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批评的理论立场
在本课题中，笔者以平视的视角来研究弱势群体自身的意见表达以及由此建构的社会意识。具体而言，就是探讨在新媒体语境中，由社会怨恨情绪驱动的弱势群体借助新媒体进行自我表达时话题集中在哪些方面，他们如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诉求，笔者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会采用一种批评性话语理论。
批评性话语作为一种研究理论，具有极强的实践导向作用。它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是在社会力量的介入过程中形成的。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的；它不仅对语篇本身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语篇产生这种意义的过程感兴趣。具体而言，批评性话语理论的形成得益于不同领域的学者及其学术思想，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理论，就对批评性话语理论的发展贡献良多。他们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社会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是某种权力的反映。米歇尔·福柯在《什么是批判》一文中把“批评”界定为“不被统治到如此程度的艺术”，同时又进一步阐述了这种“不被统治到如此程度的艺术”的三层含义：第一，“对人的统治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行为，或本质上是一种与教会的权威、与《圣经》的圣训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实践”；第二，“不想被那样统治也意味着不想接受这些法律，因为它们是不公正的，因为它们凭借年代久远或今日当权者赋予它们的多少具有威慑力的支配力量，隐藏着一种根本的不合法性”；第三，“‘不想被统治’不会承认权威告诉你们是真的东西就是真的，或至少，不会因为权威告诉你们它是真的就承认它，而是相反，只在自己认为这样做的理由是充分的时候才会承认它”。[3]因此，所谓“批评”，就是参与对话的主体对权力的质疑，是对自身角色、对话形态等的反抗和反思，是对主体屈从态度的解除。“批评”就是“不被统治的艺术”。
而主体对权力的质疑，对自身角色地位或者自身屈从态度的反思和挣扎，都是通过话语互动来进行的，或者说，正是话语本身使得主体实现了批评的功能，话语也是主体施展自身批评权力的空间。话语，使得主体与权力得到结合和实施。
与此同时，话语的展开也是主体实施话语批评的过程，需要从话语与社会、话语与主体、话语与意义等维度进行研究。这个时候，一批与语用学密切相关的学者开展了对自身话语批评的应用研究。他们强调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话语的应用，研究在互动过程中话语社会意义的产生。这批学者主要包括范·戴克、诺曼·菲尔克拉夫、罗纳德·哈勒特等人，他们不把语言看作是由规则组成的系统，而是将语言当作意义的一个来源，与语言应用的环境相联系。他们强调的是语言与社会的联系。他们认为人们之间的互动交往，就是一种语言交往，或者说是话语互动。而互动意义的产生，或者说要理解这种互动意义，从根本上来说需要结合参与互动的个体自身的语境，正是语境的介入催生了互动的意义。
这里笔者所做的研究主要借助范·戴克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他的分析方法实际上包括三个层面：语义学与话语结构、社会表征与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
在第一个层面上：语义学主要研究句子和句子配对的语义结构，以及句子序列和整个文本中的话题或主题，从而研究话语群体所普遍认同的社会语义，而语义的揭示有赖于对文本与语境关系的分析；同时，话语结构主要关注前面语词和句子序列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故事的叙述结构与话语群体集体记忆间的关联。语义学关注比较多的是微观的词语结构，而话语结构的关注点则更侧重话语的图式结构。
在第二个层面上，社会表征与意识形态都属于社会认知的范畴。范·戴克把社会认知理解为“具体心理结构和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4]，具体包括基本认识维度与社会评价过程。前者包括群体成员或文化成员所共享的关于社会现象的认知表征，以及支配解释、推论、比较等语言活动过程的策略，希望人们成为某个群体或某种文化成员所必须知道或者信奉的所有内容，例如具体的规则、要求等。后者是关于社会事件、情境和结构的、以群体为基础的共享观念，例如爱的观念、集体的观念、信仰的观念、家庭的观念等。也许这些观点以及相关的行动目标只是个人的，但是也与群体观念密切相关。社会群体共享的主要是社会知识、态度、规范、价值以及意识形态。它们存在于群体成员的内心深处，以群体性的社会记忆或者群体性的知识和信念图式的形式存在，例如群体偏见或者刻板印象、群体态度等。这些集体记忆的心理表征也可以通过与语境之间的互动，通过一般化、抽象化的方式来获取。
第三个层面是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的维度。范·戴克认为，这个层面的作用首先在于社会认知，因为社会认知是被一个群体或文化体的成员共享的，而且是在社会情境以及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背景中被习得、使用和改变的。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中，权利关系往往是不同的社会背景或者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例如，对某一类事件决策权的分配与实施，使得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合法与非法的关系。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揭示与作用，也往往与话语策略密切相关。一个来自高级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下属机构人员时，经常会运用命令、要求的话语策略，他们也扮演决策者的角色。这些角色与话语策略同时也提供了一系列等级制方面的社会知识与社会规范。(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要简化范·戴克的话语分析框架，那就要通过分析互动对话中的话题、主题、句子、词语等语篇性元素，来揭示话语结构中的意义关系，尤其是其中的社会主体与社会关系、权力运作、社会共识以及话语策略等。笔者后面关于弱势群体的话语抗争的研究，主要侧重对话中的主题、话题、自我归类以及话语策略等方面。
因此，不管是从“话语—权力”还是从“话语—语境”的视角出发来研究话语互动，都属批评性话语，其中有几条核心原则或者观点：
第一，批评性话语关注分析社会问题，它以社会的、文化的实践和结构为出发点来研究话语和话语关系；
第二，话语是社会权利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同时话语结构展现、加强、再生社会中的权力和支配关系，使其合理化或对其进行质疑；
第三，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话语是社会和文化再现和变化的场所；
第四，话语是历史的，它应被置于语境中加以考察；
第五，文本与社会的关系是经由中介产生的，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话语构造社会结构，也被社会所构造；
第六，批评性话语分析对话语结构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它更是解释性的。它试图根据社会互动的特征，尤其是根据社会结构特征对话语结构进行解释，也对权利关系进行揭示。