经看到的，不管是哪种暴力犯罪者，真的没有所谓的类型之分。“跟踪”（stalking）这个词最早是跟狩猎或者偷猎有关的，被拿来称呼一类犯罪则是近年来的事。这层意思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媒体上出现，关系到一些知名且非常可怕的谋杀案，这些案件涉及一些对好莱坞明星着迷的狂热粉丝。结果，好莱坞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了反跟踪法律的州，而在之后的5年内，美国大多数的州也这么做了。在此之前，违背目标者意愿的监视和跟踪一类的行为，在美国被指控为骚扰罪，或因为案件涉及更为严重的谋杀（谋杀未遂或蓄意谋杀）而被忽略，相关最有名的案件是罗纳德·里根遇刺案和约翰·列侬遇刺案[92]。在加州有了相关立法后，媒体则喜欢将“跟踪”这个词跟女明星绑在一起，起一些夺人眼球的标题，如“看看是谁在跟踪”，再配上一些漂亮女明星的图片，图片里的她们满面愁容，惴惴不安。许多个世纪以来，这种关于女性成为猎物的故事，都在男人们心中激起了某种想象。有关“明星跟踪者”的报道，则似乎让受害者的经验变得不值一提，就好像摆脱不掉的追踪就是名声的代价，或者甚至成了某种怪异的荣誉勋章。
相比美国，英国这方面的进程要慢一些，直到2012年才正式将跟踪列为一种罪行。在此之前，跟踪罪犯（包括莉迪娅在内）被指控的罪名是“骚扰罪”，依据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法律。传统而言，我们的司法系统谨慎地避免将亲密人际关系的诸多复杂特性卷入其中。我们的法律倾向于做二元的判断，而刑事法规的制定，倾向于能够明确判定行为是对的还是错的。在面对谋杀之类的案子时，这样的法律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涉及跟踪的犯罪则更复杂，不论发生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它们都更容易引发一些棘手的问题。人们在看法或在判断的程度上都可能不同，因为不同地方的性别角色观念可能大不相同，文化态度和规范也可能大不相同。在英国，有关跟踪行为立法的倡导者们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如苏西·兰普卢基金会（Suzy Lamplugh Trust）[93]③。他们将跟踪行为界定为比“骚扰”更甚，认为将“跟踪”笼统地归为“骚扰”是危险的，也是流于简单的，因为“骚扰”并没有表达出犯罪者对目标对象长期执着的态度（而这一态度正是该行为的核心），也没有表达出受害者在长时间里所遭受的严重心理影响。
关于跟踪犯罪，近年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都通过了相似的法律。但与其他暴力犯罪很像，跟踪犯罪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生率难以测算。这一行为很可能到处都存在，但受害者有可能不报警，尤其是在某些文化中更是如此——因为看待性别和公民权利的态度上的不同，一些文化中至今仍然不认为跟踪是多大的问题。再者，在某些文化中，如果女性和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受到更密切的社会审视，或者男性遭受女性骚扰的时候更不愿意报警，那么跟踪就会看上去似乎不那么常见。
莉迪娅的受害者W医生是一位私人执业的心理治疗师，她因为父亲去世，来找他做悲伤情绪的疏导。莉迪娅之所以会找W医生，是因为她的全科医生听她说她睡不着觉，于是向她提出了这个建议。她跟他做了几次谈话治疗，似乎有一些效果，于是在双方同意之下结束了治疗。大约6个月后，莉迪娅给W医生寄去一张情人节卡片，这让他感到有些忧心。莉迪娅在卡片上表达了对他的爱，都是一些亲密的表达，她说“迫不及待要见到他”，就好像他们是情侣关系一样。他小心地对卡片做了回复，说他们的治疗已经结束了，他不能再见她了，她如果希望寻求治疗，可以尝试其他的渠道。她接着也做了回复，请求“最后一次谈话治疗”。对此，他委婉地答复说，他认为一次谈话治疗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我猜想，他当时希望到这里事情就结束了。
对莉迪娅来说，这样的回绝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她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想让他同意见她。她用信息轰炸他，给他发了数以百计的邮件和消息。他没有回复，莉迪娅就向相关监察部门举报了他，声称，他在给她治疗的那段时间里跟她发生了性关系。这让W医生在同行面前非常尴尬，也感到颇为焦虑。他因此不得不停下手头进展中的各项工作，并接受纪律调查。之后事态再次升级，他在家门口碰到了莉迪娅本人。他只好坚决要求她离开。后来他在法庭上说，这时候他开始感到害怕了，他以前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放在一个世纪以前，她的这种行为会被视为俗称“被爱妄想”的症状，或叫德克莱朗博综合征（de Clérambault symdrome）。这种病得名于19世纪的一位精神病学家，他首次描述了这类病人，他们会错误地相信跟另一个人是情侣关系。他们通常相信这些感受是相互的，哪怕他们从未见过自己爱的这个对象，而且在一些案例中，这个对象完全是病人幻想出来的。早期的精神病学著作认为，被爱妄想的“典型”案例是一个成年女性有一些情爱幻想，而这样的人虽然讨厌，但不存在危险性。女性的被爱妄想症被视为心理疾病，但只引起低风险行为，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熟知的男性对女性前任的纠缠。我们更容易将其联系到今天的跟踪犯罪上来，这种纠缠有时候会导致高风险的行为，或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带来致命的暴力。我们更常听说的当然是后者，比如，时不时会看到明星的跟踪者出现在新闻媒体上。
过去几十年以来，诸多研究者的工作已经表明，存在许多不同种类的跟踪活动。一些跟踪者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些策略，如针对孩子的监护权问题提起诉讼，以此向前任伴侣施压，甚至发出威胁。一些从来没有见过所迷恋对象的人，则倾向于以替代的方式追踪他们，如接近他们的家人或朋友，而这也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一位被陌生人跟踪的受害者说，这种跟踪“很像有种病毒持续感染着她的生活”。遭受这种纠缠的人可能采取各种不同的应对方式，而许多跟踪者也可能将阵地转移到网络上，这让我们很难判断，这种犯罪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否越来越多。我猜想，对此我们探究和讨论得越多，就会有越多的案子冒出来——这就跟检测某种病毒一样。
不久前，在一次评估谈话中，一位被判犯有跟踪罪的男犯人告诉我说：“我想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会想杀了他的。”这个看起来不言而喻的说法，遮蔽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复杂性：爱与恨可能形成微妙的平衡，矛盾性和模糊性能够与亲密性共存。我认为，以为跟踪和骚扰一定跟情爱有关，这是不正确的。这种看法，可能只是一些老旧思想的残余。对过去的人们来说，无非是觉得一些上流社会的优雅女士盲目地相信自己有许多追求者，这毕竟无伤大雅。事实上，许多跟踪者并不是爱他们的受害者，有些是想报复，有些是想沟通，有些是想确保受害者没有忘记他们是谁。而且我想，就算是跟踪者坚持认为自己爱他的受害者，他也只是想要控制对方。在这种所谓的爱当中，与爱相关的爱护和关心是缺席的。如果说爱意味着“被理解”，就像保罗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书》中所说的那样，那么跟踪者所展现的是最彻底的缺乏理解，也彻底缺乏对另一个人感受和视角的关心。
根据教科书上对危险性的定义，莉迪娅并没有对W医生造成高危险性的伤害。但W医生的感觉和经验并非如此。莉迪娅的侵扰让他避无所避，且战线很长，持续了超过一年之久，并对他的事业造成了潜在的损害。她反复向他表达爱意，不过这很快演变为一种不满的感受，因为他不会满足她的要求。这让她投诉他缺乏职业操守。她想跟他亲自见面，这个目标高于一切，哪怕是在监管听证会见到他也在所不惜。对一个深陷妄想牢笼中的人来说，糟糕的见面也好过完全见不上面。投诉不奏效之后，她又报警说，W医生在给她做心理治疗期间对她性侵，这意味着又要展开新一轮的调查。这让W医生更加痛苦，以至于不得不请了一位律师，并再次搁置了自己手头的工作。
显然，她的心理治疗师罪名不成立。警方对她提出警告。这样的方式是有足够威慑力的，尤其是对一个亲社会的人来说——莉迪娅当时看起来似乎还算是这样的人。但这只是加剧了她的不满。她开始在W医生的家门口堵他。一次，他停好车进了屋之后，她攻击了他的车子，用钥匙刮掉上面的漆，把车窗玻璃打破，然后往他家邮筒里塞进一张卡片。卡片上的内容是写给他妻子的，重申了对W医生的强奸指控，生动详细地描述他是如何强奸她的。
那时，W医生听人建议后，申请并获得了一份限制令。但莉迪娅完全不理会。她再次出现在他家门口，隔着栅栏往里扔腐烂的肉块，盘算着他家的狗吃了之后会死掉。这种针对受害者的宠物的残忍行为并不少见，让人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影片《致命诱惑》（Fatal Attraction）中的“兔兔烹杀者”[94]。这表明事态发生了升级，并提醒我们有所警觉，因为其目标是受害者所珍视的一个活物，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目标可能会是受害者自己，或他所爱的人。莉迪娅的行为已经存在高危险性。最终，当她再次出没于W医生家附近时，她被逮捕了。在接受警方讯问时，她说警方把事情全都搞错了。她只是想跟W医生面对面见一见，这样他就可以为给她造成的所有伤害道歉，受害者是她，而不是他。她被判有罪，进了监狱。
在了解完莉迪娅一案的来龙去脉后，我不禁感到庆幸（事实上已经是第N次有这样的感觉）。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的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安全级别的机构中度过的，我在那些地方所面对的病人，不可能像莉迪娅那样行动。身为一名与高危险犯罪者打交道的法医精神科医生，对可能存在的被病人跟踪的风险，我的确有着格外高的警惕意识，但事实上，唯一一次与此扯得上关系的经历是发生在社会上，而且不是来自哪个病人。那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跟我打照面的人，对我在一家学术期刊上写的一篇文章有异议，于是向我表达了不满。他向我的单位投诉，最后还投诉到了政府的医疗监管机构——英国医学总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 GMC）。我常常认为，对一个人工作的投诉，不仅会给人一种被批评的压力，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在我说的这个例子中，这个人坚持不懈地寄了好几个月的信件，这一行为逐渐让人觉得不是批评而是骚扰，特别是，有封信还直接寄到了我家。之后我了解到，这个人一贯喜欢投诉精神科医生。知道自己只是许多目标之一，还是略感宽慰，不过在当时，我的确会觉得自己被针对了。后来，信终于没有继续寄了。我猜想，这个人内心的思绪之流或许被另一个新出现的什么对象截住了，于是将矛头从我和我的工作上转向了别处。
在接下来跟莉迪娅的会面中，评估她的危险性，意味着要仔细留意她是如何描述以及看待她的犯罪事件的。我特别想了解的一点是，她为什么不允许W医生拒绝她，或者说，她为什么像听不到他的拒绝一样。第一次跟她的见面让我比较放心，而且我了解到，她的缓刑监督官简感觉她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得知，莉迪娅在监狱的表现良好，并因为积极的行为表现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具体来说，她得到工作人员的信任，被安排了各种工作，如照顾老年人和帮人阅读。她还参加了一项监狱依法律要求开展的课程，课程旨在增强犯人对受害者的同理心，表达对自己罪行的悔意。一切看起来都是积极的。但心理健康服务团队之所以会被缓刑服务团队请来帮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明确察觉到罪犯出狱后立即再犯的危险性有增高的迹象。回归社会将带来许多压力源，而为罪犯提供帮助，是促进犯罪中止的重要举措。
我们第一次正式的谈话治疗，是在她出狱的几周之后。我提议，请她到我工作所在的有安全防护的机构来跟我见面。在监禁区域之外，有一些房间可供专业性质的会面使用。我预订了一间不大但明亮的房间。房间有落地的双扇玻璃门，门边是一对相向的椅子，门外通往一片花园，花园中可以看到正在萌动的春意。我本能地将一把椅子稍微往后挪了挪，坐下来面对已经“自由”的莉迪娅，以让自己保持充分开放的心态，面对我面前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一开始，几乎没有什么异样。她跟上次见我的时候一样宜人。形象上也是如此，她还是穿了一条黑裤子，不过上身换了一件白衬衫。她的表达不卑不亢，聊到她搬家的计划，说她马上要从监狱安排的那间收容所搬回她自己的公寓，不过也有一些小小的麻烦事，如要重新装网络宽带，也要重新登记房屋税等。她从手提包里摸出一份广告传单。传单是她自己设计的，给自己打广告，以找到一份帮人遛狗的工作，上面用黑墨水画了一幅很棒的卡通画：一个瘦小的女人面带微笑，手上紧紧攥着皮带，牵着六条大狗，狗狗们拽着她走在一条小路上。我称赞了她画画的水准，但心里很难将这一切同我所了解到的她犯罪有关的事实调和在一起。我知道，她还曾企图伤害W医生家的宠物狗。
我想更多地了解她的过去，想听她亲口讲述出来，以对她日后的危险性做出准确的评估。但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正式谈话，我就跟着她的节奏走。她随意地闲聊，讲到她想把厨房做一些改造。她讲到天气：“今天早上散步时我竟然看到了黄水仙。”我们都会心一笑，黄水仙是寒冬即将过去的信号，英国人说到这个时，总会有种微妙的宽慰。“你是园艺师吗？”我问道。“哦，不是的，”她立即回答说，“那是我父亲的专长，不是我的。”我知道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但对此，我还是想了解更多。“你跟他有什么地方像吗？”或许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太过了，或太快了，她显得有点不自在：“我觉得没什么像的，不像。”这次谈话结束时，我感觉我们的关系足够和谐友好，但比起上次见她时，并没有对她有更多的了解。
分别前，我跟她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并为她开了门。她走了出去，突然停下来，转身对我说：“哦，我想说，我在网上搜了你。”我点了点头，并不感到意外。大多数人如果跟一位专家见面，都会先在网上了解一下，这并不意味着有任何不好。跟大多数人一样，我对网络安全非常谨慎，我会让自己在网上的足迹尽可能少，也尽可能显得平常。考虑到莉迪娅的过去，我对她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防范意识，但并不觉得她会给我造成什么危险，毕竟她对我不存在依恋的情感。她把我看作一个她要完成的任务，或者说，我是这么认为的。“回头见。”她道了别，转身沿着过道走远，昂着首挺着胸。这时，“控制”一词在我的头脑中冒了出来——她完全支配了这次谈话，正如那个紧紧地攥着皮带的遛狗人。
我想，让她跟我讲讲她的童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考虑到，在她父亲去世后，她对W医生产生了依恋的情感。我在前面谈到过，我曾对童年期依恋有深入研究，即童年期依恋对个体成年后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存在重要的影响。因此一点也不意外的是，好几位重要的关于跟踪行为的研究者，都将这种行为理解为糟糕的童年期依恋的一种后果。比如，曾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有过紧密合作的美国法医精神科医生J. 里德·梅洛伊（J. Reid Meloy），就早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一些关于跟踪者的依恋关系的工作成果④，而自那以后，也有过好几项相关的研究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跟踪者，在童年时期都有着跟父母之间的不安全依恋关系，这一情形要比在普通人群中显著得多，与其他类型的暴力犯罪者比起来，也依然更为显著。
在我的想象中，莉迪娅带着内心没有得到安放的有关失去父亲的痛苦去找W医生时，这一痛苦可能诱发了另一些记忆，一些关于她内心没有得到安放的其他丧失经验的记忆。我猜想，她想要W医生担当一个情绪调节者的角色，为她控制住内心的那些痛苦。这与恋爱关系中的某种情形相似，即一个人对恋人产生一种混乱和焦虑[95]的依恋。期待恋人（这个人并不是你的父母亲）让你每时每刻都感觉到安全、稳定和快乐，这是不合理的。而当对方没有满足这一期待时（而这是一定的），这个内心陷入混乱的人会感觉到受伤和害怕，从而可能做出控制性甚至敌意的行为。这个时候，恋人往往会决定离开，而这一举动恰会被理解为抛弃和拒绝，从而引发愤怒、敌意甚至暴力行为。研究数据表明，人们面对恋人强烈的控制欲，试图离开的时刻，是最有可能遭受危险的。如果我的猜想没错的话，我想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W医生坚持表示他们的治疗已经结束的时候，莉迪娅却开始对他实施跟踪。
这种依恋也能在一些有家暴行为的男性和他们的受害者之间看到⑤。此外，犯罪者的行为也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一些人会认为，在家庭中，女人和孩子是男人的财产。这样的观念是所谓“有害的男子气质”概念的核心，其相信，作为一个男人，“没有人可以对我说‘不’”。一个近年来发生的惨案，就是澳大利亚职业橄榄球运动员罗恩·巴克斯特（Rowan Baxter）的案子。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他威胁妻子和孩子不成，之后实施了跟踪。他见到他们的时候，将汽油泼进他们的车里，一把火把车点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困在车里命悬一线，而他拦住周围想要冲过来灭火的人。最后，他掏出一把刀捅进自己的身体，当场死亡，妻子和三个孩子也全部死亡。这场惨剧似乎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但我敢肯定，他这么做一定是基于他心里的一个想法：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是属于“他的”，而他没有他们不能活下去，那么也不允许他们离开他活下去。和有害的男子气质类似，也有有害的女子气质，但在暴力的语境之下，这种所有权的概念是尤为危险的。
心理学上认为，不安全依恋可能导致诸多糟糕的后果，这并非试图为任何暴力行为开脱，也没有任何性别上的偏见，而只是意味着，我们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犯罪者的意图，从而找到相应的策略，以对风险进行管理和干预。正如我前面讲的，当从童年期依恋的视角去看待时，犯罪行为就变得很容易理解，而在那些涉及情欲和情爱的案件中尤为如此。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不少针对这一联系的研究，其中也涉及女性跟踪者⑥。
莉迪娅显然编造了一个被W医生性侵的故事，这样就可以将她不满和受伤的感受正当化：“我感觉这么糟糕，那他一定是性侵了我，他应该得到惩罚。”在和她的下一次会面之前，我预先查阅了庭审中那些来自精神科医生的报告，其中也纳入了W医生的说明。报告显示，在莉迪娅的父亲死后，一些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卷土重来，扰乱了她的心，她曾告诉W医生说，她遭受过父亲的性侵。她从未把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人，她把这番秘密透露给了W医生，是因为那段时间她反复做相关的噩梦。重新讲述她与深爱的父亲之间的这段性侵经历，可能在莉迪娅内心情感深处诱发了某种混乱，以致她混淆了她父亲和她的心理治疗师。(https://www.daowen.com)
在之后那次同她的见面中，我向她问起了她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我按照一贯的方式，问了几个关于她的童年的常规问题。不过莉迪娅一听，皱起了眉头：“那些有什么关系吗？”于是我向她解释说（我常常不得不跟病人这么解释），人生早期的经历对成年之后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是有影响的，了解过去对解决现在的问题来说很重要。莉迪娅点头表示同意，但她变得有点焦虑。我留意到，她这次来没有带她那只小巧的手提包，而是拎了一个大的皮革公文包，来的时候，她默默地把包搁在椅子一侧。而我也决定不开口问她这个包的事情，而是专注在当前聊的话题上。
谈话开始时，我问的是这样几个关于她童年时的问题：她在哪里出生，她的家人是怎样的，他们在哪里生活。她的回答很简短，甚至有些生硬。她是独女，出生时父母年纪已经比较大，母亲全职在家，父亲是一位事务律师。她在英国一个外省的城镇长大，上学时成绩不错，跟父亲一样也当了一位事务律师，专长领域是所有权法和合同法。我让她用5个词来形容她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并分别讲讲有什么相关的回忆。比如，我会觉得我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是“有爱的”，我记得他在我上完钢琴课后来接我回家，这样我就不用在黑夜中一个人走回去了，我能回想起他出现在我面前张开双臂的样子，我会跑着扑进他怀里。
这个问题似乎把莉迪娅难住了，于是我们沉默着坐了几分钟。这并不奇怪。这是一个新的挑战，需要一些思考。在此之前，她一直都显得能说会道，我想她内心应该是挣扎了许久。但沉默还在继续，没有要结束的意思。我看向她身后的窗外，天开始转黑，我还是耐心等她开口。终于，还是我先开口说话：“我理解这可能有一点困难——”她却立刻举起了一只手，示意我别说话：“别。我在想。”于是我继续等待。片刻，她深呼了一口气，说：“对不起，没有。我想不到任何词。我是说，他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优秀的父亲。他养这个家。一个真正优秀的男人。”“你能回想起什么事情吗，关于‘优秀’这个词？”莉迪娅蹙起眉头，没有回答。
沉默又开始了，我开始感觉有点不自在。用依恋理论的术语来说，莉迪娅的回答是疏离的，对情感是回避的，并且，她暗指我提的问题没什么意义。我感觉我们之间的气氛凉了下来，谈话开始变得让人不自在。我也开始对自己的感受有所警觉，没有哪个法医精神科医生会对这些感受置之不理。我们在多年的职业训练中，要识别出在房间里感觉到的任何一丝存在临床意义的情感变化，不论是恼怒——我在面对马库斯这样的病人时就遇到过很多次，还是同情——正如我在扎赫拉的案子中所描述的那样。此刻，我感觉到的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恐惧。我往门上的玻璃板瞥了一眼，看有没有人在外面的走廊上，并重新想到我腰带上的警报器——我一直都把它挂在腰带上，哪怕不是去医院的封闭区域。我在心里回想着，刚才跟她说的哪句话引发了这样的变化，以及我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自己多虑了。
我的思绪突然被一阵凌乱的声音打断了，是一串低沉的咔嗒咔嗒声：莉迪娅在座位上转了一下身体，弯腰下去拿椅子侧边的公文包，解开上面的金属搭扣。里面装了什么？武器吗？我的焦虑值开始上升。只见她轻呜了一声，略艰难地从包里拖出一个带金属按扣的文件夹，厚厚一大本，里面装满了纸张。她把它拖到膝盖上，翻开。我放松了一些，不过我马上注意到，翻开的纸上是密密麻麻的手写字，不是打印的。虽然是倒着看，我也能看到字里行间满是下划线、感叹号和表示强调的大写字母，透露出一种疯狂的特质。这让我感觉很不对劲。
这时她再次开口说话。听上去，莉迪娅的口吻跟之前不一样了，更冷，更清晰，像是一个军官在跟她的下属训话。“我要讲的，还有你，阿谢德医生，需要了解的是，这跟我父亲没有关系。我不喜欢你问的问题，坦率地讲，我觉得它们问得不合适，也不专业。今天我想要讲的，也是你必须明白的是，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大冤案的受害者。”我的嘴巴感觉有点干，不过我还是请她继续讲。“我可以一个一个地方指给你看，控方是怎么撒谎，怎么跟我那个所谓的‘受害者’，”她几乎是把这个词从嘴里吐出来的，“一起合谋让我遭受错判，给我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的。”
片刻间，她不仅掏出一大本潦草的满满当当的手写笔记，还从讲文雅的套话变成了讲一大堆直截了当的法律术语。这样突然的变化让我有些担心。她正在激动地快速翻找着那本笔记，似乎在找里面的某一页。咔嗒——她打开金属按扣，抽出一页，上面是手画的流程图，满是线条和箭头，之间是各种方框，方框里是不同的大写字母和用颜色做的标记。她把这页图表举给我看，一边讲解，一边用手指在方框之间指点，以配合她的讲解“逻辑”，就好像是在法庭上向陪审团展示一份法医证据。我感觉这有点滑稽，一个目前在帮人遛狗的擅长处理产权转让的事务律师，正在扮演一个刑事讼务律师的角色。但她绝对是很严肃的。
“我要给你看证据，证明W医生犯了一系列的性犯罪。他性侵了我，而且据我所知，还性侵了另外4个毫无防备的女病人。我打算上诉，推翻法庭对我的判决，然后控告W医生犯下了严重的性侵害行为。我会展示……”——她一边仔细看着她展示的这页图表，一边向我讲解她手写的内容，然后以坚决的陈述作为结束——“……我会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证明控方故意隐瞒了支持我的控诉的证据。”啪——她把手掌重重地往那叠厚文件上一拍，以表示对她的观点的强调。我尽力让自己不要有任何反应，但还是感觉自己惊得往后退了一下。
我需要调整一下呼吸。她似乎跟现实发生了脱离。而我知道，她现在的状态并不欢迎我对她刚才讲的这些表达看法。我决定，还是要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想法。我跟她说我有些困惑：“我们第一次在监狱里见面的时候，你说你知道你的做法是错的，不是吗？而且你意识到你得放下过去往前走，想得到我们的支持。是我哪里误会了吗？”她拿眼睛斜着看我，额头紧皱，就好像表现不对劲的人是我一样。“我当然想要支持。我需要你帮我上诉推翻对我的判决，这样我就可以重新当我的事务律师。我的意思是，我才是受害者，性侵和莫须有的谎言的受害者，我因此被迫在监狱里服刑，你不明白吗？这很荒唐！W医生是一个强奸犯，他肆意侵害需要心理治疗的弱势女人。难道你不觉得恶心吗？他残忍地对待我，侵害我，而且无情，而我是无辜的，只是把他的罪行公布在警方和公众面前。”我在想，是不是我的问题触发了她精神状态的切换。她所罗列的那些形容词，可能刚好可以用来描述她父亲的形象。莉迪娅停顿了会儿：“你在听我说话吗？”她并不需要我的回答，接着说：“你不明白吗医生，我是那个受伤害的人。你和我——我们需要联合起来。”这种说法似乎表示，我们不仅是具有专业身份的同伴，要把专业能力武装起来反抗一个腐坏的系统，还应该是好姐妹，我们联手才能共同对抗男权制度。
我得仔细并且迅速地思考一下。如果她并不是把自己看作一个犯罪者，或者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人对她的看法，那么很可能，她的精神状况远不像她的缓刑服务团队所以为的那样稳定。诚然，她在监狱里的表现得到不错的评价，她也没有呈现出任何精神疾病的迹象。我回想起早先与她的缓刑监督官简的一次通话，她告诉我说，她觉得对一个“像莉迪娅这样的女人”来说，会犯下跟踪罪显得很奇怪。这是某种危险信号，我在扎赫拉的案例中就曾忽略过——这样的正常表象永远都值得深入探究，因为可能发现背后藏着另一番景象。我还想起来，莉迪娅和我第一次在监狱见面时，曾轻描淡写地提到过她一度有想要自杀的念头，就好像这些念头无关紧要，如蓝天上的几片浮云。我突然想，或许就像W医生那样，我们所有这些想要帮助莉迪娅的专业人士，都忽略了她内心可能诱发混乱和危险的苗头，当她感觉到缺乏保护或脆弱而急需支持时，这些苗头就会表现出来。她良好的行为是一副面具，她可以任意将其戴上或摘下。
我挨个将她对W医生的指控过了一遍，一条接着一条地念出来，而她每听到一条都大声说“是的”。我像是一位控方律师，替她扮演了她的刑事讼务律师的角色，而她像是受审的那个人。“我跟你明确一下，莉迪娅，你不认可庭审中的证词吗？证词说你每天给W医生打电话，发几百条消息，消息里央求能够见到他，说你爱他。”莉迪娅用不屑的眼神看着我：“谎话。都是捏造出来的，想让我闭嘴，因为我要说出真相所以惩罚我。你看不出来吗？”我尽量让自己的话风更像口语聊天，但很难，因为刚才看了她手写的那些东西，知道了其中的细节：“所以你没有损害他的车吗？也没有把腐烂的肉丢给他的狗？是我弄错了吗？你被判的不是刑事损害吗？”
“哦，医生。听着。你不明白吗？我不得已才那么做的，因为警察根本不作为。那根本不是‘刑事损害’，天哪，只是用一把钥匙在他车门上划了一丁点的划痕。是有点傻，但肯定不至于抓我，把我送去坐牢。没有人受到伤害，不是吗？”我尽量点了点头，希望自己看起来体贴而没有偏见。“然后起作用了！警察终于理我了，然后我总算可以跟他们详细地讲清楚所有的事情，总之就是他怎么引诱我的，在我需要支持的时候获得我的信任，不过是为了占我的便宜，就像他骗所有其他受害者那样。”我牵强地挤出一句“好的……”，然后她打断了我继续说道：“你现在知道了。我才是受害者。然后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总之，没有给他任何惩罚。”
我知道不应该跟一个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不过，我必须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警方对W医生做过调查，我想是这样的吧？然后没有找到对他不利的证据。”莉迪娅不屑一顾地摆了摆手：“那是掩饰真相。典型的颠倒黑白。然后我跟你讲，他还在逍遥法外，每一个走进他办公室的毫无防备的女人，都可能面临危险。他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回去继续工作，提供他所谓的‘针对家庭和个人的悲伤和丧失的心理疏导’。”她一定是出狱后马上上网查了他的资料，就跟查我一样。不过还没等我发问，她继续说了下去，压低了声音，就好像是要给我吩咐一项重要的秘密任务：“他们都是勾结好的，医生，你不明白吗？警察，律师，法官——所有人。甚至包括我的缓刑监督官，我敢肯定。他们都针对我。我知道。他必须承认他做了什么，当着我的面，然后受到惩罚。我只是想——”她的声音变得不连贯，让人以为是不是马上要哭出来，不过她不是哭，她暴怒了：“我只是想有个人能让他向我道歉，为他趁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占了我的便宜道歉。没有人帮我！没有人帮过。”我注意到，她的语气跟她所说的哀怨的台词不匹配，在做这些表达自己受伤的陈述时，话语中并没有激动的情感或充沛的感受，房间内的气氛仍然显得凝固而古怪，只让我感到困惑。我试图把话题扳回来，回到她寻求我的帮助上来。我轻言细语地跟她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相关的权力，我是一位医生。“我能做点什么来帮助你呢？”她往后靠在椅子上，双臂抱在胸前，眼睛注视着我，仿佛在评估我的能力，或者看是不是没有能力帮她。“你在网上的信息我都看过了。”我不知道她这是要说些什么。“我知道你跟性罪犯打过交道。你是专家。你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做过讲座。你很了解他们。我要控告W医生是一个性罪犯，我想要你为我做证，说他侵犯了我，说你相信我，你是站在我这边的。”
事情终于清楚了。我被指派的是一个配角，或者说起码是在莉迪娅的戏里面演一个小角色。我知道理性的讨论此时是不可能的，我要是真的说了些什么，她会完全失控。我再次瞥了一眼她那个敞开着的公文包，再次思考里面有没有装武器，我感受到一种恐惧的气息，这气息W医生一定也感受过。我的思绪因为焦虑而变得紊乱起来，而且，作为她妄想的一种反射，我自己也开始有一些妄想。我需要结束这次谈话，然后马上打电话。
“莉迪娅，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可以吗？我需要仔细想一想你跟我说的话。这些你会跟简也聊一聊吗？”莉迪娅将那本厚文件夹猛地合上，然后将它塞回公文包里，显然是对我感到失望：“简？她不过是那个最开始送我坐牢的腐败机器上的一枚零件而已。所以我来找你。我想你能帮我的忙。你懂我在说什么——你懂的。我知道你懂！”咔嗒、咔嗒——那个该死的公文包关上了，这让我安心了许多。她伸手碰了碰我的胳膊，我想她应该是眼泪都快出来了：“帮帮我吧。我才是那个受害者，阿谢德医生。我没有任何过错，错的是他。我们得……我们只是想要真相大白。拯救所有那些将来可能成为受害者的女人，免受他无情的伤害。”
令人极为担心的一点是，自从被捕以来，在每一个专业人士面前，包括我在内，她都隐藏了她那些扭曲的想法。话说回来，早在庭审期间，代表控方对她进行检查的精神科医生就表达了对她的一些担心。不幸的是，莉迪娅一直以来如此正常的表现，再加上她在服刑期间格外良好的品行，让她被判定为一个洗心革面的犯罪者。这个例子再一次表明一个人的表面可以多么有欺骗性，哪怕是对接受过专业训练，而且见识过各种风险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我没能洞察出莉迪娅的素色伪装下藏有她“真实的颜色”，即她丰富的内心世界，里面生动地活跃着各种感受，如妄想、狂怒和义愤。此刻我真实地认为，她真的对W医生构成了危险。
莉迪娅的成功伪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警醒，提醒我们，精神失常有时会像变色龙一样隐藏在平常的外表之下。自被捕以来，她一定都在计划着，只要有机会就马上去找她所迷恋的那个对象。她全然不顾他不想跟她见面的事实，尽管他的指控让她坐了两年的牢，她也无所谓。她的妄想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不得不认为，她很有可能马上就想办法去找他，尽管她根本不受他欢迎。
看到她离开，我舒了一口气。走远后，她回头大声向我说了一句“考虑一下，阿谢德医生”，而并不是像之前跟我道别那样说“回头见”。等她从视线中消失后，我立马上网看W医生有没有个人网站，看上面有没有留他的地址。好在我看到上面只有一个联系方式。或许，他正是因为跟莉迪娅之间的遭遇才采取了这样的预防措施。我给她的缓刑监督官简打了个电话，相互交流了对这个案子的无奈和担忧。简告诉我说，她会跟同事和警方协商出一个行动计划。同时，我想象着此时的莉迪娅回到家里，翻看着她那些写满笔记的文件，然后上网发现查不到W医生的地址，只好沮丧地在键盘上敲敲打打。
后来，我听说莉迪娅去了W医生之前的办公室。那是在一个社区心理健康中心。面对来访的这位要求见到W医生的看起来普通的中年女士，年轻的前台小姐解释说，他几个月之前搬走了。莉迪娅坚持认为前台撒了谎，把她推到一边，又过去一把推开了W医生以前那间办公室的门。她发现办公室是空的，火冒三丈，冲着前台小姐一顿愤怒的控诉，说她一定是把他藏起来了，说她是他的情人。这位小姐吓坏了，把自己关在厕所里报了警。另一边，怒不可遏的莉迪娅撕书架上的书，掀翻家具，还打碎了一只玻璃花瓶。
警察很快赶来，逮捕了莉迪娅。很快，当地的精神科机构对她做了鉴定，认为她处于严重的精神失常状态。我得说，第二天我去上班时听说她被拘留了，顿时感到安心了许多。知道了莉迪娅的崩溃，我感到难过又警醒，而相应好的方面，则是专业人员采取了快速行动，让W医生和他的家人没有受到伤害。综合考虑莉迪娅对W医生的犯罪前科，当地的精神科医生认为，莉迪娅存在危险性，需要被送去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关押起来，而不是按照她缓刑许可中的条款返回监狱。去精神病院，她起码能够得到一些心理治疗，不过我不知道对她会不会有效果。
我不得不承认，对跟踪犯罪者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惊讶于他们对目标的执念竟如此之深，惊讶于他们意识河流中的那块“巨石”竟如此沉重而不可撼动。像莉迪娅这样的人，他们仿佛处于一个平行宇宙，这个宇宙全由他们精心创造出来，在其中，他们被一些从来不曾属于他们的东西所困住。我想，他们在心理层面是隔绝的状态，因为他们听不到被拒绝的声音。“我已经结婚了，不可能跟你在一起”，或“我不希望你出现在我面前”，像这样诚实的话，对一个耳朵已经失效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我想，莉迪娅可能会继续无止境地陷在她的妄想当中，这样才能抵挡那些未能消解的痛苦和悲伤。我不太相信，她能在心理治疗的帮助下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不太相信，她能接受她已经离世的父亲永远无法为他曾经对她犯下的错误做出道歉的事实。如果她哪一天能够充分理解自己所做的那些事，并理解这些事对她未来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她可能会想自杀。矛盾的是，如果继续待在幻想的世界中，她会更安全，在那里，她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被认可的专业律师，是一个“优秀男人”的女儿，她只是需要想办法说服大家承认她是对的，而其他所有人都是错的。
像我一样，作为读者的你可能会为莉迪娅的故事而感到痛苦，也为她在事与愿违中所失去的一切而感到痛苦。我跟她短暂的交集是在10多年前。很可能，她至今依然待在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里，依然一门心思地写着她的材料文件，画着那些满是颜色标记的图表，依然沉浸在已经与她的人生合而为一的阴谋论当中。
[91]在英美，从事一般性的非诉讼业务的律师叫事务律师（solicitor），业务相对初级，一般不出庭；相应地，从事诉讼业务的律师叫讼务律师（barrister），一般也叫大律师。
[92]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是美国第40任总统，1981年于上任不久遭到枪击，因子弹未击中要害而幸免于难，凶手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之所以刺杀里根总统，是因为想引起好莱坞女星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的注意。约翰·列侬（John Lennon）是英国著名歌星，1980年在纽约自己的寓所前被枪杀身亡，凶手是一位列侬的狂热男性歌迷马克·查普曼（Mark Chapman）。
[93]该基金会由英国一桩悬案的受害者苏西·兰普卢的父母亲建立，在力图查明女儿失踪真相的同时，倡导人身安全防护，降低暴力和骚扰带来的风险，推进了跟踪犯罪相关立法的进程。苏西·兰普卢于1986年失踪，7年后被宣布死亡，但尸体至今没有找到。
[94]《致命诱惑》讲的就是一桩跟踪犯罪的故事。亚历克丝（Alex）在和有妇之夫丹（Dan）一夜情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缠上了丹，不断跟踪、骚扰，行为逐渐升级为犯罪。“兔兔烹杀者”（bunny boiler）指的就是亚历克丝，源自片中一个广为人知的情节：亚历克丝将丹的女儿心爱的宠物兔扔进锅里煮了。亚历克丝曾告诉丹，说她喜爱动物。
[95]混乱（disorganised）和焦虑（preoccupied，也叫anxious）是对成人不安全依恋的两种描述，也分别对应两种依恋类型。按回避和焦虑程度，成人的不安全依恋常分为焦虑型、回避型和混乱型3种。焦虑型依恋（anxious/preoccupied attachment）的人对关系高度焦虑，高度依附对方，特别害怕自己被抛弃；回避型依恋（avoidant attachment）在表现上正好相反，无法信任他人而干脆回避；混乱型依恋则是两者的矛盾混合，靠近和逃走的愿望都很强烈，也叫恐惧-回避型依恋（fearful-avoidant attachment）。
①James, W.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②跟踪犯罪相关的调查数据参见: 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crimeandjustice/datasets/stalkingfindingsfromthecrimesurveyforenglandandwales.
③www.suzylamplugh.org.
④Meloy, J. R. (1997) Violent Attachment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Inc.).
⑤Dutton, D. G., Saunders, K., Starzomski, A. and Bartholomew, K. (1994) ‘Intimacy‐Anger and Insecure Attachment as Precursors of Abus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1’,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4:15, 1367–86.
⑥Meloy, J. R., Mohandie, K. and Green, M. (2011) ‘The Female Stalker’,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29, 240–54. Also Strand, S., McEwan, T. E. (2012) ‘Violence Among Female Stalker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2:3, 54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