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

父亲生前从未和我们说起过他的革命行动。我只知道他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至于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做的那些事情，还是在他辞世后，村里一位年事已高的老支书说与我的。但是也不详尽，只有模糊的印象。

由此，我对青年时的父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我的了解深入，陌生的父亲、严厉的父亲、矮小的父亲，在我的眼里竟渐渐清晰起来、亲切起来、高大起来。

老支书名叫尉明朗，是本家三叔，年届九旬，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曾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担任东崖头村党支部书记十六七载。若不是他说起，我对青年时期的父亲几乎一无所知。

父亲离开我们十五年了，如果活着，已近百岁。他的同龄人无一例外地去了另一个世界，因此，想了解他年轻时的战斗经历，相当困难。而对父亲有所了解的在世老人已经寥寥无几。因此，我决定周末回村再访老支书。

那是个晴朗的上午，天空湛蓝湛蓝的，一尘不染。广袤的田野光秃秃的，一览无余，间或横陈着白花花的玉米秸秆，一派萧条的景象。田地里的庄稼已收割殆尽，很少看见农民来回走动，就连田鼠也蓄满粮仓，安闲地钻在洞里准备过冬了。

在村北一面向阳的红砖墙根下，我找到了老支书。他坐着马扎，眯着眼，正惬意地享受着阳光的抚摸。除老支书外，还有几位老人也在晒太阳，他们穿着暖和的羽绒服或式样新颖的棉衣，有的坐着棉垫，有的坐着包装用的“泡沫”，一字排开，说着家长里短，说着当今的好政策、好生活，一个个笑意盈盈，仿佛迎风招展的冬小麦，在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在我的老家，老人们向来有冬天“晒墙根儿”的传统。不同的是，数十年前，村民老得早，寿命也短，大多五十多岁就步入了老年。他们要么反穿羊皮袄，要么头戴狗皮帽，要么脚蹬牛毛靴，在瑟瑟寒风中，靠着斑驳的土墙，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远不如现在的老人光鲜。

我和老人们一一打过招呼，发现他们虽然越来越老了，但是都很慈祥，也很精神。他们笑呵呵地说我没变，还是以前的样子。并关切地问我忙不忙、累不累，嘱咐我注意身体。我忽然有种久违的温暖，同时也觉得很惭愧。自从父母亲走了之后，我就极少回村了，难得他们还认识我。常人皆说，双亲没了，家便没了。家没了，回村干什么？当下看，这个想法不对。家没了，家乡还在，乡亲们还在，不回来，实在不应该。(https://www.daowen.com)

老支书知道我的来意，示意我回家聊去。我欲上前搀扶，却被拒绝了。他说自己的身体很硬朗，用不着。我只好帮他拎着马扎，一起慢慢向他家中走去。

“你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大我整十岁，也当过大队（当时农村称大队）书记，我是他的接班人。”落座后，老支书拉开了话匣子。

老支书十几岁那年的一天，父亲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问他想不想入党。他反问，入党会不会牺牲？能吃饱饭吗？父亲听了，瞧瞧他有些稚嫩的脸庞，笑了。或许是老支书的回答令他感到意外吧。随后他收敛起笑容，用手扳着老支书的双肩，认认真真地说：“共产党打天下就是为了解决咱穷人的吃饭问题。打天下是神圣的、崇高的，不能在乎生命。听哥的，没错。”

“你爹的话我信得过，特别是最后一句。就这样，我正式加入了党组织。”老支书说，尽管他同意了，但还是想回家和爹娘说说，可是被我父亲制止了。

父亲告诉老支书，入党是秘密的，别人不知道，也不能说与别人，包括自己的亲人，要严守党的纪律和秘密。今后父亲就是老支书的上线，需要他参加活动时，自然会通知他。

“当时，一分区游击队的根据地在月明山深处，你爹是游击队小队长。”老支书点燃一支香烟，接着说，“打南村时，你爹是担架队队长。可能是考虑到我还不成熟吧，爬南山送情报，去涞源县和上级联络，攻打南村等等，有的没赶上，有的你爹没让参加，只在解放广灵县城时，才叫我参与了贴‘大字报’行动。”

阳光穿过明亮的玻璃窗，洒在土炕上，一缕蓝烟从老支书的指间慢慢升腾、弥漫。说着说着，他停了下来，好大一会儿，不抽烟，也不喝水。那一刻，屋里静悄悄的，除了墙上钟表的嘀嗒声，别无响动。我默默地注视着老支书，透过氤氲的烟雾和他凝重的神情，我猜他一定是回到了昔日青春无悔的时光，回到了那些艰苦卓绝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