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话语建构现象的“弱势群体”
2015年3月4日下午，在全国两会分组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在谈到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时，抛出了“银行是弱势群体”的观点。这一观点招致现场与会人员哄堂大笑，当时参加讨论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笑了。
有关“银行是弱势群体”的争论在各大互联网平台中也一度成为热点话题。时评人乔志峰说：“看来，我们一直以来都误会银行了，人家并非公众想象中的垄断机构，而是弱势群体啊。相对而言，我们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所谓的‘强者’了吧？”乔志峰又说：“想想也是，银行多不容易啊……特别是每当银行一不小心犯了点‘小错’，公众都会揪住不放，非要口诛笔伐一番，大有银行不道歉就不罢休的势头。就拿许霆案来说吧，多大个事儿呀，至于那样关注吗？尤其是某些‘网络暴民’，大放厥词，讨论来、讨论去的，干吗呀？常言说得好，‘唾沫星子淹死人’，你们那么多人都把矛头对准了银行，这不摆明了仗着人多欺负人嘛？”[1]
既然有人讥讽反对，自然就有人真诚响应！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在2015年3月5日两会的小组讨论上隔空呼应。他说：“说银行是弱势群体要看怎么比，一个银行的高层领导就曾经说过，当前银行非常不好干，抓存款抓到什么程度了呢？你得跟客户喝酒、唱歌，委曲求全，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也是弱势群体。”闫冰竹再次强调：“一个企业贷款总会多找几家银行，谁贷款利率低企业就找谁贷款。而银行是靠存贷款利率差为生的，从这个角度讲，银行就是弱势群体。”[2]
有关“银行是弱势群体”的争论折射出几个基本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第一，“弱势群体”的概念涉及不同参与主体的不同认知。“弱势群体”作为一个阶层，其含义不是客观的，不是固定的，而是由主观认识得出的。参与互动讨论的人往往具有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于是会带着自身的独特动机、立场和刻板印象来理解和使用“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因此，“弱势群体”的社会属性实际上就是一个从什么立场上来讨论的主体问题。不管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还是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他们把银行定义为“弱势群体”，就是站在银行的主体立场上得出的结论；而其他的人在批评“银行是弱势群体”的言论时，显然是站在储户、社会公众或者是其他批评者的立场上。因此，何为“弱势群体”这个问题涉及不同参与者各自的主体性。
第二，“弱势群体”也是一个话语建构问题。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说的就是话语建构。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发现了话语互动过程中权力的作用，正是权力支配着话语的展开。银行行长能够在两会期间表达自己的意见，无疑是因为他们拥有两会这一表达平台，也就是说，他们具有重要的传播资源，这是质疑者所不具备的。同时，银行已经从传统的市场与企业的主宰转变成市场的服务者与竞争者，角色的转变意味着原有权力格局的转变，其作为权力支配者的力量被削弱，在部分领域里甚至已经丧失。但即便如此，银行及其行长还是在多重对话中拥有支配地位，而储户则只是被支配者。因而，话语互动的背后是权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银行行长在谈论银行是弱势群体的时候，其实质是对银行以往角色的一种自恋。
第三，对“银行也是弱势群体”论调的批评，彰显了被支配群体对支配者的一种权力抗争和抵抗性认同。这里既包括被支配群体对金融政策或制度的抗争，又包括对银行行长等所谓金融权威的对抗。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发现这种对权力的对抗几乎是徒劳的，是无意义的。
对“弱势群体”概念的意义阐释，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窗口或者研究视角。以往“弱势群体”的研究者更多地站在政府或社会组织之类支配者的立场，着重研究弱势群体的社会关系以及弱势群体获得的救助，这是一种对弱势群体的外部研究。本课题则希望站在话语批评的视角，尤其从话语与权力的批评维度，来研究弱势群体的话语行为以及弱势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行为研究更多的是弱势群体的内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